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經濟增長與技術選擇

一、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選擇問題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表明，人類創造了技術，技術隨著人類的延續而發展。技術不僅作為生產力的要素滲透于生產過程之中,而且廣泛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尤其是隨著技術系統的不斷發展以及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技術開發所需經費投入日益增長,技術與產業發展的高度融合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而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源都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目標,特別是面對國際經濟競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對發展哪些技術做出選擇。選擇那些對經濟增長和國家強盛至關重要的關鍵技術予以優先發展、推廣和應用,已被公認是一項保障國家目標實現的重要的戰略性措施。所謂技術選擇是指決策者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技術和社會目標,考慮系統內外客觀因素的制約,對各種技術路線、技術方針、技術措施和技術方案進行分析比較,選取最佳方案的過程。可以說,技術選擇已成為國家、地區、部門直至企業贏得生存并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選擇往往是國家或地區發展戰略的體現,是技術政策的核心,是奪取技術優勢的前提。技術選擇問題首先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來的。20世紀40—50年代,世界經濟從復興期進入增長期,發展中國家為了縮短他們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距,試圖通過沿襲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工業化過程來達到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目的,但是技術的發展需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技術等環境條件相適應,否則事與愿違。發達國家使用的技術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移植到一些國家后,不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有的甚至出現負效果。發展中國家需要探索符合自身條件的技術發展道路,選擇技術引進或自主研發的戰略。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受資金、技術和資源稟賦的限制,不可能花費大量的資金和投入大量的人力,同時一項技術的成熟也需要經歷較長的周期。發展中國家往往根據自身的發展條件,對發達國家的前沿技術以及本國技術開發進行選擇,并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創新,以此加快本國的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實踐證明,技術選擇決策對一個國家的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影響已越來越大,依靠先進技術提高制造能力和對消費者的滿足能力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保持競爭優勢的必然要求。在這種背景條件下,技術選擇的問題應運而生了,并陸續有相關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現。世界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技術選擇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問題,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得當,技術選擇恰當,就能加快經濟的發展,加速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并以較快的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本文主要討論了中國現階段技術選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聯效應,以及對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在運用系統工程原理和經濟數學方法的基礎上,通過構建技術選擇、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數學模型,以1991—2007年中國各省市(區)作為實證對象,分析了技術選擇如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揭示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選擇的重要性和關鍵性。通過實證分析,我們試圖回答下列問題:(1)從省域差異來看,從全國平均來說,技術選擇系數的提高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在不同省份之間,這種促進作用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少數省份甚至出現了截然相反的結果,這說明沒有考慮本省要素稟賦實際情況的技術選擇,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產業結構升級,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反而可能不利于經濟增長。(2)從省域經濟增長因素的差別來看,區域技術選擇的促進作用明顯大于全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就是說,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內部,而不是外部的帶動和影響。如果本省沒有恰當的技術選擇,產業結構沒有適當升級,經濟增長速度就會受到影響,特別是落后地區經濟增長起步就會更慢,從而地區間經濟差距擴大,難以實現收斂。