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藏《仲弓》考述

商鞅博物館收藏了戰國時期的楚竹書第三卷《中弓》。這是先秦和弟子中長期的儒家文獻。它對理解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價值。整理者李朝遠先生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1,后來陳劍、禤建聰等專家都對于簡序調整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今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梳理工作,并且對于字辭考釋和篇章意義,以及它與《論語》的關系等提出一些拙見,敬請專家批評。一《仲弓》篇中的討論上博簡《仲弓》一篇,計有28支簡,整理者還將內容相近的一支簡附列于后。其第16簡北面有“中弓”二字,應當是為篇題。今為觀察其全貌方便計,先將釋讀和調整簡序后的文字完整地寫在下面(括號內的數字為原簡序號,所有文字皆以今字寫出,通假字不另注),有歧義者在下面的分段、疏證研討時再做討論。《仲弓》全篇簡文如下:季桓子使仲弓為宰,仲弓以告孔子曰:“季氏(1)……使雍也從於宰夫之后,雍也童(忡)(4)……愚(余)恐貽吾子羞,愿因吾子而治。”孔子曰:“雍,汝……(26)由于《仲弓》篇多殘,所以語言亦多不大連貫(凡此皆以“……”表示)。重新編次以語意邏輯為主。依照新的編序,文章之意大體能夠讀出,可以較容易地理解孔子和仲弓討論的問題。依孔子與仲弓所討論的問題計,全文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段落,分別討論:一,仲弓從政為季氏宰;二,為政的首要任務與舉賢才、民務、導民舉德;三,為政時如何自理民眾事務;四,如何對待狷介之士等四個方面的問題。今依次進行分析如下。二孔子植根于井中,任職于卿大夫之家《仲弓》篇先述魯國權貴季氏任命仲弓為家宰之事,仲弓為此征求孔子意見。簡文載:季桓子使仲弓為宰,仲弓以告孔子曰:“季氏(1)……使雍也從於宰夫之后,雍也童(忡)(4)……愚(余)恐貽吾子羞,愿因吾子而治。”孔子曰:“雍,汝……(26)子有臣萬人道,汝思老其家夫(乎)(3)……輿聞之。夫季氏,河東之盛家也,亦(2)以行矣,為之!余悔汝。”1《仲弓》首段的大概意思可以略述如下:季桓子任仲弓為宰職,仲弓將這個消息報告給孔子說:“季氏讓我任職,列于宰夫之后,我感到憂慮。我覺得自己假若干得不好,會給老師您帶來不好的影響,所以特地請老師您指教辦法。”孔子說:“雍,你要增強信心呀,你有治理萬人的才能,你難道要終老于家中而不出仕嗎?你是聽說過的,季氏是大河以東地區顯赫家族,是你施展才能的所在。快快接受季氏的任命,干吧!我勸告你。”這是《仲弓》篇的敘事部分,仲弓向孔子報告他得到了季氏任命其為“宰”的消息,向孔子請教自己該如何面對。從孔子的答語看,仲弓似有畏難之意,所以孔子給他以鼓勵。簡文的“為之”,其用法同于《論語·述而》篇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春秋后期,“三桓”是魯國最為顯赫的強宗大族,季氏又是三桓中因為勢力最強而屢執國柄者,仲弓為季氏之“宰”,可見他是頗受季氏器重的。仲弓在孔門弟子中,為政能力十分突出,孔子曾經說“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認為仲弓有南面稱君的德才。上博簡《仲弓》簡文謂“子有臣萬人道”,與“可使南面”之說相互印證。卿大夫的家宰,雖然地位并不太高,但是其權力卻相當可觀,由春秋后期的“陪臣執國命”之事即可窺見。