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部門儲蓄與經濟增長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19922003年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

一、中國部門蓄蓄率相關因素分析中國的儲蓄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而且在上漲方面有上升趨勢。根據GDP的支出法統計,2005年中國的儲蓄率達到了47.9%,不僅遠高于其他國家的水平,1而且還比“六五”開端的1981年上升了近15個百分點(圖1)。中國的儲蓄率之高及其持續時期之長固然令人困惑,它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更為棘手。作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供給面,高儲蓄率顯然構成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另外兩個表現在需求面上的突出問題——居高不下的高投資和規模不斷擴大的高順差——的物質基礎。2005年中國的投資率達到了43.4%,比1981年上升了11個百分點;而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則在同年達到了4.5%的創紀錄水平。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無論高投資如何令人擔心,亦無論巨額順差引發的貿易摩擦如何讓人不堪忍受,在國內消費率未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為了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還須容忍它們的存在和發展。這一點,事實上已經獲得了廣泛的共識。需求管理的困境,令我們不得不再次將分析的視野轉向另一面,即國民經濟的供應方面。于是,更細致地分析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成為理解中國經濟增長之“謎團”并制定相應對策的關鍵之一。對于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是在總量層面上展開的。例如,李揚和殷劍峰(2005a,2005b)就曾從人口結構變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改革的綜合角度分析了中國的高儲蓄率以及與之相伴的高投資率問題。此類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變化的一些體制、機制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的影響,從而指明中國當前的“三高”并不能簡單地靠政策措施予以調整,但是,這樣的分析并不能告訴我們:在國民經濟中,究竟是哪個部門在進行儲蓄以及儲蓄的動機是什么,因而也就難以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對于部門儲蓄問題的研究事實上也已經有了很多的進展,例如,臧旭恒(1994)、賀菊煌(2000)以及Modigliani和Cao(2004)等分別對中國居民的消費函數、儲蓄行為和儲蓄率的變動進行了分析,任若恩和覃筱(2006)則利用中國和美國兩國的資金流量表,對兩國居民儲蓄率的統計口徑進行了比較分析。但是,這些分析針對的是單個經濟部門、尤其是中國的居民部門,缺乏對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考察。完整地考察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行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各個經濟部門的儲蓄變化同時依賴于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部門的儲蓄傾向(參見下文),而不同部門的儲蓄行為可能截然不同,它們之間的相關關系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都會對國民儲蓄造成影響,從而使整個經濟的儲蓄率變化偏離僅基于居民部門的儲蓄理論(例如持久收入假說)。例如,Edwards(1995)曾經對36個國家的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進行了研究,發現私人部門的儲蓄率主要同人口結構、金融深化、養老保險等因素相關,決定政府部門儲蓄率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穩定性,而私人部門儲蓄和政府部門儲蓄間的關系表現為后者上升對前者的擠出效應,這些復雜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使得各國的儲蓄率出現很大差異。為了能夠對經濟體中各部門的儲蓄行為進行全面、完整的研究,其最有利的工具就是資金流量表。對此,王傳綸教授(1980)、貝多廣(1995)很早就詳述了資金流量表的分析方法,但囿于當時數據的匱乏,而沒有展開具體分析。近些年,隨著統計數據的更新,許多研究人員開始著手此項工作。例如,許憲春(2002)、郭浩(2001)和Louis(2005a,2005b)都依據當時可得到的中國資金流量表,對各個經濟部門的儲蓄和投資行為進行了研究。由于Louis(2005a,2005b)的數據最新,其研究結論可能更具啟示意義,他發現:第一,不僅中國居民部門的儲蓄率高于其他國家,而且,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也同樣顯著地高于其他國家;第二,企業的儲蓄率高是因為企業盈利能力的增強,這使得企業保留利潤迅速上升;第三,政府之所以從事儲蓄,其主要原因在于通過“資本轉移”來支持國有企業發展。以往的諸多研究賦予我們很多啟示,然而,這些研究都沒有從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反映不同部門儲蓄行為的部門儲蓄傾向這兩個關鍵點展開,從而難以勾勒出一個總的圖景。