(3)從發展趨勢來看,技術選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越來越積極的,這是因為隨著經濟不斷增長,勞動生產率逐漸提高,重工業化水平隨之提高,生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對新技術的吸收能力和創新能力增強,進而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升級。當然,我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各地區特別是省域之間的要素稟賦結構差異明顯,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不盡相同,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各省域特別是不發達地區在促進本地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在技術選擇問題上,強調發展高科技產業,加大資本投入,以期用較高的資本勞動比率,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對于欠發達地區,不是基于自身稟賦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選擇先進技術發展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人為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能否有效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的產業和技術差距,效果有待檢驗。二、對技術選擇的影響從國外來看,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人們從不同的方面對技術選擇問題進行開創性研究,但多數人僅就技術系統的內在要素進行研究。Sen(1960)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技術選擇》最早探討了經濟發展中的技術選擇問題。AtkinsonandStiglitz(1969)提出適宜技術,他們將之具體表述為“本地在實踐中積累的知識”(localizedlearningbydoing),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要受到當地特定的投入要素組合的制約,他們以此解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所存在的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這一理論同時認為,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工業不僅吸收了大量剩余勞動力,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還將在總體上提高工業部門的產出及工資和利潤水平,優化經濟增長潛力。BasuandWeil(1998)和AcemogluandZilibotti(1999)提出的適宜技術理論雖然也認為一國的技術結構必須和本國的要素投入結構相匹配,但是他們或者認為廠商所面臨的要素投入結構可以人為地加以提升并偏離本地的要素稟賦結構,或者認為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技術結構必須和發達國家的技術結構相同。齋藤優等研究技術選擇的文獻大都集中在技術核心能力的研究上,而往往對技術能力發展的前端——技術選擇分析不足,同時這些分析并沒有回答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技術發展過程中應充當什么樣的合適角色。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受到資本和技術的影響是巨大的,引進最先進技術還是相對落后但適宜自身發展的技術,如何充分利用現有資源而不是受到資源稟賦的嚴重制約,是政府和企業都需要慎重選擇的。如果不顧自身技術條件和資源要素基礎,盲目追求最新技術,不但難以有效吸收和利用、帶動技術進步,還會造成資源浪費和經濟效率降低,從而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一部分學者開始注意并研究技術選擇問題。徐慶(1996)認為政府作為宏觀層次上的主體,強調的是經濟整體利益,應當尋找理由并采取積極的措施推動技術選擇從微觀層次向宏觀層次轉變,從而加速整體利益的提高。此外,一般認為資本深化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規律,是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重化工業化是工業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階段,而就業形勢的緊張也主要源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陸長平(2002)認為,“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移”使新古典的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的技術選擇發生了“悖論”,在低工資率或高利率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采用“先進技術”而不是“適度技術”進行盈利。張軍(2002)發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率與增長率之間存在著一個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他認為出現這個負相關關系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表現不敏感,資本形成過快和投資收益持續惡化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在近年來持續下降,要加強對我國技術引進和自主研發領域的技術選擇,建立有效的投資體制和金融體系,保障中國未來經濟持續增長。還有一些學者(高建,1997;謝偉,2001;魏江,2002等)認為發展中國家沒能成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主要根源在于政府采取了不適當的技術發展戰略,應采取有選擇的技術發展戰略。苗文龍、萬杰(2005)研究表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投資擴張,并且投資效率在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技術選擇偏向于資本密集型,未能充分利用轉軌經濟中產生的剩余勞動力。