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倫漢史學在日本、中國史學中的流傳與推廣

19世紀下半葉，西方學術界充滿了“科學主義”的思想。所有的知識都必須滿足科學的要求，因此歷史職業開始朝著促進。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語言考據學方法,經過尼布爾(BartholdGeorgNiebuhr,1776～1831)、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等人的發展,形成了完備的治史程序。在史學專業化的驅動之下,這套方法被加以系統整理,編寫成教材,以供大學歷史系訓練專業化史學工作者的需要。1889年,德國史家伯倫漢(ErnstBernheim,1850～1942)率先撰寫出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derhistorischenMethode)。1897年法國實證派史家朗格諾瓦(C.V.Langlois,1863～1929)和瑟諾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亦合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auxEtudesHistoriques)一書。如就方法而論,《史學原論》僅承襲伯倫漢之說,并無創新,但行文簡要,頗受治史者的歡迎。1這兩本著作為史學的專業化、學科化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被贊譽為近代史學“雙璧”。此后,探討史學方法的作品日漸增多,如鮑爾(W.Bauer)的《歷史研究法導言》(EinfiihrungindasStudiumderGeschichte)、文森(J.M.Vincent)的《歷史研究》(HistoricalResearch:AnOutlineofTheoryandPractice)、約翰森(A.Johnson)的《史家與史料》(HistorianandHistoricalEvidence)、弗領(F.M.Fling)的《歷史方法概論》(TheWritingofHistory)等,此類著作在理論上都奉伯倫漢《史學方法論》為圭臬。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不僅對西方史壇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對東亞史學,尤其在日本、中國的史學專業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全面考察伯倫漢史學在東亞的流傳和影響,有助于深入理解東亞現代史學傳統中的西方資源。一伯倫漢與中國近代科學部概述1850年2月19日,伯倫漢出生在德國漢堡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先后在柏林、海德爾堡(Heidel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哥廷根(G?ttingen)大學攻讀歷史。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以《洛塔爾三世與沃爾姆斯協定》(LotharIII.unddasWormserKonkordat)一篇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874年出版博士論文,成為這一領域相當出色的學者,那時他年僅24歲。1875年,他在哥廷根大學謀得一個教席,繼續從事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研究。1878年出版《沃爾姆斯協定的歷史》(ZurGeschichtedesWormserKonkordats),奠定其在德國史學界的地位。兩年后又出版《歷史研究與歷史哲學》(GeschichtsforschungundGeschichtsphilosophie)。1882年,參與編輯《魯普雷希特王朝時期德意志國會檔案》(DeutscheReichstagsactenunterRuprecht)。1883年離開哥廷根大學,任教于格拉夫瓦爾德(Greifswald)大學歷史系,一直到1921年退休。1889年在萊比錫出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derHistorischenMethode),同年晉升為教授。