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潮沖擊下,我對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的認識

鑒于“外語熱”以及翻譯行業存在的學術障礙、翻譯混亂的問題，以及文化市場上以“外語熱”為榮，各種外語詞（詞）廣泛傳播，引起人們的關注。人們正在努力解決學術尊嚴受到威脅的學界斗爭，并找到解決辦法。《俄漢文學翻譯詞典》正是在這種殷切關注下問世了。2000年4月28日,“慶祝《俄漢文學翻譯詞典》出版恭賀龔人放教授八十五華誕”學術活動在北京大學舉行。此次會議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主辦,這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自1999年6月成立以來組織籌辦的第一次大型學術活動。活動由慶祝會和“五四”科學討論會兩部分組成。出席慶祝會的各方來賓共110人左右,致辭的嘉賓有: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趙存生先生、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先生、中俄友好協會會長陳昊蘇先生、北京大學科研部副部長程郁綴先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胡家巒教授、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葉水夫先生、原中國翻譯家協會副秘書長孫繩武先生、商務印書館副總編徐式谷先生。發言者們眾口一致地祝福我們這位尊敬的前輩生日快樂,并對他為中俄文化交流所做的突出貢獻表示敬意。龔人放教授作了答謝發言。之后,外國語學院黨委副書記郟惠康向與會者介紹了龔教授的教學和研究情況。商務印書館潘安榮先生和俄羅斯語言文學系臧仲倫教授則分別介紹了詞典的內容及編寫過程。光臨此次活動的嘉賓還有:俄羅斯駐華使館文化參贊扎哈羅夫先生和庫利科娃女士,著名翻譯家、作家、畫家高莽先生,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作家劉麟先生和周明先生、翻譯家曹蘇齡女士等。慶祝會由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王辛夷主持,在喜慶的氣氛中進行。一《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編撰的“不只在實際”伴隨著新千年的最初一縷朝霞,85歲老翁龔人放傾注15年心血主編的《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由我國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靜悄悄地推出。對于在商潮沖擊下腳跟欠穩、目前尚沉浸在“中國文化要為人類的新千年做出何等何等貢獻”的亢奮狀態中的學術界、文化界,龔人放教授主持編纂的《俄漢文學翻譯詞典》具有幾點非同尋常的含義。其一,在時下我們的外語類大辭(詞)典越出越細,專門功能日益突出的“詞典語境”中,編纂雙語文學翻譯詞典,在我國尚屬首例,在世界上也屬罕見,起碼在俄羅斯尚無一部這樣性質的詞典。因此,匯集了自“五四”以來幾代翻譯家寶貴翻譯經驗的《俄漢文學翻譯詞典》填補了我國詞典系列的空白。其二,就俄語界的詞典出版而言,從1949-199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的歷史上,我國陸續出版了各種各類的俄漢、漢俄雙語詞典,其中最具規模、最有權威的莫過于《俄漢大詞典》(劉澤榮主編,商務印書館,1963)、《大俄漢詞典》(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編,商務印書館,1985)和《俄漢詳解大詞典》(趙洵、李錫胤、潘國民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而《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的意義不僅在于,它誕生于人類又一新紀元的開端、人民共和國又一發展時期的起跑線上,而且更在于,在質量無可非議的前提下,它在俄語界起到了力拔頭籌的示范作用,即以精品的面貌與姿態走進了我國的辭(詞)典編撰及出版由全面完備走向功能化專門化的行列。其三,中俄兩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的歷史,中國始終對俄羅斯文學與文化抱有盎然的興趣。盡管從當今文化平等對話的視域看,在不同的時期這“交流”、這“興趣”的平衡性與合理性不盡相同。《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的問世為進入21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續寫上了一頁最新的篇章。歷史記得,從青年時代起,龔人放先生就是一位中蘇文化合作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1949年12月,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和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邀請龔先生擔任新創辦的“廣播俄語講座”的主講人。