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篇分析視角下的翻譯研究哈蒂姆與梅森的語境維度論對英漢篇章翻譯的啟示

20世紀后，翻譯理論的研究取得了迅速的進步。60年代以尤金·奈達為代表的的“等值”派翻譯理論將研究重心轉向了信息的接受者;80年代以來以卡特福德和范·勒文-茲瓦特為代表的翻譯“轉換”學派則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具體的翻譯活動中發生在微觀語言層面的細微變化,而同期以賴斯和維米爾為代表的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從交際角度出發的功能主義翻譯分析方法完全擺脫了傳統翻譯研究的靜態語言學基礎,把翻譯活動中發生在語言層的變化完全歸結為交際目的的產物。就在這些相對自成體系的翻譯學流派沿著各自的思路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一些目光敏銳的翻譯研究者逐漸把視線轉向了語言學發展的最新理論成果、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核心——話語分析和語域分析,從而拓寬了翻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為翻譯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在這些有前瞻眼光的學者中,哈蒂姆與梅森可謂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理論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二人合著的《話語與譯者》(DiscourseandtheTranslator,LondonandNewYork,1990)一書中。書中回顧了功能語言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其中尤以關于交際、語用和符號的三個語境維度的論述對語篇翻譯的啟示最為深刻。本文擬從這一視角切入,深入分析哈蒂姆與梅森的語境維度論對英漢篇章翻譯的指導作用及解釋力。一、語域能反映全部的語境哈蒂姆與梅森指出的第一個語境維度就是“語域維度”。語域是系統功能語言學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它是用來考察一個語篇所處的動態情境的具體參數的集合。這一概念揭示了系統功能語言學最核心的精神:即考察語言交際必須要把語言放置在語言、功能、情境這樣一個行為框架里予以闡述。韓禮德認為,語言是由概念、人際和語篇三個純理功能構成的意義潛勢,而它們的實現又受制于具體的情景語境和語篇所處的大的文化語境。文化語境是從生活中的各種社會活動中抽象出來的,是一個較籠統的概念。而一個語篇只能是實際社會交往中的一種形式,它只能也必然發生在某一文化語境下的某一具體情境中。所以,譯者分析原語篇時必須要考慮語篇所處的情境變量,即語域。語域是聯系篇章和語境的中間環節,它包括語場(發生的事情)、語旨(誰參與了該事)和語式(傳遞信息采用了何種語言手段)。弄清楚了這三個因素,譯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目的語環境中努力重建一個與原文的語場、語旨和語式相切合的新的語域環境。完成了這一步,譯者才能開始通常意義上的“翻譯”任務,即選詞構句、聯句成篇等具體的翻譯活動。傳統的基于語域分析的翻譯理論家的研究步子基本上到此就停止了,如豪斯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關注的就是原文與譯文是否在這三個語域變量上做到最大程度的近似,具體的做法就是考察譯者是否做到了利用詞匯、句法及語篇手段在譯文中再現原文的三個情境變量,從而實現原文情境在目的語中的重建。但哈蒂姆和梅森卻對語域是否能夠反映語境的全部內涵提出了質疑。二人認為,翻譯一個具體語篇時所遇到的難題當然包括在語場方面再現對應原文的事件,在語旨和語式方面在目的語中尋找恰當的表達法,但譯者在分析原語境在原語語篇材料中的種種反映時,所訴諸的手段應該不止是語域的三個情景變量。堅持語域反映全部語境的譯者應該問問自己,“翻譯活動是否僅僅是以直覺感知或是以外部因素得到界定的“風格”習慣為依據使原語語域和目標語語域相匹配?”“語篇能否被簡而化之為是三個情景變量的積累,而識別這些變量就足以確立對等?”從這兩個問題可以看出,二人首先是對三個情境變量的獲取手段存有疑問,即全憑“直覺的感知”和“外部的因素”所捕捉到的原文“情境”未必能夠全面、客觀地反映原作者心目中的那個“情境”,而這些“尚待求證”的情境變量的累加當然不足以確立原文與譯文的“情境對等”。為了證實二人的存疑“疑之有理,疑之有據”,筆者以一具體語篇為例進行了分析求證。語篇A:Oralhealthcaredoesnothavethemakingsofadramaticissue.Veryfewpeopledieofanoraldisease,anditseffectontheeconomiesofnationsisinsignificant.Yetverypeoplemanagetoavoidoraldisease,andthetwomajorvariants-dentalcariesandperiodontaldisease-cananddocauseirreversibledamage.Intheprocess,dentalcariescancausesomeofthemostseverepainthattheaveragepersonislikelytoexperienceinhislifetime.In1978,anationalsurveyintheUK,where4%ofthenationalhealthbudgetisspentondentalcare,showedthat30%oftheadultpopulationwasedentulous.