在威廉·阿爾特曼(WilhelmAltmann)的協助下,1891年在柏林出版《中世紀德意志憲法史注釋選集》(Ausgew?hlteUrkundenzurErla¨a¨uterungderVerfassungsgeschichteDeutschlandsimMittelalter)。伯倫漢不是一位書齋式的學者,對社會教育事業頗為熱心。1898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僅80頁的小冊子《大學課程與當代要求》(DerUniversit?ts-UnterrichtunddieErfordernissederGegenwart),對德國大學教育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在教育界產生了積極影響。1899年當選格拉夫瓦爾德大學校長。為了表彰伯倫漢在學術、教育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德國政府曾給他頒發了紅鷹(RedEagle)獎章。伯倫漢在歷史研究領域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在西方史學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則是由《史學方法論》奠定的。這本書闡述了歷史學的概念和本質、史料的分類和搜集、史料的考證、史料的綜合與編寫。作為蘭克的再傳弟子,他對蘭克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作了系統整理,《史學方法論》強調:“探討解釋、結合、綜觀及敘述等方面之反求作用,蘭克氏亦曾致力于其形成,其工作殊不易以數語了之,著者惟有承認本書中有關此之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識及規例,均系得之蘭克氏之實例及啟發者。”2伯倫漢繼承蘭克史學遺產,在德國史學界聲譽盛隆,蘭普雷希特(KarlLamprecht)曾這樣評論:“史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爾泰、伯倫漢與我自己。”3可想而知他在19世紀末西方史學界地位之高。《史學方法論》問世不久,即流傳到日本,對日本史學的專業化起到了規范性作用。眾所周知,明治之前所謂的“日本史學”,只是我國傳統史學的旁支或附屬品,日本國史名著如《六國史》、《本朝通鑒》、《大日本史》、《日本外史》、《日本政紀》及《國史紀事本末》,都模仿中國“編年”、“紀傳”、“本末”等體裁,且完全用漢文編寫,這種情況一直到明治初年仍然沒有多大改變。但后來明治政府推行“脫亞入歐”政策,不僅在政治體制方面取法德國,而且在學術制度建設層面也以德國為模板。1886年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1887年其文科大學設置了史學科,聘請德國史家路德維希·利斯(LudwigRiess,1861～1928)擔任教授。利斯于1880年考進柏林大學,攻讀歷史。在大學期間,曾做過蘭克的助手,抄寫蘭克的手稿。他一生雖然只見過蘭克兩次,但日后治史深受蘭克的影響。1884年他到英國、愛爾蘭搜集資料,撰寫《中世紀英國議會選舉》一文,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887年,他被日本政府邀請,到帝國大學講授“西洋史”和“史學方法論”。在他的倡議下,日本成立了史學會,并創辦歷史專業刊物,為日本史學專業化作出了杰出貢獻。利斯在日本期間,積極宣揚蘭克“如實直書”的科學史學,這為隨后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日本的廣泛流傳準備了思想基礎。不久,留學歐美的學生陸續返回日本,以帝國大學為據點,教授嚴謹的史料批評。與利斯同為史學科教授的坪井九馬三(1858～1936),于1887年留學歐洲進修史學,曾在柏林、布拉格、維也納、蘇黎世等大學留學。1891年回國直接升任教授。他完全繼承了蘭克的“科學”史學,著有《史學研究法》,被稱譽為日本近代史學之父。他的治史方法與蘭克、伯倫漢、利斯是一脈相承的,發揚了蘭克的史學方法,而摒棄了其觀念論。1902年利斯回國后,箕作元八(1862～1919)接任教授,他亦曾留學德國,深得蘭克科學史學的精髓。坪井、箕作是明治、大正時期日本西方史學界的最高權威,堅持了實證史學傳統。