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與資源的博弈對以地緣為鏈帶的維權組織的再思考

近年來，農民工的權益和權益已成為社會各界的中心對象。本文力圖從農民工自組織方面探討權益的保障問題。一、現行體制下我國農民工維權的困境農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其權益缺失具體表現在: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現象普遍存在;農民工的工資屢遭拖欠;與城市本地工同工不同酬;超時勞動現象嚴重,法定節假日也得不到休息時間;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職業病患病率高,身心健康損害嚴重;常常遭受企業老板、管理人員的凌辱、虐待甚至毆打,人身權利受到侵害;往往享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等。為了保護農民工的合法勞動權益,近年來中央各種政策不斷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制定和完善,與中央的各種努力相呼應,地方各級立法機構和政府也加大了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與政策的力度,由此構成了一個針對農民工的較為完備的勞動保護制度體系。制度體系的逐步健全似乎意味著農民工權益保障狀況的明顯改善。然而,有學者研究表明,針對農民工的法律和政策保護體系越來越完善,而農民工的處境卻依然不佳,形成了一種制度悖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悖論呢?筆者認為,其中關鍵在于制度實踐與制度文本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農民工權益的制度保護體系,而制度的執行最終必須依靠地方基層政府。從理論上講,地方基層政府有發展地方經濟和維護社會公平、保障農民工權益的雙重職責。但實際上,地方基層政府對依法保障農民工權益并不積極,它們往往為了經濟目標而偏袒資方、忽視勞方權益。在現行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實質上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流價值下,盡可能地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提高GDP增長率,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標。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地方政府需要吸引大量的投資和廉價勞動力,在資本短缺、而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現實狀況下,投資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就顯得異常重要。因而,在處理勞資關系中,資本優先而犧牲勞工權益就成為地方政府的必然選擇。因為如果地方政府過于強調勞工權益保護,資本就會以“投資環境惡化”為由投往他處,從而影響地方的經濟增長。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有的農民工維權思路陷入了這樣一種困境:相對完善的制度保護體系,卻無力切實維護農民工的權益。為了加強農民工表達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中央政府又積極推動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由于我國的低端勞動力幾乎處于一種無限供給的狀況,在資本與勞動力的博弈中,資本有著廣泛的選擇余地,而勞動力則顯然處于不利的地位,其合法權益普遍被漠視。與資本相比,農民工在經濟能力、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等幾乎所有的方面都處于絕對劣勢,單個農民工的力量十分薄弱,無力與資本抗衡。首先,與雇主談判工作條件和工資報酬,類似于一種“公共產品”,存在其他工人搭便車的可能,于是,無人愿意為爭取權益的保障而獨自承擔由此產生的風險。其次,面對工人的抱怨,雇主會解雇在他看來的“麻煩制造者”。當然,在“健全”的體制下,雇主在解雇一個員工的時候并不太容易,如在國企中,相對健全的勞動合同,使得企業無法隨意地拖欠、克扣工人工資或終止勞動合同。但是,對于權益缺乏保障的農民工而言,運用發言機制的農民工頃刻之間被辭退將會變成一種非常簡單的事情。這凸顯出農民工組織化的重要性,農民工只有建立自己的組織,通過“集體發言機制”,才可能形成與資本相抗衡的實力。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工會是工人的利益組織,它與政府、企業共同構成了協調勞動關系的三方機制。西方國家的經驗證明,政府、雇主和工會三方協商比單方處理矛盾要更加全面,更易于被各方所接受。隨著三方機制的不斷完善,日趨規范化、法制化、程序化的集體對話協商和談判,有利于推動新型勞動關系的建立,兼顧各方利益,共同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為了提高農民工的自我維權能力,建立農民工、政府、企業之間的良好溝通與協商渠道,我國借鑒了西方國家的經驗。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地方各級總工會加大了在私營企業、外資企業、鄉鎮企業等成立企業工會的力度,并將大量農民工納入到企業工會中來。