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程煥文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第七講

《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四庫全書》1.《永樂大典》失《永樂大典》的編修背景《永樂大典》的編修過程《永樂大典》的收藏與流《永樂大典》的特殊形式《永樂大典》的文化意義1.1《永樂大典》的編修背景《永樂大典》的修纂始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七月間，其時正值燕王朱棣以靖難之名于建文四年率兵攻入南京，奪取建文帝帝位后不久。因為朱棣纂位有悖封建正統觀念，為此引起了一批士大夫的反抗。為了消弭朝野間的不平之氣，朱棣于是利用纂修類書，以籠絡人心，炫耀文治。正如《春明夢余錄》所說：“至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塊壘，此系當日本意”。所以明成祖命令修撰《永樂大典》與宋太宗修類書的目的是一致的。1.1《永樂大典》的編修背景基于這個目的，明成祖于永樂元年命令解縉等人負責編纂《永樂大典》，并交待了編纂宗旨，他說：“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

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聚之，而統

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四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記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修輯一書，毋厭浩繁”。1.2《永樂大典》的編修過程解縉等召集147人，匆匆編纂，第二年（永樂二年）十一月就編成了《文獻大成》。明成祖覽后，認為所纂尚多未備，過于簡單，不合其意。在永樂三年再命姚廣孝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學老儒達2169人，分別

擔任編輯、校訂、繪圖、圈點等工作。《永樂大典》全書依照《洪武正韻》的韻目，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方法，輯入的各類書籍達七八千種之多。1.2《永樂大典》的編修過程永樂五年定稿，明成祖賜名為《永樂大典》。又向全國各地征召一大批書手，開始清抄，到第二年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0095冊，約3.7億字。1.3《永樂大典》的收藏與流失《永樂大典》修成后收藏在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明朝遷都北京以后，亦將其北運到北京藏于文樓。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宋為防止不測之虞，遂命人重錄一部，六年后抄畢，并藏于皇史宬。《永樂大典》的正副二本在修成以后均深藏宮中，正本大約在明清變動之際已經亡佚。副本則一直藏在皇史宬，乾隆年間庫開館時曾進行過一次清查，發現已缺1000多冊，合2422卷。1.3《永樂大典》的收藏與流失《四庫全書》修纂完畢以后，一些館臣視其為精華采盡，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其后逐漸流失，到光緒年間僅剩800余冊。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劫去部分。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永樂大典》或被損毀，或被劫掠，便徹底地散佚而盡。據統計，現存于世的《永樂大典》約370冊，共8010卷，散存于10多個國家的30余個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華書局將收集到的《永樂大典》730卷影印問世，其后又在進一步收集的基礎上影印了《永樂大典》797卷本，并于其后附印了《永樂大典目錄》60卷。這便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永樂大典》的基本面貌。1.4《永樂大典》的特殊形式《永樂大典》收輯各類典籍十分宏富，其數量達七八千種之多，超越歷代類書數倍，而且內容廣泛，包羅萬象。由于《永樂大典》修成以后，其所收錄的圖書已逐步散佚，因此，它在保存許多失傳古籍方面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清修《四庫全書》時，曾從中輯出佚書385種，

4926卷。其后又有學者從中輯出部分書籍，總計輯出的書近600種。其中如《舊五代史》、《宋會要輯稿》等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1.5《永樂大典》的文化意義首先，盡管《永樂大典》在客觀上保存了不少失傳的古文獻，但是，它在主觀上卻并非如此，因為其編纂的目的乃是“借文墨以銷塊壘”。這是自宋以后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強化的一種反映，它上承宋修類書，下接清修四庫，三者一脈相承，是中國封建專制在圖書文化上的寫照。1.5《永樂大典》的文化意義其次，它表面上是炫耀文治，實質上則對于文化的傳播交流并無實際的效益。《永樂大典》的編纂并非是為了弘揚文化，而是為了明成祖“考索之便”，供皇帝個人所用。

