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合論視角下的《耳朵婆羅多》

莫霍普羅德是什么樣的書？從字面上看，“莫霍”的意思是“偉大的”，“巴羅多”是印度的古代名字。《摩訶婆羅多》這部史詩題目的含義就是偉大的婆羅多族即印度民族的故事。這部史詩的中心是描寫發生在印度古代的一場大戰。大戰先是由印度北方一個婆羅多族王國的內部斗爭展開,婆羅多族有兩支后裔,一是以難敵為代表的俱盧族,一是以堅戰、阿周那、怖軍為代表的般度族,為了爭奪王位的繼承權,雙方由猜忌和爭吵,逐步演變成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并最終導致了一場可怕的戰爭。大戰持續了18天,般度族和俱盧族都廣結盟友,使當時印度所有的王國都卷入了這場戰爭,最終,帶著正義色彩的般度族一方戰勝了俱盧族。《摩訶婆羅多》規模宏大,古希臘兩大史詩加在一起,在篇幅上也僅相當于它的八分之一。在這樣的鴻篇巨制中,除了中心故事之外,還插入了其他很多故事和傳說。這部史詩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梵文學者,但由于史詩年代古遠、內容包羅萬象、思想玄奧精深,學者們對這部史詩常常出現爭議,因此有“《摩訶婆羅多》之謎”的說法。至于這部史詩的主題,更是眾說紛紜。這正如印度學者蘇克坦卡爾在《論〈摩訶婆羅多〉的意義》一書中所指出的:“我們的這部詩,雖然一般被稱作印度大史詩,但卻不完全符合馬修阿諾德提出的一條定理,即‘史詩的主題必須是關于某一次偉大而復雜的行動’……由于存在著大量淹沒主題的傳記和學術探討,即使想要辨別出其背后的故事梗概,也是困難的。”(1)盡管史詩復雜難解,但學者們還是對《摩訶婆羅多》的主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在有關《摩訶婆羅多》主題的各種探討中,以下三種說法較有代表性:一,澳大利亞梵文與印度學教授A.K.沃德在論述印度“古典文學”時評價說:“王頂把《摩訶婆羅多》的主題恰當地概括為般度人(般度諸子)的憤怒。”(2)王頂是生于公元九世紀左右的印度古代文藝理論家,曾寫過取材于《摩訶婆羅多》的劇本《兒童的婆羅多》,他對史詩主題的概括有一定的權威性。二,奧地利著名梵文學者莫溫特尼茨指出:“描述這次大戰的詩歌早就在民間傳頌著,是一位軼名的偉大詩人把這些詩歌編成了一部英雄頌歌,歌詠俱盧之野的偉大戰爭。和《伊利亞特》與《尼伯龍根之歌》一樣,一場毀滅性戰爭的悲劇構成了這部英雄頌歌最早的主題。這篇古老的英雄頌歌又構成了《摩訶婆羅多》的核心。”(3)三,蘇聯學者A.П.巴蘭尼柯夫在關于《摩訶婆羅多》俄譯本后記中說:“作為《摩訶婆羅多》的主要故事的基礎是全國政治統一的思想。”(4)顯然,這三種說法互有矛盾之處,這種矛盾較為突出地表現為戰與和、紛爭與統一的問題。史詩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仔細研讀這部大史詩,縷清故事主要線索,分清內容的主次,找到史詩的核心,再剖析其主題,我們似可得出一種分合論的觀點。“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詩歌總的趨向是強調合,即一種統一的思想。史詩表面上描寫的是紛爭,但其本質上強調的是和合。在這兩種傾向的相互轉換中,史詩表現出一種“正法”的思想,即要在人世間推行一種高于一切的責任和義務,一種從理性出發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符合自然規律的正道。這種重誠信、講仁義、以人為本的思想具有東方民族的文化智慧和心理特征,也是《摩訶婆羅多》分合論的深層結構。一、印歐文化及《擄《摩訶婆羅多》的主要譯者黃寶生先生在譯著的《前言》中論及史詩的社會背景時曾指出:“多數學者認為大約公元前15世紀前,居住在中亞地區的部分雅利安人離開故鄉,向南遷徙,一支向西進入伊朗,成為伊朗雅利安人;一支向東進入印度,成為印度雅利安人。”(5)進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世紀至公元前10世紀的吠陀時代還處于部落社會時,就戰爭頻仍,“開始是雅利安人征服以‘達娑’(或‘達休’)為代表的印度土著居民,后來是雅利安人部落之間互相掠奪吞并。