實際上,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的組建率和職工入會率并不高,更為關鍵的是,即使已組建的企業工會也只是“空殼工會”,并不能有效地維護農民工的權益。工會難以真正落實維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企業工會對企業、政府具有很強的依附性,缺乏獨立性,不能很好代表農民工的利益,而與企業、政府談判。企業工會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由企業管理層任命或兼任的,其個人利益受企業控制,而且企業工會屬于官方工會的管理系統,它們根本不可能為了農民工的權益而與資本抗衡,或與政府意志相違背。二是農民工對企業工會缺乏認同感。一方面,雖然農民工離開農村,長期工作、生活于城市,但他們難以擺脫在鄉土社會中形成的地緣、親緣意識,他們容易形成對“老鄉會”等地緣組織的認同,而缺乏對以業緣為基礎的企業工會的認同。另一方面,當發生勞資爭議時,企業工會不能很好地維護農民工的權益,這自然降低了后者對它的認同。這樣,農民工維權存在另一個困境: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需要工會組織,而“官方”工會難以真正代表農民工的利益。農民工維權所面臨的這兩方面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一點,即農民工缺乏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組織。地方政府在執行勞動保護制度的過程中不能切實維護農民工的權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農民工過于分散化,不能通過組織的力量去擴大其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提高地方政府對農民工權益的重視。在維權的困境之中,農民工開始尋找真正屬于自己的組織。二、寧化商會的興起特點、功能與局限在單個農民工無力與企業、政府進行談判,而官方工會又難以真正代表農民工利益的背景下,有些農民工開始嘗試著通過“同鄉商會”或“老鄉會”來維權。這種“以地緣為紐帶的維權”的出現說明了農民工對于組織資源的渴望。據2005年4月14日《南方周末》報道,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些“老鄉會”、“同鄉商會”等逐漸演變為農民工的維權組織,有人將它們稱為“民間工會”,這些通過地緣、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民間工會”近年來急劇增加,它們已經成為爭取和維護農民工利益而與資方進行談判的原始組織。為了詳細了解“地緣維權”的情況,筆者于2005年4月底赴泉州市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實地調查,走訪了寧化縣商會泉州分會、泉州市總工會、泉州市勞動監察大隊等機構。寧化縣商會泉州分會(以下簡稱寧化商會)是泉州浮現的“民間工會”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自2003年成立以來,該商會多次為在泉州的寧化務工者成功維權,其維權行為引起了當地政府、地方總工會、新聞輿論等的廣泛關注。下面將以實地調查資料和新聞資料為基礎,分析“地緣維權”的特點、功能與局限。1.從組織性質看,可分為3個外建筑區、4個基層黨校和4.(1)以地緣為主要聯系紐帶。之所以將“同鄉商會”和“老鄉會”等組織的維權行為稱為“地緣維權”,是因為這些組織都是以地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它們主要為老鄉提供維權幫助,體現為一種共處他鄉的老鄉之間的互幫互助。例如,寧化商會由寧化在泉州經商人員組成,其初衷是為了共同經商,后來由于前來求助的老鄉越來越多,幫寧化老鄉維權成了其主業。許多研究表明,農民工主要通過親緣和地緣關系尋找工作,這往往導致某一流入地集中了來自相同地區的大量農民工。“老鄉幫老鄉,很快結成幫”,以地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老鄉會”、“同鄉商會”得以產生并迅速發展,“地緣維權”從而有了基礎。(2)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獨立性強。“民間工會”往往由來自多個企業的同鄉務工者或一些同鄉經商人員構成,是一個跨企業的組織,而且其負責人一般由組織成員選舉或推舉產生,為成員的利益服務,并接受成員的監督。這使得它們不會像企業工會那樣受單個企業的控制,成為企業老板或管理層的附庸。此外,“民間工會”也不像官方工會那樣對政府有明顯的依附性。“老鄉會”這種組織往往處于一種松散的組織形態,無正規的組織機構,不接受任何機構的正式領導,政府也難以對其進行直接控制。雖然像“同鄉商會”這樣的組織是在相關部門登記注冊的正規組織,但在遵守現有法律的前提下,它們比官方工會較少受制于政府。因此,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獨立性較強,能夠真正代表農民工利益與企業談判。(3)農民工對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認同感強。對于一個組織而言,組織成員的認同感是其實現組織目標的不可缺少的保障。企業工會就是因為缺乏農民工的認同感而影響了其應有功能的發揮。雖然農民工離開農村,長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他們難以擺脫在鄉土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地緣和親緣意識,他們在城市社會中最信任的仍然是地緣和親緣關系。