帶有象征意義的事件是,1903年日本史學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蘭克學術活動,坪井、箕作等人發表了演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蘭克史學已經融入了日本近代史學發展之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掀起留日高潮,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將蘭克史學輸入中國,而主要媒介則為教科書:一是西洋史教科書4,二是史學概論性質教科書。清末史學界從日本翻譯和編譯的史學方法性質論著主要有:(1)1902年留日學生汪榮寶在《譯書匯編》第2年第9、10期發表的《史學概論》;(2)1903年浮田和民《史學原論》在中國出版了多種譯本;(3)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部分章節被譯成中文,如1903年《漢聲》(原《湖北學生界》)第6、7、8期譯刊《史學研究法》第四卷“史論篇”中的一章《史學之根本條件》,1907年張玉濤在《學報》第1年第6、7號譯刊《史學研究法》的《序論》和《歷史之種類》兩章;(4)1903年《游學譯編》第10冊譯刊《史學肄言》;(5)1907年吳淵民在《學報》第1號發表《史學通義》。此外,當時漢譯西洋史教科書卷首“緒論”或“通論”部分,多論及史學方法問題。浮田和民《史學原論》對我國新史學思潮產生過積極影響。梁啟超不少文字便直接取自這本書,但側重于史學建設層面的研究法當時并沒有引起梁的太多關注。《史學原論》第八章“歷史研究法”,以今人眼光視之,太過簡單,了無新意,然對清季士人來說,卻是聞所未聞的新知,可為“他日新史學界之先河”(汪榮寶語),故而一時之間出版了多種中譯本,各報紙、期刊竟相刊登出版廣告,可見受國人歡迎之程度。《史學原論》指出,歷史研究的基本程序分三步:發見、批評、解釋。史料分三種:遺物、紀念、記錄。受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aylor)《人類學》的影響5,浮田氏對古代傳說史料的價值作了辯證分析,沒有全盤否定,“數世紀以前之事實,猶在于口碑,其猶可引證者不少”6。所謂“批評”,實指史料批評,分內證和外證。外證即“自外部而觀之,則鑒別記錄,及其他文書之真偽之學”;內證指“自內部觀之,則批評古文書之真不真,正不正,確實不確實者也,是為高等批評學”7。對史料采取批評的態度,浮田氏最服膺蘭克,古代史家往往把演說詞也編入歷史,或穿鑿事實,或偏于黨派主義,而“蘭開之所以為獨一無二之歷史家者,正以其無此弊”8。而“解釋”一項注意到因果關系、地理環境、社會心理、時勢等方面。《史學原論》本是簡易教材,當然不能與伯倫漢博大精深的《史學方法論》相提并論,但對研究法各環節的論述,同樣秉承了伯倫漢的原則。《史學原論》在20世紀初我國史學界影響很大,不僅許多學人祖述其說,而且部分歷史教科書也深受影響。如1907年呂瑞廷、趙澂璧合編《新體中國歷史》“敘論”部分討論歷史之范圍、歷史之種類、歷史與國家之關系、歷史與地理之關系、歷史與人種之關系等問題;再如1909年傅岳棻編《西洋歷史教科書》第一卷《西史概要》,“通論”分述界說、定義、通例,“廣義”討論歷史與地理之關系、歷史與人種之關系、研究法。這兩種歷史教科書在不同程度上承襲了浮田之說。《新體中國歷史》謂《史學原論》、《新史學》、《歷史哲學》諸書取而觀之,可定“讀史之方針”9。《西史概要》則可以說是從《史學原論》節譯而來。“五四”時期不少學人仍視浮田此書為史學參考書之一。1923年劉掞藜《史法通論》引征浮田《新史學》(《史學原論》另一種中譯本)10,1926年柳詒征《史學概論》指出《史學原論》在“譯寄初興之時,頗有誦述”,“其中所言原理,多可運用于吾國史籍”。11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盧紹稷《史學概要》、楊鴻烈《史學通論》對浮田之書也有引征。《史學研究法》系坪井九馬三著。晚清學人譯刊了此書的部分章節,但與原書400多頁內容相比,有限篇幅的中譯文很難厘清這本書的結構和理論淵源。汪榮寶編譯的《史學概論》雖以《史學研究法》為底本,然羼雜其他論著,難以復原該書的本來面目。20世紀上半期,國人論著中經常提到坪井此書,但對《史學研究法》與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兩者間存何關系,認識仍然模糊不清。坪井之書至今沒有中譯本,但筆者找尋到一種相對完整的“簡譯本”,系黃人望編譯,題名《史學研究法講義》。