本文試圖對此進行一個補充,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結論:其一,中國的高儲蓄率確實是由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共同推動的,但是,2000年以來儲蓄率的進一步攀升則主要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提高有關;其二,企業的儲蓄率較高確實是企業可支配收入或利潤上升的結果,但是,企業的可支配收入或利潤的上升并不主要歸因于企業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應歸因于企業的主要成本——勞動報酬和利息支出——長期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其三,近年來政府部門儲蓄傾向的上升并非主要為了通過“資本轉移”來支持國有企業發展,而是直接進行的政府投資。在下文中,首先利用資金流量的實物表對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進行計算和比較,并得出若干結論;然后,利用資金流量的金融表對以上計算結果的統計誤差進行修正;繼而,分別對決定儲蓄率的兩大因素——收入分配的占比和儲蓄傾向的變化——進行分析,更深入地探討國民儲蓄率上升以及各部門的貢獻,并分析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最后,將提出若干政策建議。二、從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來分析隨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由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向國民帳戶體系(SNA)過渡,我國自1992年開始編制資金流量表,迄今已經編制出1992—2003年共12張資金流量表。根據交易發生的性質,每張資金流量表被分為實物交易和金融交易兩個部分。其中,實物交易部分由國家統計局根據聯合國SNA(1993)核算體系進行編制,金融交易部分則由人民銀行負責編制。從理論上來說,交易的性質不會影響資金流量表中各經濟部門的資金凈頭寸。然而,對照實物交易部分和金融交易部分的“凈金融投資”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統計誤差”。為了使兩者相互一致,國家統計局每年都要用“統計誤差”項來對資金流量的實物表進行修正。鑒于上述問題的存在,在本節中,我們首先直接利用資金流量的實物表來計算國民儲蓄率和各部門的儲蓄率。在下一節中,我們再運用資金流量的金融交易表對實物表中的“統計誤差”進行適當修正。這兩節分析的結果顯示,即便不考慮“統計誤差”,近年來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也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考慮了“統計誤差”之后,本節分析的結果事實上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在資金流量表中,全部經濟部門被分為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居民和國外等五個部門。為了便于集中考慮實體經濟部門,我們將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合并為企業部門。對于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而言,在其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了最終消費,便是它們的儲蓄。至于企業部門,由于不存在消費問題,可支配收入就是其儲蓄。居民、企業和政府共同構成了國內部門。國內三部門儲蓄的總和即為國民儲蓄。國民儲蓄與整個國內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就是國民儲蓄率。這里,可以用兩個概念來刻畫各部門的儲蓄狀況。其一,將各部門的儲蓄與該部門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即為該部門的儲蓄傾向。這個概念反映的是各個部門的消費/儲蓄決策。其二,將各部門的儲蓄與整個國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可以得出該部門的儲蓄率。這個概念反映的是各部門儲蓄對整個國民儲蓄率的貢獻。顯然,對于各個部門而言,有下述等式成立:部門儲蓄傾向×該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該部門儲蓄率這個等式顯示:各部門的儲蓄率不僅取決于本部門的儲蓄意愿,也取決于各該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地位。三大部門的儲蓄率相加,即為國民儲蓄率,即:國民儲蓄率=居民儲蓄率+企業儲蓄率+政府儲蓄率表1和圖2記載了1992—2003年中國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三大部門各自的儲蓄率。不難看出,在1992—2003年,在國民經濟的三大部門中,居民部門的儲蓄率是下降的,而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則是上升的。具體來看,在11年間,居民儲蓄率總共下降了4.46%。其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有一段較大的下跌,2002年重又上升,但于2003年又有所下降。企業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11年間提高了3.92%。其間,1992—1994年有一次顯著的躍升,升幅達3.04%;其后則在波動中緩慢上升。政府的儲蓄率在11年間上升了3.17%。從發展態勢上看,政府儲蓄率在經歷了1992—2000年長達8年的低位徘徊之后,自2000年開始穩步上升。鑒于1992—2003年居民部門儲蓄率下降、而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儲蓄率上升的事實,注意到此間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僅僅上升了2.63%,我們可以合理地得到這樣的結論: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歸因于企業和政府兩個部門。為了更清楚地探究居民部門儲蓄率下降和政府部門儲蓄率上升的原因,我們可以根據儲蓄率決定的公式來分解各個部門儲蓄率變動的原因。表2是根據資金流量實物表計算出的居民和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和可支配收入占比。