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研究_第1頁
《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研究_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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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研究_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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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摘要在《史記》一書中,太史公塑造出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漢初三杰”作為漢朝的三位杰出的開國功臣,在歷史的進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本文以“漢初三杰”形象為例,通過文獻研究法,對“漢初三杰”形象進行分析,揭示“漢初三杰”形象的共性特征,諸如隱忍的個性、非凡的才干,并著重探討他們的個性特征,如不慕名利、功成身退的張良,獨具慧眼、明哲保身的蕭何,驕矜短視、知恩圖報的韓信。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探討其形象的塑造手法、原因以及對后世文學(xué)的影響。關(guān)鍵詞:漢初三杰;塑造手法;影響《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研究一、引言《史記》共有一百三十篇,而其中涉及“漢初三杰”——張良、蕭何以及韓信的篇目主要有《留侯世家》《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項羽本紀(jì)》《高祖本紀(jì)》以及《魏豹彭越列傳》。司馬遷運用獨特的人物塑造手法,對“漢初三杰”進行塑造,凸顯出了人物的主要形象,使得人物形象既鮮活又立體。“漢初三杰”的形象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但他們形象的背后都有著促使其產(chǎn)生的獨特原因。正是因為此三人的形象豐富多彩,所以他們的形象才能夠深入人心,并對后世文學(xué)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二、《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共性特征與個性特征《史記》中的“漢初三杰”是漢朝開國功臣中三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對漢王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張良、蕭何及韓信都直接地參與到了政治軍事活動當(dāng)中,幫助漢高祖劉邦結(jié)束楚漢戰(zhàn)爭,統(tǒng)一天下。他們的形象特征不僅有同一性,也存在差異性,正是這樣的共性特征與個性特征的結(jié)合,才造就了與眾不同的“漢初三杰”。(一)《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共性特征“漢初三杰”作為三位杰出的漢朝開國功臣,在他們身上體現(xiàn)出了相同的形象特征。他們既是隱忍之智者,同時也是雄才之能者。1.隱忍之智者所謂的“隱”具有潛藏之意,即不隨意吐露自己內(nèi)心的想法。而“忍”則指忍耐以及克制自己行為。張良、蕭何以及韓信之所以能夠被合稱為“漢初三杰”,并不僅僅因為他們能夠在政治軍事上建功立業(yè),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都具有常人所不能及的隱忍——是隱忍之智者。張良的祖輩、父輩于韓國官居高位,張家受到了韓王極大的恩惠,以致秦滅了韓以后,張良欲謀刺秦皇,為韓報仇。而后,謀刺的失敗,使他汲取教訓(xùn),明白凡事仍需從長計議,而不可莽撞行事。張良開始學(xué)會隱忍,畢竟推翻秦的統(tǒng)治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張良于下邳橋遇黃石公之事,更是極大地顯示出了張良的隱忍。黃石公對張良進行了三番五次的“刁難”——他的鞋子掉了,讓張良去撿且要求張良將鞋子穿在他的腳上,并多次要求張良要早點到約定的地點等他,這些張良都忍住了,一一按照老人家的要求去做。黃石公受到了應(yīng)有的尊重后才傳了他《太公兵法》。也正是在下邳橋與老人相遇的經(jīng)歷之后,讓張良更加懂得了隱忍背后的深意——退即是進。因此蘇軾在《留侯論》中寫道:“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①蕭相國的隱忍,屬于小隱,他的隱忍更多的是為了自己與家人的平安。正所謂伴君如伴虎,作為臣子,有了一定的權(quán)勢之后,難免會遭到君王的猜忌。而蕭何面對劉邦的猜忌,他學(xué)會了隱忍與割舍。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蕭何的隱忍表現(xiàn)得相當(dāng)明顯,而這樣明顯的隱忍主要體現(xiàn)在他所做的三件事情之中。其一,漢三年,劉邦與項羽相戰(zhàn),行軍之人風(fēng)餐露宿,而劉邦卻派遣使者去慰問犒勞留守巴蜀的蕭何。