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伊豆的舞女》《替換》的比較研究

愛是古代和現代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之一。它是人類特有的高尚的精神生活,表現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理想的不倦追求。所以,它是詩人、作家百寫不厭的創作源泉。特別是產生于人們青春時代的初戀,“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171頁)是格外清純美好的。少男少女們兩相悅好,一見鐘情,充滿了幻想的玫瑰色彩。浮想聯翩,激情奔涌,既朦朧又躁動。因為躁動,它使少男少女們密閉多年的情感來了個總爆發,能量驚人。因為朦朧,在于少男少女們無所顧忌,往往超越社會的傳統習俗、價值標準。“情”被置于“義”、“理”、“道”之上,在狂熱追求中迸發出生命的異彩。但社會習慣勢力畢竟是強大的,所以,帶有濃郁的個性解放色彩的初戀,絕大多數是以悲劇告終。如莎士比亞筆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與林黛玉等,以及中國傳統戲曲中的梁山伯與祝英臺,都是悲劇收場,甚至以身殉情。但這并不意味真摯純潔愛情的毀滅。這些典型形象以他們動人的魅力展示了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強大精神力量。其客觀意義在于促使人們對于不合理的社會與人生進行反思與重建。《舞姬》、《伊豆的舞女》、《初戀》就是表現此類主題的名作。我在閱讀、比較中,發現三篇作品盡管時代不同、國別有異,作家不同,但在主題類型、敘述角度、表現手段及藝術技巧上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存在較多的可比點。所以,對此三篇優秀佳作展開比較研究,不僅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也是很有趣的。一、《伊豆的舞女》和《為人而來的》的編碼者三篇小說的敘述者均由第一人稱的“我”承擔,在時間結構上,都采用倒敘手法加以追述。在空間上,都存續于獨自體驗的密閉空間。三位作家都宣稱:作品的主要情節基礎來自生活真實。“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的化身。如屠格涅夫在與納·亞·奧斯特洛夫斯卡婭談到《初戀》時,他坦率地承認,他在小說中描寫了自己的父親。當她問到《初戀》里年輕主人公的原型時,屠格涅夫幽默地答道:“這個男孩是您最恭順的仆人。”(6頁)川端康成也一再表示:小說的情節與人物來自于他早年在伊豆半島的一次旅行。而眾多的日本文學史家也將《舞姬》看作森鷗外早年初戀經歷的自訴狀。小說中,三位“我”既是故事的敘述者,也是情節體驗的感覺主體。考慮到小說作品必要的想象虛構,三位敘述者與作家本人必然存在差異。但他們代表了作家的體驗與感覺,甚至一定程度的幻想、希望,是不容置疑的。法國比較文學大師梵·第根曾規定了影響比較文學的三個基本因素:放送者(又稱編碼者),接受者,媒介。放送者經過媒介發送給接受者,接受者通過媒介獲得放送者影響。這樣便構成了影響的經過線路。所謂影響比較方法就是在這三者的復雜微妙的關系中尋找規律性的內容。從起點出發,可以分析和研究放送者的特點性質和影響方式。從接受角度看,放送者就是編碼者,他將思想感情熔鑄成文字,傳送給讀者,進而感動影響讀者。所以,首先對編碼者進行研究,分析他的思想情感,人生經歷,人格構成,對于把握作品主題內涵應該是十分重要的。在《伊豆的舞女》中,“我”是一位中學生,剛好20歲。