《梨俱吠陀》中描寫的十王之戰就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一次戰爭。”(6)《摩訶婆羅多》主要講的是婆羅多族后代為爭奪王位進行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正如學者們普遍指出的,《摩訶婆羅多》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大戰書’。”(7)印度學者斯格夏斯德利在《新梵語文學史》中明確指出:“《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中的戰爭實際上充分表明了當時印度文化和文明的擴大、傳播和影響。雅利安文化的優越性已經被四面八方所公認,這也是顯而易見的。”(8)婆羅多族的戰爭觀與其印歐文化的心理結構有關。18、19世紀的西方學者通過印度古代語言和歐洲語言的比較研究,確認吠陀語和梵語屬于印歐語系。以譜系分類則印歐語系又可分為印度語族、伊朗語族、斯拉夫語族、波羅的語族、日耳曼語族、羅馬語族、克爾特語族、希臘語族、吐火羅語族等,主要分布在歐洲、亞洲和美洲等地。這些語言在語音、詞根和語法方面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共同性。因此可推知,使用這些語言的民族在文化結構、社會認同感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不僅具有共同性,而且可能有過共同的歷史起源。因此,印歐語系的這些共同性形成了所謂印歐人的“印歐文化”。法國20世紀著名語文學家、文明史家喬治杜梅齊爾認為:“對于那些涉及到祭祀、權利、制度的名詞,恰是在地理上相距最遠的印歐人之間,他們的一致性最多。這些人一方面是印度-伊朗人,另一方面是古意大利人、克爾特人。在意識形態方面也同樣:恰是處在最端頭的民族——高盧、愛爾蘭、印度、伊朗,其社會各階級功能的等級制度是最嚴格的。”(9)對于印歐人及其所形成的印歐文化,至今人們知道得并不多。只知道:“這是一個多少統一的民族,他們生活在一個相當遼闊的范圍內,以至于他們共同使用的語言中會出現種種不同的方言。出于一種尚不為人所知的原因,得益于戰馬和兩輪馬車構成的霸權。他們得以一浪一浪不斷地向四面八方擴張,直到彈盡糧絕。他們走得較遠,而在所過之處總要強使被戰勝的民族說他們的語言。”(10)因此,英國學者霍爾派克指出:“各個方面的競爭是印歐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戰爭和戰斗被視為榮耀,而且是社會的根基之一。梨俱吠陀和荷馬以不同方式滔滔不絕地歌頌血戰、屠殺、克敵制勝和掠奪無數的戰利品。”(11)正是因為這種觀念才使得屬于印歐人的雅利安人在自己的文化史上吟誦出敘述部族大戰的作品。雅利安人在東漸中還逐漸強化了剎帝利的地位,進一步形成崇拜戰爭的風尚。季羨林先生指出,印度兩大史詩“二者都是在雅利安人從五河地區向恒河、閻牟那河流域前進對印度情況了解得更多更細致的環境下寫成的。”(12)因此,簡單地將《摩訶婆羅多》理解為描寫在俱盧族和般度族之間的一場部落戰爭這樣一個層面上是不夠的。因為其中許多篇章涉及到淵博的知識學問、崇高的虔誠精神、深奧的祈禱理論、盛大的祭典禮儀和正統的規勸說教,總之是雅利安民族的知識大全。但是在軍事、戰爭、謀略方面的細致描述,清楚地表明史詩時期雅利安人由印歐文化沿襲下來的戰斗熱情。印度學者瓦蓋羅拉在《梵語文學史》中,論述兩大史詩主題的原始來源時指出了其中的“英雄情結”。“我們從一些梵書和經書中看到的描寫人的一些頌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些英雄故事,這些英雄故事和許多王朝的英雄人物有關。《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的主要故事以及描述的核心就是基于那些英雄頌歌。”“《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主要內容方面是寫英勇精神。