在明成祖之后也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常閱《永樂大典》，《永樂大典》在更長的流傳過程中實質上是束之高閣，冷落深宮。只是到了數百年之后的清乾隆年間，它才因《四庫全書》的編纂而得以部分地流傳使用。1.5《永樂大典》的文化意義其次，它表面上是炫耀文治，實質上則對于文化的傳播交流并無實際的效益。歷時6年，動用2000余人力，耗去大量的財力，而僅僅只是為了“借文墨以銷塊壘”，供皇帝個人一時偶用，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圖書文化上的一種腐敗和悲哀。《永樂大典》之所以以寫本形式出現，而不以印本流傳于世，恐怕遠遠不僅是因為其部軼浩繁，刊印耗資巨大之故，更重要的是其編輯的本身就不是為了流布。1.5《永樂大典》的文化意義第三，從《永樂大典》的流傳與厄運來看，它也充分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在文化上的腐朽和衰敗。盡管《永樂大典》被舉世共譽為最早最大的

“百科全書”，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它留給我們的并不是驕傲和自豪，而是悲哀和痛切。這正是中國圖書文化與其它民族圖書文化迥異其趣的特質之所在。2.《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編纂的背景《四庫全書》編纂的目的《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四庫全書》的收藏《四庫全書》的存毀2.1

《四庫全書》編纂的背景文字獄禁書運動2.1.1文字獄清代兇殘而野蠻的文字獄主要集中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的文字獄所懲辦的均是被認為反清復明的書籍作者，盡管被懲罰者本人在主觀上未必如此，其重在消除漢人的民族意識。乾隆朝文字獄所懲辦的則主要是不滿時政者，其重在加強專制獨裁統治，徹底禁錮人們的思想。此時文字獄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雍正朝的文字獄則是上述兩朝間的過渡。2.1.1文字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大小小的文字獄不計其數，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莊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呂留良案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查嗣庭試題案謝濟世注《大學》案……莊廷鑨明史案這是康熙時的第一件禁書大案。康熙二年，浙江湖州富戶莊廷鑨在朱國楨編寫的明史的基礎上又請人續寫了明末天啟、崇楨兩朝的歷史，自己署名刊印了《明書輯略》。因書中多有指斥滿洲的文句，被人告發，于是清統治者把已死莊廷鑨開棺戮尸，莊氏一門15歲以上男子、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被斬首凌遲的至少在200人以上，莊門妻婦及與該案有關的人員或發配邊疆、或充為奴蟀，不計其數。呂留良案此案發生在雍正年間。先是曾靜投書岳鐘琪勸其反清，事泄被捕，供出受呂留良思想影響，于是追查到呂留良所著詩文集、日記等書籍。呂留良、呂葆中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從寬免死，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呂留良門生嚴鴻逵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沈在寬斬立決；還有不少受牽連的人被處死，或發配邊疆為奴，而呂留良的著作則盡行焚毀。2.1.2禁書運動盡管清統治者在不斷掀起的文字獄中禁毀了不少的書，但畢竟有限，這對于威脅當時的士大夫，禁錮其言行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卻不能從根本上將已有著作中的一切不符合統治者要求的東西徹底肅清。于是，乾隆時在繼續大興文字獄的同時，又編修《四庫全書》，采取寓禁于征的方式，開展了一場規模浩大的禁書運動，使得中國古代的禁書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2.2

《四庫全書》編纂的目的清代為何要編纂《四庫全書》？任松如認為：“編纂《四庫全書》，就表面而言，有三大原因：周永年先唱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三。一因也。乾隆帝繼下詔求遺書，令直省督撫學政搜集名著，匯送京師。二因也。朱筠、王應采復秦請校辦《永樂大典》，主張擇起其中散片，各自成書。三因也。就實際言，則乾隆帝一人之私意而已”。2.2

