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中有升穩中有升對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判斷

一、需求增長的內生性動力正在逐步增強1、上半年宏觀運行的主要特點是“三速、兩穩、三低、慢升”。今年上半年,GDP增長7.8%,與去年同期增長7.9%基本持平。三次產業的增長態勢與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差異,但變化不大。其中:一產增長2.6%,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二產增長9.6%,同比放慢0.1個百分點;三產增長6.6%,同比放慢0.4個百分點。從產出方面看,上半年經濟運行繼續保持了平穩的較快增長態勢,但從需求和其它方面看,呈現一些新的變化。一是投資、出口和居民收入增長加快。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5%,同比加快6.4個百分點;出口增長14.1%,同比加快5.3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分別為17.5%和5.9%,同比各加快12和1.3個百分點。二是消費和財政收入增長平穩。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4%,名義增長率同比放慢1.3個百分點,實際增長率同比則加快0.1個百分點,應屬平穩增長。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9.2%,同比放慢17個百分點,主要是由于一季度僅增長3.4%,但考慮到不可比因素,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相對于經濟增長來看應屬常規的平穩增長。三是企業效益增長大幅降低,貨幣供應量增幅繼續低位徘徊,價格總水平再次走低為負增長。今年1—5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長2.8%,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27.6個百分點。近三年(2000—2002)上半年貨幣供應量增幅為:M。,19.5%、7.2%、8.3%;M1,23.7%、14.9%、12.8%;M2,13.7%、14.3%、14.7%。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在2000年止跌回升后,分別在2001年11月和5月重新下跌,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分別下跌0.8%和4.7%。四是失業率緩慢攀升,總量供大于求和結構性供不應求并存。今年6月末,城鎮登記失業率3.8%,比去年底上升0.2個百分點,其中包含有下崗待業人員轉為失業人員統計的因素。我國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吸納就業潛力最大的應是第三產業,但今年以來卻出現了第二產業的勞動力需求比重上升,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需求比重略有下降的現象,中高級技術工人甚至某些初級技術工人出現供不應求。2、今年上半年之所以出現超過預期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國際經濟復蘇和“入世”正面效應帶來出口增速明顯回升,而進口沖擊尚不突出。今年上半年實現外貿順差134.1億美元,同比增加53.9億美元,去年上半年外貿順差則是同比減少43億美元,這一增一減合計近100億美元,約相當于今年上半年GDP增量的30%。同時也不可否認,國內需求增長的內生性動力正在逐步增強。首先,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看,擴張力度并未加大,甚至相對有所減弱,但經濟增長仍基本保持了去年同期的水平。建設性國債發行只是保持了前兩年的基數,從增量角度對經濟增長沒有新的貢獻。雖然預算安排的全年財政赤字增加625億元,赤字率由去年的2.6%上升為3%,但建設性國債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卻由2000年的最高值9.44%,2001年降為7.96%,今年進一步降為7.1%,國債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其次,從帶動內需增長的主導力量投資需求看,對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上半年不含集體、個體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4%,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高2.9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這兩者的增幅差距2.8個百分點基本相同。雖然國有單位投資高增長是今年上半年投資增長的帶動力量,但預算內資金在全部投資資金增量中的比重只占8%左右,銀行貸款比重也有所下降,自籌資金(增長25%)和其它資金(增長27%)合計所占比重在65%左右,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提高。上半年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雖然仍低于國有單位投資增幅,但比去年同期分別提高了7.1和12.9個百分點。再次,從投資與消費以及需求與供給的互動關系來看,經濟增長是比較協調的。今年上半年投資的高增長主要在五個領域:基礎設施、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基礎性原材料工業、房地產業。支持消費平穩增長的比較活躍的消費領域也主要是交通(包括購買汽車)、通訊、住房、旅游和醫療、教育等。可以說投資結構是與消費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基本對應的。今年夏糧減產2.9%,但上半年農業增加值增長2.9%,增幅同比還上升0.2個百分點。上半年工業增加值增長11.7%,增幅同比提高0.7個百分點,工業產銷率97.11%(6月份為98.19%),同比提高0.36個百分點,工業增長的行業結構與投資和消費增長的需求結構也是基本對應的。二、調整型增長階段的常態化由于國內國際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以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為觸發點,從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由改革開放頭20年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一個調整型增長階段。其主要特點:一是潛在經濟增長率有所下降,但仍可保持較快的增長。經濟學通行的定義,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既定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能夠滿足充分就業和保持通貨基本穩定的可持續的最高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的景氣周期,是圍繞潛在增長率這個中心線上下波動的。