韓國語語言史觀研究中的學術態度問題

如果一個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漢語教育達到一定水平，就必須進行語言史教育。但是,韓半島南北學者不同的韓國語語言史觀,往往會令人無所適從。對此,我們應該梳理出自己的正確立場和觀點。①韓民族是擁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的民族,因此一向具有極大的民族自豪感,不過,我們應當承認,在跨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對自己的語言文字歷史說不明道不白的部分。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當然,我們應該在歷史比較語言學和語言形成史的范圍之內對此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不過,其中必然涉及對本民族語言的歷史觀問題,這是必須交待清楚的。基于上述認識,本文主要闡述如下幾個觀點。第一,必須在科學的基礎上闡述韓國語語系說和韓國語形成史,以保證它的科學性。在韓國語語系說和韓國語形成史問題上,韓國和朝鮮學者的觀點形成深刻的對立。盡管韓國學者之間也存在著一些不同意見,但最基本的主張還是韓國語的阿爾泰語系說。根據這一假設,韓國語跟滿—通古斯語、蒙古語、土耳其語同屬于阿爾泰諸語。這些語言盡管有一些不同之處,但彼此保持著語言的共同特征。與此相反,朝鮮學者卻認為,至今還無人能夠確切地論證朝鮮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朝鮮語并不是在阿爾泰山脈等遙遠的地域形成之后,長途跋涉,遷徙而來的“客人”,而是從久遠的人類歷史黎明期開始,就在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地域扎根并發展起來的語言。因此,他們主張朝鮮語的語系問題應跟阿爾泰語系說決裂,需要從根本上進行反思。韓國的權威學者們認為,雖然韓民族今天使用統一的語言,但在公元前后,韓半島到滿洲的廣闊區域內存在過多種不同的語言。從阿爾泰共同語里分化出韓共同語,但是分化出北方系諸語的扶余共同語和分化出南方系諸語的韓共同語實質上不是相同的語言。朝鮮學者則一致認為,朝鮮語起源于生活在朝鮮本土上的“朝鮮古類型人”的猿人階段,它是經過古人階段,到新人階段完全形成的。他們列舉了如下四個朝鮮語的形成特征:1.朝鮮語在新石器時期已完全形成,歷史悠久;2.朝鮮語形成在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廣闊地區;3.朝鮮語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切合乎規律的演變過程;4.朝鮮語不是“混血種”或“混合語”,而是一種在語言構成要素上維持其純潔性的單一語言。(P15)對上述不同的觀點,南北學者都列舉了各自的根據。但是,從今天的視點上看,相互之間還提不出能夠完全否定對方的充分根據。這里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那就是不能盲目追隨別人的理論,首先應該從我做起,進行獨立自主的研究工作。如果說我們至今還不能確鑿證明韓國語里所蘊含的諸多阿爾泰語因素,就應該采取措施,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阿爾泰諸語的比較研究已經進行了200年。過去,經過幾代學者堅持不懈的努力和長期的調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有關語言演化方面的各種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還有待于今后更加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國北方(長江以北)有蒙古語諸語、突厥語諸語(turkey)、滿—通古斯諸語等20余種屬于阿爾泰語系的語言。中國學者對這些語言進行了長期不斷的實地調查和研究。一位叫朝克(chaoke)的青年學者,花費整整3年的時間,對滿語、錫伯語、赫哲語、鄂倫春語、鄂溫克語,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專著《滿—通古斯諸語比較研究》。他以實地調查資料確認,滿語和錫伯語屬于滿語語群,赫哲語屬于南通古斯語群,鄂倫春語和鄂溫克語屬于北通古斯語群。與此相比較,韓國語系的研究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只有論文到論文、文獻到文獻的“紙上談兵”式的研究,而無實地調查和比較研究。