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文到李文悲耶壯耶從杜甫與吳雯的昭君詩看兩人歷史觀的差異

唱史詩是中國古代詩壇上相當受學者歡迎的詩歌主題。它的特定研究角度和主題范圍是基于現實的，也是詩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霸伿吩娡x用一個或幾個富有審美意義的歷史人物或事件作為歌詠對象,通過對這些人物事件的追憶和尋繹,表達詩人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以抒發某種志向和情感?！眱炐愕脑伿吩娺€應當遵循“事信言文”的詠史原則,既要有凝重的歷史感,又要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明鏡可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所以說詠史詩一開始便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直接聯系,所有的詠史詩都無一例外的打上了詩作者主體歷史認知的烙印。昭君出塞是詠史詩的一個傳統母題,在對這一事件的歷史評價中不同時代的詩人展現出了歷史與現實的碰撞帶給詩人的獨特的情感反思。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詠懷古跡》(第三首)與清代吳雯的《明妃曲》就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切入,表達了不同的歷史情感態度。一、意性與民族大義唐代是我國詠史詩發展的高峰期,許多詠史的名家都出現在這一時期,而杜甫更是一代詠史詩的大師,其詩本身還被后人稱為“詩史”,那這樣一代大家是如何來看待昭君出塞的呢?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最后一句點明了全詩怨恨的主題,這種“怨恨”盡管也包含著“恨帝始不見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還是一個遠嫁異域的女子永遠懷念故土的怨恨憂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積累和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鄉土和祖國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詩人只用這樣簡短而雄渾有力的幾句詩,就寫盡了昭君一生的悲劇,顯然他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的。他當時正“飄泊西南天地間”,遠離故鄉,處境和昭君相似。雖然他在夔州,距故鄉洛陽偃師一帶不像昭君出塞那樣遠隔萬里,但是“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洛陽對他來說,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鄉,正好借昭君當年想念故土、夜月魂歸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同時“畫圖省識春風面”也借昭君不受青睞來隱喻自己的懷才不遇。從整首詩來看,杜甫對昭君的遠嫁并不是抱著豁達而寬容的心態的,他并未在詩作里直接表達自己不滿與怨恨的情緒,但對當時統治者的昏庸糊涂得痛恨也隱含在了對昭君被悲怨形象描寫的背后,所以在杜甫看來昭君出塞并非一件承載巨大政治意義的民族大事,他筆下的昭君又是幽怨的,昭君出塞多少有點身不由己,也正是因為這樣,昭君才能作為一個詠史詩的形象,成為他借以抒發自己對現實不滿情緒的渠道,所以在唐代文人的詩作里,昭君詩已突破了漢樂府對昭君個人命運的憐憫,而是更多的融入了對時代的怨恨之情,怨自己懷才不遇,恨社會鮮有伯樂能識“昭君”之才。杜甫的昭君詩是詩人的個人命運與時代社會相碰撞而借由昭君所發,他不能深徹理解昭君出塞的民族大義,甚至是怨恨和親的,這體現了杜甫的歷史認知。清代詩人吳雯也存有一首昭君詩。吳雯(1644-1704),字天章,是清初著名詩人,為山西四征君之一。他的詩集經王士禎點定,名《蓮洋集》。《蓮洋詩鈔》十卷為《四庫全書》所收。吳雯的《明妃曲》獨樹一幟,大有別于杜甫的《詠懷古跡》之意:不把黃金買畫工,進身羞與自媒同。始知絕代佳人意,既有千秋國土風。環珮幾曾歸月夜,琵琶唯許托賓鴻。天心特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漢宮。這首詩一反歷代前人描繪的悲苦凄涼、可憐兮兮的昭君形象,而是向我們展現了一個識大體、顧大局,能把握自己命運,能為國家民族大義勇敢犧牲的巾幗女子形象。全詩無一怨無一恨,通篇在為昭君出塞這一歷史事件正名,“環珮幾曾歸月夜”實際上是對杜甫“環珮空歸月夜魂”的反駁,昭君哪會無事月夜歸魂,“不把黃金買畫工”又是在反駁歷史上一直把昭君出塞歸咎為畫工毛延壽的錯,吳雯所表達的這些獨特的歷史觀念只為說明昭君出塞并不是一件壞事,昭君出塞乃是為民族團結、為國家穩定的千秋大事,他的主題思想更加接近我們今人所認同的歷史真相,指出了昭君出塞是為了民族大計,是為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所以才會“天心特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漢宮”,此時詩人的認識突破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能站在一個客觀的歷史高度回顧與審視歷史。