他邊講邊寫,出版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廣播俄語教材。此外,在1949年出版的《俄文文法》基礎上,1953年龔人放先生編寫出版了《俄語語法》(上下冊),這是由中國人最早編寫的俄語語法書之一,被當時許多高校用作教材或參考書。顯然,在年輕的人民共和國諸多的文化事業中,龔先生成了普及俄語教學、探索新的教學途徑的開路先鋒。50年代初,龔先生應邀為俄羅斯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講授漢語語法,共10講。因此,在此次慶祝會上,陳昊蘇先生和羅高壽大使由衷地“放大”了這部詞典及其主編的作用。前者強調,它“為進入新世紀的中俄文化合作建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后者指出,它“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繼承性和不同文化傳統的相互作用”。作為《西游記》和《水滸傳》俄譯本譯者老羅高壽的兒子,羅高壽大使認為,龔人放教授從事的俄語研究和普及的工作,是一項崇高的事業,“是對發展俄中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加深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俄漢文學翻譯詞典》從正式啟動到付梓問世,歷時15年,其間,責任編輯就替換了三任。也就是說,在40年的一線教學生涯剛剛劃上句號的時候,70歲的龔人放教授便將“編撰一部詞典”從想法階段推向實施階段。在會上龔教授憶及初學俄語,感慨良多:“那是1933年,我們還沒有什么俄漢詞典,只記得俄語之鄉——哈爾濱出版過一本《俄華大辭典》,就其篇幅和釋義來說,不過是一個生字本。后來我在北平買到一部《露和辭典》(八杉貞利編),這部詞典對我很有幫助。不過使用這部詞典還得學點日語,多一層麻煩……綜合大詞典,無論有多么大,也只能給詞語以基本釋義。如果從文學翻譯著眼,恐怕兩部大詞典(即劉澤榮主編的《俄漢大詞典》和黑龍江大學俄語系主編的《大俄漢詞典》——筆者注)還都有空缺。從而想起在風吹雨打的年代里,想做而未做的一件事來,那就是構思一部《俄漢文學翻譯詞典》。”或許這就是龔老的“詞典情結”的發端吧。15年間,《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的編寫者們付出了可說是苦役般的勞動。這勞動決非時下某些編書、編詞典人士以“未來時速”進行的“拼”、“攢”。論及其中的辛勞,龔老卻十分謙遜:“這部詞典是幾代翻譯家辛勤勞動的產物。我們不過是一些工匠,把他們的成果編輯成冊而已。要說慶祝,首先是慶祝翻譯家們,而不是工匠們。”從人員組成情況看,聚集在龔老麾下的“工匠們”具有兩個特點:在縱向上,它是我國俄語界老、中、青三代學者成功組合的典型;在橫向上,它是多邊校際合作的范例。主編龔人放教授邀請了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長年擔任翻譯教學和有一定翻譯經驗的教授、副教授二十余人參加編寫工作。在具體分工上,四位副主編的設置、十位選編人員、十五位選材人員的布局體現著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這是大型辭(詞)典工具書質量保證的至為關鍵的前提。全體編寫者反復閱讀原著及其漢譯本,從中選出譯者閃光的語匯和富有創造性的翻譯成果。他們字斟句酌,手抄筆錄,做了難以數計的卡片,又一再篩選,最終成了現在的規模:涉及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其他民族184位作家的368部作品(包括小說、戲劇和詩歌),477部漢譯本,精心篩選出10034個詞條,約17000個例句,共350余萬字,可謂佳譯匯編。“這里既可以見到我國幾代譯者創造性的耕耘和勞動,同時其中也融合了編選者苦心孤詣的辛勤勞動。”1一般來說,畫有“畫眼”,書有“書魂”,而辭(詞)典鮮有理論支配下的思想作依托。《俄漢文學翻譯詞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擁有鮮明的編撰理念,這一點可以從龔老親自為詞典寫的序言《談談文學翻譯》(代序)中看到。在序言中他提出“綜合—同步翻譯”的主張:“有人說翻譯只有個人經驗,沒有理論可言。也有人說‘文無定法’,翻譯并沒有什么一定之規。可是,如果我們把大家的經驗加以總結,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用來指導翻譯,豈不就是理論。翻譯有理論,譯者有所遵循,豈不也就有了標準。沒有理論,標準成了無本之木;沒有標準,理論成了空中樓閣。綜合—同步翻譯可以說是理論與標準融于一體的翻譯方法。”何謂“綜合—同步翻譯”?“把語言同邏輯、藝術聯想和藝術想象融于一體”——龔老把這叫做“綜合翻譯”;“把原文的真諦用相應的漢語形式表達出來”,必須如釋典所云:“不即不離,無縛無脫”——龔老將這稱為“同步翻譯”。“龔氏理論”并非空穴來風,它建立在龔老幾十年的教學經歷與翻譯實踐2的基礎上。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龔教授為什么把“近似”放在創造性翻譯的第一層次,為什么提出“詮釋”(翻譯中的“詮釋學”)和創造性翻譯中“引申”與“升華”的主張。