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現狀與存在問題

中小企業是創新型一般來說，中小企業是指有員工2000人以上，或銷售收入低于3億元或總資產4億元的公司。本文對“創新型”的界定是:有新技術發明和技術改進能力,有新產品、新工藝、新流程等開發、推廣和應用能力,有新商業模式創造和實施能力。我國4200萬家中小企業中,只有12萬家是創新型的,約占中小企業總數的3%,但他們為國家貢獻了超過50%的創新成果,涉及的產業包括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移動互聯網、信息技術等。我國蓬勃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些創新型中小企業托舉起來的。中小企業對于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貢獻早已得到各界的共識。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政府調動各方面力量幫助中小企業度過融資難的困境,無疑是及時和必要的。但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難決不僅僅體現在融資方面,更體現在產業、稅收、投資等各方面受到的政策歧視。中國經濟走出危機的陰影,必須立足于經濟轉型,而轉型則離不開民間投資的啟動和中小企業的真正復蘇。在此過程中,創新型中小企業應當受到特別的關注和重視。本文重點分析創新型中小企業對于我國贏得未來競爭優勢的重要性,以及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的障礙及其根源,并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相應的對策。一、企業具有創新活力通常認為,大企業是經濟的主要貢獻者,然而近30年世界經濟發展表明,中小企業才是推動產業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數量多、效率高、周期短、成本低等優勢。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更具創新活力。中小企業是最活躍、最有效率的組織,而許多大企業的創新更多地依靠技術集成和對中小企業的購并。根據有關資料記載,中小企業的創新數量高于大企業2.5倍,將創新引入市場的速度比大企業快27%。在20世紀,大約有60%的重大創新都起源于中小企業(圖1所示)。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雖然在規模和實力上處于劣勢,但生存危機和競爭壓力迫使中小企業更加關注市場機會,適應市場需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應變能力和創新活力。在美國,20世紀80年代后的技術創新成果約70%來自中小企業。小企業的人均發明是大企業的2倍。另外,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參與的研發活動中,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回報率分別為30%和44%。近30年來,美國等發達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圖2所示)。根據我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數據,中國中小企業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60%,提供了近70%的進出口貿易額,創造了75%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吸納了50%以上的國有企業下崗人員、70%以上新增就業人員、70%以上農村轉移勞動力。在自主創新方面,中小企業擁有66%的專利發明、74%的技術創新和82%的新產品開發(圖3所示)。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然而使用的金融資源僅占20%。可以說,對于每單元資金投入來說,中小企業創造的就業是大企業的8-10倍,創造的GDP是大企業的4-6倍。產業競爭優勢源于企業競爭優勢。中國要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勝,取決于是否擁有一批具有競爭優勢的創新型企業群。正是它們承載著中國優勢產業崛起和國家創新能力提升的重任,影響著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我國54個高新區已經成為這些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聚集地。2007年,全國54個國家高新區和蘇州工業園工業增加值11288.5億元,萬元GDP能耗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36%,萬人專利授權數30.7件,已經接近了硅谷的水平(每萬人37件),有力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些高新區中95%以上的企業為創新型中小企業,是高新區的主體。如果沒有這些最具創新活力的經濟細胞,就沒有這些高新區及其所在城市今天經濟社會的繁榮。總之,中小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源泉。二、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中的障礙與問題最近,我們在上海、北京、深圳、蘇州等地選擇了42家有代表性的創新型中小企業進行了調研,并與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深度訪談,之后總結整理了來自外部、影響企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和問題。其中,反映頻率最高的有如下五大問題(圖4所示)。(一)大企業和大品牌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中小企業的發展往往會受到大企業特別是壟斷性企業的制約。因此,各國在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和反壟斷方面都不遺余力,通過強有力的法律法規加以規制。目前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法規和政策都不夠完備,中小企業在政府采購、行業準入等方面受到明顯歧視。包括國有大企業和一些外資的壟斷性企業不斷強化自身的壟斷地位,對中小企業形成了強烈的擠出效應。