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達爾文的遺產仍影響當今世界進化論提出150年后，他留下的偉大遺產仍然顯著影響著當今世界今年是達爾文誕辰200周年，同時也是《物種起源》發表150周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個偉大的人和一本偉大的著作上。150年來，《物種起源》經歷了種種挫折、懷疑和否定。但目前大多數科學家一致認為，進化論與相對論、量子力學等重要理論體系一起，構成了現代科學的支柱。正如哥白尼推翻“地球中心說”一樣，達爾文理論否定了人類主宰自然世界的說法。一些學者在紀念達爾文時這樣評價他:在達爾文提出進化論150年后，他留給我們的偉大遺產仍然顯著影響著當今世界。世界上的眾多學術著作都由《物種起源》衍生而來。這些遺產也反映了過去一個多世紀里，進化論經歷了怎樣的巨變。早期理論已與基因科學融為一體。我國學者最初對達爾文理論的接受與認識，帶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盡管我國早期對達爾文的介紹與理解不乏偏頗之處，但目前我國科學家對進化論的貢獻卻是可圈可點。我國從科學上對達爾文主義的接受，沒有經歷像西方那樣的戲劇化過程，它很自然地隨著現代科學在我國的建立與發展，進入科學家的視野和研究實踐。“人類的思想在19世紀經歷了一次變革，這次變革在今天仍然影響深遠……一個人，和一本書，成為現代生物進化論的象征。”達爾文生平1809年2月12日，達爾文出生在英國的施魯斯伯里，他的父親是位著名的醫生，他的祖父則是更有名望的醫生，同時也是推理進化論者。在達爾文出生之前，他的祖父就將生物進化的概念介紹給了英國讀者。達爾文在16歲時被父親送到愛丁堡大學學醫，由于無法面對重病患者的痛苦，或者另一種說法是，他不愿意解剖尸體，而最終放棄了學醫。1828年他進入劍橋大學，改學神學。在劍橋期間，他成為植物學家亨斯洛(Henslow)的門生，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831年12月，達爾文登上了英國皇家海軍艦艇小獵犬號，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前往南美洲從事自然調查研究工作。最初他們在南美海岸調查，并多次進入南美洲西邊的加拉巴哥群島，經過太平洋到達紐西蘭、澳大利亞及南非，然后又回到南美洲，直到1836年10月才回到英國。對于達爾文來說，這段經歷是他受到的“第一次真正訓練，或者說思想教育”。環球旅行為達爾文提供了深入自然的機會，也讓他擁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思考——進化論思想便是由此成形的。從小獵犬號回來后，達爾文已經是一位大有前途的地質學家。他的發現讓萊爾對他肅然起敬，二人也因此開始了他們的終生友誼。1839年，達爾文出版了描述小獵犬號航行經歷和發現的《航海日志》，很快成為19世紀最為暢銷的旅游書籍之一。但是從這本書中，幾乎看不到進化論的思想。同年，達爾文與他的表妹埃瑪(Emma)結婚，到1841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達爾文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從此除了去倫敦拜訪親友，或因健康原因去療養外，幾乎沒有離開距倫敦幾英里的唐別墅(Downhouse)。他一生只在三個地方生活過，4年在倫敦，5年在小獵犬號上，其余的時間都在唐別墅度過。盡管疾病纏身，達爾文仍然一邊堅持積累物種方面的資料，一邊從事一種人們很少知道的物種——海洋甲殼動物藤壺的分類研究。此外，與萊爾以及植物學家胡克(Hooker)的交往，也使他的索居生活得到調劑。1844年，他第一次寫出《物種起源》的簡要提綱，胡克成為此文的第一位讀者。到1854年，達爾文感覺時機成熟，他決定開始撰寫一部關于物種起源的巨著，然而，這個計劃最終也沒有完成。1858年，他收到華萊士(Wallace)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華萊士本人撰寫的一篇簡短的論文，這篇論文幾乎涵蓋了達爾文理論的核心思想。這讓達爾文又尷尬又難過。在萊爾的建議下，達爾文將自己在1844年完成的論文摘要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交給了林耐學會，卻沒有受到重視。林耐學會的主席在作當年度的年終總結時說:“今年……沒有什么重大發現。”一方面怕自己20年的心血被別人搶了先機，另一方面，華萊士的論文更增加了達爾文的信心，達爾文開始著手撰寫摘要性著作，這就是1859年底發表的《物種起源》。從1860年到去世，達爾文撰寫了一系列重要著作，進一步闡述了進化論的多個主題，其中包括《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人類的由來》，以及三本關于花卉有性繁殖的書。由于疾病和先天的羞怯，達爾文一直遠離公眾生活，他從未就進化論作過公開演講，也再沒有寫過比《物種起源》更通俗的讀物。達爾文對科學的貢獻，在他有生之年從未得到英國皇家學會的正式承認。盡管在1864年，他被授予皇家學會最高榮譽——科普利獎章，但表彰詞中卻明確說到，他的貢獻不包括進化論。在宗教方面，達爾文年輕時是基督教正統教徒，逐漸轉變為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者。他自己說，這種轉變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以至于他從未感到過痛苦和沮喪。