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5年間，陳望道先生創辦并主編了《太白》半月刊，為免讀者受雜志名稱誤導，他解釋了此“太白”非彼“太白”：一乃字面即有提倡白話之意；二因倆字筆劃極少，昭揭簡化；再者太白星亦名啟明星，喻示長夜即逝，白晝將至。我們若從修辭角度來思考，會發現陳望道這番解釋涵括了“太白”的字面意思、字形分析以及特殊寓義。他在標明辦刊宗旨的同時，也似乎和那位唐朝大詩人撇清了關系。然其人文意義并未因回避而稍減，依舊強烈喚起讀者對詩仙的遙想。作為修辭學家的陳望道豈能不明白這一點，可他仍然用這兩個易生歧義的字為雜志命名，除了傾慕謫仙風姿，熱愛詩詞華采外，還有什么更好的理由會讓他如此堅執？《太白》創刊前11年，年方32歲的陳望道尚未認清自己長于學術，意氣風發地想要成為一名推陳出新的詩人，他與柳亞子、葉楚傖、胡樸安、余十眉、邵力子、曹聚仁、陳德征8人發起成立了新南社。遺憾的是，新南社諸君除柳亞子外均詩名不顯，只能“余事做詩人”。盡管從詩歌創作角度來看，缺少這方面稟賦的陳望道并不成功，但就愛詩的程度而言，他的熱情實不下于任何一位詩人。這股熱情在他的少許詩篇里難以展施，卻充分體現于《修辭學發凡》這部學術著作中。劉大白將《馬氏文通》與《修辭學發凡》分別稱為“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古話文的文法書”和“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與白話文的修辭學書”。后者顯然比前者要多出一重對白話文的貢獻，故劉大白認為“《修辭學發凡》底價值，可以說是超過《馬氏文通》的。”但這兩部著作皆應歸類為我國語言學研究建立之前的文法書，它們的對象是文字語，而非口頭語；它們旨在制定文法規則，而非以確認語言本體為目標。當然，陳望道比馬建忠多了些語言學的自覺，他在《修辭學發凡》引言部分談到了口頭語辭對文辭的影響，在第二篇也將語言劃分為“態勢語”、“聲音語”、“文字語”三種，可惜他未曾繼續深入地區別語言和文字的差異，轉入第三篇后就徹底把修辭的對象限定在文字語范疇。這種通過文字認識語言的研究方法，仍然如索緒爾所批判的那樣，強調著“文字的威望”，使其“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這好象人們相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然而，白話與文言的脫節正表明語言可以離開文字而獨立存在，二者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說是口語和文字的矛盾，而非白話文與古話文的矛盾。陳望道雖盡可能地征引白話文為例，其研究方法卻還是偏離了提倡白話的初衷。當然，彼時的古文獻百倍于白話文獻，也必然導致《修辭學發凡》征引文言文多于白話文。陳望道本人對文學的殷殷興趣，亦令此書幾乎全部以創作類文字為例，即便是被他定義為“抽象的、概念的”消極修辭，所用也都是形象的文學例證。縱觀《修辭學發凡》全書，積極修辭部分的38種辭格分類無疑使“文學語言更增強了文字不應該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這些占了一半篇幅的辭格所引詩例比比皆是，尤其是積極修辭部分，38種辭格僅有9瓜不離秧，囡不離娘，中國人民離不開共產黨。（《上海民歌選?瓜不離秧》）；天上的星星千萬點，望著人間開笑臉。社里造了發電站，星星落戶到人間。《上海大躍進歌謠?星星落戶到人間》人多主意好，柴多火焰高。（《浙江民歌?人心齊，泰山移》）。除了這類基于時政需求的增補，現代文學中較成熟優秀的新體與譯詩并未得到進一步擴充，仍只是聞一多、劉大白的作品在裝點門面。盡管幾十年過去了，現代詩在陳望道眼中仍難以望舊體項背。對于這位堅持白話立場的修辭學家來說，“舊瓶裝新酒”的詩作始終充滿誘惑。他一再征引魯迅的詩句，作為古為今用的適例，如：對詩中“雞蟲”二字，陳望道考釋道：“雞蟲”見杜甫《縛雞行》：“雞蟲得失了無時，注目寒江倚山閣。”雞和蟲都不值得重視，用來比爭權奪利的可鄙人物。當時自由黨主持人何幾仲，排擠范愛農，為范愛農所鄙視，所以說白眼看雞蟲。雞蟲，是“幾仲”的諧音，這里是一語雙關。魯迅不但用了杜詩典故，“雞蟲”二字更有諧音之妙，這段對“雙關”辭格的例證解說，實可視為詩話妙得。只是這樣的佳例實屬偶見，那些既未擬出古風，又未道出新意者仍舊占了多數，如“借代”辭格中所舉一詩：戰云暫斂殘春在，重炮清歌兩寂然。我亦無詩送歸棹，但從心底祝平安。