譯文:口腔衛生保健并不會引起轟動性的爭議。很少有人死于口腔疾病,而且口腔衛生對于國民經濟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很少有人不得口腔疾病,況且它的兩個主要變體——齲齒和牙周炎——會引起而且的確會引起無可挽回的損害。在這一過程中,齲齒會引起一些劇痛,這是一般的人在其一生中很有可能會經歷到的。在英國,4%的國民保健預算花費在牙齒保健上。該國在1978年的一次全國范圍的普查表明,在成人人口中,有30%的人是缺齒的。這是一篇題為“牙齒的公共衛生與牙病預防”的科普文章。對原文進行語域分析結果如下:語場:從社會醫學的視角來評價牙齒衛生;語旨:由醫學專家為半專業讀者而撰寫;語式:文章的寫成是希望從學術寫作的習慣得到閱讀,從而為建立人們所熟知的“醫學英語”這樣一種特殊用途的語言打下基礎。如果我們再對譯文進行同樣的分析,不難發現譯文在語域上基本做到了與原文相切合。即便這樣,我們是否可以說原文的語境已經在譯文中完整地再現了?如果我們對語篇的解讀不滿足于停留在表面層次,我們就會發現情況并非這般“一目了然”。就拿語篇A原文的第一句為例:“Oralhealthcaredoesnothavethemakingsofadramaticissue”。讀完這句話,讀者自然而然地便會推導出作者想表明“口腔衛生保健十分重要”這樣一個潛在的意圖。邏輯推理能力強的讀者甚至讀完這一句就能借助語篇的處理機制感知到后續部分大致會是“itmaynotbedramaticbut…”(也許不會引起轟動,但……)這樣一種交際意圖。可是,這種語篇處理機制不能單單憑借語域分析得到說明。由此可見,用語域分析的方法重建原文的情境從而在宏觀上指導篇章翻譯這一看法很有價值,但本身并不充分。為了彌補語域分析模式自身的不足,哈蒂姆與梅森提出語境的交際維度這一說法,并指出語境是“立體的、多維的”。二、語用學的“語用行為”能力正如我們在語篇A分析中看到的,借用語域分析法在宏觀上把握整個語篇所處的大語境這一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但缺點是很難做到準確地凸顯微觀語言層面(如短語、句子)上的動態情境。哈蒂姆與梅森針對這一矛盾的存在提出語境的另外兩個交際維度,用以彌補單純語域分析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語用維度”,具體指的是“借用語言行事”的能力。語用學與傳統語言學相比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它并不研究抽象的語言系統本身,而是關注交際者在特定的交際情境中傳達和理解的意義以及理解和傳達的過程。而翻譯研究所探討的不外乎是譯者如何聯系具體的語言情境解讀原文以及如何在譯文中重構原文的語境意義。由此可見,不論是在研究對象(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方面,還是在研究手段(聯系具體的語言情境)方面,語用學理論對翻譯理論研究都有借鑒意義。盡管前者更重視口語交際及其動態特征,后者多關注文本和書面語言,但哈蒂姆與梅森認為書面語篇同口頭話語一樣具有交際的性質和特點,即具有動態性,作者在創作原文時也會把讀者的接受能力和認知語境考慮進去。有鑒于此,不考慮文本的語用因素是無法全面、準確、細致地體會原文的情景語境的。由于哈蒂姆與梅森認為語用因素主要影響句子層面的微觀語境,所以二人在揭示何為語用維度時,借用了斯托爾內克(Stalnaker)關于“語用學”的定義,即語用學探究使用句子的目的,在于探究一個句子作為一個言語可能得到恰當使用的真實世界中的諸種條件。根據語用學的基本精神,句子具有因實施行為(performaction)和超越詞義(sense)而產生某種交際目的的能力。為了說明句子具有“語用行為”能力,我們再回到語篇A中,其中有一句關于數字統計的陳述:“4%ofthenationalhealthbudgetisspentondentalcare”。當然,準確而快速地處理統計數字、百分比、比率等與語場相關的信息是口譯人員培訓早期階段所必需獲得的一項重要技能,但是,諸如上例中關于統計數字本身的重要性,只有通過語用分析才能得知這個給定的數字正在實施什么樣的“行為”,其內涵才能被充分把握:4%是被理解為太少(‘只有4%’),還是被理解為太多(‘多達4%’),抑或是被理解為對事態的一種中性陳述(‘4%基本合理’)哈蒂姆和梅森認為對句子語用行為能力的詮釋至關重要,有時語篇中會有一些明顯的標記詞(如在上例中的4%前加上‘多達’或‘只有’的字眼),使得特定的語用解讀十分明了,但多數情況下,譯者要借用語用學中有關言語和行為關系的理論知識深入分析才能把握?？疾炀渥舆@種能力的開先河者,就是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奧斯汀(Austin)教授。她認為一個語言使用者在發出一個言語時,就實施了下述行為(即言語行為理論):言內行為(locutionaryact),又名“以言指事”或“表述性言語行為”,指通過說出一句合格的有意義的句子而得以實施的行為;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act),又名“以言行事”或“施為性言語行為”,指伴隨諸如承諾、警告、讓步、否認等言語的交際力;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act):又名“以言成事”或“成事性言語行為”,指言語對聽者/讀者所產生的作用,即言語接收者的思想、知識或態度因這一言語而受到改變的程度。