黃人望(1880～1948),原名國華,字伯珣,又字百新。浙江金華大黃村人。早年為清代廩生,考取官費留學,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約1905～1907)。歸國后到1920年間,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任歷史講師、教授,后棄學從政。坪井曾在早稻田大學任教,《史學研究法》也由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3年正式出版。黃人望編譯的《史學研究法講義》并沒有正式出版,只是油印本,沒有文字說明這本講義的編譯時間,且沒有明示編譯自坪井之書。這本講義應該是他回國后任教于北京各大學時期編譯。據日文本《史學研究法》與黃編講義相對照,黃書雖僅52頁,但坪井之書的理論框架保留完好。《史學研究法》之所以多達400余頁,在于大量的例證占了篇幅。經仔細比照《史學研究法》日文本、部分中譯文、黃人望編譯《史學研究法講義》、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可以斷定《史學研究法》所闡發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完全本于《史學方法論》,只是填充了大量日本、中國史書的例證。1903年《漢聲》第6、7、8期譯刊《史學研究法》第四卷“史論篇”中的一章《史學之根本條件》,便是節譯自《史學方法論》第五章第四節《一般因素之綜觀》,讀者可自行對照。黃編講義綱目與坪井之書完全一致。“史料之系統”一節原屬外部批評,而坪井將其放置于內部批評,不知何故。《史學研究法》“內部批評”這章第一節“可然程度”,第三節“史料之等級”,伯倫漢沒有如坪井那樣作出明確的分類,雖可視為坪井的“創新”,然理論價值不大。《史學研究法》有別于《史學方法論》最大之處,在于前者非常重視歷史的輔助學科,討論多達160頁,占全書三分之一篇幅。而后者僅用了19頁,較為簡略。坪井沒有專立“印章學”,將其歸屬于古文書學,伯倫漢所謂的“古泉學”,即坪井所說的“鑄幣學及度量衡學”,考古學一項則為《史學方法論》所無。坪井九馬三在《史學研究法·自序》中說:“史學之研究法,其由來已久,而成書者甚少。在英國有弗里曼氏,倡言講史者須先自研究法始,其論既已膾炙人口。繼之,德國有伯倫漢氏出,人稱窮盡研究法。法國之塞諾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國人間流傳。予雖不敏,講述史學研究法,已有年所,自信應用科學研究法于史學上聊有所得。因此,為早稻田大學著是書,庶幾乎與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12如果以今人的學術著作標準來衡量,坪井大言不慚,將《史學研究法》冠之以“著”,當有剽竊之嫌。不過在那個年代,拾西人舊說,陳以己意,大而皇之,美其名曰“著作”,這種現象十分普遍,20世紀初不少國人亦如此。嚴格意義上講,坪井《史學研究法》應屬“編譯”作品。1920年李泰棻曾指出,史學研究法著作在“日本則唯坪井譯有簡本,顧仍西洋故言,無所表見”13。所謂“簡本”應指《史學研究法》。1939年楊鴻烈《歷史研究法》也含蓄地說:“坪井九馬三博士的《史學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缽。”14《史學研究法》可視為坪井將西方史學方法“本土化”努力的一種嘗試,頗類似于20世紀20年代何炳松的做法,何炳松《歷史研究法》在理論和方法上完全以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合著的《史學原論》為準繩,假之于中國史事的例證,兩者手法如出一轍。因此,對坪井之書的學術價值應予合理的評估,不能過于抬高,其地位只能從傳播角度來考量。坪井這本書通過留日學生的紹述,在我國史學界有一定的影響。黃人望在“五四”前后仍以之為底本,編譯成講義,在北京各大學授課。李泰棻的《西洋大歷史·緒論》(1917年)和《史學研究法大綱》(1920年)都把《史學研究法》列為參考書。甚至40年代,鄭師許仍將《史學研究法》列為研究國史必讀書15,足見其影響深遠。值得關注的是,《西洋大歷史》上卷初版引用書目中有坪井“《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研究法講義》(漢譯)”字樣,但到目前為止,學界從未提及《史學研究法》有過漢譯本,筆者為此曾多方搜尋毫無結果。在清末留日高潮之際,日本出版商見有利可圖,確實出版過部分漢譯史籍,如瀨川秀雄《西洋通史》,桑原騭藏《東亞史課本》,既有日文版又有漢文版,坪井《史學研究法》或許屬于這種情況。