因而,對于“老鄉會”、“同鄉商會”等地緣組織,農民工非常容易建立認同感。同時,“民間工會”對農民工利益的維護與后者對前者的認同感的建立形成了互相促進的關系。(4)個人資源與組織力量的功能結合。雖然“民間工會”通常是以組織的名義代表農民工與企業、政府談判,維護農民工的權益,但是,在實際維權的過程中,組織負責人的個人關系資源往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寧化商會為例,會長吳某是一名退伍軍人,他在泉州有許多戰友,分布在政府、企業等各個部門,而且其本人退伍之后一直在泉州經商,經常與政府部門打交道,從而建立了廣泛的人際關系網絡。寧化商會在為農民工維權的過程中,在向政府勞動部門申訴之前,吳某往往運用自身在政府中的關系網絡,向政府勞動部門打招呼,以引起后者的重視,促進問題的解決。對于“民間工會”的維權而言,組織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代表大量農民工的集體利益,引起政府、企業、社會輿論等的重視,另一方面在于通過集體的力量提高農民工抗風險、承擔維權成本的能力。(5)市民社會的自我生長。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并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組織建構的結果,而體現為一種市民社會自下而上的自我生長。困苦的實踐體驗和社會輿論的關注共同促進了農民工權利意識的逐步覺醒。在維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中,農民工意識到,僅僅依靠單個人的力量,解決不了他們的維權問題,必須組織起來,依靠集體的力量,才有可能實現維權的目標。因此,一些農民工開始走向自我組織的道路,嘗試著通過“同鄉商會”和“老鄉會”等地緣組織與企業、政府談判,維護自身權益。2.增強農民工權利意識(1)提高農民工與企業、政府談判的能力,維護農民工的權益。農民工在分散的狀況下無力與強大的資方相抗衡,也很難向地方政府施加充分的壓力,促使其在制度執行過程中站在公正的立場上。類似“同鄉商會”、“老鄉會”的“民間工會”以地緣為基礎實現了農民工的組織化,提高了農民工與企業、政府談判的能力,并通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徑,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功能。以寧化商會為例,自2003年4月成立以來,該商會幾乎隔天就要為寧化務工者討工資、討工傷賠償、處理其他糾紛等,并且其維權行動基本上都能夠獲得成功。(2)培育和增強農民工的權利意識。一些農民工嘗試著通過“同鄉商會”和“老鄉會”等地緣組織維權,這本身就體現出農民工權利意識的覺醒。而在“地緣維權”的具體過程中,通過地緣組織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宣傳、農民工之間的相互影響、成功維權的事例對農民工的激勵等途徑,農民工的權利意識被進一步增強,同時也使更多的農民工開始認識并追求自身合法權益。(3)增強農民工的集體意識,提高農民工的集體行動能力。有學者指出,農民工正在作為一個新的工人階層在崛起。農民工要真正成為一個新工人階層,就必須認識到他們利益的一致性,形成對工人身份的集體認同,并具備能為共同利益開展集體行動的能力。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將農民工組織起來,使得農民工可以利用集體的力量與企業、政府談判。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工群體逐步認識到集體合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利益的一致性。同時,集體維權行動也能鍛煉、提高他們的集體行動能力。3.維權中存在的問題(1)缺乏政府的正式認同。雖然“同鄉商會”、“老鄉會”這樣的“民間工會”為維護農民工權益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但當地政府、地方總工會并不承認它們的合法性。在訪談中,泉州市總工會的一位干部直截了當地對筆者說,所謂的“民間工會”根本不能算是工會,雖然它們解決了一些問題,但隨著官方工會體系的完善,“民間工會”會被逐漸淡化。寧化商會會長吳某告訴筆者,對于該商會的“合法”維權活動,泉州市政府并不支持,并且有關部門還要求他們不要過分宣揚其維權活動。在當今中國社會,政府有著巨大的社會控制能力,雖然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具有積極的功能,但如果缺乏政府的認同與支持,發展將困難重重。(2)維權功能過于單一。以寧化商會為例,在訪談中,會長吳某告訴筆者,該商會的維權活動主要限于為農民工討工資、索取工傷賠償,很少涉及其他內容。然而,目前農民工的合法勞動權益處于一種全面受損的狀況中。農民工不僅工資被拖欠、工傷補償難以獲得,而且還面臨超時勞動、工作環境惡劣、人身侵害等諸多問題。因而,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維權功能過于單一,具有明顯的局限性。(3)維權方式被動,主動利益表達能力不足。以寧化商會為例,該商會的維權程序一般是,農民工尋求商會幫助,商會代表農民工到市勞動監察大隊申訴,然后由市勞動監察大隊傳訊用工單位,再在勞動部門的協調下,商會代表農民工與當事單位協商解決問題。從這一過程可以明顯看出,商會是被動等待農民工的求助,然后再幫助農民工維權,而不能主動去激發農民工的權利意識、表達農民工的利益需求。