但我國人口規模特別巨大,勞動力供給可視為是無限的,不宜生搬西方經濟學的‘充分就業”概念來判識潛在增長率。而且我國經濟體制轉換已進入深層次改革攻堅階段,經濟結構性矛盾核心是二元經濟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這些都屬于現階段既定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世紀之交,由于國內市場供求格局,經濟體制環境和對外經濟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經濟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我國經濟長期積累的深層次體制性、結構性矛盾迅速表面化,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階段性下降。但我國經濟的高成長期遠未結束,一些長期起作用的基本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仍可在較長時期持續地較快增長,主要是:良好的政治、社會前提,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高水平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特別豐富的低成本人力資源,業已形成的比較完整、實力比較雄厚并有一部分是比較先進的產業基礎和配套能力,所有制結構調整和生產力結構多層次以及城鄉、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內含的巨大經濟增長空間。以上兩個方面的“既定條件”,決定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由改革開放頭20年的9—10%,在目前的“調整型增長”階段降為7—8%。只要在指導方針和宏觀政策上不出現大的失誤,“七上八下”很可能成為調整型增長階段的常態。即:國際市場環境好一些,年度經濟增長率可能達到或略高于8%;國際市場環境差一些,立足于國內市場,憑借擴大內需,也可使年度經濟增長率達到7%左右。二是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由于前一階段主要是供給數量約束變為市場需求和供給質量雙重約束,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性過剩并存成為調整型增長階段常見的現象,通貨緊縮趨勢是宏觀經濟總量平衡面臨的主要的、現實的問題,近期內尚不存在通貨膨脹反彈的危險。中期內有這種危險,但其原因不同于過去商品供應短缺條件的通貨膨脹,而在于金融風險和財政債務風險的積累。如果能較快地逐步化解高比率的銀行不良資產和適度控制財政債務增長,并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和加快結構調整,就可能避免通貨膨脹反彈。三是企業利潤一般較低,除非有特殊的政策性因素(如債轉股、持續降息等)和重大技術創新出現。可是就業壓力明顯加大。中國人口規模特別巨大,近幾年仍處于新成長勞動力高峰期,而在調整型增長階段,雖然就業總規模仍會不斷擴大,但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和改革攻堅、結構調整必然帶來一定階段失業率上升,要求做到充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必須也有可能做到的是把失業率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同時加快社會保障體制建設。不難看出,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雖然好于預期,但并未改變調整型增長的基本格局,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仍然較弱,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就業形勢嚴峻。這種局面,不可能很快就發生根本性的轉折。擴張性宏觀政策對緩解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是必要的、有效的,但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依靠宏觀經濟政策來根本解決深層次的體制、結構問題。只有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攻堅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重大突破,我國經濟才會走出調整型增長階段,才會帶來潛在增長率的再次提高。三、第三,“調整型增長”。在，1、提出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初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短期政策措施,其后在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其重要意義和作用在于為改革攻堅和結構調整創造相對寬松的宏觀環境,爭取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盡量減少體制和結構雙重轉換可能帶來的經濟震蕩和社會陣痛,因而這項政策已經事實上中期化。2、通縮如同通脹一樣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但其成因并不一定或純屬貨幣政策引起的。在當前的擴張性宏觀政策中,之所以只能由財政政策擔綱主角,并以支出政策為主,收入政策(減稅)為輔,貨幣政策不能不“穩健”,原因在于:現在面臨的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壓力,不同于一般景氣波動引發的周期性緊縮,主要是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凸現所引發的緊縮,而金融體制,國有(公有)企業改革尚不到位,金融機構背負著巨額不良資產,信用體系嚴重缺失,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低且很不規范雖然市場需求已成為決定企業經營行為的主導因素,但企業適應和創造市場需求的能力仍然較弱。3、自2000年宏觀經濟運行出現重要轉機之后,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呼聲漸高,爭議漸多。我認為,既然運用宏觀調控政策并不能代替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攻堅任務,而且持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可避免要形成財政債務積累,那么積極財政政策“淡出”或至轉向只是早晚之事。但目前就籠統地講‘淡出”不合時宜。因為“調整型增長”的格局尚未發生決定性的轉折,只是出現了重要轉機,過早“淡出”或放棄積極財政政策將功虧一簣,得不償失。而且現在對“淡出”的各種呼聲也有各種不同的內含一種呼聲是主張立即停止或絕對降低財政政策的擴張性,轉而由貨幣政策擔綱主角,這恐怕是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