李氏所見譯本也有可能為國人翻譯出版,只是流傳不廣,鮮為人知。此外,通過文本比對,李所指的“漢譯”《史學研究法》也不可能是指黃編譯本。李泰棻史學著作如《西洋大歷史》、《中國史綱》、《史學研究法大綱》,參考坪井《史學研究法》之處甚多,但筆者對該譯本的真實面目所知甚少。不過有一個事實可以確定,在《史學方法論》尚未直接譯介到中國之前,我國史學界則通過坪井《史學研究法》的流傳,如汪榮寶《史學概論》、《學報》發表的部分譯文,黃人望以之為教材編成講義、出現過漢譯本,國人應該對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不會太陌生。伯倫漢史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以取道日本為主,尤其坪井《史學研究法》是國人間接了解伯倫漢史學的最早教材。“五四”之前,伯倫漢史學通過歐美渠道傳入中國這一傳播路線是否存在,尚沒有史料證明。在晚清學界諸如地理環境論、英雄史觀、人種史觀、文明史學等,都曾風行一時,擁有眾多信徒,但唯獨對略顯枯燥的史學方法不太感興趣。梁啟超對發動新史學思潮功不可沒,他對史學理論的選擇主導了史界新動向。從1901年、1902年先后發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來看,他十分迷戀進化論,對傳統史學討伐不遺余力,但對如何建設現代史學,當時并沒有什么創見。有事實表明,梁在日本期間閱讀過浮田《史學原論》16、坪井《史學研究法》17,他早年有的文字就出自浮田之書,但對《史學原論》中的“歷史研究法”,卻視而不見。坪井《史學研究法》中實證史學的精髓,如史料的分類、史料的考證(包括內證和外證)、史料的綜合一套周密的治史程序,梁氏亦提不起熱情向國人紹述,而坪井認為《資治通鑒》只是皇帝歷史教科書的講法,卻被他反復引征18,這與他20年代在南開、清華大學津津樂道史料的搜集與鑒別,判若兩人。從《史學研究法》選譯內容來分析,同樣能說明晚清新史學界的理論取向。《序論》、《歷史之種類》、《史學之根本條件》這些較具義理色彩的部分被譯刊,而《史學研究法》核心內容如“考證篇”、“史料篇”,則無人問津。如果把歷史學不恰當地分為“義理之學”和“考證之學”,那么新史學思潮無疑趨向于義理之學,以斯賓塞、巴克爾等人的“文明史”觀念為工具19,一方面對傳統史學口誅筆伐,另一方面樹立新史學之形象。新史家最突出的一個口號——“民史”,借此以批判舊史的“君史”傳統。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民史”,其背后蘊涵著某種政治追求。新史家開口閉口言必稱許民史,而20世紀初年居然沒有產生一部像樣的民史,豈非一大反諷。發動或參與新史學思潮的知識群體,都不是職業史家,其身份徘徊于學、政之間,在社會激蕩的年代,往往犧牲學術,以服從政治的需要。新史學思潮從誕生開始便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最后也隨著政局變遷而歸于沉寂。伯倫漢史學在中國早期的冷遇,與文明史學的走紅,很大程度上是時代使然。當時我國的學術和政治最需要的是文明史學的批判特性,也就是“破壞”的功能,而伯倫漢史學講求的史學方法意在如何“建設”,在新史家看來,“破”尚未徹底,何以言“立”。伯倫漢史學在晚清新史學界處境尷尬,實與我國史學專業化尚未提上議事日程有關。二其他中國古代史學觀1917年北京大學史學門建立,標志中國史學開始進入專業化進程。作為衡量現代史學專業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史學方法,在“五四”前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不少學人認為:“史學方法就是我們用以衡量他人研究成績的標準和尺度,只要他的方法謬誤,他的結論,就可不言而喻了。”20民國時期幾乎所有的大學歷史系都開設了與史料搜集、史料考證、史料整理等內容相關的課程,如“史學研究法”、“歷史研究法”、“史學通論”、“史學方法”等,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課程除了講授中西史學演變大勢之外,往往輔之于史學方法,以示治史之途徑。其他一些專史課程也非常重視史料的搜集與甄別。