《禮記·玉藻》謂:“凡獻于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禮記·曲禮》下篇謂“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皆可證東周時期,卿大夫之家已經有宰,這可能是與卿大夫勢力的增長同步的。卿大夫之家政治與經濟實力大增的時候,自然需要加強管理,其家的宰職官員即應運而生。卿大夫之家柄一國之政,其家宰自然非后世的“大管家”之類可比,雖然任職于卿大夫之家,但卻有權有勢,遠遠超過國家的普通官員。春秋后期的“陪臣執國命”,是卿大夫家宰權勢炙手可熱的一個有力證明。孔門弟子中任宰職者為數不少,子夏、子游、宓不齊等,皆為其例。學者或以為簡文中的“宰夫”職位高于“宰”,所以仲弓才說自己要去季氏之家是“從于宰夫之后”。關于宰與宰夫的職務,可以據材料進行論析。《禮記·檀弓》下篇載春秋時晉卿知悼子喪禮期間晉平公飲酒作樂而失禮之事,小臣杜蕢自稱“宰夫”,說自己的職責為“刀匕是共(供)”,是侍候主人飲食者。《禮記·雜記》上篇載卿大夫喪禮時,國君派員吊唁,“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禭,升自西階”,是皆可證宰夫只是宰的助手或下屬。東周時期在宰職之上的應當是太宰(即冢宰),而非宰夫。愚以為宰夫之職當在宰之下,仲弓之語只不過是一種謙辭。另有一事當辨析者,即專家或認為仲弓早就有意為季氏之宰,好像唯恐孔子不同意他去為季氏宰似的,并舉“思老其家”為證,以為“思老其家”之意,就是早就考慮要在季氏之家長期干下去,一直到老。其實,細繹首段簡文之意,可以體會出孔子很鼓勵仲弓前往任季氏之宰,說季氏為“河東之盛家”,是說仲弓于此可以大展身手,有一番作為。“行矣,為之!”之語,則是鼓勵仲弓勇往直前。孔子的這種態度,與他強烈的從政情結有關。簡文的“思老其家”的“其”字此處當作為語中助詞讀,楊樹達先生曾經列出三類只表示語氣而無實際意思的“句中助詞”,舉例證如《尚書·召誥》的“不其延”,《詩經·候人》的“彼其之子”,《國語·晉語》的“不其集亡”,《左傳》僖公十五年的“秦不其然”等2。簡文“思老其家夫”的“夫”,應當是表疑問的語末助詞,與“乎”相近。此句意思應當是難道你想終老家中無所事事嗎?實際上是鼓勵仲弓將其“臣萬人道”應用于從政的實踐中去,而不要蹉跎歲月。這一點從《論語·雍也》篇的一個記載里看得也很清楚,是篇載孔子對仲弓的話語:“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意即是你大展身手的時候了,就是你不想干,形勢也不容許呀。可見孔子對于仲弓的從政才能是非常欣賞的。再從仲弓本人的意愿看,他并非一個熱衷于功名利祿的人。據《論語·先進》篇載,在孔門弟子中,他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同以“德行”著稱,而顏淵僻居于窮巷,閔子騫則視從政仕宦為畏途。《論語·雍也》篇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3可為其證。所以斷言與閔子騫德行相同的仲弓熱衷于從政,可能是不妥當的。仲弓從政可能是聽從了孔子的勸告與鼓勵,再加上他有從政的才能,才付諸實踐的。孔子自己除了年輕時曾為“季氏吏,料量平”(《史記·孔子世家》)之外,他自己并不熱衷仕于大夫之家,這應當與他的尊王、尊君的思想有關。然而,孔子并不反對弟子到大夫之家任職。他鼓勵仲弓為季氏宰就是一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孔子取了自己堅持理想,而容許弟子謀求現實出路的態度,應當是他豁達通融的人生觀念的表現。三第21號簡中的“科技”如何做?《仲弓》篇的第二段文字,討論為政的首要任務何在以及舉賢才的問題,是本篇的綱領。簡文如下:仲弓曰:“敢問為政何先(5b)……?”