由表2可見,1992—2003年居民部門儲蓄率的長期下降,既歸因于其儲蓄傾向的不斷降低,也歸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長期下降趨勢。同時,仔細觀察居民儲蓄傾向,可以發現它具有明顯的順周期特征:在1992—1994年經濟高漲時期,其儲蓄傾向較高;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其儲蓄傾向逐步回落;從2001年本輪經濟周期開始,其儲蓄傾向再次回升。這種順周期的特征符合“持久收入假說”:在周期的上行階段,當期收入水平超過了居民的持久收入水平,儲蓄增加;在周期的下行階段,當期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水平,為維持既定的消費,儲蓄減少。據此我們可以推斷,2004和2005年,我國居民部門的儲蓄傾向應該有所提高。1居民儲蓄傾向的順周期行為意味著,我國居民部門的儲蓄率呈長期下降趨勢,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長期下降,而這同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有關。我們在下文中將對此展開分析。同居民部門相反,我國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是不斷上升的,其原因既來自其儲蓄傾向的提高,也來自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上升。從表2和圖3可以看到,1992—2000年的9年間,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一直圍繞著平均32%的水平波動;自2001年開始,其儲蓄傾向急劇上升。與居民部門對照來看,自1995年即分稅制改革的第二年開始,政府的儲蓄傾向就超過了居民部門,而且兩者的差距越拉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也發生了同方向的變化。由表2可見,1992—2000年,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僅微升了0.32個百分點,此后,自2001年躍升了1.54個百分點之后,便一直維持在21%左右的高平臺上。從表1和表2的統計分析中可以看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特別是2000年以來我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儲蓄率的上升。其中,政府部門儲蓄率的上升,既與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快速上升密切相關,也與該部門在GDP分配中的占比上升有關。這表明:如果把近年來我國儲蓄率的上升歸因于居民部門,那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因而,如果把“降低儲蓄率”的重點放在居民部門,實屬本末倒置。三、對國民儲蓄率的修正在資金流量表的實物交易部分中,長期存在著規模巨大的“統計誤差”。由于實物交易部分的統計誤差為:統計誤差=金融交易的凈金融投資-實物交易的凈金融投資=金融交易的凈金融投資-(可支配收入-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因此,正的統計誤差就意味著,在實物交易部分中,或者可支配收入被低估,或者消費和投資被高估。考慮到消費和投資在統計上出錯的幾率相對較小,我們認為:正的統計誤差主要歸因于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事實。從圖4可以看到,這種低估現象在2001—2003年尤其嚴重。在這三年里,金融交易中的凈金融投資幾乎完全沒有被實物交易所反映。在國內的三個部門中,可支配收入都可能存在著低估現象。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盡管資金流量表中對政府收入的統計涵蓋了政府部門預算內和預算外的絕大多數稅收和非稅收收入,但是,近些年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土地出讓金并沒有被包括進來。在1999年住房體制改革之前,土地出讓金的影響并不大,因為地方政府對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一般采取少收、甚至不收土地出讓金的政策,以達到招商引資的目的。隨著商品住宅市場的發展,土地出讓金的規模迅速膨脹。然而,由于土地出讓金一直未納入地方政府的預算管理,對土地出讓金的規模并無確切數據。據有關調查稱,2“2001—2003年我國土地出讓金合計9100多億,約占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4年‘8.31大限’使土地有償出讓進一步市場化,當年全國出讓金的價款更達5894億元,占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7%。2005年我國執行收緊地根政策,出讓金收入占比雖有所下降,但總額仍有5505億元。”盡管上述數據并非準確統計,但是,兩個方面的情況可以間接印證其真實性。其一是房地產開發企業每年購置土地的費用。在1999年,土地購置費只有500億元,到2003年即達到了2055億元。3其二是資金流量中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在2000年以前,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一直是負值。換言之,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被高估了。但是,在2000年和2001年,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迅速上升到正的1075億元和1351億元,2002和2003年雖有所下降,但也在6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被低估之外,從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在資金流量表的統計誤差看,同樣存在著長期的正的誤差。就企業部門而言,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可能存在著瞞報利潤的現象。