史學界普遍認為,歷史專業的學生除了學習基礎知識外,還應該進一步認識這門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史學方法”最為經典的教材應屬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這本書的方法論知識于20世紀初從日本間接傳入中國,不過到了20年代才引起人們的重視,1937年陳韜翻譯該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伯倫漢”逐漸在我國史學界家喻戶曉。與《史學方法論》屬于“姊妹篇”的是《史學導論》(EinleitungindieGeschichtswissenschaft)。因為《史學方法論》體大思精,非為一般讀者所作,大多數讀者不能領會其中奧義,所以1905年伯倫漢出版了一部小書——《史學導論》,理論和方法根據前者,但闡述簡要,在世界各地流傳很廣。民國時期留德學生如姚從吾、張貴永,回國后任教于各大學歷史系,都向學生介紹過《史學導論》。在日本,《史學導論》曾由坂口昂、小野鐵二合譯成日文本《歷史入門》(歷史とは何ぞゃ),巖波書店1922年出版。朱謙之的《歷史哲學大綱》、楊鴻烈的《史學通論》、盧紹稷的《史學概要》也引征過日譯本。伯倫漢的史學方法在民國時期各大學歷史系開設的相關課程中得到了推廣。1917年北京大學史學門初建之時,即開設“歷史學原理”課程。211918年北大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上討論:史學之附屬科學概論、史料收集法、史料審定法、史料整理法、史料編纂法。221929年開始,傅斯年在北大主講“史學方法導論”課,內容側重中國、歐洲史學觀點之演進、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23據臺灣學者王汎森研究,傅斯年十分喜愛伯倫漢《史學方法論》,以致讀到書皮也破了,重新換了書皮。《史學方法論》是他在北大教授史學方法導論的一本主要參考書。他在北大講授這門課程期間編有講義,凡七講,現僅存第四講史料論略。他指出:“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處理每一歷史事件,每每取用一種特別的手段,這手段在宗旨上誠然不過是比較。”24傅斯年注重比較方法在治史中的應用,似乎受伯倫漢的影響。《史學方法論》認為比較法“不僅可使人求得總共之處,且可用以決定個別事物,知其與他事物間之相同及相異者何在”25,視比較法為研究法中之最重要者。當然,傅斯年史學思想淵源具有多元性,留歐期間他還受過英國史家巴克爾的影響,30年代曾翻譯《英國文明史》前五章跟史學理論和方法密切相關的內容,自己又撰寫《地理史觀》一文26。巴克爾追求的目標是要將歷史學建設成如同自然科學的學問,要與之并駕齊驅,這與傅斯年當年孜孜以求“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可謂西方聲音在東方的回響。傅斯年在北大的講義稿第三講“統計學與史學”,十分欣賞用統計學方法研究歷史,這與巴克爾《英國文明史》極力倡導統計治史方法也有一定的聯系。1934年曾由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親自選派赴德留學的姚從吾(1894～1970)回國,他接替傅斯年開設“歷史研究法”。姚氏服膺19世紀以來德國蘭克史學,在方法論上推崇伯倫漢。他認為討論歷史學理論的專書,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自19世紀末葉以來,方法與理論兼顧,方法以外兼說到歷史學演進的,當推伯倫漢《史學方法論》:“班海穆是現代歷史學界兼講方法與理論的開山大師。許多關于歷史學的至理名言,和近代歷史學演進的大勢,都可從他的這部著作中得識概要,他的這部書流行既廣,國際的地位也很高。”27姚從吾的“歷史研究法”(或“現代歷史學”)課程以大半時間講授尼布爾、蘭克,以至伯倫漢的史學,主要內容包括:(一)歷史學的性質與任務;(二)史源學(或史料的研究,為本課主要部分);(三)歷史學的輔助科學和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四)歐洲近代通行的幾種歷史觀。28姚在北大開設歷史研究法的同時,還在輔仁大學開設“歷史學原理”,講授內容分四部分:歷史學的性質;現代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歷史學的輔助科學;歷史學與其他科學的關系。29姚氏在北大期間為歷史研究法課程編寫過《歷史研究法講義》。他在《留德學志》第1期(1930年6月)發表《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后來成為講義的一部分。