《羅摩衍那》中羅摩和羅波那的戰爭以及《摩訶婆羅多》中俱盧族和般度族的戰爭就是這種英勇精神的標志。”(13)古代印歐人民在生產生活中充滿了嚴酷的生存競爭,部落上下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崇尚競爭取勝的自發意識,長達數千年之久的游牧游耕生活進一步形成一種自覺崇拜戰神或英雄的思想。于是,剎帝利被英雄化的傾向在史詩中應運而興。印度學者認為:“兩首史詩都強調剎帝利的重要性,而把婆羅門在政治團體中的地位貶低了。”(14)剎帝利是武士階級,執掌王權、治理國家、指揮戰爭、攻城掠地,在史詩中備受矚目。他們的所作所為,迎合了當時部族的生存需要。為了保證集體和個人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人們渴求剎帝利這樣的英雄和勇士出現。初民時期的人類,在經歷了由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由崇拜靈魂、靈物到崇拜祖先;由吠陀文獻中梵文贊歌熱烈地歌頌武士到形成史詩中對剎帝利一類英雄的崇拜。喬治杜梅齊爾認為,只有毗摩(即怖軍)和阿周那這兩個武士明顯表現出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原有的身份,即剎帝利,而且賦予了他們相當能戰斗的精神。他在論述古代宗教問題時還曾稱之為“神學結構”,并比較了印度與羅馬在宗教上的不同表現:“在印度,比較的內容是超自然的故事,本義上的神話,其中的人物均為神或魔鬼;而在羅馬,則是些喬裝成歷史的敘事,其中的主要角色均由人來扮演”。(15)這正印證了黃寶生先生在《摩訶婆羅多》譯本前言中所指出的:“婆羅多大戰實際成了神魔大戰。俱盧族一方的大多數國王和王子是阿修羅和羅剎轉生,而般度一方的大多數國王和王子則是眾天神化身下凡。其中,黑天是毗濕奴,堅戰是正法之神,怖軍是風神,阿周那是因陀羅,無種和偕天是雙馬童,德羅波蒂(黑公主)是吉祥女神。”(16)至于這些神魔之爭是否含有雅利安人東漸時所具有的印歐文明與印度河流域固有的文明沖突的象征,以及是否含有雅利安人部落內部矛盾與沖突的隱喻等等,在目前所論述的前提下已不十分重要,因為我們已經發現了東漸中的雅利安人的英雄觀與戰爭觀。正如莫溫特尼茨所提出的“‘摩訶婆羅多’的意思是‘婆羅多族偉大戰爭的故事’。《梨俱吠陀》里已經提到了婆羅多族,說它是一個尚武民族。”(17)雅利安人在東漸中有如此的精神面貌,還可以從《摩訶婆羅多》的另一個名稱“勝利之歌”中分析得之。國內外許多學者都指出,史詩的發展擴充經過了《勝利之歌》、《婆羅多》、《摩訶婆羅多》三個階段,是一部名副其實的“發展中的史詩”。“《摩訶婆羅多》的原始形式可能叫做《勝利之歌》,這是因為在一些抄本的開卷第一首詩是這樣的:首先向人中至高的/那羅延和那羅致敬/向娑羅和婆蒂女神致敬/然后開始吟誦《勝利之歌》。”(18)詩中“勝利”一詞常被用作《摩訶婆羅多》的代名詞。而般度族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是故事的核心。莫溫特尼茨指出:“我們從《夜柔吠陀》和梵書中已經得知,俱盧族的國土是俱盧之野,俱盧王室內的一起家庭糾紛導致了一場流血戰爭,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毀滅性戰爭。在戰爭中,古老的俱盧王族,甚至整個婆羅多家族險些毀滅殆盡。”(19)史詩站在般度人的立場上進行敘述,因此,般度族的英雄被描繪成勇敢無比、超凡絕代的英雄,他們高潔無暇、心地善良、行為光明磊落。而俱盧人則被描寫成虛偽陰險、多行不義之人。最終正義戰勝非正義,光明戰勝黑暗。“勝利之歌”名副其實。正如印度學者蘇克坦卡爾在《論〈摩訶婆羅多〉的意義》中所總結的,“史詩敘述的中心……實質上是一個英雄時代的故事,這個故事回蕩著戰斗的吶喊,并由于激動人心的戰爭勝敗的交替而顯得有聲有色。”(20)史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印度武士精神,不僅充滿了時代特色,即具有雅利安人東漸中所表現出的一種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氣勢,也表現出印歐文化中所通常崇拜的一種戰神精神,一種太陽神精神,具有一種陽剛之美。