曰:“雍,古之事君者,以忠與敬,唯其難也,汝惟以聞,[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改過舉](21)罪,政之始也。”仲(8a)弓曰:“若夫老老慈幼,既聞命矣。夫先有司為之如何?”仲尼曰:“夫民安舊重舉(8b),……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改過舉罪(7),……上下相復以忠,則民懽承教,曷為者不(22)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唯有賢才弗知舉也,敢問舉才(9)如之何?”仲尼:“夫才不可掩也,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之者?”4這段簡文大意是:仲弓說:請問為政要將何種事情擺在首位?孔子說:雍呀,古代事奉君主的大臣,將忠和敬放在首位。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這是你所聽說過的,這里就不多講了。我強調的是,為政時要敬老慈幼,先選拔有關的職司官員,從其中發現和舉薦賢才,讓職司官員們改正錯誤,并舉發其中有罪過的官員進行處罰。這些就是為政者首先要做到的。仲弓說:敬老慈幼這些事情,我已經聽過您的教誨了。我還要請教的是,為政時要先選拔有司,這事為什么要擺在首要的位置呢?孔子說:民眾安于舊的職司官員,也重視新舉薦的官員。如果能夠做到敬老慈幼,先選拔有司并且從中舉薦賢才,讓有過錯的官員改正,舉發有罪的官員,那么,上下官員都能夠以忠君為重,民眾就會樂于承教,如果做到了這些,為政者還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由此看來選拔有司之事是不可以不把它放在首位的。仲弓說:我是個不聰敏的人,如果下面有賢才我還不知道舉薦,請問我該怎么樣舉賢才呢?孔子說:賢才是不會被埋沒的,舉薦你所了解的賢才就可以了,你不知道的賢才,難道別人就會置之不理而不舉薦嗎?關于這段簡文的簡序調整,主要是將21號、22號簡分別置于第8號、9號簡之前,方括號中的文字系據下文以及第8號簡首的“罪”字擬補。孔子于此回答仲弓關于為政的首要任務何在的問題,應當是全篇的主題。孔子既然說到“政之始也”這樣總結性的詞語,那么他其前所言者該是全面的綱領性的言論,不應當是只言片語,因此于此處擬補了見于后面的第7簡的13字。這樣擬補之后,雖然表面看來語言有些重復,但既為綱領,重復應當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之所以補在第21簡之后,是因為如此整理之后,第21簡和第8簡的字數皆合于常例。這里將第22號簡置于第5b號簡之后,是因為從內容上看,仲弓問為政的首務,而孔子的回答必然要說明如何“事君”的問題,因為以忠與敬的態度“事君”正是“為政”的最重要的任務。在這里,孔子沒有展開來說,而是用自古以來做到忠敬事君都是困難的這一點略微提及,最重要的任務不一定擺在實踐中的首位,所以孔子主要論析了“政之始”的問題。仲弓在下面的問題中說了“若夫老老慈幼,既聞命矣”一語,可見在此之前,孔子應當是說過這些內容的,由此在第21號簡末擬補的十三個字,也就有了比較充分的根據。關于“先有司”的問題,仲弓請教的問題是,為什么要將選拔職司人員之事看得非常重要呢(“先有司為之如何”)孔子回答指出,這是因為民眾既習慣于故舊之人(“安舊”),還重視新選拔出來的人(“重舉”)。“為政”者應當任用那些熟悉傳統的故舊之人,也要選拔那些有能力的新人,這樣才能夠使民眾與“為政”者“上下相報”5,意即上下相親近。這樣就可以使民眾樂于“承教”,聽從教化,如此說來,“為政”者還有什么舉措能不獲得成功呢(“曷為者不有成”)之所以把選拔有關職司人員之事作為“為政”者的首務,是因為他們是和民眾直接接觸的人,與民眾的利益直接相關,所以民眾的意愿也就顯得特別重要。