這一認識對生活在18世紀封建末期的詩人來說是具有歷史超越性的,吳雯所認知的昭君和親又被注入了一種新的內涵就是民族和解、溝通、交融。這是一種全新的進步的歷史觀念的萌芽。二、不同歷史態度產生的原因杜甫與吳雯在其各自的昭君詩里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態度,造成這種不同的歷史態度的原因是復雜的,而其各自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現實應是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一)清代文人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但繁榮昌盛僅僅只是整個時代廣為人知的一面,在整個繁榮背后,封建文人不斷幻滅的理想與抱負難免讓詩人產生悲世之嗟“現實并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經常是事與愿違。皇帝也不那么英明,仕途也不那么順利,天下也不那么太平?！痹谶@樣的情況下,文人難免將個人的身世遭際融入詠史詩中,因為他也需要這樣一個人物形象來抒寫心中之志,因此對昭君的歷史闡釋就有了先入為主的傾向性,這就使得昭君詩產生了特定歷史解釋。到了清代,經歷了社會大動蕩之后,清高宗在位期間,清朝的國力和聲威達到了頂峰?！捌浒鎴D空前地擴大了;幅員的遼闊和疆域的鞏固,對于國內各民族經紀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穩定的民族關系為人們深刻理解民族問題打下了基礎,豐厚的物質產出和穩定的社會狀況又是學術文化和文學創作的前提,所以此時人們紛紛對社會歷史進行反思,文人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對昭君出塞的理解也有了新的意義。(二)采用并形成了獨特的改造方式唐代對昭君詩的吟詠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前朝,尤其是漢代文人的情感基調,其中的原因在于“唐代與漢代太多的驚人的同構性,如都為統一的強盛帝國,都處于封建社會的上升期,都有著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復雜關系,漢唐兩代都經常運用和親政策等,所以,唐代士人們采用了這種以‘漢’喻‘唐’的獨特方法,選擇了‘王昭君’這個漢代的情感載體,‘以史為詠’地呈現出了他們身處唐代的各種復雜心態。”而對昭君的吟詠里,從漢樂府就流傳下了“昭君怨”的主題。這一思想自然就為后世文人所采用接受,杜甫即為其中者之一。清代處于中國社會末尾思想學術方面都有很大的變革,在文學上,明末清初的文壇領袖錢謙益跳出了復古派的圈子,反對模仿古人,主張自寫性情,拓寬詩歌的取經范圍,從而開創了清詩的風氣。在思想方面,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發展了唯物主義哲學,表現出了民主思想的傾向,吳雯就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和民主思潮里思考出了昭君出塞的民族大義。(三)天氣形勢的缺失和歷史的復歸兩人吟詠昭君的角度也是其民族主義觀念的反映。中國人歷來是以文化差異而不是以民族差異來區分自身與外族。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更多來自文化,而不是來自政治。唐朝是漢族的鼎盛時期,中國人的傳統看法認為,“為了抵御蠻族入侵而進行的戰爭是必要的,就如對禽獸入侵,必須抵御一樣。中國人并不認為匈奴可以和漢族平分天下,正如美國人并不認可和美洲土著居民平分美洲一樣?！彼栽谔迫说臐撘庾R里是有著這種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的,昭君遠嫁異族在他們眼里是對低等文明的屈從,這就從本質上決定了它是一件“悲“事,所以在杜甫的詩里才會有昭君月夜歸魂,向往回歸故土的形象。時至清朝,“中國人從三世紀到六世紀的‘六朝’、元朝和清朝的統治時間都很長,使中國人已經適應了國家分裂或被外族統治”同時蒙古人和滿洲人在征服漢族時,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漢族文化,他們在政治上居于統治地位,而漢族則在文化上居于統治地位,因此他們的統治并未造成文化的斷裂,而這個時期的人們已經開始習慣用“天下”的眼光來看問題了,所以昭君出塞不再帶有由先進文明流入蠻荒文明的民族偏見,在吳雯眼里它就是一件有利于民族融合與交流的千秋大事,“環佩幾曾歸月夜”“春草年年似漢宮”,普天之下皆王土,哪有夷狄之分。可以看到昭君詩發展到清代,文人的歷史觀已經出現了超越性的突破,甚至已經非常接近我們今人對昭君出塞這一歷史事實的認知。“文本屬于特定的歷史,它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