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道光詩人魯一起的抒情言志

魯德的詩歌理論主要是“外來為中”的理論。“外”是魯迅對詩歌從思想內容到藝術表現的一般要求。周韶音在《通甫詩存跋》中說，“先生之言曰，‘凡文章之道，貴外閎中實。中實由于積理，理充而緯以實事，則光彩日新。文無實事，斯為徒作，窮工極麗，猶虛車也。’”（《跋》）“理充”的前提是要“緯以實事”。“實事”，也就是社會現實內容，是魯一同對詩歌內容方面的基本要求。對此，魯一同多次強調：“文章無它，征理于實，從實入微，從微得彰，因彰得暢，制暢以約，調約以和，六者無戾，文乃大昌”，“夫文之有實，譬射之有的”，“文章務切事情”，（P11）“君詩不患不高，不患不深，但當緯以實事”。（P13）（《孔宥函詩序》）魯一同的“中實”不僅只是指社會現實內容中的事件而言，還包括作者的真性情。魯一同非常重視作者的情感的重要地位。他的朋友孔繼熔曾請他作文為一巨公壽，魯一同拒絕他說：“夫文，情之精者也，今之作者先苦無情，假手之文，尤隔秦越。以無情之文應無情之事，不亦可乎？”（P1）（《致孔宥函》）作文應有真情感，以情馭事，方為正途。他不滿別人堆砌為文的作法，曾說：“聞足下為文章雜取子史，追琢為詞，儲而待譴。大才盛氣，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于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索，要之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P6）（《與左逸民書》）魯一同反對以詩為贄為刺的應酬之作，他在《通甫詩存自序》中申明：“又重夫世之啖名鶩進，以詩為贄為刺，利祿之途，紛如也。竊重自閉錮，不欲茍焉自見于天下。且古之修辭立誠。豈徒然也哉。”（《序言》）“文章之道，期于達性明事”。這便是魯一同“中實”的完整內容。由充實的社會內容才可產生豐富真摯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做到了“理充而緯以實事”。“外閎”也就是文章的風格特征要表現為雄健剛直之氣。毛岳生謂，“七百年來文患于柔，惟此能得剛之美。”（P224）李慈銘也認為“（通甫）詩氣象雄闊，浩蕩之勢，獨來獨往，固為偏師之雄矣”。魯一同論詩重“外閎中實”之說，以期掃蕩乾嘉詩壇萎靡疲弱的詩風。在詩歌創作中，附著于不同的題材內容，其寄托與審美旨趣使其詩歌風貌表現出或側重于雄健或側重于沉郁的風格特點。概括而言，其抒情言志之作多表現為雄健的風格；其表現國難民瘼之作，處處透露出沉郁的氣息。而兩種風格又以鴉片戰爭為界，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為雄健，后期為沉郁。一、魯系的雄健詩風格（一）魯吾李雄健詩風對于魯一同詩歌的風格特征，前人多有論述。李慈銘以“氣象雄闊”概其貌；錢仲聯先生以“如寶劍光騰，雄健獨生”喻其勢；《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括之為：“通甫詩與文，具以雄稱。”雄健的詩風既符合魯一同的詩歌理想又符合他的創作實際，這種風格特征多表現在其抒情言志的詩作上。一同少負不羈之才，但因場屋之困，時作悲聲。1838年，魯一同再次會試不第，“秋風秋雨愁煞人”，面對著這霏霏淫雨，詩人的悲憤如決堤的洪水，一任其宣泄，寫下了《秋雨雜詩八首》：秋霖無定端，颯沓凌晨來。戎戎帷幕暗，蕭蕭梁棟哀。凄禽共別葉，千里紛煙埃。頗似風波民，接館棲寒灰。蜒蚰晝欺人，蚊蚋哄成雷。身上寒女衣，淋漓生青苔。夜深大蛇出，蜿蜒當中階。畏此不敢行，拔劍心徘徊。憂端如黃河，橫決隨顛崖。河流尚可塞，重陰無由開。(其一)洪湖阻我西，巨海阻我東。亂流趨我南，大河北來同。萬派一源囦，灌輸始有終。如何九土士，散落紛驚鴻。向者升天行，叱咤雙飛龍。卿云九光姿，炳綸三垣宮。密雨不須臾，化為茫茫風。安期頭已白，玉女顏非紅。或傳元圃窟，下與東瀛通。赤鯉期不來，青鳥爾何功。臨流佇天末，只影愁蒼穹。（其四）這兩首詩沉雄悲壯，似從李白《行路難》脫胎而來。其實，魯一同對李白的一瓣心香，在其悼念李白的《青山李翰林新墓碑歌》中已表露出來。東方仙人去不還，長庚老子留人間。丹書劍篆不去手，騎龍跨虎游名山。九十六君太平世，西來偶坐飛龍騎。昭陽宮里一顰眉，倏忽青天墜平地。東過商洛游梁園，燕姬趙女如寒煙。吳山桃李不稱意，西來高臥匡廬天。廬江軍聲夜半起，淮南諸侯做天子。赤金不受五百斤，白首西行九千里。大江茫茫洞庭秋，三年歸臥青山頭。玉棺一降金斗渚，明月空懸支鵲樓。鵲樓牛渚浮云改，青山萬里幾人在。