尊重民意是孔子仁學理論的重要內容,于《仲弓》篇里亦可得到印證。簡文“改過舉罪”的“改”字,整理者認為當通赦,依據是“‘赦’,鐸部書紐,‘惑’,職部匣紐:職鐸對轉”,并引《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為旁證。此字陳劍先生釋讀為“宥”,然而,由古義求之,亦未必合適。赦與舍棄之“舍”互訓,有置而不論之意,而孔子所講對于過錯并非置之不理,也非寬宥不記,而是認為有過錯就要改正6,所以讀簡文“惑過”為“赦過”抑或是“宥過”,皆不大妥當。《說文》訓惑為“亂也”,段玉裁注曰:“亂者,治也”,亦即惑有“治”之義。簡文“惑過”即“治過”,也就是改正過錯之意。由古音求之,簡文“惑過”的惑當讀為與其同屬之部的“改”。《說文》云:“改,更也。”“更,改也”。改與更兩字互訓。如果逕讀為“惑”,只要斷定其古意為“亂(治)也”,亦可通順。如果以今意讀之,可能讀其為“改”更合適些。另外,“改過舉罪”的主體何在,也是一個問題,讓誰來“改過”,又是舉誰之“罪”呢?從上下文意看,只能是有關職司官員之過與罪,而不會是民眾。這也應當是讀其為“改”要勝于讀為“赦”或“宥”的一個重要理由。這段簡文的重要之處還在于它可以與《論語·子路》篇的記載對讀,是篇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兩者對比,可以看出,《論語》所載實即這段簡文的簡化。由于經文過于簡略,所以有的地方就讓人費解。當時編纂《論語》的孔子后學覺得不是問題的地方,就讓后人理解時歧義疊出,例如“先有司”,是先舉賢才為有司,抑或是先為有司做出榜樣,抑或是為政者要以先任命有司為首務,從短短的經文里,實在找不出確切的答案。如果硬說,那就是每一種解釋都可以自圓其說。上引簡文里面,仲弓請教“夫‘先又(有)司’為之女(如)可(何)”,表明仲弓不大理解孔子提出的為政時應當“先有司”的意義,所以引出了簡文下面的孔子的回答。孔子語謂“是古(故)又(有)司不可不先也”,表明,此前的孔子語(“上下相復以忠,則民懽承教,曷為者不有成”),即為“先有司”的具體解釋。孔子之語的主旨是為政者選拔職司人員必須順從民意,這樣才會“民懽承教”,也才會無往而不勝(“曷為者不有成”)。順民意而選拔有司以行政,哪有不成功的呢?孔子所謂“先有司”的含意,就是為政者必須先順應民意而選拔“有司”。《論語·子路》篇所說的“先有司”的含意,得簡文佐證,可以說有了接近孔子原意的解釋。這段簡文對于我們全面理解孔子的從政思想很有意義。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事君”被置于很重要的地位。這從他對于魯君一貫的敬重態度中可以明確地看到。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到魯君的地位不可挽回下跌的現實,所以他才對仲弓說事君之舉“以忠與敬,唯其難也,汝惟以聞”,既然仲弓是要到季氏之家任職,那么事君之法寶也就用不著多講了。但是,孔子還是提出來,意思是讓仲弓不要忘記這是從政的首務。但要任季氏之宰職,若要干得好,則又不能過分強調此點,所以孔子將主要的告誡,放在如何敬老慈幼,如何選拔有司等問題上。《論語》的編纂者將“事君”的內容略去,就顯得不大全面了。今得簡文之證,才可以恢復孔子為政思想的主要面貌。關于仲弓問舉賢才之事,還有一段學術公案。宋儒程顥、程頤兄弟曾經指責仲弓所謂“焉知賢才而舉之”,只是他的一個藉口,并推衍說:“仲弓與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是公私之間爾。”朱熹解《論語》時曾引用程氏此說,并謂“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論語集注》卷七)。