《四庫全書》編纂的目的乾隆帝編撰《四庫全書》的真正目的乃是借稽古崇文之名，蹈寓禁于征之實。姚福申認為編輯《四庫全書》的目的十分清楚：乾隆之所以編這樣一部史無前例的大叢書，是為了夸耀于當代和后世，博取‘文治休明’、‘嘉惠藝林’的美名，猶如為自己在文化史上營造一塊紀念碑；統治者深深懂得，宜傳封建道德文化，是禁錮民眾思想、麻痹人民反抗情緒、鞏固專制統治的有效辦法，康熙已經做了這方面的大量工作，編《四庫全書》是它的繼續和發展；康熙、雍正兩朝的文字獄，已使漢族士人談虎色變，為了緩和這種對立情緒，通過編書來征集天下遺書，對不利于清朝統治的著作加以纂改和銷毀，打著提倡文化的旗號來消滅異己文化，無疑是一種最聰明的辦法”。2.3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征集圖書查禁圖書大興文字獄收錄圖書與編纂產生的新書2.3.1征集圖書編纂《四庫全書》初期的一項規模浩大的重要活動就是在全國范圍搜訪征集圖書。這項工作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迄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而以三十八、三十九年間為最高潮。2.3.1征集圖書乾隆三十七年乾隆頒發征書之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余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巨者羽

翼經訓，垂范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

撰述，細及各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居家，亦莫不有所發

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

書”。乾隆在諭旨中還規定了征求書籍的范圍與具體辦法，“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系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只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2.3.1征集圖書至于“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鶩，編

刻酬唱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采取”。乾隆帝還十分自信地說“各省搜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鑒別，悉令呈送，煩復皆所不免”。并明確地道出了他下詔求書的目的是“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諭旨發出以后，并未引起各地督撫的重視，各地奏報的書很少，且大多是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而唐宋以來名家著作和舊版書籍竟不概見。正當乾隆征書之舉瀕于流產之時，朱筠提出了搜書及校輯《永樂大典》的建議，于是，乾隆帝決定開館校輯《永樂大典》，進而匯集天下圖籍，編纂《四庫全書》。2.3.1征集圖書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再次下詔訪求圖書。他一方面努力打消各地方官對訪書之事大多觀望不前的顧慮。他說，這種觀望不前的原因“必系督撫

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乎干礙，預存寧略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

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而信誓旦旦地聲稱：“文人著書立說，吝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紀載

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低毀，此乃前人

偏見，與近時無涉，又何必過于畏首畏尾耶！朕辦

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于書中尋摘瑕疵，罪及藏書之人乎”？2.3.1征集圖書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嚴令必須認真執行。他說“若此番明切宣諭后，仍似從前疑是，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借，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并嚴令各省督撫“予以半年之限，即遵朕旨實力速為妥辦，俟得有若干部，那陸續奏報，不必先行檢閱。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唯該督撫是問”。自此以后，各地督撫始大力搜訪，藏書家也紛紛獻書，大規模征書活動進入高潮。2.3.1征集圖書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江蘇馬裕四家因進書500種以上，獲獎勵《古今圖書集成》一部；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溧，和京官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和藻等9人則由于進書百種以上各獲《佩文韻府》一部。于是在乾隆的恩威并施之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征集圖書總數達為13501種（內272種

重本），其中包括不少舉世罕見或海內僅存的珍本秘籍。2.3.2查禁圖書繼征書之后，從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到五十八年乾隆又掀起了一場較之征書時間更長，范圍更廣的查繳、銷毀所謂違礙、悖逆書籍的禁書運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見各省搜訪征集圖書的工作已大體完成，遂公開下達禁書諭令，把征書活動逐漸扭向查繳所謂違礙書籍的軌道。2.3.2查禁圖書他要求各省督撫在征集圖書時“應將可備采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

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方為實力辦理。乃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余種，并不

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

違礙字跡之理”？并特別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斷言“此等

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強調“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