姑溪流水娥眉云，依舊隨波到東海。君不見當時身穿宮錦袍，如今腐化生青蒿。不見御賜天廚羹，如今麥飯知誰陳。頗黎明月難長久，遺珠去作民間婦。空持死后千秋名，不換生前一杯酒。依稀記得謫仙人，興圣皇帝九代孫。遙將千點瓊瑰淚，灑向蒼梧萬里云。詩中堪夸李白神采品性，又極哀其不遇于當世，空有宏偉抱負，“遙將千點瓊瑰淚，灑向蒼梧萬里云”，魯一同的遙祭表達了他的景慕和同情。魯一同對李白雄健詩風的繼承首先表現在詩中雄奇意象的選擇。李白詩歌多采用非凡雄奇的意象，如“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鵬，“咆哮萬里觸龍門”的黃河，“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等。魯一同詩也多這種極具夸張色彩的意象。其多用“高、大、壯、突、忽”等字眼來形容，使詩境有一種氣奔勢逸的雄健特點。他寫友人別去為：“騎馬大澤中，一月去不還”；寫友人的吟詠為：“歌呼振林壑，蛟龍驚洄漩”；寫荒涼之境為：“落日見孤隼，驚風吹大荒”；寫山勢之高為：“穿云裂日九千仞，舉頭問天天欲應”；他俯視神州之景為：“九點煙迷三島月，十洲風轉六鰲身”；他描寫焦山為：“茲山氣鴻蒙，松柏參虬蒼。深根穴地極，幽阻窺天光。”魯一同還具體學習了李白詩中豐富的聯想和瑰奇意象的組合。魯一同有《太華篇》詩，在詩序中寫及：“友人新自合陽歸，道出華陰，具言三峰之勝，為賦此篇。”可知作者寫此詩非對景吟詠，而是憑情虛構，一如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之構思及風格。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詩和魯詩均以虛構游歷為構架。詩中以夸張、對比、比喻手法，把民間傳說、文人逸事、古代神話引入詩中，構成一個迷離恍惚，驚心動魄而又舒展自如的神仙境界，充分體現了雄健的風格特征。（二）魯監獄詩歌中的奇氣和現實意義“各師其心，其異如面。”作者表現在作品中的性格特征，是形成作品風格的內在因素。魯一同詩風一如李白之雄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魯一同性格中有一種奇氣，一如李白。李白的奇氣表現在他的恃才和傲世。李白對自己的才能是極度自信的，“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失意時，他自慰為“天生我才必有用”，得意時他高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縱事有不諧，也決不變節從俗。任華《雜言寄李白》說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受寵之時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受讒去京，憤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兩種情性充盈在詩歌中，就表現出或飄逸或憤慨的氣勢，宏放的格調，呈現出雄健的風格特征。魯一同也有一種奇氣。姚燮稱之為：“通甫山陽杰，奇氣小八荒”，“奇氣不可縶，鵬摶大海云。”魯一同的奇氣同樣表現為高度的自信和毫不干己求人的傲世風范。具體表現在詩文中就是對不凡志節的描述和對豪放人物形象的塑造，對富貴的淡泊和對信仰的執著……與李白相比，因生逢亂世，更有一種悲郁在其中。魯一同在20歲所作的詩中就描繪其理想為：“睥睨天下士，放浪白云篇。意將干萬乘，致主軒羲前。行復隨赤松，跨虎游名山……”（《送王慈雨入都》）在《李元忠歌》中所塑造的李元忠形象更是灑脫異常，“丈夫要在能活國，十五萬石隨東風，歸來一笑酒杯空。不愛將軍仆射與儀同，何況刺史太常與侍中。葛巾蒲被大樹下，滿庭花藥秋蒙蒙……”李元忠、諸葛亮、李白等外儒內道，求功名而不慕富貴，懷大志而不干人、不屈己，來去自由，功成身退的理想人格是魯一同的傾情所在。“馬生起徒步，雅志輕王侯。抗論萬乘間，許身伊與周……長嘯梁甫吟，流盼觀神州。士也不逢時，浩歌天為愁……”（《仕平作》）作者吟詠的是馬生，更是自己的一腔志氣和憤懣。“我病在跅弛”（《送戴五歸桐城》）這是魯一同的悲劇所在，也是他的魅力所在。總之，魯一同詩文中所表現出的獨立特行的人格特征是其詩文雄健風格形成的內在原因。“一鶴摩云飛，毛豐骨奇峭”，潘德輿如是形容魯一同為人為詩。“淋漓醉墨寫梅花”，魯一同喜于畫梅的興趣或是一種寄托。二、《呂》是一首關于抑郁的詩（一）魯監獄生產的沉郁性，從杜詩中學其要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魯一同詩文“俱以雄稱”的總體風格外，又格外提出其“詩宗少陵而得其樸實”。