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論契約自由原則的演變與發展》讀后感《論契約自由原則的演化與進展》讀后感

《論契約自由原則的演化與進展》一文對契約自由原則的產生及進展歷程進行了詳盡闡述。全文論述了契約自由思想的形成、契約自由原則的興起及對其的限制，并簡要介紹了契約自由在我國的進展歷程。

契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希臘的智者伊壁鳩魯有一種把“法”解釋為“契約”的傾向，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將契約的論述與正義聯系在一起。1我們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即認為契約關系是在現代社會中突然發生的，這是一種歷史突變論的思想方法，明顯不符合歷史進展的客觀事實。與任何事物一樣，契約關系有一個形成和進展的過程。2

本文亦認為契約自由的產生和進展是時刻依托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并隨著后者的變化而變化。但同時，契約自由在法律上的體現又會反過來實現后者對前者的確定與制約。依看來，契約的產生就像盧梭所說，人類在將自己的權利全部轉讓之前，尚處于自然狀態，而社會契約的訂立是人類由自然狀態走進社會狀態的一個里程碑；契約自由隨著古羅馬版圖的不斷擴大而在萬民法的諾成契約中開頭消失；隨著15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而實現“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到19世紀這四百年間契約自由得到飛速進展并形成成熟理論體系；自20世紀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壟斷時期，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逐步加強，通過各種法律的創設和實施，契約開頭受到限制。

古羅馬時，社會經濟進展仍處于相對較低的程度，國家權力對市場有著嚴格的約束力，法律對契約的形式的要求很嚴，全部的契約均是要是契約——交易當事人必需親自到場，按肯定的程序行為，說出固定的術語，并有證人在場。至于這種固定的術語是否反映當事人的真實意愿法律是不過問的。這與中國西周到漢代時期的契約制度相仿——中國當時的契約僅注意其制定的形式和考慮其在財產爭訴中的1

2張維新，《淺析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法律思想》，重慶理工高校學報（社會科學），20xx年第24卷第5期。李瑜青，《法律社會學理論與應用》，上海高校出版社，20xx年1月第1版，第308頁。

憑證作用，而協議以及立約雙方的合意等是不考慮的。而到了南北朝尤其是唐朝時期，國力非常強盛，對外的貿易往來頻繁，當時契約的訂立，已和羅馬法一樣，非常強調立約雙方意思全都，強調協議、兩和，反對強制。3然而圓滿的是，中國特別早地進入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4，卻連續了兩千多年才跳出這一“正統”，對后世產生的影響就是根本無法建立發育充分的市場經濟，由之而來的即是這兩千多年來契約自由在中國從未被廣泛適用。與之相配套的法律也時時到處體現了“掌握”、“干涉”、“方案”甚至是“阻礙”。在資本主義大進展時期，契約自由原則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其巔峰的代表是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而前者可以說奠定了自由主義近代契約法的基礎。20世紀之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壟斷時期，國家開頭加強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其中法律的中心觀念也漸漸由個人移向社會。契約作為調整經濟基礎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的手段，也無法躲避這一深刻變革。當前還未散去的經濟危機“陰云”更是為契約自由原則套上了更加堅固的“枷鎖”。這即是法律對契約的反作用力。

但是，該文不足之處在于，過于看重契約（自由）進展與法律的相互作用力，而未看到兩者之間的協同力——“契約還是國家法律的彌補和完善”。5正是社會進展的不間斷性以及人類對事物熟悉的有限性，導致我們目前創設的全部法律及其法律的實施都具有局限性，這既表現在時間維度，也表現在空間維度。所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必需要有契約來補充和完善。正如李瑜青教授所講，“假如一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契約就必定是不健全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立法必需以契約為基準，以契約為中介。”3

4林曦，《論契約自由原則的演化與進展》，/lw/lw_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