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報》改官報考

1896年8月9日，《時代》雜志9日起（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一日，以下簡稱光緒）。王康年是總統（經理），梁啟超是總編輯。旬刊,連史紙石印,每期約二十頁。分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城外報譯諸欄目,另附各地學規、章程等。其代銷點多達一百零九所,遍布全國七十個縣,期發行量最多達一萬七千份。該刊以“變法圖存”為宗旨,是當時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期刊。這份自發售以來“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的近代著名報刊,最終的結果卻出乎意料:1898年的戊戌變法期間,光緒上諭“改《時務報》為官報”,在7月26日上諭頒布后,于1898年7月29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和1898年8月8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出了最后兩期結束。自此,雖然原《時務報》改為《昌言報》又繼續出版了十期,到1898年11月19日(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方結束,但是《時務報》卻再也不曾作為一份報刊的名字出現在報刊史上了。對于《時務報》改官報一事,報刊史上是這樣記錄的:“封建頑固勢力對《時務報》的改革宣傳極為惱怒……將梁啟超等康門弟子排擠出報館”,“康有為想奪回《時務報》,曾由光緒皇帝下詔將《時務報》改為官報,遷至北京,并派康有為督辦”。“他(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奏請皇帝批準將《時務報》改為官報。后又責成康有為‘督辦官報’?！稌r務報》遂于8月8日出至第69冊后?？！逼渲?這些記錄有一些地方不符合史實,如“遷至北京”,光緒帝下詔改《時務報》為官報后,并沒有令其遷至北京,而是一再催促康有為赴上海處理報事。另外,說責成康有為督辦官報,遂《時務報》?？恼f法也有些模糊?！稌r務報》并不是因為康有為去督辦其他官報而?？?派康有為督辦的官報正是這份《時務報》。究竟歷史上《時務報》是如何改為官報的?本文希望通過史料的考察,來還原這一歷史現象。1898年7月17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變法第三十七天),康有為授意御史宋魯伯,奏請將上?！稌r務報》改為官報,請皇上派梁啟超去上海辦報。光緒閱后著孫家鼐研究。1898年7月26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孫家鼐奏請光緒帝,“查梁啟超奉旨辦理譯書局事務,現在學堂既開,急待譯書以供士子講習。尚恐分譯書功課,可否以康有為督辦官報”,光緒帝在看過孫家鼐的調查結果后下旨:“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其事”。1898年8月7日、8月8日、8月9日、8月11日、8月13日、8月15日、8月17日、8月19日、8月21日、8月23日汪康年在《申報》上重復刊登《上海時務昌言報館告白》,1898年8月11日又在《國聞報》上刊登同一告白,聲明“現既已奉旨改為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即從七月初一日起謹尊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改為《昌言報》,一律體例均與從前《時務報》”,將《時務報》空名留于康有為,原《時務報》改為《昌言報》繼續出版。1898年8月9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六月二十二日,變法第六十天),光緒帝詔著康有為赴上海督辦改官報之后十四天,康有為方上折“敬謝天恩”。1898年8月10日、8月12日、8月14日、8月16日、8月18日汪康年以時務日報館的名義在《申報》上重復刊登《時務中外日報告白》,聲明“上?！稌r務報》已奉上諭改為官報,時務二字已非草野可借用。本館現于七月初一日起準改為中外日報館,館中一切如舊?！痹稌r務日報》與原《時務報》步調一致,將“時務”的報名讓去,改為《中外日報》。1898年8月17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初一日),《昌言報》(原《時務報》)及《中外日報》(原《時務日報》)在上?？小Ｍ艨的暝凇恫詧蟆返谝黄谏峡橇撕驮凇渡陥蟆贰ⅰ秶剤蟆飞项愃频母姘?宣告《時務報》更名為《昌言報》并正式發刊。同時刊登了《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折跋》,也就是改《時務報》為官報的政府批文,意在請天下人公論?？涤袨槁動嵁惓Ｕ鹋?立刻發電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要求禁發《昌言報》。1898年8月26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初十日),張之洞致電管學大臣孫家鼐,痛詆康有為,認為康有為奪報紙不成竟請禁發報紙的行徑令人驚詫。1898年8月22日至8月28日,黃遵憲、吳德瀟連續一周在《申報》上刊登《創辦<時務報>總董告白》,聲明《時務報》由黃遵憲、吳德瀟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于上?！?“知已奉旨改為官報,以后一切事宜即遵旨歸官辦理”。1898年8月28日、8月29日,梁啟超在《申報》上發表《創辦<時務報>源委記》,對汪康年進行反駁。文中歷數當年共同創辦的情景,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吳德瀟吳樵父子和鄒凌翰日夜會商,形成闡明辦報宗旨、運作規章等有關事項的創辦公啟,由梁啟超執筆,黃遵憲改定,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吳德瀟、鄒凌翰五人共同簽名,印行數千份,散發給同志友人。斥責汪康年此前所登《上海時務昌言報館告白》中“啟者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創《時務報》”一言有欲獨攬辦報功勞而無視其他創辦人的意思。并歷數汪康年其他數項過失,如獨占報館管理權、經營虧空、誹謗康有為等,來勢洶洶。1898年8月29日、8月30日、8月31日汪康年在《申報》上發表《書<創辦時務報源委記>后》,為自己進行澄清,同時也對梁啟超文中指責他對康有為有關改官報來電均無回信一事進行反駁,并表示“以同志無多,要在善勸勉而失和,宥外患方棘必須惡相避而,好相援此則竊愿與卓如共相勉者也”,流露出不愿將《時務報》的內部矛盾公諸于眾的態度。1898年9月17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二日,變法第九十九天,政變前四天),光緒帝明諭:讓康有為迅速到上海督辦官報局。1898年9月20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五日,變法第一百零二天,政變前一天)康有為離開北京。由此可見,康有為借用皇權,強行改《時務報》之后,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時務報》改為《昌言報》繼續出版,梁啟超并沒有能如愿掌管《時務報》。更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是光緒帝在上諭中并沒有讓梁啟超去辦報,而是派康有為去上海督辦。這對于康梁陣營來說,無異于自亂陣腳。康有為始終也沒有在變法期間離開北京去上海督辦官報,最后離開北京卻已經是逃亡日本?！稌r務報》改官報的上諭一出,各主創人員紛紛發表告白,內部矛盾公開化,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