葉名灃稱其詩為：“橫出銳入，驚心動魄，篤守少陵家法而神明于規矩之外”。孫鼎臣亦稱其為：“要眇密栗，樸實渾堅。注意設詞，闖入杜陵之奧”。（《跋》）李白之外，杜甫是魯一同的主要師法對象，正是對杜甫詩歌從精神到體制的學習，魯一同詩歌才得以繼承杜甫“沉郁”的獨特風格。對于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的詳細解析，歷來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共識，即其詩的“沉郁”包括對現實的反映的廣泛性和深刻性以及詩歌所表現出的憂郁色彩。杜甫是位有政治抱負的“竊比謖與契”的詩人。正是這種政治抱負才使他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從而密切關注現實和深刻批判黑暗。這使他的視野能更深入的觸及社會的本質問題。他詩歌里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現實的廣泛性和深刻性，也超過了多數作家，形成了他的獨特的“沉郁”的藝術風格。魯一同對杜詩的學習，首先是繼承了杜甫的憂生念亂、愛國愛民的濟世情懷。同“竊比謖與契”的杜甫一樣，魯一同也少懷“許身伊與周”的大志。這種志向是他仕進不已、憂國憂民的原動力。大凡國難民瘼，魯一同均目擊詩存。他從“四海晏平”之時憂起，一直到“海國事起”，一直到生命垂危。他憂“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一當其沖”的治世世人的萎靡；他憂“忍令清路塵，化為濁水泥”的志士不見用；他憂“此志竟蕭條，徒步歸田園”的懷才不遇；他憂“今年秋水半天下，荊襄饒豫纏蛟龍。江淮南北猶橫絕，萬屋風卷隨秋蓬”的天災；他憂“縣官驅人如驅蠅”的人禍；他憂“團山關外見旌旗，鐵甏城頭戍鼓悲”的國難；他憂“清酒黃龍約屢偽”的兵敗；他憂“金繒誤國古今同”的賣國……可以說，詩人的情感是緊緊把握著晚清時代的脈搏起伏的。時代的沒落，個人際遇的不幸，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和懷才不遇的壓抑，使魯一同詩中有一種濃重的沉郁之氣。其進亦憂，退亦憂，正是這處處憂憤，時時零涕，才造成詩中沉郁風格的底色。具體到不同的詩體，魯一同努力從杜詩中學其精要。其一是樂府詩對杜甫的學習。杜甫論詩，是非常注重詩的社會效用的。為了更好的干預現實，杜甫革新了樂府詩的寫作手法。杜甫以前，樂府詩大都是沿襲舊題，而杜甫始以新題新意進行創作。這種革新精神，沖破了舊題的束縛，把樂府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這種精神被白居易等所繼承，發動了“新樂府運動”。魯一同樂府詩的創作，無論就詩歌的人民性還是現實主義精神方面，或是“即事名篇”的選題方面，都和杜詩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1831年，安東大災，魯一同即事名篇，寫下了《賣耕牛》、《拾遺骸》等樂府詩，1833年合命名為《荒年謠》。在詩序中作者說，“饑沴洊疊，瘡痍日甚。聞見之際，愍焉傷懷。爰次其事，命為《荒年謠》。事皆征實，言通俚俗，敢云言之無罪，然所陳者十之二三而已。”直接繼承了杜詩中直陳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其次是律詩的學習。杜甫律詩多把家國之感寄寓在詩篇中，現實意義非常強烈。他以詩評定時事，寓意深遠，議論橫生，堅蒼老重，沉郁悲涼。這是杜甫律詩的優良傳統。魯一同反映鴉片戰爭的律詩，一如杜甫的堅蒼老重，深得杜詩神髓。錢仲聯先生評其《烽戍四十韻》五言排律時說：“沉雄開闔，神似杜公。”杜甫為把家國重大事件，古今著名人物和自己的深沉感慨，表現在那極為謹嚴的律詩形式中，常常是一詠再詠，聯篇迭唱，如七律《諸將》五首。魯一同借鑒了杜甫的這種寫法，寫下了《重有感》八首學杜甫《諸將》。張公苦意絕天驕,忽報呼韓款圣朝。珍重玉關千萬里,西風大樹日蕭蕭。(其二)韓公本意筑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兩詩均以律體議論時政，指責朝廷，用意正大，詩法精微，充盈著悲憤之氣。同時，詩中多用虛詞。如魯一同詩中“忽”、“便”、“豈宜”數虛詞斡旋于沉重厚實的典故時事中間，疏間以密，虛綴于實，于厚重中見流動。姚燮所稱“千錘極堅老，一轉掉空靈”正在此。