大企業、大品牌壟斷市場,中小企業在競爭中遭排擠和歧視的現象,在生物醫藥、醫療器械、軟件、電子信息、創意文化等各個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國有企業采購傾向于大公司、大品牌,中小企業的競爭環境惡劣。以汽車為例,盡管包括比亞迪、奇瑞、吉利在內的13個自主汽車品牌2007年就已入圍政府采購目錄,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比亞迪共銷售50余萬輛車,政府部門僅采購600輛,僅占1%。奇瑞的情況也是如此,2007年中央政府共采購奇瑞汽車100輛,此后便不再問津。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本土中小企業既得不到積累經驗的機會,也得不到滾動發展的資金支持,難以保障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美國聯邦政府每年的采購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國會要求聯邦機構必須建立針對小企業采購的目標,至少每年有23%的訂單給小企業。而且,《聯邦政府采購法》還規定,如果本國供應商的報價比外國供應商的報價高出不超過6%的幅度,必須優先交由本國的供應商采購,而中小企業可以享受高達12%以上的優惠。正是這些政策使得硅谷很多中小企業高科技企業受益匪淺。(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在今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舉措中,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金融九條”中也提出貸款要向中小企業傾斜,但2009上半年投放7.4萬億的信貸,只有20%左右流向了中小企業;在金融機構的授信額度中,中小企業得到的授信額度不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零頭。目前,中小企業在國家銀行的貸款比重只占22.5%,這與它們的實際貢獻很不相稱。國外企業的直接融資占70%,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債權融資占30%。而中國企業直接融資只占2%,98%靠銀行貸款。因此,現階段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適應中小企業融資特點的市場化金融體系不完善,融資渠道不暢通,而不在于中小企業自身。通過商業銀行間接融資所面臨的困難,是各國中小企業共同的難題。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在這一方面,日本的經驗值得借鑒。目前日本有五家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設備資金和周轉金貸款等,利率和貸款期限都優于市場貸款。此外,日本政府還全部或部分出資成立為中小企業申請貸款提供擔保的機構,增加中小企業從私人銀行獲得貸款的機會。(三)新興產業政策環境惡化我國目前很多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還存在缺位、難以“落地”的問題。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通過了《中小企業促進法》,但在制度層面上和可操作性法規層面上的政策措施依然不夠。一方面,以制度化方式實施的政策法規較為缺乏;另一方面,支持中小企業的功能型政策仍然十分欠缺。而日本政府在20世紀下半葉的50年間,相繼出臺了30多部有關中小企業的法律法規,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有力的推動了中小企業的發展。英國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始為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已出臺了110多個法案。我國現行的一些政策,包括稅收政策等,仍然是針對制造業等傳統產業制定的,一些新興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走在了政策前面,政策環境出現“真空”。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對代工型、加工型企業有利,對知識密集型(IT、醫藥研發、創意文化等)產業不利,制約了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比如,有關無形資產(包括知識產權、版權、專利等)評估和抵押的政策仍然缺失,只有極個別地方政府開始嘗試試行知識產權、版權抵押貸款,大多數地區還相當保守和滯后,對于軟件、研發、文化創意等輕資產類產業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又比如,動漫設計企業屬于文化產業還是服務業,應該按照3%還是5%繳納營業稅?由誰來認定?再比如,新藥審批時間太長的問題、研發費用按150%稅前加計扣除的問題,在不同執行部門的具體執行過程中,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四)鼓勵創新型中小企業創新的稅收政策作用不顯著《福布斯》雜志最新推出2009年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的稅負太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痛苦指數”偏高,從長遠來看,這十分不利于新興產業的發展。目前部分企業享受的“兩免三減半”優惠政策作用也不顯著,因為對于創新型中小企業而言,前幾年都是投入期,根本難以實現盈利。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芒德爾認為,高稅率將打擊民間的投資積極性,從而抑制經濟發展。他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稅率一旦超過30%,人們的注意力就會從如何創造更多收入轉向如何避稅。羅伯特·芒德爾的減稅主張成為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的經濟綱領,并且與其他政策一起共同造就了美國經濟尤其是高技術經濟的持續繁榮。(五)成立專門的小微企業機構中小企業缺乏了解和研究政策信息、建立關系網絡的資源和能力,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綜合性、指導性服務不到位,政企之間的政策供求信息不夠透明。