如果我們用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再來解釋語篇A中的第一句話“Oralhealthcaredoesnothavethemakingsofadramaticissue”,我們不妨說,這句話的言內行為涉及到將一個概念編碼到本句中的各個詞項中,而這些詞項的的排列是符合英語句法的制約機制的;言外行為是以一種隱性的讓步形式作出一個陳述,而這一讓步隨著篇章語義的推進將被撤銷;言后效果也許是會獲得讀者對起初被認為是一種無可爭議的觀點的認同。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實際的言后效果可能并不是作者所預期的,因為讀者的反應并不是作者所能控制的,但重要的是,語篇之所以具有交際能力正是由于言外行為的作用。言內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后行為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所熟悉的“言語行為”。除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外,語用學中關于規約意義、禮貌、指示語及合作原則等領域的研究對把握句子層面的動態語境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都是對“語域分析”模式的有益補充,可是“語域維度”與“語用維度”是否就構成了原語篇的全部語境?哈蒂姆與梅森認為,“多維、立體”的原文語境至少還有一個維度,即符號語境。三、合理的符號信息很多翻譯理論研究者都試圖對語境進行界定,但現實中的語境卻是千羅萬象,足以說明現實中所使用語篇的復雜性。在《話語與譯者》一書中,哈蒂姆與梅森假定了語境研究的兩個基本提前:首先,在某一特定語篇的語域條件下原作者對詞匯和句法的“斟酌”,最終取決于語篇的交際目的;其次,為了全面領會一個語篇的交際意圖,我們不僅要重視語篇的語用行為,還需考慮到其符號價值。符號學研究處于自然環境—社會—之中的各種符號,其關注的焦點是何謂符號?什么因素調解著符號之間的互動?什么因素制約著符號的形成或消失?正如雅各布森(1971)所說的:“每一條訊息都是由符號組成的;因而,被稱之為符號學的符號研究,是探究潛隱于一切符號結構底下的那些普遍性原則、使用于訊息中的符號的特性以及各種不同符號系統的具體情況。”于是,譯者在準確感知原文的的語域和語用行為特征的同時,還要時刻關注符號的處理并力圖保留由符號表現出來的符號方面的諸種特征,比如說,語言中隱喻的使用始終傳遞著附加的“聯想”意義,在決定怎樣翻譯隱喻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就是隱喻的符號地位。語境的“符號維度”能夠規范形形色色的作為符號的語篇要素的交互作用。一方面,這種交互作用發生在語篇內的各種符號之間,而另一方面,這種交互作用也作用于符號的發出者與發出者所預期的接收者之間。譯者只有在準確體會了這種具有交互作用的符號價值之后,具體的翻譯活動才能夠開始,語場、語旨和語式等情景變量才能夠在各種“交際性交易”(communicativetransactions)中發揮具體的作用。為了說明符號學在語篇分析的實際探索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來看下面一段文字。語篇B:Whilefreelyconcedingthattheregimeexhibitscertainfeatureswhichthehumanitarianmaybeinclinedtodeplore,wemust,Ithink,agreethatacertaincurtailmentoftherighttopoliticaloppositionisanunavoidableconcomitanttotransitionalperiods,andthattherigorswhichitspeoplehavebeencalledupontoundergohavebeenamplyjustifiedinthesphereofconcreteachievement.譯文:這一政權已暴露出人道主義者或許往往深感悲哀的某些特征。雖然我們可以不受約束地承認這一事實,但我認為,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某些方面剝奪政治對抗權,這對各種過渡時期而言是一種無可規避的共存現象,而且我們還必須承認,在具體的成就面前,即使是該政權號召其人民去忍受這些嚴酷事實,也被充分地合理化了。原文的第一個小句“Whilefreelyconcedingthattheregimeexhibitscertainfeatureswhichthehumanitarianmaybeinclinedtodeplore…”起到了一個符號的作用,傳遞了一個“虛弱甚至是虛假的信念”。這是一個主題,出現在這里是為了讓人提出相反的意見,原作者期待的是讀者注意力的轉移,其符號的內含信息可以被解碼為“讓我們不要再想當然地認為事情就該是這個樣子的,事實上的情況是……”。因此,除了各單獨的詞項可以被理解為符號外,語篇的整個序列排布也具有符號特征。這就是說,一旦一個語篇的語場、語旨和語式等特征被用來傳遞某種特殊效果,那么這些特征也就必然會傳達各種有意圖的行為,而且作為符號具有潛在的意義。比如緊接著上面那個小句的主句“wemust,Ithink,agreethatacertaincurtailmentoftherighttopoliticaloppositionis…”可以被解釋為“對已援引的論題的反駁”,這才是作者希望讀者能領會到的他潛藏的意圖?？墒?能否解讀到這一層有賴于讀者對作為符號的整個語言單位的前期理解,即“對你們來說某些理所當然的觀點我已作了口頭的承認,現在你們該聽聽我的看法了”。我們可以用圖示的形式來展現這種語篇排布序列的符號特征,即:“虛弱的承認”(Whilefreelyconceding…)→→“相反意見”(wemust,Ithink,agree…)→→“具體內容”(……)。其實,一旦我們體會到原作者正在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