在《初戀》中,“我”剛進入青春期,16歲。在《舞姬》中,“我”則年長一些,22歲左右。“我”們的性格特征都是天真浪漫,質樸純真。相形之下,《舞姬》中的“我”略顯老成,但信奉的也是個性自由,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沒有沾染官場上的趨炎附勢,虛偽狡詐。三個“我”都出生在不幸的家庭中。《伊豆的舞女》中的“我”雖無名無姓,卻概括了川端康成自己的人生經歷:幼年失去父母,少年又失去唯一的姐姐,后來相依為命的祖父、祖母又撒手而逝。孤身一人,寄人籬下。“把自己膽怯的心閉鎖在一個渺小的軀殼里,為此感到憂郁和苦惱。”(14頁)性格扭曲內向,消極沉悶的孤兒情緒幾乎毒化了他的生活與靈魂,常常因此而透不過氣來。《舞姬》中的”我“名豐太郎,幼年失父,與寡母伶仃度日,后來母親也去世了,“我”也成了孤兒。《初戀》則表現了屠格涅夫的身世,“我”叫符拉基米爾·彼德羅維奇。雖然父母健在,表面上無憂無慮,但家庭虛偽冷漠令人痛苦。父母為錢財結婚,沒有感情基礎。父親年輕漂亮,比母親年輕十歲。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冷漠自私,時常拈花惹草,使母親精神緊張難以自制。母親不敢把怒氣撒向丈夫,于是遷怒于家中的孩子、仆人,成了十足的暴君。屠格涅夫曾在小說《木木》中對母親暴戾變態性格有過生動描寫。所以,“我”實際上是“精神上的孤兒”,父母健在的家庭并沒有絲毫溫暖,甚至感覺家庭就象狂風巨浪中的破木船,不知何時會遭受滅頂之災。三個“我”都出生于不幸的家庭。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證明,童年經歷往往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在不幸家庭環境中成長的青少年,往往內向敏感,感情細膩,富于幻想。由于補償心理作用,他們極力追求生活中缺乏的友愛、溫情、關懷等。因此他們的初戀往往包含了較多的幻想與移情因素。按照弗洛伊德對人格構成的分析,它主要包括三個層次: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各種本能驅動力之源,它履行生命的第一原則——快樂原則。快樂原則的目的是趨樂避苦,消除使人感到痛苦、緊張等不適情緒,它成為生命的唯一價值標準。自我是協調本能要求與現實社會要求之間不平衡的機能。它的法則不是人格內部的要求,而是現實社會的要求,也就是說,它依據現實原則去調節、壓制本能活動。超我是通過父母獎懲權威樹立起來的良心、道德律令和自我理想,它們阻止本能的能量直接在沖動性行為和愿望滿足中釋放出來,竭力中止行使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良心和道德律令對本能的命令是“不準”,自我理想則把本能的能量全部投注到對至善至美的理想的能量發泄作用上。在三位主人公形象中,本我比較突出,自我約束力存在一些。由于父母家庭因素,他們人格中超我因素較弱,而集中到“自我理想”上。由于“自我理想”的不確定性,加上家庭環境因素影響,他們深感寂寞孤獨,渴望溫暖關心,而這一切只有在愛情中才能得到。所以,一遇到合適對象,他們就會傾注激情去愛、渴望獲得真情回報。一見鐘情,將對象理想化,既是三位主人公初戀激情表現,也是作家作為放送者、編碼者心理原始驅動力的具體表現。二、情節演變的基本模式首先讓我們透過小說紛紜的情節線索,從整體上來把握三位著名作家在作品中構筑的初戀故事模式。《舞姬》發表于1890年,是一篇帶有濃郁自傳色彩的作品。森鷗外早年留學德國,曾與一出身貧寒的少女自由戀愛。他學成返國后,這位少女曾越洋追隨而來。但森鷗外無力反抗封建專制的日本社會的道德習俗,使少女飲恨而歸。