近幾年隨著商品住宅市場的發展和商品住宅價格的迅速上漲,房地產企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至于居民部門長期普遍地存在著隱性收入,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總而言之,為了更接近準確地估計國民儲蓄及其結構,我們應當利用“統計誤差”對國民儲蓄率進行修正。具體的做法就是,在基于實物之上的國民儲蓄和國民可支配收入中同時將歷年的“統計誤差”加進去。圖5給出了修正前和修正后的國民儲蓄率。將這兩個儲蓄率與GDP支出法統計的儲蓄率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修正后的儲蓄率與后者顯然要更加接近。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固然可以直接用“統計誤差”去修正國民儲蓄率,然而,對于部門儲蓄率的修正則需要謹慎。因為“統計誤差”的參照標準是金融交易表的凈金融投資,國內部門合計的凈金融投資一般比較準確,但部門的凈金融投資則可能會出現誤差。例如,一個部門的存款被算作了另一個部門的存款,就會低估了前一部門的凈金融投資,高估了后一部門的凈金融投資,而兩個部門合計的凈金融投資并不受影響。從中國實際情況看,政府存款以企業的名義(可能也有少量的公款私存現象)存在銀行的現象可能相當普遍,尤其是未納入預算管理的土地出讓金更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在資金流量表的金融交易部分,企業的凈金融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應該歸屬于政府部門,而在資金流量表的實物交易部分,企業部門的正的“統計誤差”中有相當部分應該劃歸為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政府以企業名義發生的存款中,應該主要是以非金融企業的名義。基于這樣的認識,以下我們擬按這樣的規則來修正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修正后的政府統計誤差=政府統計誤差+非金融企業的統計誤差×修正系數修正后的企業統計誤差=非金融企業的統計誤差×(1-修正系數)+金融機構的統計誤差上面兩個公式中的修正系數介于0和1之間,修正系數越大,表明非金融企業的“統計誤差”中歸屬于政府的部分越大——這也就是說,政府以非金融企業名義發生的存款也就越多。在以下的統計中,我們分別取0、0.3和0.5,以觀察不同取值對企業和政府儲蓄率的影響,詳見表3。觀察表3并對照表1可以發現,無論是否進行修正,也無論修正系數如何,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都主要發生在1992—1994年,而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其修正后的儲蓄率明顯上升,并且,修正系數越大,政府部門修正后的儲蓄率越高。這一分析結果意味著:只要利用資金流量的金融表對實物表中的“統計誤差”進行修正,第三節中的結論——近年來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儲蓄率的上升——無疑會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四、部門儲蓄率變動的成因分析由于各部門的儲蓄率等于該部門儲蓄傾向及其可支配收入占比之乘積,我們可以沿著各部門收入占比以及各部門儲蓄傾向兩條線索來分析各部門儲蓄率變動的成因。本節首先循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來分析各部門收入的占比及其變化,然后再集中分析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及其變化。1.居民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從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果看,可支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經常轉移。因此,各部門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可以首先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看出。從表4可見,1992—2003年,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了近5.5個百分點,因此,初次分配的地位下降是居民部門收入相對下降的主要原因。深入來看,居民部門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勞動報酬凈額、財產收入和增加值三項構成。其中,財產收入的90%以上是利息收入,這反映了我國居民金融投資渠道狹窄的現實;勞動報酬凈額等于勞動報酬來源與運用之差。需要指出的是:在居民部門中所以存在著勞動報酬的運用和增加值,其原因在于居民部門的統計中包含了個體工商戶。在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勞動報酬凈額,其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從表5可見,1992—2003年,正是其勞動報酬凈額占比下降了3.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居民儲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進一步考察勞動報酬凈額的構成,我們可以發現更有意義的信息。由于在資金流量表中,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來源于企業、政府和居民部門自身的支付,即:居民勞動報酬來源=企業勞動報酬運用+政府勞動報酬運用+居民勞動報酬運用因此,作為居民部門勞動報酬的來源與運用之差,居民勞動報酬凈額反映的就是企業和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勞動報酬總和。這樣,根據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勞動報酬運用,我們可以計算兩類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變化情況,從而查明居民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根據表5可知,政府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占比在1992—2003年呈上升態勢,因此,導致居民勞動報酬凈額占比下降的原因在于企業支付的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較快。