清儒毛奇齡《四書改錯》為仲弓辯護說程氏與朱熹“貶抑圣門之大無理者……,竟從無可詈處,必憑空造捏,使其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后已”(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十六引)。宋儒的指責集中到一點,就是說仲弓為私而不舉賢才。這個指責是否正確呢?簡文載仲弓語“雍也不敏,唯有賢才弗知舉也”,說明他不是為私而不舉,只是看不清楚賢才而無法舉,所以孔子才回答他說“舉而所知”,即舉薦你所看清楚的、可以認定的賢才。這只是一個認識問題,并非人品問題。因此,程氏之指責確屬無理,簡文所提供的內容可以為此之證。四正確處理好德和孝德之間的關系簡文的第三部分以說明“民務”(即民眾的事務)為中心,并且分為幾個層次展開討論。簡文如下:仲弓曰:“改過舉罪,則民何后?”(10)仲尼(28):“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猶差,民亡不有過。賢者(19)毋自惰也。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內,猶來(賚)(18)……。”仲弓曰:“敢(27)問民務?”孔子曰:“善哉問乎,足以教矣。君(15)刑政不緩,德教不倦。”仲弓曰:“若出三(17)者,既聞命矣。敢問導民舉德如何?”孔子曰:“舉之(11),服之,緩弛而勞。順之,唯有孝德,其(13)雍,汝知諸?”仲弓答曰:“雍也弗聞也。”孔子曰:“夫祭,至敬之。(6)學,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慎也。夫死(23b),至愛之卒也,所以成死也,不可不慎也。夫行,順柔(23a)之一日,一日以善立,所學皆終;一日以不善立(24),所學皆惡。可不慎乎?”7這段簡文大意是:仲弓請教說:如果強調了讓有關的職司官員改正過錯,還要舉發有罪過的官員,那么他們的威信就會降低,民眾怎么跟從他們前進呢?孔子說:就像山會崩坍、河會斷流,日月星辰的運行會出現差錯一樣,民眾沒有不出現過錯的。賢良的統治者在治理民眾的時候不可自己懶惰。從前的三代明王,他們擁有四海之內的廣大區域,但卻還要招徠民眾。如今治理民眾的官員們也應當有這樣的態度。仲弓說:你所說這三項,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還想請教如何引導民眾重視德呢?孔子說:要將德放在重要位置,讓民眾信服,讓民眾勞逸結合。如果要真正讓民眾順服,那就只有貫徹孝德這一條途徑了。雍呀,你知道嗎?仲弓回答說:我還沒有聽你詳細說過。孔子說:孝德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就拿祭祀來說,必須特別恭敬。學習是人的立身之本,這是生活于社會所必須的準備。不可以不慎重呀。說到親人死后的喪葬,那是讓親人得到最后尊榮的事情,所以說不可以不慎重呀。說到孝的行為,那就是要時刻不懈地順柔地對于父母,這樣才能一刻不懈地立于善,所學習的才會有好的結果。如果時刻立于不善,那么所學習的皆是惡,自然也就不會有好結果。這樣的事情難道能不慎重嗎?簡文“約”字不清,原釋為幼,陳劍先生釋為后字之省去彳旁者,申紅義先生讀為畜,楊澤生先生讀為后,作隨從講,“民可后”意即民可跟從8。愚按:讀后之說為優。這里可以補充說明的是,句中的“可”字,當讀為疑問詞“何”,這句話應當讀作問辭,意即讓有司官員改正錯誤,并且要舉發其罪,那么民眾怎么跟從其前進呢?仲弓之意是說“有司”的“改過舉罪”,表明他們有過錯或有罪,威信就會降低,民眾便無所適從。針對仲弓的這個認識,孔子集中說明過和罪如同山崩川竭、日月星辰會出差錯一樣是經常出現的,賢者應當勤奮努力不可怠惰。過去三代的明王有了四海之大的統治區域,還要招徠廣大民眾,而不計較其是否有“過”、“罪”,何況今日之統治者遠遠趕不上明王呢?更不應當苛求于人。