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2.3.2查禁圖書他責令江浙并各省督撫“于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又進而恐嚇說：“若此次傳諭之后，復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目，后別經發覺，其罪轉不

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乾隆皇帝終于顯露出了他寓禁于征的真實面目。2.3.2查禁圖書乾隆皇帝通過宣示曉諭、利用教官紳士人等查繳、重點檢查書肆及藏書家、各省互咨詳查、根據郡邑志乘搜覓、專案查繳、刊刻禁書書目等方法，在長達19年的禁書過程中，共禁毀書籍3100多種，151000多部，銷毀書板達8萬塊以上。至于民間因“書禁亦嚴，告訐頻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于家，唯恐招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摧燒之”，這類在統治階級的高壓政策下，被文人學士乃至一般民眾自行毀掉的書籍，數量當也不在少數。禁書活動給中國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的典籍帶來的損失，對當時整個社會思想文化造成的危害，則是無法用區區數字來衡量計算的。2.3.3大興文字獄清統治者動輒于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求，致使“鮫黠之徒藉以行誣詐”，于是告訐之風驟起。告訐之風與文字獄二者虎嘯風生，風助虎威，使清代禁錮思想、箝制言論，摧殘文化的愚民政策達到了高潮。因收藏禁書而引起的文字獄就有段昌緒、彭家屏案、查世柱私藏明史案、錢謙益詩文之禁、屈大均《翁

山文外》案、金堡《遍行堂集》案、袁繼成《六柳

堂集》案、戴移孝父子詩集案等；2.3.3大興文字獄因告訐引起的文字獄則有：沈大章誣陷案、鮑體權誣告案、焦祿誣告案、游光輝投遞“逆札”案、陳希圣誣告案等等。在這種告訐之風最盛猛，文字之獄最兇肆的時候，文化學術自然也就猶如一潭死水，停滯、沉悶而封閉，并最終走向了沒落。2.3.4收錄圖書與編纂《四庫全書》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從清乾隆三十七年下詔各省征集圖書，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館，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庫全書》告成，直至乾隆五十二年陸續抄成7部，前后長達15年之久。先后任命正副總裁及各館職360人，歷任譽錄人員達3841人，總數不下4200余人。《四庫全書》收錄圖書的來源類別來源數量敕撰本即自清初至乾隆欽命編纂的147種內府本即清宮廷原來收藏的舊刻本和抄本326部存目367部《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存書385種存目百余種采進本即由各省搜求繳進的書13501種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通行本即采進的社會上流行的書2.3.4收錄圖書與編纂對收集來的圖書采用了不同的方法進行區別處理：凡符合《四庫全書》收錄條件，即有利于清朝專制主義統治的書，全列為“應抄圖書”，收進《四庫全書》之中；在應抄圖書之中，清統治者認為是最好的圖書，除收《四庫全書》以外，還列為“應刻圖書”以刻印流布。凡不符合上述兩條標準，又不在禁止之列的圖書，則列為“存目圖書”，只在《四庫全書》里予以著錄，而不收入《四庫全書》之中。凡有違礙不利于清統治的圖書則列為禁毀圖書，予以全毀、抽毀、刪毀。凡戲曲、小說皆不收錄。2.3.4收錄圖書與編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庫全書》首先告成以后，又先后續寫了三份；第二份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第三份完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底，第四份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底。在第一份告成之后，乾隆“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朕翠華臨蒞，士子涵濡教澤，樂有新摩，已非一日，其間力學好古之士，愿讀中秘書者，自不乏人。茲《四庫全書》，允宜廣布流傳，以光文治。如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圣因寺行宮文瀾閣，皆有藏書之所；著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份，安貯各該處，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八日諭》）。2.3.4收錄圖書與編纂在辦理第二、三、四份《四庫全書》的同時，四庫館又開始了江浙三閣全書的續繕工作。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續辦三份全書同時告竣。《四庫全書》一共抄成正本七份，外加副本（底本）一份，實際上共有八份。2.3.4收錄圖書與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大約3578種，79337卷，而列入存目僅記目錄的則有6819部，94341卷。每份約分裝為36000冊，七份總共252000余冊，以全書頁數計，文津閣全書2291100頁，七份合計約1603萬余頁，堪稱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巨大文化工程。《四庫全書》修成以后在裝幀上一律采用包背裝。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裝潢，各部分以絹面顏色予以區分，經部用綠色、史部用紅色、子部用藍色、集部用灰色。書冊裝訂以后又用楠木制作函套，每若干冊書放入一匣，襯以夾板，束之綢帶，既精致美觀，又能防蟲防潮，為《四庫全書》的長期保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2.3.5產生的新書（1）《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纂修官根據乾隆制定的標準，對各種書籍進行別擇去取，校閱釐定，并選出應刻之書送清內府刻書機構武英殿刻印，于是產生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隨著《四庫全書》纂修工作的大規模展開，應刊書籍的范圍和數量也不斷擴大，這樣逐部刊刻，頗費時日，于是總管大臣金簡經再三考慮，提出了制作棗木活字擺板刷印書籍的建議，并擬定了具體的辦法。2.3.5產生的新書（1）《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個建議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準，并把他認為名不雅馴的活字版名稱改名聚珍版，于是便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名。金簡雇工刻成大小棗木活宇共計253500個，耗銀