林毅夫(1994,2001,2004,2005)的一系列關于技術選擇的文章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應該是經濟發展的目標而不是經濟發展的手段,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所必需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在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時,技術變遷應該是循序漸進的,沒有必要研發或者引進發達國家最先進的技術。潘士遠(2008)認為技術模仿成本小于技術發明成本,發展中國家應該放棄引進世界前沿技術,通過模仿(引進)適宜技術可以發揮后發優勢,從而可能實現向發達國家的收斂。三、技術選擇、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模型1.技術選擇系數厚度為了反映技術選擇對產業結構的作用,本文假設各地區生產函數遵循規模報酬不變的C-D生產函數,具體形式為:其中,Y、K、L分別表示地區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力要素的投入量,α和β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A代表技術進步水平。同理構建各產業生產函數:各符號意義同(1)式,下標i用以區分地區各產業,*號代表各產業生產函數的參數。采取人均生產函數的形式,(1)式和(2)式分別改寫為:YL=A(KL)α(3)YiLi=A?(KiLi)α?(4)YL=A(ΚL)α(3)YiLi=A*(ΚiLi)α*(4)這里,我們借鑒林毅夫(2002)定義的技術選擇指數,即一個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與地區的資本勞動比率的比值,反映該產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對自身比較優勢的偏離程度,公式為TCIi=Ki/LiK/L=(YiLt)1/α?(YL)?1/αA1/α(A?)1/α?(5)ΤCΙi=Κi/LiΚ/L=(YiLt)1/α*(YL)-1/αA1/α(A*)1/α*(5)則有YiLi=(TCIi)α?(YL)α?/αA?(A)α?/α(6)YiLi=(ΤCΙi)α*(YL)α*/αA*(A)α*/α(6)Yˉˉˉi=(TCIi)α?(Yˉˉˉ)α?/αA?(A)α?/αYˉi=(ΤCΙi)α*(Yˉ)α*/αA*(A)α*/α(7)由此可知,作為產業目標的人均產出受到技術選擇和國民經濟中人均產出的影響,在資本產出彈性為正,即α*>0的情況下,技術選擇系數對產業的人均產出有正的影響,這說明改變自身資源稟賦結構的資本相對稀缺狀況,提高產業資本-勞動比率,能夠使人均產出以較快的速度提高,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對一些產業進行扶持和選擇超前技術,可以使其資本深化,提高產出水平,大大增加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因此,技術選擇系數越大的產業,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提升得越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速度也越快。2.國民經濟增長指標yt和下標ii國民經濟由各產業部門組成,各產業部門的規模和增長速度決定了國民經濟的總體規模和增長速度。假設經濟中有n個產業部門,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可表示為兩邊對時間t求導,得到其中,yt和y′t分別表示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速度的變化,下標i表示不同的產業部門,ρi和ρ′i分別表示產業部門所占比重及其變化。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及變化受到各產業增長速度及產業結構變動的雙重影響,因此,在重點扶持行業的資本深化過程中,伴隨著產業產出的較快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必然提高。3.技術選擇對地區增長效應的影響技術選擇對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作用的分析,同樣可以適用于地區經濟范疇。國內區域經濟發展態勢和趨勢具有明顯差異,各地區在選擇自身經濟發展戰略過程中也必然面臨技術選擇問題。地區經濟如果選擇偏離本地資源稟賦條件的發展模式,超前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將使這些產業部門的發展速度高于其他部門,產業結構隨之而變。為了研究的需要和數據可得性,本文建立一個基于省域面板數據的模型,來分析技術選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首先可以把技術選擇系數定義為地區資本-勞動比率與全國平均的資本-勞動比率的比值:其中,i代表不同的省份,t代表年份。由(7)式改寫的地區人均產出增長模型為Yˉˉˉit=(TCIit)α?(Yˉˉˉt)α?/αA?(A)α?/αYˉit=(ΤCΙit)α*(Yˉt)α*/αA*(A)α*/α對上式取對數后得到線性回歸方程:其中,αi=ln(A?(A)α?/α)?β1=α??β2=α?ααi=ln(A*(A)α*/α)?β1=α*?β2=α*α。這個方程反映了各地區人均產出與其技術選擇及全國人均產出之間的關系。只要收集到各省市區的產出、資本和勞動投入的信息,就可以估計出參數。根據前面的分析,在勞動力相對過剩、技術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各地區選擇超前技術發展戰略,技術選擇能夠提高重點扶持產業的增長速度,并使其超過其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產業結構得到改變和升級,從而人均勞動產出快速增長。我們于是預期系數β1為正。各種商品和要素市場基本建立,資本和勞動力在各地區之間的流動限制越來越小。當部分省份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本流動和技術轉移必然會促進其他省份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們因此預期系數β2也為正。四、技術選擇、產業結構現代化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1.資本存量及相關信息本文用1991—2007年間的省域宏觀數據進行檢驗,共包括31個省市(區)。各省份的地區產出,即地區生產總值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2—2008年),并用1990年的不變價格對各年產出進行縮減。