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進程的影響城鄉二元制度對農民工市民化影響的實證分析

農業盈余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是發展中國家的一般規則。然而,中國獨特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之路造成了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和日益嚴峻的農民工問題。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出現直接導致了中國城市人口比重一直低于非農化率,不僅制約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而且還將進一步導致內需不足和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此外也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當前,盡管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第一階段(非農化)已經幾乎沒有制度障礙,但第二階段,即農民工市民化卻依然困難重重。文軍歸納了影響農民市民化的六大因素:人口因素、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社會權利、生活質量和社會參與。姜作培提出認識障礙、政府障礙、制度障礙、信息障礙、素質障礙是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礙。簡新華、張建偉認為制度障礙和費用來源是妨礙農民工市民化的兩個最大的困難。劉傳江、徐建玲等將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障礙概括為認識障礙、政策障礙、制度障礙和素質障礙四個方面。雖然影響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因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但是在這些因素中,制度因素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因素,其它因素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約。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需要從體制和機制入手。胡鞍鋼也認為包括農民工問題在內的“四農”問題的本質很明顯是“一國兩制”問題,即城鄉兩種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劉應杰從中國長期對峙而極不合理的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論證了中國農民工階層的出現、存在和發展的重大意義。郭書田、劉純彬等將這種城鄉關系概括為二元社會結構,認為二元社會結構是由14種具體制度構成的,它是中國國情的根本特征和要害。但是,這種制度、體制或城鄉關系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究竟如何,尚缺乏實證分析。本文將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概括為城鄉二元制度,分析了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并運用Logistic回歸模型和入戶調查數據對這一制度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1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特征，建立多元化的logistic回歸模型1.1城鄉二元制度的成因城鄉二元制度,簡單的說,就是城鄉分割、城鄉有別的制度體系。具體來說,城鄉二元制度是指在二元經濟結構中為了加快城市工業化進程和限制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而建立起來的城鄉分割、城鄉有別的制度體系。城鄉二元制度幾乎涉及到所有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具體包括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與燃料供給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14種制度。城鄉二元制度形成的原因,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從國家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目標和途徑來解釋。認為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下,經濟資源向城市重化工業集中,政府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等來嚴格控制人口的流動,實行城鄉分割。第二種觀點認為,農民雖然人數眾多,但因居住分散而導致的集體行動中過高的溝通成本,以及由于單個農民的產品只是農業產出的微小份額,造成免費搭車現象,因而缺乏政治力量。由此便形成農民人數眾多而政治影響力微弱這種所謂“數量悖論”。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方式導致了城市偏向的經濟政策和城鄉二元制度。以上三種觀點只是從不同的側面解釋了城鄉二元制度的成因,然而,城鄉二元制度決不是某一種因素獨立作用的結果,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城鄉二元制度產生和存在還有其經濟條件,即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基礎,即計劃經濟體制;以及人口因素,即巨大的人口壓力。城鄉二元制度既是對身份的認定,更是對利益關系的界定,它具有城鄉二元性、城市偏向性和城鄉分割性等基本特征。1.1.1構建城鄉統籌的經濟體制城鄉二元制度的二元性有三層含義:一是從城鄉二元制度的內涵看,城鄉二元制度規范的是城市和農村或市民和農民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是關于城市和農村或市民和農民而之間經濟社會關系的制度體系;二是從城鄉二元制度產生和存在的條件看,城鄉二元制度的產生和存在依賴于經濟結構的二元性,二元經濟結構是城鄉二元制度產生和存在的前提條件;三是從城鄉二元制度的影響看,城鄉二元制度一旦形成,它不僅催生了另一個二元結構———二元社會結構,又造成了二元經濟結構中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偏差,從而強化了經濟結構的二元性。1.1.2城鄉二元制度的實施二元性僅僅是城鄉二元制度的表面象征,其本質特征在于城鄉二元背后不同的權利和利益規定。在城鄉權利和利益的規定上,城鄉二元制度強調犧牲農村居民的利益,以保障城鎮居民的利益,采取的是農業哺育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戰略,城鄉二元制度就像抽水泵,源源不斷的將農業剩余和農民的利益輸送到城鎮。