他將德國史學界歸納為六派歷史觀:神權政治的歷史觀、人本主義哲學的歷史觀、唯物的歷史觀、實證主義的歷史觀、觀念論派的歷史觀、表象主義的歷史觀。這篇文字除最后一部分,其余內容編譯自伯倫漢《史學導論》(1926年版)。1936年姚氏在《中央日報》副刊《文史》第5期發表的《歐洲近百年來的歷史學》30,出自講義第四講“歐洲近代通行的幾種歷史觀”。抗戰期間,姚在西南聯大開設史學研究法(或史學方法),據現存1943年他在西南聯大印發的歷史研究法十講目錄來看,與他在北大、輔仁所授內容無太大差別,仍以方法論和史源學為主,包括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有意的史料與無意的史料、何為史料外部的批評與內部的批評、史料的解釋、史料的綜合與史料的敘述等。31姚氏在北大和輔仁所授歷史研究法或歷史學原理,主要參考伯倫漢1926年版《史學導論》。他自己曾說:“班氏又有一部小書,名《歷史學導論》(EinleitungindieGeschichtswissenschaft)”,尤為有名,“鄙人民國二十三年回國以后,任教北京大學時,曾加以翻譯,用于歷史方法論的參考講義。”32《史學導論》在三四十年代流傳頗廣,楊秀林的《歷史動力學說之檢討》(載于《師大月刊》第26期)、陸懋德的《史學方法大綱》都征引過德文原書。國立編譯館曾計劃翻譯出版伯倫漢《史學導論》,由編譯館臨時編譯員李述禮翻譯33,書名譯為“史學綱要”34。李氏精通德語,留學德國,《史學綱要》于1940年譯畢,但這部譯稿最后沒有出版,可能與他1941年突患腦溢血,無法正常工作有關。李述禮譯稿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李譯本雖然沒有正式出版,對我國史學界當然談不上有什么作用,但敘述這段中西史學交流史上鮮為人知的往事,仍有其特殊意義,從中可透露出兩點信息:其一,《史學導論》在民國史壇具有一定的讀者群,不過限于懂外語之人,國立編輯館之所以翻譯這本書,估計是出于大學急需這方面教材的考慮;其二,李氏在德期間恐怕就已注意到伯倫漢史學。他作為左派學者,對于“資產階級”史學理論和方法如此重視,說明“紅色史家”也不排斥西方實證史學,尤其對那套嚴格的史料搜集、審查、整理方法還是認同的。35不論馬克思主義史家,還是資產階級史家,其在史學觀念或理論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對史料的技術性訓練,則是共同遵循的,它已經成為現代史學的內在紀律。誠如陸懋德所言:“今人欲修史學,自當以史學方法始”;“史學家必須經過一種專門技術之訓練。”36史家不能違反史學方法中一些最基本的規范,如史料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直接史料優于間接史料、謹慎使用“默證法”等等,史學方法的訓練似乎成為史家資格認證的一項重要指標。1929年清華正式改制大學,歷史學系開設了“史學方法”一課,請孔繁霱和雷海宗擔任講授。37孔繁霱在清華開設西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等課,他的史學方法課主要介紹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和朗格諾瓦、瑟諾博司合著的《史學原論》38,凡重要的歷史輔助科學、目錄學及“治史必具之常識”,均擇要講授,“示學生以治史之正確方向及途徑”。西洋史學史則講述西洋史學之起源及歷代各派史學發展之概況,注意各時代文化思想之背景,而以“近代史學視點評論重要著作之價值”39。孔氏長期留學歐美,專治史學,繼承西方實證史學傳統,1922年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指出:“史無目的,治史專為治史,不必有為而為。有為必失真,失真則非史。”40他的治學影響到新一代史家,如黎東方、張貴永都是孔在清華的學生,“同受孔先生的影響而服膺史學方法權威拜兒音哈埃姆與瑟諾博”41。嗣后,黎東方留學法國,師從法國史家瑟諾博司,習西洋史和史學研究法,就是受了孔的指示,希望他“探取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于回國以后用來治中國史”42。1929年張貴永大學畢業后43,即赴德留學,師從蘭克的學生及其傳統的繼承人邁納克(FriedrichMeinecke,1862～1954),其史學方法以伯倫漢為依據,1952年他在臺灣出版的《史學講話》前三章:史學的涵義及其問題、史學的研究范圍、史學方法綱要,即伯倫漢《史學導論》的節譯本。