2339.75兩，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開始正式刊印，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金簡辭世而告結來，在20余年間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134種、2300多卷，使得不少罕見的珍貴古籍藉此得以流傳，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2.3.5產生的新書(2)《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的姊妹編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乾隆考慮到《四庫全書》“卷帙浩如煙海，將來庋去弆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惟摛藻堂向為宮中陳設書籍之所，牙簽插架，原按四庫編排，朕每憩此觀書，取攜最便”。因而下令“于《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于是便又有了《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第一份《薈要》順利完成，乾隆四十四年七月，第二份《薈要》亦將次告竣。每份《薈要》其收書473種，19931卷，分裝12000冊。另與《四庫全書薈要》相配的還有分經史于集四部四十二類三十三子目的《四庫全書薈要總目》。2.3.5產生的新書(3)《四庫全書總目》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同時，乾隆認為《總目》匯輯各書提要多至萬余種，卷帙甚繁，將來成書后

翻閱不易，因此，又下令紀昀等于提要之外，另刊

簡明書目一編，于是又產生了《四庫全書總目》的

姊妹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卷。四庫館校書時，附粘考訂各書簽子，奉旨決定后，應鈔本附錄于每卷之末，應刊本附于卷尾。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諭，命書館總裁，將所有諸書校訂各簽，另為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版排刊流傳，于是又產生了《四庫全書考證》

100卷。2.3.5產生的新書(4)《宛委別藏》《四庫全書》的編纂工程浩大，卷帙浩繁，難免有遺闕。在《四庫全書》告成庋閣之后，阮元自嘉慶四年初任浙江巡撫開始歷時10余年征訪《四庫全書》遺闕，共收集到174種，其中包括不少稀見的宋元舊本，陸續呈進以后，嘉慶皇帝十分欣賞，特下令將其所進之書仿《四庫全書》之式，按經史子集四部排比裝潢，庋置宮中，賜名《宛委別藏》。2.4

《四庫全書》的收藏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剛剛大規模展開，乾隆就提出：“凡

事預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決定為《四庫全書》建造專

門的庋藏處所，以垂久遠。并下令仿照寧波天

一閣的規制，建造文津、文源、文淵、文溯四

閣，以分別庋藏《四庫全書》。宮中文淵閣沿襲明代之稱，其它三閣由乾隆分別命名為文源、文津、文溯，四閣正宇上下皆六楹，各通為一間，其命名與建筑規制均取于范氏天一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收藏《四庫全書》的七閣名稱地點建造時間宮廷四閣文津閣承德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動工，第二年（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