因為此處談到了徠民之事,所以仲弓接著詢問“民務”。孔子贊賞仲弓將“民務”放在重要位置(“善哉問乎,足以教矣”)9。從仲弓“若出三者,既聞命矣”的說法看,孔子的回答應當有三項內容,但此段僅見“刑政不緩,德教不倦”兩項,另一項內容因簡文缺失而不知。“導民舉德”意即引導民眾將“德”放在重要位置,這應當是孔子所說的“德教不倦”的具體內容。所言“舉之”,猶今語之高舉某某旗幟之類。“服之”,是指讓民眾信服。“緩弛而勞”,指對于民眾的使用,應當勞逸結合。“德”的內容廣泛,要讓民眾順服,最主要的是貫徹“孝”的德行。孔子于本段簡所論的中心便是孝德。孔子所論孝德要點有四。一是祭祀先祖,應當“至敬”。二是學習先祖的德操業績,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這與孔子所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里仁》),是完全一致的。三是謹慎地完成父母的喪葬之禮(“成死”),此即孔子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四是以“順柔”的態度對待父母,如果能有一天這樣做了,那么,這一天就會得到善良的品行與德操,所學習的東西才會有結果,“所學皆終”的“終”,猶《論語·堯曰》篇的“天祿永終”,指福祿綿長。從另一個方面看,假若“以不善立”(即不順柔于父母),那么所學得的必然是“惡”的德行。所以說對待父母必須順柔,而不可違拗。仲弓本來是請教為政的道理,為什么孔子卻大講孝德呢?原來在孔子的理論中,孝與政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說它是政治的基石,也是一個人立足于社會的根基。《禮記·中庸》篇載孔子謂“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處所說的“大德”亦即孝德。它與從政的密切關系之重要,已經強調到了極至。明乎此,孔子于此大講孝德的原因也就不難悟出。五“今之君”與“近事”《仲弓》篇最末一段主要是分析如何對待狷介之人。簡文載:仲弓曰:“今之君子,事人不盡其悅(25)也,定(交)不及其成(誠)。獨獨狷人,戁(難)為從政。”孔[子曰]:(12)“早(皂)使不行。妥(綏)仁(14)宜道之者,教而使之,君子亡所服狷人。含(今)女(汝)相夫……(16)其咎。”仲弓曰:“今之君子愎過悍析,難以納諫。”孔子曰:“今之君子所竭其情、盡其慎者三,曷近務矣(20)。”10這段簡文大意是,仲弓說:如今那些“君子”,與別人共事不能夠坦誠直言,跟人交往表現不出誠意。獨來獨往,犖犖寡合,很難讓他們從政。孔子說,對于這些狷介之士,像皂役那樣使喚他們做事是不行的。只要他們向往仁的道理,就應當引導他們,教育他們,然后再使其從政。對于真正的君子來說,沒有不能使其順服的狷人,你要幫助他們才是。仲弓說,這些人往往剛愎自用,夸大其辭,語氣強硬,矯情偏頗,很難聽得進別人的勸諫。孔子說:那些號稱“君子”的人,如果能夠竭誠盡情地與人交往,并且多取慎重態度,庶幾就會近于正確的方向了。這段簡文的“說”字原作從兌從辶之形,專家多讀為悅,或闕而不釋。這個字還見于郭店楚簡《老子》甲本第27號簡。愚以為讀為“說”較為合適。此簡內容見于傳世本《老子》第五十二章和五十六章,此章載“塞其兌,閉其門”,其中的“兌”字,前人解釋,或讀為“空穴來風”的“穴”,或讀為《左傳》文公元年“大風有隧”的“隧”,或引《淮南子·道應訓》高注“兌,耳目鼻口也”,指出凡有孔竅者皆可謂兌。所謂“塞其兌”,猶今語之閉目塞聽。《說文》訓“說”字謂“說釋也,從言兌聲。一曰談說也”。簡文此處的用法即說字的“談說”之意,而非悅懌之意11。簡文的“定”字,依《廣雅·釋詁》“交,定也”的解釋,這里當用如“交”,指交往。簡文的“狷”,指狷介之士,他們的特點是性情正直高潔,不入流俗,略有狂傲之風,所以孔子曾稱其為“狂狷”。