30年代輔仁大學史學系開設的史學方法課程,有陸懋德的“史學研究法”,姚從吾的“歷史學原理”以及陳垣的“史源學實習”。陸懋德十分推崇德國蘭克史學44,“余昔好讀德人白恩海氏之書”45。《史學方法論》出版后,示人以搜集史料、鑒別史料及運用史料之方法,“史學可稱為專門之學”46,可見史學方法在史學專業化方面的特殊作用。陸懋德在輔仁大學講授史學研究法,開始講演史學理論,次及搜集史料、審查史料、運用史料之方法,并討論歷史的考證,及歷史的批評,“務使初學對于歷史具有深刻認識”47。陸氏在清華、輔仁講授史學研究法的同時,在北平師范大學、西北大學及東北大學亦講授過同一性質的科目。他根據多年授課講義出版了《史學方法大綱》(獨立出版社1947年版),他在此書“自序”中說,“德人柏爾亥謨氏及法人塞音奴樸氏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國前人所及”,主講史學方法,每于援引吾國舊說之外,“多采取西人名著,以為補助”。《史學方法大綱》參考西人史學理論和方法著作多達20種,有關這方面稍具聲名的作品,盡在其中,網羅甚全。陸氏還時常向青年學者推薦美國弗領(F.M.Fling)的TheWritingofHistory:AnIntroductiontoHistoricalMethod。這本書宗之于伯倫漢史學,著者在“序言”里說:“我將本書獻給白恩海教授,只為表示感謝的意思。我正在德國的大學中暗中摸索門徑的時候,他的教本出了版,把我領向光明。在這二十五年中,它拯救了許多其他迷途的人。史家認識白恩海應當與數學家認識尤克利(Euclid)有同樣的熟悉。”48此書系一本簡明的史學方法論,于1920年在美國出版。TheWritingofHistory有兩種中譯本:(1)李樹峻譯,《歷史研究法》,北平立達書局1933年出版;(2)薛澄清譯,《歷史方法概論》,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這兩種中譯本的出版關聯到不少史家。李樹峻(別號子剛,山東昌邑人)在北平師大史地研究科讀書的時候,陳翰笙向他介紹了這本書,他讀了很感興趣,復有翻譯之念。又經常聽陳垣的“史源學實習”,講論史法與弗領往往不謀而合,且陳垣又鼓勵他翻譯此書。譯成之后又請陳垣、陸懋德審閱,最后又經胡適校訂。李樹峻譯刊弗領之書,大半緣于諸位師長的指示和鼓勵,這也說明了這批史學大家都非常重視史學方法的訓練。陳翰笙(1897～2004),1920年畢業于美國波莫納大學,192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9月回國,被聘為北大史學系和法學系教授。陳氏在北大史學系接替李大釗開設“歐美史學史”課程,在課堂上以介紹肖特韋爾(J.T.Shotwell)、古奇(G.P.Gooch)、富特(E.Fueter)、里特(M.Ritter)等人著作為主,闡釋歐美史學發達之經過與史學思想之變遷,且對當代西方史學社團之概況、各種流行的史學雜志亦多所介紹。49陳垣(1880～1971)作為一代史學宗師,一直十分注意對學生的方法訓練50,30年代開設“史源學實習”,則從“近代史學名著”如《鮚埼亭記》、《日記錄》、《廿二史劄記》,“漸一追尋其史源,檢照其合否。以練習讀一切史書之識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論撰時之不敢輕心相掉”。5140年代陳垣又在輔仁開設“清代史學考證法”,對傳統史學方法作系統整理。薛澄清(1907～1960)畢業于廈門大學歷史社會學系,1930年到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部研習歷史。他可能受到洪業在燕大開設“歷史方法”課程的影響,從中得知TheWritingofHistory,并翻譯之。1932年他在燕大修完學程回廈大歷史社會學系任教,主講“史學方法”課,所用教材就是弗領之書。后來譯稿得到女史家陳衡哲的推薦,商務印書館方允出版。弗領本人亦為薛譯本寫了篇序文,認為合格的歷史教育者和史家“定要受歷史方法的訓練”52。通過弗領的TheWritingofHistory在我國史學界的流傳,間接傳播了伯倫漢史學。在伯倫漢史學的影響下,史學方法意識已然成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基本修養,“運用科學方法的歷史學家才會寫成良好的歷史”53,史學方法不僅是一門培養史學工作者的技術課程,同時也是衡量史家素質的一個客觀標準。《史學方法論》之所以受到我國史學界的青睞,在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