以后森鷗外涉足官場,平步青云,曾出任陸軍部軍醫局局長等職。小說即是作家據此創作而成的。主人公豐太郎是一位年輕的官員,奉令赴德留學,在柏林某大學攻讀法律。一次偶遇一貧窮舞女愛麗絲被逼賣身葬父。出于同情心,“我”慷慨相助,使其渡過難關。“我”與愛麗絲也建立了真誠純潔的友誼。“我”因卓然獨立不見容于柏林的日本留學生,遂有無恥之徒向“我”的上司打小報告,極盡誣陷之能事。再加上“我”不甘于作上司操縱的木偶,遂被革職。走投無路之余,幸遇朋友相澤謙吉相助,推薦“我”擔任某報社駐柏林的通信記者,負責報道政治、文藝方面的信息。不幸使“我”與愛麗絲走到了一起,過著清貧然而快樂的生活。后來,相澤謙吉作為秘書陪同天方大臣訪問柏林,由相澤謙吉力薦,“我”初作大臣翻譯,顯示出眾才能。后又陪大臣出訪俄羅斯,工作勤勉認真,辦事周旋揮灑自如,深得大臣垂青。一天大臣忽然表示要帶“我”回國。于是“我”面臨兩難境地:為了愛情犧牲前程,或者為了前程犧牲愛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間緊迫,不容斟酌。在相澤謙吉勸說下,“我”忍痛拋棄了懷孕待產的愛麗絲,愛麗絲受此打擊而精神失常,“我”則啟程歸國。如果說《舞姬》是一曲愛的悲歌,《伊豆的舞女》則是一首充滿憧憬與向往的戀曲。此小說情節是來自作家一段親身經歷。1918年,時年19歲的川端康成考上了第一高等學校后,獨自一人來到位于日本中部地方的東南、靜岡縣境內的伊豆半島旅行。其間他與一群巡回演出藝人邂逅,結伴而行三天,伊豆美麗的自然風光、淳樸的民風民俗,使受盡孤兒情結折磨的川端康成深感解脫之后的歡欣。在小說中,“我”深愛上了純樸溫柔的舞女薰子。由于萍水相逢,去也匆匆。盡管他們相識、相知,相互愛慕,但誰也沒有表白,剛剛開始就在送別中結束。一場純粹的精神之戀,充滿了哀與美的藝術氛圍。《初戀》中,“我”出生于一個貴族地主家庭。“我”的童年也是不幸的,眼見父母關系對立而束手無策,憂愁不安使“我”在心理上過早成熟。十六歲時,“我”變得多愁善感,充滿了對異性愛的幻影。有一天“我”偶遇鄰居——美麗的公爵小姐齊娜依達,一見鐘情。齊娜依達聰明伶俐,活潑大方,面對眾多追求者擺出若即若離,似是而非的姿態。對“我”則寵愛有加,使“我”墮入情網,飽嘗初戀激情。但不久“我”發現齊娜依達另有所愛,受人鼓動“我”帶刀去花園柵欄邊埋伏,萬萬沒料到情敵竟是父親。“我”懷著極度痛苦的心情離開了齊娜依達。一封匿名信也使暴躁的母親明了真相,父母吵架后全家回到莫斯科。不久,“我”又目睹了可怕的一幕:父親與齊娜依達幽會,齊娜依達糾纏著父親,父親竟用皮鞭抽打了她。初戀情感惡夢糾纏,半年后父親因中風離開人世,四年后才得知齊娜依達嫁給了一個她并不愛的人,最后因難產而去世。通過三個初戀故事的解讀,我們可以歸納情節演變的基本模式:主人公生于不幸環境中——遇到不同階層、地位的少女——一見鐘情墮入情網——因種種原因導致分離。相比小說優美生動的愛情故事,這個模式的概括是抽象的。但透過它有利于我們解析男女主人公的初戀心理。森鷗外、川端康成、屠格涅夫都是世界文壇上知名作家,他們對初戀心理的描寫,可謂精彩紛呈,各有千秋。首先讓我們看看初戀少女寧靜安詳、純潔溫柔的美,是如何在少年心中激蕩起巨大的感情波瀾。在《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康成飽含愛慕之情,將舞女描寫得清純美麗:“舞女看上去約莫十七歲光景,她梳理著一個我叫不上名字的大發髻。發型古雅而奇特。這種發式,把她那嚴肅的鵝蛋型臉龐襯托得更加玲瓏小巧,十分勻稱,真是美極了”。(74頁)“我一直在觀察她,她那雙嬌媚地閃動著的亮晶晶又大又黑的眼珠,是她全身最美的地方。雙眼皮的線條,也優美得無以復加。她笑起來像是一朵鮮花。”