二、古代印度人民心靈的深《摩訶婆羅多》鮮明地表現出印歐文明中崇尚戰爭的價值觀。戰爭,無論是為爭奪王位和財富,還是為了保持尊嚴與維護權利,都是史詩反復渲染的核心內容。印歐文化在荷馬和吠陀時代就已經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競技傳統,并對以后的印歐人的社會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歷史學家指出:“競爭的這些不同方面,當然并不全是好斗的,同時還有一種強烈的信念,相信沖突必定要受到控制。訴訟和爭端,競技和戰爭,都是按照所有競爭者都鄭重表示要加以恪守的規則合理控制的。實際上,戰爭本身就被認為具有判決性質。”(21)因此,史詩中沖突的雙方,在大戰前居然可以達成協議,其中包括不加害放下武器或者沒有武器的人。這種“沖突必定要受到控制”的思想,即是《摩訶婆羅多》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會發展趨向的表現,也正是史詩中的正法觀與戰爭觀決定的道德準則。劉安武先生認為“正法”或“達磨”,“其含義大體上比較接近漢語中的天道、大道、天理、天職等詞的詞義。”史詩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為了要在罪惡的世界上重建新秩序,需要正法。為了樹立新的道德模式,需要代表正法的人物,于是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就應運而生了。”(22)《摩訶婆羅多》產生于公元前數世紀印度歷史上的紛爭時代,當時大小國家林立,分分合合,難能統一。人們渴望統一,過上和平的日子,迫切想描繪出自己一直追求的理想生活的輪廓。因此,在《摩訶婆羅多》的“和平篇”中,不僅寫了堅戰擺脫憂傷,登基為王,并接受為王之道的訓誡,而且其中不乏解決日常社會生活中所遇問題的種種要訣,包括涉及政治、經濟、宗教教義等方面的豐富知識,通過這些幾乎是包羅萬象的描述,不難窺見古代印度人民心靈最深處的隱秘。印度學者A.K.沃德在論及《摩訶婆羅多》中的戰爭時指出:“《摩訶婆羅多》強烈地吸引了印度的史學家,他們將它作為自己寫作的一種模本,而評論家對其美學意義進行了爭論,劇作家和其他作家則給以他不同的解釋。許多人認為,由它形成的首要的美學經驗是由放棄毀滅性的塵世野心而產生的寧靜狀態。”(23)這種寧靜狀態是一種大戰后的平靜,是大分后的大合,是動后之靜。人們從《摩訶婆羅多》中表面上看到的是俱盧族和般度族之間發生的一次浴血廝殺的大戰,其實,內里它使人發現的卻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物質生活的空虛與匱乏,千方百計引導人們通過不斷正法,規范社會新秩序,充分發揮個人能力,走上解脫之路。“所以,文藝理論家們認為,《摩訶婆羅多》是一部以‘平靜情味’為主的作品。”(24)凡由紛爭引起的戰爭,必有其自身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摩訶婆羅多》的幾代口耳相傳和筆頭敘述的作者們,希望戰爭過后能產生新的統治者,新的英雄,能夠建立新秩序,出現新正法,給人們帶來新的生機和希望。喬治杜梅齊爾在比較了印歐民族所傳授給他的知識后感到受益匪淺,他說:“通過史詩的形式,羅馬人和薩賓人之間的戰爭和隨后的聯合就使人想到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所講述的在阿斯族諸神(統治者和武士)和瓦恩族諸神(主管生殖和和平)之間的戰爭和隨后的聯合;同時,也想到了在印度,以因陀羅為代言人的高級神和第三等級的諸神即耶薩提亞孿生子之間的爭端以及隨后的聯合。”(25)這種印歐民族通過戰爭達到聯合的分合模式,也適應于《摩訶婆羅多》中的戰爭與和平的互換模式。所以許多中外評論家都有如下結論,如《摩訶婆羅多》英文節譯本譯者孫用在譯本前言中言簡意賅地指出的:“大戰的結果是多個民族合而為一。”(26)蘇克坦卡爾在記述《摩訶婆羅多》的意義時也舉例說明:“《摩訶婆羅多》顯示出印度統一的精神”。