然而，達爾文的宗教觀從未公開表達過，也正因此，在1882年4月19日因病逝世之后，赫胥黎才放棄與虛偽勢力的斗爭，協助將他的靈柩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在牛頓的旁邊。勝利。達爾文在給赫胥黎的信中寫道:“我由衷地欽佩你的勇氣，我寧愿去死，也不會在這樣一個會議上，來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問題……”《物種起源》發表150年來，種種非科學的因素一直伴隨其間。1926年，美國曾有一名中學教師因在課堂上講授達爾文理論，而被告上法庭。甚至到了1980年，在競爭世俗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職位——美國總統時，兩位候選人都急于公開宣稱，他們相信《圣經》的創始故事。直到現在，美國一些在宗教上比較保守的州還禁止在中學講授達爾文的進化論。這種種現實都提示我們，盡管達爾文當時苦苦思索而未能解決的問題，最終在基因學這門新科學中找到了答案，而進化論卻沒有像他早期的支持者們所堅信的那樣，得到世界的普遍認同。這種與世俗觀念的爭斗、無休止的爭斗，長期以來也讓生物學家們苦惱不堪。然而，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在生物進化論日益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不得不改變教會對達爾文主義的否定態度，他在致函教廷科學院全體會議中寫道:“信仰并不反對生物進化論”；“新知識使人們承認，進化論不僅僅是一種假設”；“事實上，由于各學科的一系列發現，這一理論已被科學家普遍接受”。盡管教廷對達爾文的接受花費了100多年的時間，而自《物種起源》問世以來，許多重大的社會道德進步觀念，卻都竭力從達爾文那里尋求依據。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于達爾文同時代的斯賓塞，他以“適者生存”為口號倡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由此，達爾文理論迅速在社會科學領域被“濫用”。幾乎就在《物種起源》發表后不久，一些學者甚至以達爾文理論為依據，批評現代社會庇護“不適應環境”的成員，使他們免受自然選擇。進化論的法則甚至曾經被解釋為勝利屬于最強者，它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規則，它為資本家對剩余勞動力的剝削提供了理由，這種解釋被赫胥黎批駁為“野蠻行徑”。這種種對達爾文思想的曲解和誤用，使達爾文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蒙受了“不白冤屈”。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曾批評達爾文“宣揚那些死掉的人是該死的，說那些尸體是進步的表現”。然而，達爾文自己卻始終反對把進化論用于社會學領域，直到臨終時他也沒有發現有什么理由可以把進化論用于哲學。他在1878年評價這種做法時說:“這是一個極其愚蠢的觀念。”與努力維護《物種起源》的科學價值一樣，赫胥黎一直努力維護著達爾文主義的合理適用范圍，奮力抵制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支持者的狂熱。然而，赫胥黎卻沒能再為達爾文贏得這場斗爭的勝利，甚至他自己的孫子，也倒向以進化論為基礎的人文主義道德觀。于是100多年來，從納粹思想到新自由主義，再到流行文化，類似的曲解和誤用從未停止過。從亞里士多德到達爾文達爾文前的物種觀念在19世紀的正統宗教和生物學思想中，物種概念包含著三個基本思想，其中最明顯的是不可再分觀念。即物種“貓”的概念中，包含所有個體的貓，而其他動物都被排斥在外，與之毫無關聯。這種思想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時代，受到人們日常經驗的支持，柏拉圖唯心主義哲學思想也表現出對這種觀念的支持:正是那些在個體貓上未能全部表現出來的貓的本質屬性，才是理性思維所要思考的內容。最終，《創世紀》教義將柏拉圖哲學與普通經驗結合起來，提出了上帝造物的思想。上帝造物的思想，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萬物是由上帝一次性地創造出來的，“亞當給它們起了什么名字，它們就叫什么名字”。林耐(Linnaeus)的分類學方法，沿襲了這種物種間并無關聯的、不變的思想。18世紀，隨著動植物標本采集量的增加，以及對物種的系統研究分析，原本用來區分不同物種的差異變得不再成立。在開始寫《自然系統》時，林耐堅信“種”作為分類單元的絕對性。但到了晚年，他也發現區分一個種和它的變種變得越來越困難，于是他在“種”之上又增加了“屬”的單元，但他始終沒有公開質疑“物種不變”的正統思想。二是每個物種的設計都非常完美。這種觀念在當時受到自然神學的支持。1836年達爾文隨小獵犬號歸來之時，一位劍橋哲學家仍然認為:“整個地球，從一極到另一極，從周邊到中心，總是把雪蓮放在最適合它生長的地方。”在這種表述中，他強調的不是生物的適應性，而是造物的神奇。而這種思想在達爾文歸來的60年前就曾受到懷疑論者休謨(Hume)的挑戰，他在《關于自然宗教的對話》中寫道:“我們不能因為現在的適應狀況良好，就去否認以前可能存在的不理想狀態。”萊爾與拉馬克許多人認為，達爾文和他的《物種起源》受進化地質學的影響最為深刻。