(10頁)川端康成筆下的舞女,很像日本古代名畫中走出的仕女,典雅而嫻靜。而在《舞姬》中,日本名作家森鷗外又是如何描寫初戀情人——金發碧眼的異國少女呢?“她看上去約莫十六七歲,頭巾下露出金黃色的秀發,衣著也還整潔┅┅我沒有一支詩人的妙筆,無法形容她的容貌。她那淚光閃閃的長睫毛,覆蓋著一雙清澈如水、含愁似問的碧眼。不知怎的,她只那么一瞥,便穿透我的心底。”(195頁)在《初戀》中,屠格涅夫以詩人般的抒情筆觸,描寫了齊娜依達公爵小姐的可愛形象:“我忘記了一切。目不轉睛地凝望她那優美的體態、頸項、美麗的手,白頭帕下面微微蓬松的淡黃色卷發,半閉的敏慧的眼睛,和那樣的睫毛,和睫毛下面嬌柔的臉頰。”(223頁)“我”第一次拜訪公爵夫人家,齊娜依達叫“我”為她繞毛線,“我”又忍不住凝視她:“在她臉上一切是那么文雅、那么聰明、那么可愛。她背了那扇掛著白色帷幕的窗坐著,陽光透過帷幕射進來。一抹柔和的光照在她那蓬松的金黃色頭發上,潔白的頸項上,她那微抖的肩膀上,她那嬌柔、平衡的胸脯上。——在認識她之前,我什么都不懂,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活過。”(238頁)以上描寫是三位主人公——“我”第一次與戀愛對象相處時留下的強烈、激動人心的印象。前兩位是社會地位低下的舞女,盡管她們掙扎于社會的底層,但卻出污泥而不染,純潔天真,美麗善良。所以,川端康成和森鷗外重點描寫了她們的眼睛,或“亮晶晶,又大又黑”、或者“清澈如水”,折射出美麗的精神世界神奇之光,也俘獲了少年的心,使他們墮入情網,更使他們感受到什么是真善美。后一位公爵小姐,雖系貴族出身,但母親出身微賤,父親是一個浪蕩之徒,將家產揮霍一凈后在潦倒中死去。她與母親纏身于官司之中。因此,她所處的環境更為復雜,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她在眾多追求者中竟愛上了少年的父親,潛意識中就是想尋找一個安全的依靠,可惜遇人不淑,悲劇收場。總之,三位少年主人公初戀的對象,都是極度理想化、外在美與內在美統一的青春少女。對于初戀過程中復雜心理的描寫與把握,也是極其成功的。在《舞姬》中,男女主人公相識、相知、相愛,是在愛麗絲喪父的不幸背景下展開的。“我”以俠義心腸羸得了愛麗絲的愛情。但“我”卻因此被罷免,愛麗絲不勝悲戚的同情令“我”倍感溫馨,她極力勸說母親讓“我”寄居在她家里,對失意的“我”體貼周到,關懷備至。幾個細節描寫極為傳神,如“我”要去見大臣時,她為“我”精心料理裝束,使“我”感慨:“即便是心愛的獨子出門,恐怕也不及愛麗絲這么妥貼周到”。“我”去彼得堡時,愛麗絲不斷來信,將自己終身托付給“我”,并不惜與母親吵翻,一貫柔順的她為了愛情迸發出多大的決心和力量啊!而對豐太郎本人的心理作家沒有作過多描寫,只有概括的一句:“在窮愁潦倒之中也度過了些愉快的日子”。此言語焉深遠,依據現代結構主義闡釋學分析,這是作品一個典型的中心句子。后半句表現了一個出生于東方專制封建國家小知識分子謹小慎微的愛的歡樂,身在其中壓力極大。前半句則表現了一個深受封建正統觀念影響,受功名利祿價值觀念束縛,很難與之決裂的性情中人的卑瑣感,軟弱性、妥協性。在初戀愛情中,“我”極少產生狂熱、激情、幻想,而是與有背景靠山的日本留學生比較,自認“窮愁潦倒”,潛意識中既有無可奈何之心,也存懊悔之意,這種復雜矛盾的心理,是小說悲劇結局的主觀原因。在《伊豆的舞女》中,“我”對愛的追求實際上是情感凈化,精神升華的過程。在天城山茶店,自以為是的老太婆對舞女的輕蔑煽起了“我”的邪念:“今晚讓舞女到我的房間來吧!”在湯野小客店,舞女送茶時的驚慌失態,被阿媽看出:“討厭,這孩子有戀情了!”使“我”斬斷邪念。晚上,藝人們應召去飯店演出,“我”則像熱鍋上的螞蟻,坐臥不安,徹夜不眠,生怕舞女被人玷污。