這種城市偏向的城鄉二元制度通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等具體制度制造了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權利和利益上的巨大差異(如表1),形成了兩個權利、地位迥異的社會階層。1.1.3城鄉分割為了保證城鄉二元存在及其背后城市偏向的利益格局,就必然要求在城鄉二元制度的設計上限制某些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尤其是要嚴格限制農村居民向城鎮居民的轉化,從而將農村和城鎮二元分割開來。但是,這種分割就像是單向的、不可逆轉的棘輪,它只允許農業剩余轉移到城鎮,卻不允許城鎮工業剩余轉移到農村;只允許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就業,卻限制農村勞動力到城鎮就業、定居。因此,城鄉二元制度的分割性是片面的、單向的分割,而不是將農村和城鎮嚴格分割、封鎖起來。1.2農民工個體特征的影響因素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實際上受到農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雙重約束,只有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農民工才能實現市民化。因此,為了全面考察城鄉二元制度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影響,本文分別將農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1)、市民化進程作為因變量,將自變量劃分為基于農民工個體特征的一般性變量和基于城鄉二元制度特征的制度性變量,其中一般性變量包括農民工的性別、教育程度和打工時間;制度性變量包括分別反映就業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城鄉二元制度因素,包括找工作時是否使用過親戚熟人、從事的行業、勞動保護狀況、戶籍制度是否是阻礙市民化的因素、是否愿意參加當地社會保障、以及打工期間土地處置方式。因此,影響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市民化進程的Logistic回歸模型可以共同表示為:Logistic回歸模型中具體變量的名稱、含義及賦值見表2。2農民工市民化能力數據主要來自2007年2-3月武漢大學《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的調查數據。該調查共發放問卷1000份,收回問卷812份,有效問卷741份,接受調查的農民工的就業地分布在19個省市,輸出地分布在28個省市。調查嚴格遵循隨機抽樣原則,樣本量較大,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農民工市民化能力凈值由調查的農民工工資與2006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支出計算得到。但由于2007年統計年鑒中只有2006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因此2006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支出由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與非消費性支出的比例估算得到,為11595元。數據的統計結果表明(表3):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以及已經成為市民的農民工的比例呈明顯的下降趨勢,分別為68.3%、32.7%和6.7%。從單因素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看,在一般性變量中,性別對市民化意愿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對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進程影響很明顯,教育程度和第一次外出打工時間不同,市民化意愿、能力和進程都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在制度性變量中,除戶籍因素外,其他因素對三個因變量都有比較明顯的影響。3戶籍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響利用Eviews6.0軟件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見表4)。由模型1可見,行業因素和勞動保護因素對市民化意愿具有顯著影響(分別在10%和5%水平顯著)。其中,行業值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弱,由表3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制造業、運輸、倉儲業和建筑業三個行業的農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較高,而其他行業農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較低;勞動保護越好,市民化意愿越強;參加當地社會保障的意愿也有一定影響,大約在10%水平顯著,正的系數顯示,社保意愿越強,市民化意愿越強;其它因素都沒有顯著影響。其中戶籍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不顯著,這可能與人們的認識有所出入,但卻與同為本次調查的其他結果相一致。在農民工不希望成為市民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壓力大,不如農村生活舒適”、“城市就業風險大,害怕失業后生活沒有保障”、“城市房價太高,買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費用太高”,分別占22.7%、21.9%、14.6%、11.2%,而選擇“沒有城市戶口,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的農民工比例僅為1.7%,這說明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主要來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壓力和風險,而不是戶籍因素。與農民工不希望成為市民的原因的調查結果相類似,農民工的最大愿望同樣不是“得到城鎮戶口,成為市民”(僅占3.6%),而是“增加工資”、“擁有穩定職業”、“子女能正常上學”和“在城里擁有自己的住房”(分別占37.8%、33.1%、16.9%、8.7%)。這些調查結果說明農民工對是否取得城鎮戶口并不看重,因此戶籍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就不可能顯著。由模型2可見,性別、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時間和勞動保護狀況對農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具有顯著影響(1%水平顯著)。