簡文的“今之君子”,應當是對于號稱“君子”者的諷刺性質的用法12。簡文“愎過悍析”,當讀若“愎(剛愎)、過(夸大)、悍(強悍)、析(詭辯)”,是仲弓眼中那些號稱“君子”者的四種不良態度。這種強悍之風與扭扭捏捏的“事人不盡其說”形成了兩個極端,都是不正確的。簡文“務”,其本意為勉力、事務,引伸可以理解為任務、目標。“近務”,即近乎要求。簡文這段文字從表現上看與前面幾段距離較遠,實際上有著深層的邏輯聯系。《仲弓》篇的主旨是講如何從政與選拔官員的問題,而這段簡是強調如何看待那些號稱“君子”的狷介之士,《孟子·盡心》下篇引孔子語: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孔子對于貌似忠誠恭謹而實則欺世盜名的“鄉原”之人則深惡痛絕。狷介之人雖然沒有達到中庸的標準,但能夠不與世俗同流合污而保持自己的高雅潔凈,實屬不可多得的優秀的品質。所以孔子實際上認為盡管狂狷之士常令人難以接近,但卻不必排斥他們。雖然仲弓批評他們“愎過悍析,難以納諫”,但是孔子還是主張引導他們從政。孔子之意是說,只要他們能夠將不正確的態度端正過來,就會近于要求,似乎是認為對這樣的人也不要苛責。仍然貫穿著孔子所提出的“改過舉罪,上下相復以忠”的基本思路。六《數值說》所載《部分文本朝述的內容是由參與而成的在理解簡文意義之后,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論語》成書的一些問題。《論語》之稱最早見于《禮記·坊記》。后來,《漢書·藝文志》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而《論衡·正說》篇則謂“數十百篇”,此論前人或以為“駭聽”,不信此語。今得《仲弓》篇可以推測,它很可能就是當時“數十百篇”之一。孔門弟子記載孔子言行甚伙,后來選編《論語》一書時加以刪削,上博簡《仲弓》很可能就是刪削而不存之篇,但其重要內容則保存于《論語·子路》篇中為一章。近人或認為,“《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閑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十百篇”13。其實,王充已經明謂“數十百篇”是孔門弟子初記師語之篇,將《三朝記》等列入《論語》之列,是不妥當的。《仲弓》第16號簡背面載有“中弓”二字,是為《仲弓》篇名。這應當才是“數十百篇”之列的內容之一。我們做出這個推測的理由在于,第一,《仲弓》篇只載仲弓與孔子的對話,與《漢書·藝文志》所言《論語》一書“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的性質是吻合的。第二,關于《論語》的成書,前人多謂仲弓是其中的重要參與者,較早的如鄭玄《論語序》即謂《論語》一書“仲弓、子游、子夏等撰”14,后來,《昭明文選·辯命論》注載:“《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可見晉代傅玄不僅承繼了鄭玄之說,而且特別突出了“仲弓之徒”在編定《論語》一書時的作用。這些說法雖然未必盡是,但還是值得重視的。上博簡《仲弓》與《論語·子路》篇相關內容對讀的現象出現,表明仲弓一系弟子可能參與了編定《論語》之事。專家多據孔門弟子在《論語》一書稱“子”的現象,斷定它出自曾子、有子二者的門人,此說雖然不可廢,但時代較早的鄭玄的說法因為上博簡《仲弓》篇的印證,而值得注意。上博簡《仲弓》篇的發現對于說明《論語》成書的一些問題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就“論語”一詞的“論”字看,前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