（魯迅《一二八戰后作》）被指出借代歸客的“歸棹”二字已用得太濫。比起“雙關”與“借代”，“仿擬”辭格更可體現“舊瓶裝新酒”的寫作主張，陳望道對魯迅舊制的征引也主要表現于這一辭格：我的所愛在山腰，想去尋她山太高，低頭無法淚沾袍，愛人贈我百蝶巾；回她什么：貓頭鷹。從此翻臉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魯迅《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前者仿崔顥的《黃鶴樓》，原詩為：后者擬張衡的《四愁詩》，原文是：魯迅這兩首仿擬皆乃打油之作，旨在為其雜文宗旨服務。陳望道把該辭格定義成“為了諷刺嘲諷而故意仿擬特種既定形式”，所舉其它例證也都屬諧謔，如套擬《大風歌》的“大風起兮眉飛飏，安得壯士兮守鼻梁。”該詩對于時空、情懷、字句的銜接轉換，舉重若輕，呼磅礴以抒愁，納沛騰而清越，如斯仿擬正與后來江西詩派標舉的“奪胎換骨”相通。但高手之道豈是等閑可為，常人若仿擬失敗的話，就不僅會淪于點金成鐵，且可能與剽竊劃上等號，還真不如單純地“為了諷刺嘲諷”來得痛快可愛。且南社自成立以來便與“以學為詩”的宋詩派對峙不下，無論作為白話文提倡者，還是新南社成員，陳望道對仿擬所持論調，倒都收了反經合義之效。“回文”與“頂真”這兩個辭格專門為舊體詩所設。陳望道以朱存孝所考為準，認為回文詩體“自蘇伯玉妻《盤中詩》為肇端，竇滔妻作《璇璣圖》而大備。”所舉例也是此二詩，如《璇璣圖》中的一段：這與其說是寫詩，倒不如說是種文字游戲。陳望道認為：相比之下，“頂真”辭格更宜詩道。《修辭學發凡》對其的定義是：“用前一句的結尾來做后一句的起頭，使鄰接的句子頭尾蟬聯而有上遞下接趣味的一種措辭法。”例如：除這種每句蟬聯的“聯珠格”，尚有“章和章中間一句蟬聯”的“連環體”：對于“聯珠格”與“連環體”，陳望道還舉了馬致遠的《漢宮秋》與曹植的《贈白馬王彪》為例，此二例雖更佳，但篇幅都太長，故不方便節錄。鑲嵌、復疊、對偶等辭格也與舊體詩密切關聯。鑲嵌辭格分鑲字、嵌字兩種，陳望道將鑲字歸于文，認為“鑲字以鑲加虛字和數字最常見”。詩中“鑲加數字”的例證其實也不少，如紀昀便在一首七絕中鑲入11個“一”字，但這類作品也往往流于文字游戲，故《修辭學發凡》中只將嵌字歸于詩。陳望道對嵌字所舉的兩個例證一出自《樂府》卷26：嵌“東南西北”四字；另一是《水滸傳》60回中的藏頭詩：嵌“盧梭義反”四字。復疊辭格也分為兩種：“一是隔離的，或緊相聯接而意義不相等的，名叫復辭；一是緊相聯接而意義也相等的，名叫疊字。”舉復辭例如：舉疊字例如：陳望道認為顧炎武所云“詩用疊字最難”一語失之片面，“原因無非因為詩中用疊字的現象比較集中，即所謂連用疊字的比較地多，所以比較受人注意。”陳望道指出這種辭格“曾經有過畸形的發達的時期”，他引劉知己的觀點道：“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為一言以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其它辭格征引的舊體詩例有不少選得十分妥當，如雙關辭格所選劉禹錫的《竹枝詞》：以“晴”寓“情”，正是該詩借字寓意之法。引用辭格所選蘇軾的《送張嘉州》亦不同凡響：引用辭格在詩中大多表現為個別詞匯的出典，乃學問之所在，但東坡此詩前兩句全系引用李白的《峨眉山月歌》，這種“隨物賦形”的寫法化學問為詩意，不啻為該辭格點睛。在析字辭格中，陳望道轉引了魯迅《作文秘訣》中的一段，內有《綠野仙蹤》里“詠花”的笑話：這段嘲諷的是析字辭格中“以不平易的詞來代換平易的詞”這種“怪現象”，觀之令人解頤。再有李白的《秋浦歌》不僅用于夸張辭格，也作為積極修辭區別于消極修辭的適例：未用詩例的辭格有：諷喻、倒反、避諱、藏詞、節縮、省略、警策、折繞、轉類。這些辭格并非與詩無關：諷喻、倒反恰是諷刺詩常用的辭格；避諱、藏詞在舊體中絕不少見；節縮、省略直關“言有盡，意無窮”的詩境；警策的詩句更俯拾皆是；而折繞、轉類亦常為詩人所用，以增情致。陳望道之所以未在這些辭格中征引詩例，正有可能他對詩的看法與薩特相近，那位法國哲學家寫道：在詩的根源上無疑可以找到激動、激情乃至——為什么不呢？——憤怒、社會義憤和政治仇恨。但是這些感情在詩歌里不是像在抨擊文章或者自白書里那樣得到表達的：散文作者在闡述感情的同時照亮了他的感情；詩人則相反，一旦他把自己的激情澆鑄在詩篇里，他就再也不認識它們了：詞語攫住感情，浸透了感情，并使感情變形：甚至在詩人眼中，詞語也不表示感情。……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