基于上述的綜合特色,《俄漢文學翻譯詞典》不是一般的詞典,“而是一件精雕細鏤的藝術品,隨處閃耀著我國文學翻譯家的智慧、創造性和美的閃光”1——這樣的贊譽與無根無據大肆吹捧的粉飾世風拉開了距離。的確,這部詞典不僅可以查閱,而且可以閱讀,還可以欣賞。二對伊薩科夫斯基的評價學力精深的長輩學者是燕園無形資產中最寶貴的部分。在百年的發展史上,“五四”科學討論會是北京大學各院系約定俗成的學術活動。多年來,以“五大教授”——曹靖華、李毓珍(余振)、田寶齊、龔人放、魏真(魏荒弩)為驕傲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也在遞續著這一優秀的學術傳統。在這項活動中,龔人放教授一直是敢為人先的表率。此次活動的第二部分——“五四”科學討論會于當天下午在北京大學外文樓進行。這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自成立以來以系為單位進行的首次“五四”科學討論會。討論會圍繞詩歌翻譯、文學翻譯和文學翻譯批評三個議題展開。發言以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的老中青三代學者為主,他們是左少興、顧蘊璞、李毓榛、陳松巖、彭甄,校外來賓孫繩武、高莽、周清波應邀作了特別發言。“內外并舉”是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五四”科學討論會的最新特色,即不僅限于本系的教師,根據內容的需要,適當地邀請校外的學術界人士加盟。今年是蘇聯詩人伊薩科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他的一些被譜成曲子的詩作,曾在我國廣享知名度,像《卡秋莎》、《燈光》、《有誰知道他》等歌曲至今被中國人民視為蘇維埃文化的代表。討論會上孫繩武、高莽、李毓榛和陳松巖圍繞伊薩科夫斯基進行了交流。討論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伊氏的創作,還擴展到跨入21世紀的現代俄羅斯人對他的評價。孫繩武先生是我國俄語界的老前輩,曾翻譯過伊氏的《談詩的技巧》,對詩人的創作有一定的了解,也是伊氏作品在中國傳播的同步見證人。孫老在他的發言《漫談伊薩科夫斯基在中國——紀念詩人百年誕辰》中介紹了詩人的生平和創作情況,認為伊氏的第一部詩集《麥秸里的電線》3給人以天真的感覺。總的來說,他的詩親切,讀起來瑯瑯上口,易被大家接受。孫老重點回顧了伊薩科夫斯基的詩歌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過程:伊氏詩歌最早的中譯者是戈寶權。新中國成立為伊氏詩歌在中國的流傳創造了條件,出現了比較完整的藍曼4的中譯本。另外,孫老自己動手翻譯了伊薩科夫斯基的詩歌理論著作《談詩的技巧》。該書文筆簡潔,態度溫和,很受當時青年(尤其是文藝青年)的需要。50-60年代,《談詩的技巧》印刷1-2萬冊,前后印刷15、16次。可見,伊薩科夫斯基當時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那么,在現代俄羅斯年輕人眼中,伊薩科夫斯基是什么樣的呢?高莽先生談到他1999年夏天的俄羅斯之行時給了我們一個答案。他發現,在莫斯科伊薩科夫斯基基本上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在他的故鄉——斯摩棱斯克,人們努力要記住他:他們不僅將街道命名為“伊薩科夫斯基街”,還設有伊薩科夫斯基文學獎。在詩人百年誕辰來臨之際,斯摩棱斯克人計劃為詩人樹立紀念碑,但遇到了資金不足的困難。高莽被他們的熱情所感染。歸國后,他把為伊氏紀念碑捐款的想法告訴文學藝術界的朋友們,得到積極的響應。大家紛紛傾囊,總共捐得500美金。此舉受到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高度贊揚。談到伊薩科夫斯基的歌曲流傳很廣的原因,高先生認為勃蘭切爾的曲子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從文學史的角度和蘇聯解體后的現狀出發,李毓榛教授指出,進入90年代后,在俄羅斯,人們對蘇聯文學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有一些詩人被過分抬高,而伊薩科夫斯基則幾乎被忽視了。這是不公平的。伊薩科夫斯基的詩歌能夠在我國廣泛傳播,主要得益于翻譯工作者做出的種種努力。沒有翻譯,就沒有我們對外國詩歌的了解。但要做好詩歌翻譯,除了把原詩的意境有聲有色地傳達出來之外,還應注意保留原詩在形式上的特點。因為“神以形存”,詩歌的表現力離不開特定的形式,并且它不同于其他文學體裁的特殊性也在于它的形式(詩行、韻律、格律等)。所以,對詩歌的形式的研究不僅是必要的,還是重要的。于是,陳松巖副教授從伊薩科夫斯基詩歌的形式切入,做了題為《伊薩科夫斯基的詩歌創作》的發言,對伊氏1924—1950年間的詩歌進行了格律、韻律上的分析。通過考察,陳松巖發現,在兩音節和三音節詩律中,伊薩科夫斯基較常用前者,這在20年代(1924-1930)尤為突出,比例高達4:1,以后幾個時期也依然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兩音節詩律中,揚抑格的使用略高于抑揚格,這與詩人慣常表現的題材和創作風格有關。特別是在30-40年代,揚抑格是抑揚格的三倍。而在戰時(1941-1945)比例恰恰相反,抑揚格是揚抑格的三倍。