錢仲聯先生評定魯一同《重有感》組詩時說：“老杜《諸將》，后人學諸多落空腔，如此堅蒼，得未曾有。”再次是古風的學杜。杜甫曾寫《八哀》詩，評述八位歷史人物。關于杜甫的《八哀》組詩，歷代評家多有臧否。中國詩歌多重抒情，以詩篇敘述人物，《詩經》和漢樂府以來，雖也有些許詩篇，但畢竟只是單脈相傳，佳作罕有。到了杜甫的時代，這種寫法更為少有。杜甫的《八哀詩》就是杜甫在用古風寫人物方面作出的突破。杜甫寫《八哀》詩的目的正如他在詩序中所說：“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后存歿，遂不詮次焉。”魯一同有《三公篇》五古組詩學杜《八哀》詩。以詩紀鴉片戰爭中英勇抗敵的三位重臣：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太子太師王鼎；浙江巡撫劉韻珂。在詩序中魯一同亦言：“裕公致命死，王公憂死，東南岌岌，劉公耆柱而已，又抱病幾死。懷賢憂國，情見乎詞。”從結構謀篇到風神韻致，一如杜公，沉郁悲涼。（二）“詩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史詩”之說，首見于晚唐孟棨的《本事詩》：“杜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史詩’。”至宋代“史詩”之說開始流行。“史詩”成為了杜甫、杜詩的代稱。但歷代對“史詩”一詞的理解不同，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為“紀實論”。《新唐書》本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史詩’”。王得臣《圭史》稱：“世稱子美為‘史詩’，善實錄也。”二為“知世說”。北宋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稱：“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逸，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史詩’。”南宋魏了翁《程氏東坡詩譜序》亦云：“（杜甫）號史詩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三為“感時論”。清王士稹《師友詩傳錄》云：“獨是杜工部之詩，純以忠君愛國為氣骨，故形之篇章，感時紀事，則人尊‘史詩’之稱。”從“紀實論”到“知世論”再到“感時論”，是一個對杜詩審美特征與價值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也表明了杜甫“史詩”中所包含著三種不同層面的藝術特征。“史詩”這一稱謂自與杜甫聯系起來以后，就成為了一筆豐厚的民族精神財富。它不只屬于杜甫，而是屬于歷代在民族面臨萬劫不復的前途，激起一腔熱血，拿起詩筆錄下民族的痛苦和悲愴，表現出民族的信念和希望的一批具有愛國感情的詩人。他們自覺繼承了杜甫“窮年憂黎元”，“危時思報主”，“戀闋丹心破”，“濟時肯殺身”的精神，采用感時撫事或者直陳其事的手法進行創作，形成了文學史上代代相傳的“詩史”傳統。唐以后，被稱為“詩史”的詩人層出不窮。尤以宋亡，明亡，清末之時，“詩史”之作出現最頻。這些“詩史”們用詩心捕捉著時代的重大題材，用詩筆真實描繪著歷史轉折之際的社會現實，表現出一代士人深沉的憂患意識。由于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杜甫的有某種相似之處，杜詩中描繪的情景抒發的感慨，他們如同身受，故創作心情和作品風格特征也與杜甫比較契合。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沉郁”的風格特征來。處于乾坤之變之際的魯一同，面對著國難當頭，憂患叢生的現實，自覺地繼承了“詩史”傳統，或“直陳其事”，目擊詩存；或曲筆言情，暗諷婉刺。用自己的筆來參加到濟世救民，抗敵驅辱的斗爭中來。“相如諫草分明在，莫與鄒枚一例看”，魯一同具有明確的以詩干預現實的目的。為此，他時時強調“即事而后作，無事不作”，“緯以實事”，“文章務切事情”……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朝政得失，天災人禍，這些憂患主題無不被納入詩中，造成“多涉時事，傳之將來，足當詩史”的特征。魯一同首先用史詩傳統中的紀實筆法記錄了這段歷史。《讀史雜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