(27)其實,婆羅多族的大戰及其結局只是歷史上諸多民族部落內部發生沖突,或內部與外部發生戰爭的一個偶然事件、一個縮影,本質是社會歷史進步的一個步驟與階段。各族人民心理結構的相同性,世界文化的趨同性,是不以任何人的個人意志和利益為轉移的,它自有自己的規律可循。史詩所反映的現實正是對這種規律的一種詮釋。《摩訶婆羅多》中關于毗濕摩之死描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但它總的趨勢是強調和,即統一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印證意義。史詩在形式上表現為戰爭雙方的紛爭,但它在本質上反映的卻是雙方和合的愿望和趨勢。大戰的第十天,雙方激戰,相互殺戮無數,“眾多的般度族勇士圍堵毗濕摩一人,潑灑箭雨,”終于在夕陽余暉中,他從車上倒下。“恒河之子(毗濕摩)倒下,兩軍的英雄放下武器,陷入沉思。”“各處的軍隊相繼撤出,所有的國王卸下盔甲,走近毗濕摩。”“般度族和俱盧族走近躺著的婆羅多族俊杰毗濕摩,向他致敬后,站立一旁。”而毗濕摩則一視同仁地歡迎他們,在彌留之際,仍一再規勸雙方的國王、武士:“請摒棄敵意,停止戰斗”,“你們恢復友誼吧!”(28)毗濕摩不僅以自己的死實踐正法,而且還以自己的死向世人表示了和平統一的愿望。為了能對分合主題有一個更明確的說明,《摩訶婆羅多》還運用對比的方法將邪惡的俱盧族和正直的般度族放在正法的層面上進行行為和道德的拷問,努力彰顯真理和道德、責任和義務最終取得勝利的那種崇高境界。金克木先生在指出大史詩表現出的激烈的政治斗爭和復雜的社會生活時,認為:“《摩訶婆羅多》形象地概括了印度在奴隸制王國紛爭時代的主要面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當時人民對國家的愿望。”(29)所謂當時人民對國家的“愿望”,可以理解為就是渴望印度統一的思想。蘇聯學者B.N.卡里雅諾夫在《關于〈摩訶婆羅多〉的簡短證明》中也說道:“兩家的仇恨以大規模的流血戰爭來結束,在這場戰爭中雙方所有參加的人幾乎都死亡了,般度族付出了巨大代價,獲得了勝利,統一了全國的政權。因此,主要故事的主題是印度的統一。”(30)但是,蘇聯學者所說的主題和我們所論及的史詩分合論主題的最大不同點在于,他們是從傳統的社會學的觀點提出這一問題,而我們是從文化學即印歐文化文明的整合觀來論述這一問題的。因此,史詩的分合論主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再認識價值。史詩所具有超越現實的時空觀與包含歷史的文學觀成為界定《摩訶婆羅多》是“歷史傳說”還是“詩”的重要標志。其實,史詩(史)與歷史,史詩(詩)與現實的雙重關系,清楚地表明了它最重要的兩個原始作用,其歷史性在于它的“部落敘事”,它是部落習俗與傳統的記錄,而作為詩歌,它又是一種“娛人故事”,所以不必像歷史那樣完全拘泥于真實的敘述。在《摩訶婆羅多》這類史詩里,詩人的時空想象和表現技藝與現實的娛樂欲望融為一體,它已不再是純粹的編年史,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虛構的作品。季羨林先生主編的《印度古代文學史》指出:“應該說,這部英雄史詩是印度列國紛爭和帝國統一時代的藝術反映。”(31)這里的“紛爭”和“統一”就是分合論主題的兩大重要因素。這個“紛爭”和“統一”,明顯是針對雅利安人東漸以后的印度現實而言的。雅利安人是印歐文化的寵兒。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印歐文化”或“印歐文明”的概念,具有明顯的合理性。雖然這種文化的內涵及其存在的時間、空間及對后世的影響,仍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它的各大族群從最初的發祥地——當今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黑海沿岸大草原地帶向遙遠的中亞、南亞和歐洲廣大地域遷徙以后,長期的分離和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