如果不到現場去實地考察現存的同一系統中的活語言,不以活語言之間的比較研究為突破口,我們將繼續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決不能無條件地全盤否定前人對語言譜系分類的研究成果,不理睬譜系說,主張“朝鮮語就是朝鮮語”,那只能是一種非科學、非學術的變態的虛無主義態度。第二,應當尊重歷史,克服實用主義學風。學術上的爭鳴中,應當拋棄以“對己有利與否”來決定其觀點的出爾反爾的態度。例如,關于“訓民正音”創制于15世紀的觀點,南北學者之間過去并不存在異議,盡管對“訓民正音”的創制者存在“世宗親制說”、“世宗命制說”、“八臣協撰說”等不同看法,但誰也沒有否認過世宗的作用。①例如,《朝鮮語歷史》中說:“以世宗為中心,當代著名學者成三問、申叔舟等訓民正音的創制者們,……終于完成了創制新的文字的歷史性事業。”(P485)可是,進入90年代以后,朝鮮出現否定世宗訓民正音創制歷史的觀點。《檀君與古朝鮮研究論文集》中寫道:“古朝鮮初的神志文字經過各種途徑成為‘加臨土’文字,它到古朝鮮末期和‘三韓’初期發展成訓民正音的‘古體(肥人書)’,又經過不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繼承定型為訓民正音(今體)。”“這里所說的古體文字就是指‘加臨土’文字,這充分說明它并不是別的什么文字,而是‘肥人書’,是‘阿比留文字’,是‘神代文字’。”(P97)當前,“神代文字”說和“加臨土”說實際上已被學術界所否定。不顧這些事實,以檀君陵的發現為契機,隨意改變從前的主張,把神志文字、加臨土文字、神代文字(阿比留文字、肥人書)聯系在一起,提出了一個新的主張。“隨著檀君陵的發現,語言學界證明了從檀君時期開始古朝鮮存在過一種固有的民族文字。”(P11)其實,韓國也有人持這種主張。韓國學者宋秀浩說:“高麗時期編寫的《檀君世紀》中轉載著跟訓民正音相同的加臨土文字,以此可以確切地推論,正音的原型并不是世宗時期才創制出來的,而是證明像我們民族固有語言保持其獨立性一樣,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字也擁有悠久的文字史。”這種觀點,依據《檀君古紀》的記載,主張加臨土38字中產生了訓民正音,加臨土是三世檀君加勒命乙保勒創制的5000年以前的文字。其實,據傳1911年桂延壽著的《檀君古紀》中的《檀君世紀》,尚無可信的文獻根據。雖然傳說加臨土文字刻在蒙古的某個洞穴和中國東北的鏡泊湖的巖壁上面,在延吉渤海博物館資料里有其古證等等,可是至今沒有確鑿記錄證明有人親眼目睹過加臨土文字的拓本或攝影相片。國外也有把訓民正音的起源跟東北亞古文字聯系在一起的學者。當然,研究和發掘東北亞的古文字是必要的。我們認為,古代的東北亞不可能沒有文字,不管是漢字的初始形態,還是別的什么文字的初始形態,有過文字形態是毫無疑問的。在這個角度上,有必要對時常出現在歷史記錄中的神志文字,進行更加廣泛的調查和研究。可是,輕率地認定東北亞的古代文字就是加臨土文字,或者說跟日本的神代文字有關聯,進而斷言它是訓民正音的古體,等等,顯然是一個過分脫離現實的過早的結論。第三,不能從自己的意識形態出發,解釋語言史問題。韓國的權威學者們認為,現代韓國語來源于中世韓國語,而中世韓國語是以新羅語為根干來形成的,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古代韓國語就是指新羅語。例如,《韓國語形成史》寫道:“在我國,語言的單一化完成于統一新羅之后。”與此相對立,朝鮮學者們則認為,從檀君時代起,其首都平壤是民族語言形成的中心,以后的從屬國家都以平壤為中心,使用了單一的語言,盡管高麗統一國土以后,定都開城,但開城話只不過是曾為高句麗首都的平話的地域變體。因此,他們認為,現代平壤話是具有歷史傳承性的語言,是將來國家統一語言的基地語言。(P56)由此可見,韓國學者和朝鮮學者各自主張相互對立的“新羅語正統說”和“高句麗語中心說”。在朝鮮學者看來,漢城話是李氏朝鮮時期被事大主義所污染,引進大量漢字詞的語言,而且是把這種語言推廣到全國的中心地語言。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漢城話更是混雜日語詞匯和日本式漢字詞匯最多的語言。他們認為,現在“在漢城,外國的語言橫行,漢城已經變成外來詞泛濫的‘洪水地域’,漢城話變質為英語、日語和漢字詞混合在一起的大雜燴語言,成為喪失了我們的民族特征和固有特點的語言。”(P54)其結果,“病入膏肓,發生大變質的”漢城話,跟資本主義的民族語言“標準語”聯系在一起,而平壤話作為“社會主義民族語言建設的規范語”,跟“文化語”聯系在一起。(P34)關于韓國古代三國時期的語言關系,朝鮮學者認為是單一的語言關系,主張“朝鮮語一元說”,可是韓國學者卻認為,高句麗語是一個“失去的鏈條”,它曾經是一種不同于百濟語和新羅語的語言。