據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的一項調查表明,2006年大中型企業創新經費中來源于政府撥款的資金占到政府總撥款的79.1%,而小型企業只占到20.9%。今年應對金融危機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措施,總體來看也還是以扶持大企業繼續做大、兼并重組和進行產業升級為主要目標,中央投入的200億技改項目絕大多數流向了大企業。在獲得公共服務、公共政策和資源等方面,中小企業還缺乏與大企業進行公平博弈的能力。很多發達國家都有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機構,值得我國借鑒和效仿。美國政府設立小企業管理局(SBA)專門為小企業提供各種服務,包括貸款擔保、培訓咨詢、政府訂單到救災援助等等。到2008年底,超過2000萬小企業通過SBA得到了政府的幫助。每年140萬的小企業和企業家的發展受益于SBA及其合作伙伴。僅2008年,小企業顧問團(SCORE)就為1200家小公司解決實際問題,為小公司節約了105億美元,并因即時提供數據和信息,節省了小公司約396萬工作小時數。日本政府建立了技術顧問制度,在全國各地設立了200多個公立試驗機構,聘用技術上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工程技術人員擔任中小企業的技術顧問。韓國、英國也都有類似的機構。三、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盡管創新型中小企業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貢獻者,但它們往往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這里既有國家戰略和政策方面的缺失,也有企業和企業家自身對于現代企業發展規律認識的不足,對企業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很大制約,必須采取更為有力的舉措加以解決。(一)中小企業發展現狀在許多國家,中小企業發展被置于重要的戰略地位,從規劃布局到創業環境,從公共服務到配套政策,都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給予全方位的鼓勵和支持。比如,德國把中小企業稱為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柱”,日本認為“沒有中小企業的發展就沒有日本的繁榮”,美國政府則把中小企業比作“美國經濟的脊梁”。近年來,我國在推進中小企業發展方面也做出了許多積極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受傳統工業經濟“抓大放小”觀念的影響,各級政府部門往往對中小企業重視不夠,沒有把中小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真正擺到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的高度。國家已經出臺的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實際上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使得中小企業對于政策的認同度明顯低于大中型企業。小企業是大企業的搖籃,也是成就大企業的基石。今天世界500強中的企業,大都是大浪淘沙、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對于國家和區域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說,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讓千萬中小企業之花競相綻放,遠比吸引少數大企業更為重要。深圳市之所以在短短二十多年間培養出了華為、中興通信、騰訊這樣一批標桿型創新企業,正是因為政府長期給予創新型中小企業公仆式的、細致入微的扶持和幫助。也正是因為有眾多“螞蟻雄兵”般的中小企業,這些大企業的產業鏈才能保持健康和持續發展。中國經濟的未來,從根本上有賴于培育內生的經濟增長動力,創新型中小企業正是這一動力的重要源泉。目前我國正處在調整經濟結構的關鍵時期,在推進科技創新、增加社會就業等方面面臨著關鍵和緊迫的需求,中小企業對此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進一步營造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使之擺脫長期被“邊緣化”的尷尬境地,對于我國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應當從國家戰略層次上加以全面規劃和重點部署。(二)聚焦產業鏈的高端發展多年來,在相關政策的影響和引導下,許多中小企業都極力追求盡快“做大”。一方面,只有做大了政府才會給予更多關注,企業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好處;另一方面,企業盲目求大,不專注于核心業務,往往公司資產盤子很大,核心競爭力卻不升反降。一旦市場發生變化,企業的資金和業務風險極大。實際上,德國、瑞士等歐洲國家的許多中小企業并不強求做大,但非常注重做強。很多企業往往默默無聞,在一個縫隙市場長期保持領袖地位,其產品甚至并不起眼,深深隱藏在價值鏈的“后方”,但市場占有率遙遙領先,被稱為“隱形冠軍”。如賀利氏(Heraeus)公司專門生產水筆的筆頭,占有98%的市場份額,在奢侈品的高端市場甚至達到了100%。博醫來(Brainlab)公司專為外科手術提供定位系統,占有全球60%的市場份額。杰里茨(Gerriets)公司專門生產劇院幕布,在全世界市場占有率為100%。無論是科隆大教堂,還是北京國家大劇院,都能聽到來自世界最優秀的管風琴制造商加勒斯(Klais)公司的管風琴旋律,然而這個活躍于全球市場的企業100年來員工數目一直保持65人不變。類似的企業不勝枚舉,雖然它們的規模不大,但都在各自領域處于領袖地位。德國一直以來有著出口世界冠軍的美譽,即使是人口15倍于德國的中國在最近幾年躍居最大出口國,也沒有讓德國企業出色的出口顯得遜色。然而,德國出口的持續強勁從根本上并不歸因于大企業,而是中小企業。這些歐洲企業專注而穩定的發展,所傳遞的價值觀不是“大”,而是“強”。長期以來,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常常把進入“500強”作為夢想,有的通過不計代價的多元化擴張勉強進入門檻,有的歷經多次慘痛教訓早已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實際上,企業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大”是市場選擇和競爭的結果,是市場、技術、資本、政策、管理、企業家以及企業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那種靠簡單規模擴張和政府資源“堆”起來的企業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只要擁有獨特的客戶價值,具備核心的競爭力,生產規模再小的企業也能夠位居產業鏈的高端,成為行業發展的“領頭雁”。