直至第二天在溫泉浴場上,“我”意外看見了“裸體的舞女”,“宛如一株小梧桐┅┅仿佛有一股清泉蕩滌著我的心”,“我”釋然了,解脫了。“我”再不將舞女想作任人玩弄的風塵女子,而將其作為自己的朋友,以平常心待之,與之交談,下棋,為她朗讀小說,答應帶她看電影。所以,舞女對同伴稱贊“我”是好人,由衷而純真,令“我”心情舒暢,格外感動,恢復了做人的信心。在《初戀》中,屠格涅夫用他天才的神來之筆描寫了戀愛中的少年徹夜不眠的騷動之心:“啊!溫柔的感覺,柔和的聲音,深受感動的心靈的善良和寧靜,第一次愛的覺醒的令人陶醉的歡樂”。在與齊娜依達告別的那一段,屠格涅夫傾注了滿腔激情,極為生動傳神。在齊娜依達的懺悔、擁抱熱吻中,“我”告別了自己青春的初戀,獻身的激情。在痛苦中長大成人。在三篇小說中,用于揭示人物性格心理及情節結局的相似的兩個細節還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舞姬》中,“我”背叛愛情回國之前,給了愛麗絲母親一筆錢,供她在可憐的瘋女臨產前照料一切。在《初戀》中,父親承受不了感情折磨,正當盛年中風死亡。不久母親寄了一大筆錢去莫斯科,大約是安慰補貼那窮愁潦倒的公爵夫人母女倆。金錢的施與受表明了愛的悲哀,愛的痛苦。第二個細節則是豐太郎負情歸國,在船上不愿與人講話,恨事在心,無人傾訴苦惱無比。在《伊豆的舞女》結尾處,“我”卻以對舞女的愛,升華為對不幸者的同情關心,與人們友善相處的愿望和行動。“我”擺脫了悲哀的孤兒情結,主動幫助可憐的老太婆和一群孩子。也是在船上,與陌生人自然親切相處,以前是不可思議的事,現在覺得格外自然。究其根由,是舞女那純潔、質樸、友善、溫柔的愛徹底征服了“我”,改造了“我”,使“我”走上了樂觀開朗、親切和睦的人格健全之路,這就是在愛中的新生。三、女性之間的矛盾三篇初戀小說都無圓滿結局,深層原因就在于小說的社會背景,三篇小說所描寫的時代都是封建社會末期。不要說舞女之類沉淪于社會底層的女子,沒有追求愛的權利,也沒有被愛的權利。就是齊娜依達公爵小姐出身高貴,不是也以悲劇收場嗎?所以,森鷗外直抒胸臆地恨恨寫到:“我發現自己不過是被人操縱的木偶”。稍有追求就被視為離經叛道,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這就是無所不在的封建勢力的淫威,表現了他們吃人的本質。所以,這三曲初戀哀歌具有極大的社會批判價值。在小說中,社會氛圍不是作家們表現的重點,社會關系也無仔細交代。但由復雜人際關系構成的社會背景,還是較為清晰。在小說情節脈絡發展中,起著樞紐作用。比如姑娘們的媽媽,就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次要人物形象。三篇小說都設置了這個角色。在《舞姬》中,愛麗絲的母親貧窮,略有點勢利。走投無路之余曾逼女兒賣身葬父,給讀者印象不好。但她不是壞人。有一個細節表現了她的愛女之心,愛麗絲懷孕后與她吵架,要隨豐太郎而去,態度強硬。母親軟下來向女兒說:如果愛麗絲去日本,無依無靠的她就去投靠一門遠親。愛麗絲被棄發瘋后,她并沒有責罵豐太郎。這個形象缺乏立體感,但她的不幸遭遇仍是令人同情的。《初戀》中母親的形象是扎謝基娜公爵夫人。她粗俗虛榮,缺少教養。一見面就請人幫忙,使人瞧不起。女兒待字閨中,眾多追求者嬉戲胡鬧,她充耳不聞。女兒愛上了有婦之父,她不管不顧。因此,齊娜依達誤入迷津,導致人生悲劇,其母親應負相當責任。《伊豆的舞女》中媽媽的形象,是描寫得最生動、最具光彩的形象。她精明能干,嚴厲而又善良。在不公正的社會環境中,巡回演出藝人群體面臨較大的社會壓力,但媽媽不予理會,她將家庭式的演出群體管理得井井有條,人們愛她、敬她同時又怕她。她覺察“我”與舞女的戀情并不橫加干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