(4)維權活動缺乏資金來源。在訪談中,寧化商會會長吳某告訴筆者,目前該商會在維權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缺乏資金。該商會現有100多個會員,每個會員每年交100元的會費,共計10000多元,這構成了其主要資金來源。這筆經費一般都花費在會員的活動上。但向該商會求助的寧化務工者大多不是其會員,由于是老鄉,商會幫助他們維權不收取任何服務費。然而,商會在維權過程中卻有著各種必不可少的花費(例如調動各種關系資源的花費、交通費等),這就形成了一個資金缺口,雖然這些經費一般可由商會領導層自掏腰包解決一部分,但并不能從總體上改變資金缺乏的狀況。(5)以地緣為基礎的“民間工會”缺乏相應的管理,容易變成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類似寧化商會的“同鄉商會”屬于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正規社團,受到登記管理部門和掛靠單位的雙重管理,因而能夠較好地保證其行為的合法性。然而,商會參與維權屬于較為特殊的情況,“地緣維權”一般是通過“老鄉會”這樣的組織進行的,它們往往處于較為隱蔽的狀態,無正規的組織機構,更談不上合法登記。在這種情況下,類似“老鄉會”的地緣組織容易黑社會化,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三、建立適應農民工城市生活的民間組織在社會各階層的博弈當中,一個階層,尤其是弱勢階層,只有組成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團體,才能以組織的力量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利。這也是重農輕商的封建社會中,鄉幫、會館、行會、商會等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如果缺乏相應的組織,則意味著這一階層以及屬于這一階層的個體在遭遇權益的侵害時,就缺少了發言機制,就缺乏甚至是最微弱的抵抗能力。農民工正因為缺乏自己的正規組織力量,才在與用工單位的博弈中,不能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工廠和企業雖然有工會,但工會主席多是廠長和老板,工會的日常經費也主要來自于工廠和企業。大量的事實表明,農民工的維權有賴于政府、企業和農民工等多方主體的共同努力,農民工自身的主體作用不可或缺。建立正式的、合法的、以地緣為紐帶的農民工維權組織,其目的在于促進正式維權渠道與非正式策略運用的結合。建立農民工自己的組織是維護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可能之舉。當然,社團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維護農民工的權益,還期望在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幫助農民工適應城市生活等方面起到作用。同時,協助政府建立起用工單位與農民工之間的和諧關系,在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領導下,部分地承擔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能。因此,這樣的社團是作為與政府和市場分立的第三部門而出現的民間組織。倡導這種民間社團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是為了適應和滿足我國轉型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這樣的組織是有生存空間的。一是與農民工的社會聯系方式相適應。我們的社會歷來非常重視血緣關系、宗親關系,建立這種性質的社團是具備基礎的。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其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他們是“按照鄉土社會的規矩和原則組織和思考他們在城市中的交往和互動”。如在進城就業方式上,農民工主要是依靠熟人關系網絡來操作完成;在交往的對象上也主要是同樣來自農村的打工同事、在城市中的老鄉,遇到困難能夠依托和得到幫助的更多的還是老鄉、親屬這種初級的社會關系。據筆者2005年的調查,進城農民在遇到困難時,找老鄉或親戚幫忙的占31.8%,找同事(主要也是農村人)的占19.1%,兩項合計占樣本的50.9%,也就是說,有一半的人主要是依靠由地緣關系或鄉土特質維系的關系來幫助自己解決困難。相應地,求助于正式的機構、找當地人幫忙的僅僅只有49人,占14.2%。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民工具有共同的鄉土背景,因而在交往中具有共同語言,也因為如此而使得他們在工作中能夠更好地交往,形成信任關系。按照費孝通的話說:“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感覺。……鄉土社會從熟悉得到信任。”(P10)因此,適應農民工這種用初級的社會規范來構建交往和互動的現實,建立農民工自身的維權組織是完全可行,且有發展前景的。二是與農民工在城市客觀上遭受城市社會排斥和相應社會組織缺乏相聯系。農民工在城市社會遭受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維的社會排斥,得到的社會支持很少,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