其中,樣本為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外出打工時間越長和勞動保護越好,則農民工的市民化能力越強;而土地處置方式在10%水平上顯著,對土地越不重視(如無償轉包或拋荒),市民化能力越強。因為根據該調查顯示,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外出打工時間越長和勞動保護越好的農民工,其工資收入就越高。農民工對土地越不重視,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的農民工在城鎮的打工收入較高,否則農民工一定會選擇由家人耕種或有償轉包。當然無償轉包或拋荒只是農民工在農村土地制度難以流轉制度或交易成本較高的情況下做出的次優選擇,但無償轉包或拋荒畢竟不能為農民工帶來任何收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一部分農民工的市民化能力的進一步提高。是否使用過親戚熟人、從事行業、戶籍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合理的解釋可能是絕大多數農民工(85.3%)在外出就業時都借助過親戚熟人的幫助,而他們從事的行業基本上都是非正規部門而且其就業性質基本屬于非正規就業,因此農民工在這兩個方面的差距并不明顯,但是這種狀況恰恰反映了農民工在就業方面亟需解決的問題。而這種狀況主要是由于戶籍歧視造成的,因此戶籍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響也不顯著。由模型3可見,在市民化進程方面,是否使用過親戚熟人、從事行業、土地處置方式對其有顯著影響,它們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教育程度越高,市民化進程越高,使用過親戚熟人找到工作的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低于沒有使用過親戚熟人找到工作的農民工;行業值越高,市民化程度越低;對土地越不重視(如無償轉包或拋荒),市民化能力越強。此外,教育程度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也具有顯著影響(10%水平顯著)。但性別、外出打工時間、勞動保護狀況、戶籍因素和參加當地社會保障意愿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均不顯著。4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是其職業社會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幾點重要結論和政策建議:第一,城鄉二元制度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著重要影響。在城鄉二元制度下,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被迫采取農民工的就業模式,即身份轉變和職業轉換相背離。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能像其他國家那樣一次性完成,而是被分割為兩個階段。而且農民工在城市受到各種歧視性待遇,在就業和生存狀況方面都遠遠不如城鎮職工,成為漂浮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正是這種獨特的農民工就業模式、生存狀態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的分割,反過來又降低了他們自身的市民化預期凈收益,從而減弱了市民化動力和意愿,成為造成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第二,城鄉二元制度對農民工市民化能力也有著重要影響。在城鄉二元制度下,由于就業歧視等制度性歧視的存在,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在城鎮次屬勞動力市場上就業,而次屬勞動力市場就業穩定性差,勞動強度大,工資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待遇差。因而,與不存在城鄉二元制度相比,實際就業率下降,實際工資性收入和非工資性收入也低得多。因此,在市民化經濟門檻不變的情況下,城鄉二元制度導致了農民工市民化能力凈值的下降,從而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第三,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以及已經成為市民的農民工的比例呈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說明,一方面,農民工具有比較強烈的市民化愿望,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約,絕大多數農民工無法轉化為市民。因此盡快提高農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為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關鍵。第四,既然城鄉二元制度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城鄉二元制度的變革,對于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從實證分析的結果看,目前,戶籍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能力和進程的影響都不顯著,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嵌入到戶籍制度中的就業、社會保障、土地、教育等福利性的制度安排。這說明與2005年以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相比,隨著戶籍制度的逐步放開,尤其是一些地方將允許農民工取得城鎮戶口(如藍印戶口)與享受市民待遇脫鉤以來,阻礙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已經從形式化的戶籍制度(即顯性戶籍墻)轉化為對農民工的預期和收入等權利和待遇具有實質性影響的制度安排(即隱性戶籍墻),如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因此,未來城鄉二元制度的創新重點不能再繼續停留在形式化的戶籍制度層面,而應該盡快切換到對農民工的預期和收入等權利和待遇具有實質性影響的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上來。如逐步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消除就業歧視,加強就業服務,加強勞動保護,逐步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標準和福利待遇;改革和完善土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