表5顯示,2003年企業支付的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比1992年下降了7.09個百分點。除了勞動報酬凈額之外,居民財產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下降也非常明顯:1992—2003年總共下降了1.75個百分點。從表5可見,居民財產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997—2003年,總共下降了1.78個百分點(而在1992—1997年,該比重上升了0.3個百分點)。財產收入占比的這種變化同財產收入的來源結構有極大關系:在居民的財產收入中,90%以上是利息收入,紅利收入不到10%。如所周知,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后的連續降息,盡管居民的儲蓄存款在不斷增長,但是,居民的財產收入在絕對規模上就從未超過1996年的水平。與居民部門的收入相對下降不同,政府和企業部門在初次分配環節中的收入占比明顯上升。1992—2003年,政府部門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4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增加值和生產稅凈額,主要資金運用是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凈額,由于政府部門增加值是按照收入定義的(等于勞動者報酬加上政府部門折舊),因此,作為政府資金來源的增加值與作為政府資金運用的勞動者報酬基本上相互抵消,于是,政府的主要資金來源就是生產稅凈額。4由表6可以看到:1992—2003年,生產稅凈額占比上升了近5個百分點。這表明,生產稅凈額占比的上升是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占比相對上升的關鍵因素。就企業部門的初次分配收入而言,在1992—2003年間,其占比也上升了3個百分點。根據資金流量表,企業初次分配收入=增加值-勞動者報酬-財產收入凈額-生產稅凈額因此,企業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上升,或者源于其收入增加、即增加值占比上升,或者源于其支出下降,即支付的勞動者報酬、財產收入凈額、生產稅凈額(生產稅減生產補貼)的占比下降。這里,可以首先排除的是生產稅下降的可能。觀察企業增加值與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關系可知,1992—2003年,企業收入并未發生明顯變化,2003年甚至比1992年略有下降。既然增加值的占比沒有變化,而生產稅的支出占比在上升,那么,企業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上升就只能是因為其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的下降了。對照表5中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可以看到,這一判斷是合理的。將上述分析總和起來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占比不僅相對下降,而且有絕對的下降,這構成居民在初次分配環節中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居民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則主要在于企業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明顯下降。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居民以銀行存款為主的財產主要是由金融機構轉移給非金融企業部門使用,因此,居民部門財產收入和(從企業獲得的)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表明,企業部門的利潤以及政府從企業部門獲得的生產稅凈額在相當程度上是居民收入轉移的結果。更直接地說,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本造成了企業利潤和政府收入的增加。2.再分配環節中政府資金運用的變化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構可以通過再分配予以調整。表4的數據顯示,通過再分配過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收入占比都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表4告訴我們,經過再分配環節,企業部門的收入占比有了明顯的下降,并且,自1994年后即大體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在1999年以前,居民部門還因再分配得益,其經過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占比明顯高于其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然而,從2000年開始,居民部門的再分配收入占比與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已經沒有差別,在2002年,前者甚至低于后者。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在再分配環節中的變化,在資金運用方,主要取決于收入稅和社保繳款兩項;在資金來源方,主要同社保福利和社會補助有關。由于企業和居民在再分配環節中的資金運用對應于政府部門的資金來源,企業和居民的資金來源對應于政府部門的資金運用,因此,僅僅分析政府部門的情況,便可明了再分配環節中所發生的所有變化。在再分配環節中,收入分配占比相對上升的唯有政府部門,2000年之后尤甚。1992—2000年,政府再分配占比僅上升了0.32個百分點,而此后的3年中,該占比就上升了2.31個百分點。政府在再分配環節中收入占比的繼續上升,既得益于經常轉移中的資金來源項的相對增加,也同經常轉移中的資金運用項的相對下降有關。政府的經常轉移項為:政府的經常轉移=收入稅+(社會保險繳款-社會保險福利)-社會補助-其他在再分配環節,政府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收入稅和社保繳款,主要資金運用是社保福利、社會補助和其他。