三音節詩律所占比例與涅克拉索夫時代相仿,但高于20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和大多數蘇聯詩人一樣,伊氏在三種主要三音節詩律中,揚抑格使用最少,只是在30年代與其他詩律旗鼓相當,而在其他時期或者沒有(20年代),或者寥寥無幾,即使使用也僅限于四音步或四—三混合音步兩種。在韻律方面,尤其在韻腳的選擇上,伊薩科夫斯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即挖掘了新的近似韻和不嚴格韻。陳松巖提出,伊薩科夫斯基不贊成20世紀初期對于詩歌語言、詩歌形式和技巧的過度追求,他的詩歌主張與實踐代表了蘇聯文學創作的一個主導傾向,即貼近自然、貼近生活、貼近民眾。盡管伊氏的許多作品被譜寫為歌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新民歌典范,但詩人總是強調真正民歌與詩歌存在距離,這正是他的創作空間和民歌得以不斷豐富、長盛不衰的動力。最終,陳松巖認為,我們研究外國詩人詩歌形式方面的特點對學術研究和實踐有重要意義:一、有助于我們加深對詩人所代表的潮流和傾向、所處的時代文學主導傾向和特征的認識,進而更深一層地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之處;二、了解詩人的總體創作風格,特別是詩歌形式特征,可以使譯者較快找到最適合的形式準確、穩定地進行翻譯,同時,外語工作者可以借此尋找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對應點和接口,使民族語言形式能夠負載外來文化,使外來文化在本土生根。由此可見,翻譯作為語際交流,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還是文化的移植過程。雖然長期以來在翻譯的標準、原則、技巧處理上存在著觀點的分歧。但不可否認的是,翻譯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藝術,尤其是文學翻譯,它除了準確傳達原作的意思之外,還必須兼顧原作的語言形式本身。這就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精通兩種語言,又要掌握對象國的文化知識;既要具備文學理論知識,又要有文學鑒賞力。因此,左少興教授認為,語言和文學是不可分割的。學語言的一定要具備文學知識,學文學的必須有一定的語言水平。并且,對于翻譯來講,外語和漢語同等重要,只有兩者都精通,才會有成果。此外,俄羅斯是一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國度,對于無論是以俄語作為工具、從事某一領域學術或實際工作的人材,還是以俄語本身為立身、立業之本的人士,擁有俄羅斯東正教的基本知識應當是一種無需特意強調的文化素質。顧蘊璞教授談到了《俄漢文學翻譯詞典》引發的對翻譯工作的思考和要求。他認為,詞典恰如一顆衛星,是幾代翻譯家的集體成果。我們可以據此詞典進行學術領域特別是翻譯領域的打假,培養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為人品格。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顧教授還談到,在翻譯工作中能力、時間和態度是相互關聯的,翻譯是語言、文學、語用學、修辭學等多方面的結合。忽視任何一方面,都會帶來這樣那樣的失誤。比如,高爾基評價葉賽寧時,稱他是“大自然特意為詩歌……而創造出的一個器官(opiaн)”。現在看來,“opiaн”5譯為“管風琴”則更為貼切。因此,翻譯的質量問題非常重要,假如沒有質量保證,即使翻譯再多作品也沒有用。顧教授認為,建立翻譯批評是必要的。由此展開了會議的第三個議題——文學翻譯批評的討論。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的周清波老師從多年講授翻譯課的切身感受和理性思考出發指出,現在翻譯理論處于尷尬的境地。翻譯研究中存在一個流行癥:風格不嚴謹。往往采取抄襲外國理論的做法,不是在歸納總結,而是搞新術語、新名詞的堆砌。針對這一現象,他提出在教學上的解決方法——把藝術學派和文藝學派的觀點介紹給學生,在傳授過程中借鑒其他行業授徒的方法,把握精髓,將真正可以付諸實踐的理論教給學生。另外,他認為,文學翻譯始于語言,止于語言。語言既是原料,又是產品。因此,對于翻譯來說,語言學是極其需要的。就這個問題,彭甄博士做了題為《翻譯研究:范式轉換與選擇》的發言。他指明,根據翻譯研究的基本觀點、方法和價值取向,翻譯研究可以分為兩種基本的研究范式:文藝學派和語言學派。20世紀60年代后,當代翻譯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影響的學派有五個,分別是:美國培訓班(TheAmericanTranslationWorkshop);翻譯科學(TheScienceofTranslation),即所謂“語言學派”;翻譯研究(TranslationStudies),即所謂的“文藝學派”;多元體系理論(PolosystemTheory);結構主義(Deconstruction)。通過對翻譯研究的歷史及當代翻譯研究的基本狀況的分析彭甄指出,翻譯研究的主體部分即為旨在確立規則的規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