他們認為,“以高句麗語為代表的扶余系諸語——它們是連接阿爾泰諸語、朝鮮語和日本語的鏈條”,“高句麗語(扶余系諸語)是新羅語(韓系諸語)和阿爾泰諸語之間的鏈條”,因此,必然會得出“(高句麗語)與新羅語是不同語言的結論。”在基礎方言問題上,南北也存在相互對立的觀點。朝鮮方面主張,現代朝鮮語的基礎方言的源頭在高句麗語,而韓國學者卻認為基礎方言的源頭在新羅語。如上所述,韓國的權威學者們認為,公元7世紀三國的統一促成了以新羅語為中心的中世韓國語的根干;而朝鮮學者們則認為,隨著公元10世紀高麗的統一,在朝鮮半島形成以高句麗語為中心的語言統一。與此相聯系,對同一語言的基礎方言,一方主張新羅語是基礎方言,另一方卻主張高句麗語是基礎方言。對高麗首都開城方言,一方主張本質上是新羅語,另一方則主張是高句麗語。主張開城方言是高句麗語的根據是,開城原屬高句麗版圖,盡管7世紀中葉以后版圖上有了變化,但仍然保持了高句麗的語言要素。(P125)主張開城方言是新羅語的根據是,雖然開城原屬于高句麗,但以后變成統一新羅的西北邊防,因此只能認定它為新羅語的一個方言。(P40)由于這種觀點上的分歧,對古代三國的語言關系問題,朝鮮學者看成是方言之間的差異,韓國學者認為是語言之間的差異。從意識形態出發,對跟第三國學者的觀點相似的學術觀點,動輒攻擊其為“資產階級學者的反動觀點”,或者指責人家重復“日本御用學者”的理論,甚至先入為主,把語言歷史研究上的不同意見無限上綱,指責對方的觀點是“民族分裂論”,是鼓吹“兩個朝鮮”等等。這種武斷的態度在學術研究上不可取。我們不能用意識形態上的立場代替學術問題,而應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尤其是跨進21世紀的今天,更應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第四,語言政策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大眾的語言生活。韓國和朝鮮在語言政策問題上也存在各種分歧。首先,在語言政策的決定結構上南北就存在一定的差異。朝鮮以黨主導型的語言政策觀即“自上而下”的決策觀為指針,以“主體語言思想”為語言政策觀的核心,用政府行為來引導語言與民族、語言的功能、詞匯整理、語言的發展方向等。與此不同,在韓國很多問題不能靠政府行為來貫徹,決策中“自下而上”的因素多,總是給人以缺乏權威性的感覺。韓國的“語文政策,在初期以朝鮮語學會為基礎,由軍政廳文教部來主管,政府成立以后一直到現在,由設在文教部/文化部內的國語審議會來指導。……南韓跟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一樣,沒有特別的成文的語文政策綱領,只有語文政策的對象而已。”因此,在韓國即使是得到總統裁決的“法令”,國會批準的“法規”,如果反對意見過于強烈,那個“法令”或“法規”就不能得到實施。可以說,“韓文專用法”至今不能得到實施,其原因就在于此。“國家在認識到社會的語言問題的基礎上,采取觀望態度,同根本沒有認識問題本身,是不同層次上的問題。從這一側面上比較北韓和南韓的語言政策,可以把南韓的語言政策稱為無政策語言政策。”(P20)所謂“語言政策”,指政府或國家機構,運用語言學理論,為解決語言問題而制定的方針和政策。語言政策該尊重語言的自然發展規律,能夠引導人民大眾的語言生活。語言是漸變的,決不可能產生爆炸式的質變。即便是好的動機,假如超越大眾的認識,違反客觀規律,就不可能取得好的結果。欲速則不達。在語言政策上,不僅要克服散漫性,而且要避免過分的人為因素。朝鮮學者們強調,黨和領袖對語言發展的領導問題是民族語言發展中的根本問題。認為,他們解決了至今沒有得到解決的“有目的有意識地”發展民族語言的理論。“至今為止,因為過去理論和實踐上沒有解決有意識地發展民族語言的問題,所以在語言科學領域幾乎未能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社會運動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推動一切事業的有力途徑和方法。只有開展社會運動,才能在全社會范圍內保障一致性和統一性,在較短的時期內圓滿解決所提出的問題。語言生活中樹立主體的事業也是如此。”(P64、P174)雖然在語言政策方面存在上述差異,但是在探索語言與民族的關系方面,語言是創造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的觀點和語言里反映民族精神的觀點上,南北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南北都可以接受功利主義的語言史。總之,上述分歧的根源在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