對此我們需要有新的認識,更需要在體制和政策等方面進行新的調整,引導更多的中小企業致力于做“強”,在做強的基礎上做大。(三)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政府對于中小企業的社會化服務給予了高度重視。早在2000年,原國家經貿委就曾發布《關于培育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若干問題的意見》,強調要把培育服務體系、組建服務中心作為當前扶持中小企業工作的重點,加強對這項工作的指導。2004年,中央財政專門安排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專項補助資金,用于支持中小企業服務機構開展培訓服務、信息服務、創業服務和管理咨詢服務等。2008年,財政部、中信部又聯合發布《中小企業專項基金管理辦法》,進一步明確提出由中央財政預算安排支持中小企業結構調整、品牌建設、信用擔保體系等。然而,廣大中小企業仍然無法低成本地獲得諸如投融資、技術孵化與熟化、管理咨詢、法律、人才、商業情報等方面的有效服務。在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下,許多中小企業往往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要么在夾縫中求得生存,要么維持較短的存活期。不少極富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正是由于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社會化、專業化服務,只能坐等市場機遇的逐漸喪失。呼喚完善配套的社會化服務,這是千百萬中小企業共同的呼聲。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資源多少,而在于體制機制不順。我們在調研中實際了解到,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大量中介服務機構,仍然只是作為依附于政府部門的事業單位,或主要依靠政府資助獲得生存機會的服務型企業,能夠以自身的服務質量、效率和品牌贏得市場的服務機構少之又少。也就是說,我國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離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政府在促進和完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中的角色定位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研究認為,各級政府在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擴大財政投入的同時,應當首先回答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的體制機制問題。在此過程中,政府部門應當把握以下幾點:一是主要不是通過興辦新的機構,而是重點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二是主要不是通過直接的方式,而是重點支持專業化的服務機構;三是主要不是通過撥款的方式,而是重點制定相關政策和營造發展環境。(四)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為突破口,全面增強社會和家庭的服務能力很多人都已經看到,美國硅谷的成功,不僅僅只是技術創新的成功,更是風險投資的成功。微軟、惠普、IBM、谷歌……,一個個好的創業團隊之所以能夠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演繹出一幕幕神話般的成長大劇,與硅谷投融資體系立足知識和技術、人才和隊伍、高風險性和高成長性等的現代發展理念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小企業最需要資金幫助的是創業期和成長早期,“死亡谷”的存在就源于這一期間的“市場失靈”。我國許多中小企業在此過程中,往往很難獲得金融資本市場的青睞,不得不主要依靠自身的積累獲得生存和成長的機會。許多創新型中小企業歷經多年,盡管擁有市場前景好的技術和產品,但仍然是“長不大的小老頭”,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無法與社會資源形成有效的對接。當前應當把解決融資問題作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突破口,使我國龐大的金融資本和民間資本與廣大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支持風險投資是發展和壯大中小企業的有效政策工具。目前我國風險投資管理的資本總量已達數百億元,但其中大量的投資都投向了相對成熟期的企業,與風險投資的本來涵義相去甚遠。國家應當改進對國有風險投資機構的考核機制與管理方式,使其真正產生引導和撬動民間風險投資的效果。同時,要抓緊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對風險投資企業實行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信用擔保,特別是要通過規范化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私人風險投資,這對于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中小企業申請貸款提供保險和擔保,也是發達國家以及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的成功實踐。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公布了一項總金額達150億美元的計劃,旨在通過采取一系列促進信貸等措施,幫助美國小企業走出目前的困境,包括購買21家大銀行的不良資產,以換取這些銀行給小企業提供貸款;設立擔保資金,降低小企業借貸成本,解決小企業擔保難問題。目前我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擔保體系不夠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