在表7中,我們將社保繳款和社保福利合并為社保繳款凈額。可以看到,從1998年開始,由于繳款規模的增加快于其支出,社保繳款凈額占比持續上升。然而,上升更加明顯的是收入稅。在經歷了分稅制改革前的短暫下降后,收入稅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上升。與1995年相比,2003年收入稅占比上升了2.48個百分點;其中,居民交納的收入稅占比就上升了1.18個百分點。在資金來源相對增加的同時,政府部門在再分配環節中的支出卻在下降。與1993年相比,2003年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個百分點強。簡言之,資金來源的增加和資金運用的下降,共同推動了政府再分配收入的相對上升。總之,從各部門通過再分配環節而產生的收入相對變化來看,唯有政府部門的收入是相對上升的,而居民部門的收入甚至因再分配而發生了相對下降。就此而言,政府似乎并沒有發揮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3.資本轉移與政府投資前文分析告訴我們: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部門獲得了1/5以上的國民可支配收入。在政府獲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被用做政府消費。根據定義,政府消費是“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換言之,政府消費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混合產品”。從政府收入中扣除政府消費,形成政府儲蓄。表2的數據顯示,自1992年以來,政府儲蓄傾向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2003年更躍增至42.66%。政府儲蓄主要被用于兩類支出:其一是“資本轉移”,其二是政府投資。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資本轉移”是“一個部門無償地向另一個部門支付用于非金融投資的資金,是一種不從對方獲取任何對應物作為回報的交易。”由于資本轉移構成政府部門的資金運用,并對應地成為企業部門的資金來源,因此,政府資本轉移的實質,就是政府對企業投資的無償資助。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Louis(2005)認為:資本轉移構成了政府儲蓄的主要目的。然而,仔細分析近年來的統計數據便可看到,這一概括并不全面。表8統計了資本轉移和政府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顯然,1992年以來,資本轉移和政府投資占比的相對地位總體上發生了前者逐漸降低而后者逐漸上升的變化。其間,資本轉移在1999—2001年突然躍升,顯然與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有關——大規模的國債投資項目顯著提高了政府的資本轉移水平。其后,隨著財政政策向“中性”方向轉型,資本轉移發生了絕對數額的減少。2001年,資本轉移為6056億元,2002年減至5634億元,2003年則進一步降到5477億元。2003年當年,資本轉移占總投資比重降低到10.62%,比2001年減少近6個百分點。可以合理地預計,2004—2006年,資本轉移的絕對規模還會進一步縮減,其占比則會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在資本轉移相對減少的同時,政府投資相應上升。由于政府投資的增速快于全社會投資的增速,其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逐年提高。與2000年相比,2003年政府投資占比上升了3.4個百分點,達到13%強。顯然,較之政府資本轉移,政府投資對近年來政府儲蓄傾向上升的貢獻更大。進一步看,按照隸屬關系分,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的90%左右屬于地方項目,因此,政府投資規模及占比的上升,應該主要歸因于地方政府的行為。五、結論和政策建議1.再分配階段:居民收入權益的持續下降(1)盡管居民部門的儲蓄率依然顯著地高于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但是,在1992—2003年間,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儲蓄率則是相對下降的。由于目前還得不到2004—2005年的資金流量數據,我們不能確切地判斷國民儲蓄的這種部門結構在此期間是否延續。然而,鑒于近年來居民存款增長率漸趨下降、政府部門存款增長率迅速上升、而企業存款增長率穩步增長的態勢,5鑒于各部門存款增長率同其儲蓄率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我們可以有較大把握地推斷:我國儲蓄率的上述部門結構特征依然被保持著。(2)居民部門儲蓄率呈長期穩步下降趨勢,既歸因于其儲蓄傾向下降,也歸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從影響程度來看,后者是其主要原因。居民儲蓄傾向下降,反映出國家持續推行的增加國內消費的基本戰略已經在居民部門取得明顯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的持續下降,則主要由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比重的雙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主要在于企業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相對下降;而居民的財產收入的減少則反映了居民投資領域狹窄和投資收益因流動性過剩而下降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從部門間的聯系來觀察,居民部門財產收入的下降和從企業獲得的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轉移為企業部門的利潤和政府的收入。(3)企業部門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但是,相對于初次分配的結果來看,經過各類稅收和繳費調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