1991—2000年各省資本存量采用張軍等(2004)一文提供的數據,并按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算到1990年不變價格。但重慶市的資本存量包含在四川省中,簡略的處理方法是對四川省資本存量拆分,拆分比例按兩地當年GDP的比重計算。2001—2007年的數據按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公式為Kt=Kt?1(1?δ)+It/PtΚt=Κt-1(1-δ)+Ιt/Ρt其中,Kt和Kt-1分別為當前和前一期的資本存量,It為資本形成總額,Pt為價格指數,均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為了保持一致性,經濟折舊率δ仍采用張軍等(2004)一文的9.6%。勞動力數據(1991—2005年)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從業人員,2006年以后數據來自各省統計年鑒。2.不同時期、不同技術選擇系數對均gdp的影響為了反映技術選擇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需要計算各省歷年的產業結構,包括增加值結構和就業結構。在資本深化過程中,資本勞動比最大的當屬第二產業,各省都把發展第二產業作為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第二產業增加值和就業人員占經濟總體的比重,最能反映其產業結構的變化。這里選擇部分年份進行圖形分析,以反映三者之間的變化關系。圖1中的A、B、C、D分別是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省域人均GDP(Y/L)和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STR)、技術選擇系數(TCI)的三維立體圖。圖2中則把圖1中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對應換成第二產業就業比重(STR-L)。圖1表明人均GDP是隨著技術選擇系數增加而遞增,而且隨著時間往后推移,這種遞增關系更為明顯。但這種遞增關系不是線性的,除A圖以外,其他圖中的曲面都有一個明顯的平坦區域,也就是TCI值在3—5之間的區域,Y/L基本是穩定的。從產業結構來看,總體上隨著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的提高,人均GDP也有相應的提高,但效果比較明顯的是在技術選擇系數比較小的區域,在技術選擇系數比較大的區域,人均GDP與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之間的關系不太明顯,甚至在B圖和D圖中出現逆向關系。從圖2來看,在技術選擇系數偏低的情況下,伴隨著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的提高,人均GDP也有明顯增加,這是各時期的共有特征。在技術選擇系數比較大的情況下,不同時期卻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在20世紀90年代,第二產業就業比重與人均GDP是反方向變動的,可能的原因是第二產業吸收了大量農業勞動力,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在2000年以后,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人均GDP呈現提升態勢。3.模型估計結果采用上述省域面板數據對(10)式進行估計。截距項αi是可變的,但具體到每一個省份或者每一年應該是固定的常數,而不是隨機的,應該采取固定效應模型,而Hausman檢驗也證實了這個假設。這里先假設時間上沒有區別,技術選擇對勞動生產率變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省份之間的不同。這種不同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截距項的不同,一種是斜率的不同,即不同省份的技術選擇系數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不同,為此分別估計固定效應模型和變系數模型。回歸結果顯示,參數值與各項統計指標都說明模型估計結果與預期比較接近,這說明本文模型設定的合理性。在模型Ⅰ中,經過時間序列相關性的處理,各項統計指標都顯著。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截距有很大差距,存在省際效應。技術選擇系數的系數是0.123,省際資本勞動比率與全國平均資本勞動比率的比值每增長1%,其人均GDP平均增長0.123%,據此可以判斷,各地區促使資本勞動比率提高的努力,即資本深化的過程,可以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積極效應,這與林毅夫(2004)對國家之間分析的結果有所不同。另外一個解釋變量YˉˉˉYˉ代表全國平均的人均GDP,它的增長也會帶動各地區人均GDP的增長,但是估計的系數很小,只有0.032,這說明全國增長對地區增長的帶動作用是比較小的。在模型Ⅱ中,放寬了各省份技術選擇系數變化對人均GDP增長影響一致的假定,使系數可以因省份不同而變化。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TCI的系數在省份間差距較大,陜西省最大為0.816,而廣西、海南、甘肅、湖北四省份的系數為負值。這種現象,從直觀數據來看是因為陜西省處于圖1中TCI系數較小、人均GDP較低但增長較快的階段,而系數為負值的省份卻處在圖1中TCI系數居中、人均GDP增長較低且增長較慢的階段。因此,各省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資本深化、提高資本勞動比率促進地區勞動生產率的效果是不同的。這既與本省所處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也與是否建立起一套與資本深化相適應的體制安排有關,影響到能否充分發揮要素流動帶來的好處,抓住機會提高勞動生產率。4.模型估計結果技術選擇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還可能隨時間而變化,這里以“五年計劃”為分析區段,把1991—2007年分解成三個時間段,分別對(10)式進行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見表2)。表2中第四列是表1模型Ⅰ的摘要,用以對比。三個時段的估計都經過序列相關性處理,系數值與各項統計指標都說明模型估計結果比較可靠。重點考察兩個解釋變量的系數及其變化,TCI的系數值在三個時間段中都是顯著的,并且呈現逐步增加的態勢。這說明隨著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各地區資本深化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