在登上小獵犬號時，他隨身攜帶著當時最偉大的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Lyell)的《地質學原理》第一卷。當小獵犬號(Beagle)航行到南美時，他又得到了《地質學原理》的第二卷。在達爾文的自傳中，他曾這樣寫道:“這本書從許多方面來說，都使我受益匪淺。當我考察佛得角群島的圣地亞哥島時，便清楚地體會到萊爾地質學研究方法的優越……”他在另一篇書信中更強烈地表達了這種影響:“我總感覺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萊爾的啟發，對此我總是感激不盡……它(《地質學原理》)改變了一個人的思維模式。”拉馬克(Lamarck)是一位法國博物學家、推理進化論者，他早在1809年發表的《動物學哲學》一書，就創立了生物進化論。他在達爾文之前就注意到了環境的變化能影響動植物的習性與構造，使它們朝著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向發展。然而，進化地質學與進化生物學，在19世紀初有著顯著的區別。此時的進化地質學已經脫離了思辨哲學的范疇，進入科學范疇，也更早地成功挑戰了《圣經》的創始說。憑著對自然界和特殊地質變化過程的明確認識，進化地質學家提出需要數百萬年的地球發展史，才能解釋地球上復雜地貌的形成過程。而根據《圣經》記載，從創世到基督誕生只有4000多年。于是在與神學曠日持久的斗爭中，進化地質學家憑著無可辯駁的證據，最終獲得了勝利。而進化生物學的狀況則相差很遠，在達爾文之前，進化生物學基本上仍是一種理論推測，沒有任何進化演變過程或機理方面的知識作為支撐，因此專業地質學家連同神職人員一起質疑它的理論基礎。盡管像萊爾這樣的進化地質學家愿意接受生物進化的思想，但他卻無法接受拉馬克的進化理論，認為那不過是憑空臆想。由于缺乏有說服力的進化機理，萊爾這位當時最偉大的進化地質學家，對當時所有的進化生物學思想都不予以認真考慮。直到他最終被達爾文發現的進化機理所折服。達爾文理論的誕生在跟隨小獵犬號5年的考察中，達爾文有意識地收集生物進化的證據。在加拉巴哥群島考察時，達爾文發現每個島嶼上的陸龜及雀鳥并沒有很大的差異，但又有些許的不同。他又發現加拉巴哥群島的生物與南美洲大陸的種類非常相似。于是他開始懷疑島上生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們之間的差異是由于千百年來適應各個島嶼不同環境的結果。同時，他開始注意挖掘古生物化石，這些化石使他確信生物的進化確實發生過。考察經歷和收集到的證據，使達爾文確信生物是可變的，但促成生物進化的動力是什么？1838年，他偶爾讀了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從中得到啟發。馬爾薩斯是一位神職人員，他指出:生物的數量往往以幾何級數增長，會耗盡環境資源，因此，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生存斗爭，這樣的事也會發生在人類社會。盡管《人口論》是那個復雜時代的產物，充斥著完美創世的理念。但“生存斗爭”的思想卻提示了達爾文，成為達爾文進化論的基石之一。達爾文開始意識到，當種群數量不斷增長，它們所在環境的資源即將耗盡時，自然界自有辦法解決資源的供需矛盾。在某個遺傳多樣性極為豐富的物種中，自然選擇會“清除”一些優勢特征較少的個體。另外，如果同一物種的兩個群體長時間隔離，它們很可能發展成完全不同的物種，并且不能相互交配。1859年11月24日，《物種起源》正式發表，達爾文進化理論誕生了。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提出了兩個基本理論，第一，他認為所有的動植物都是由較早期、較原始的形式演變而來；其次，他認為生物進化是通過自然選擇而來。“自然選擇”是達爾文進化論與他的前輩理論的最大差異，它解決了進化機理中至關重要的附屬問題。接受與實踐:達爾文理論在中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國學者最初對達爾文理論的接受與認識，恰恰帶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天演論》是我國最早介紹進化論的讀物，1898年由嚴復用文言文翻譯出版。《天演論》譯自赫胥黎介紹達爾文思想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而非《物種起源》的原作。在翻譯時，嚴復在原文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注釋與評論，從中不難看出他翻譯此書的目的，社會學理由更多于生物學的愛好。作為桐城派古文高手，嚴復的注釋與評論極有煽動力，從某種意義上，影響了人們對原意的理解。在《天演論》中，嚴復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中國目前雖弱，但仍有挽救的辦法，這就是通過競爭，通過努力，改變目前弱者的地位，變為強者。他在翻譯此書時，接受了斯賓塞“適者生存”的口號，又自己加上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八個字。他對進化論的認識，對當時正處在民族危急時刻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受《天演論》的感召，胡洪骍給自己改名為適，字適之，廣東革命黨人陳炯明也將自己的字改為競存。于是，很多學者認為我國早期對達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