劉邦的這種行為是故意的,暗中透露出了對留守巴蜀的蕭何的疑心。面對劉邦的懷疑之舉,蕭何聽從了身邊謀士的建議,將家族中能夠作戰(zhàn)的族人送到軍隊,讓他們跟隨劉邦打仗,保家衛(wèi)國,以此來解除劉邦對他的疑心。對于劉邦的疑心,蕭何深知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用隱忍的智慧換來了劉邦的信任。其二,韓信因蕭何而被重用,當(dāng)淮陰侯韓信被殺時,劉邦卻反過來拜舉薦韓信的蕭何為相,并對他大加封賞。東陵侯召平建議蕭何拒封,捐獻出家產(chǎn),以免劉邦懷疑其忠心,于是蕭何聽取了東陵候召平的建議——拒封、捐獻家產(chǎn),因而得以保全性命。其三,蕭何做事盡職盡責(zé),關(guān)心愛護百姓,受到了關(guān)內(nèi)百姓的愛戴與擁護。可臣子得民心乃君王之大忌,蕭何意識到劉邦的忌諱,變得做事沒有那么盡善盡美,甚至故意失掉些民心,不讓自己得民心勝于君王,這何嘗不是隱忍呢?這些看起來縮頭縮尾的事,其實蘊藏著隱忍的智慧。正是因為他的隱忍,才得以明哲保身,護得家人平安。大丈夫如若能忍受普通人不能忍受的事情,真正做到能屈能伸,那么必定會有展示才華的時候。韓信年少之時曾受到屠夫的欺辱,屠夫放言韓信要么拿佩刀刺殺他,要么就從他的胯下爬過。韓信并沒有因屠夫的言語刺激而失去理智,他他不顧周遭人的嘲笑,忍氣吞聲地從屠夫的胯下爬了過去。正所謂殺人償命,若殺人定犯《秦律》。韓信之所以選擇隱忍,是認為不值得為這件事情而失去生命。韓信能屈能伸,有大丈夫的風(fēng)范,而胯下之辱這個典故也被后人所熟知,并且對韓信的隱忍生出敬佩之情。韓信與龍且交戰(zhàn)時,龍且認為韓信膽小怯弱必不會猛烈出擊,而韓信恰恰是利用了龍且這一自信的想法,并沒有在一開戰(zhàn)就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膽小,而是選擇隱忍,讓敵人摸不清自己真實的意圖,用詐敗逃跑來誘敵深入,最終有了場精彩的反轉(zhuǎn)。“漢初三杰”的隱忍,都為他們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chǔ)。同時,他們在隱忍的過程突顯出了隱忍的智慧,可謂是真正的隱忍之智者。2.雄才之能者漢初有能之人眾多,而能稱得上具有雄才的能者卻是寥寥無幾。在司馬遷的眼中,“漢初三杰”就是這樣的雄才之能者。他們都具有出色的才能,而這種才能是政治上的才能,也是軍事上的才能。“漢初三杰”中,張良具有出色的謀劃才能,能夠為劉邦出謀劃策。蕭何具有卓越的政治治理才能,能夠幫助劉邦穩(wěn)定局勢。而韓信則是擁有著旁人無法比擬的軍事才能,為劉邦開疆拓土,平定戰(zhàn)亂。他們?nèi)税l(fā)揮著各自的才能,進而相輔相成,助劉邦成就大業(yè)。張良是一名外謀興邦,內(nèi)定朝綱的架海金梁。張良在軍事策略方面做出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馬邑城下出妙計;分析若劉邦放棄攻打宛城,軍隊將處于腹背受敵的境地,勸劉邦攻取宛城;劉邦輕視秦軍勢力,欲用兩萬兵馬攻取峣關(guān)。張良對此進行勸阻,并為劉邦獻計,讓劉邦利用守將貪圖小利的弱點誘降秦將,趁秦軍懈怠予以攻擊,奪下秦地峣關(guān);張良為保全劉邦及其軍隊,推動項伯與沛公結(jié)親。由項伯向項羽說明劉邦無背叛之心,使得沛公與項羽和解,從而避免了兩軍大戰(zhàn);提示漢王歸漢中時,燒毀途經(jīng)棧道表決心;獻分封之策,促使諸侯守約助戰(zhàn)等。在政治輔佐方面的貢獻主要有:張良接連八問,列舉歷代君王攻下他國后的舉措并分析當(dāng)今局勢,勸漢王放棄以重新封立六國后代來削弱楚國的想法,挽救了劉邦的事業(yè);劉邦進入秦宮后,欲宿秦宮。張良以秦暴政和貪圖享樂而導(dǎo)致滅亡的例,來警醒劉邦,讓劉邦認識到不應(yīng)只看到眼前的安樂,而忽視漢未來的發(fā)展;勸劉邦立蕭何為相,保障國家后方的安定;提點劉邦封賞雍齒,安撫群臣動亂之心;分析雒陽與關(guān)中地勢利弊,提議建都關(guān)中,形成屏障,保衛(wèi)國家;劉邦欲改立趙王為太子,張良獻計讓呂后尋山中四者輔佐太子,劉邦見多年訪求的山中四者追隨太子,知道太子的羽翼已經(jīng)形成,便放棄了廢太子的想法。張良的計策既穩(wěn)固了太子之位,也解決了國家的內(nèi)部矛盾,使得政局平穩(wěn)等。張良在軍事以及政治上,發(fā)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施展了自己的謀劃才能,助劉邦平天下,建漢朝,固江山。張良有著如此卓越的謀劃才能,稱其為“帝王之師”也不為過。謀劃之雄才當(dāng)屬張良,而論治國之股肱,蕭何則當(dāng)仁不讓。《項羽本紀(jì)》中雖只有寥寥幾筆寫到蕭何,但從漢軍潰敗,蕭何帶未入兵冊的老弱人丁入滎陽,破解了漢軍被追的困境這件事上,可見蕭何是一位觀察敏銳、決策有效的副手,他不僅能夠時刻關(guān)注關(guān)外軍隊的動向并且在劉邦處于困境之時及時向劉邦給予關(guān)鍵的援助,更利用了老弱人丁這一特殊群體形成了圍堵楚軍的形勢。蕭何的及時援助,成了漢軍重整旗鼓的關(guān)鍵。司馬遷在《蕭相國世家》中寫道:“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②此句盡數(shù)寫出了蕭何的政治遠見。秦統(tǒng)一天下之時,施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收集了天下的各種資料。蕭何進入秦宮收集了這些資料,為漢之后能夠了解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劉邦親自帶兵打仗,蕭何則坐鎮(zhèn)巴蜀,協(xié)助劉邦處理政事,建立宗廟,安撫百姓等。蕭相國在巴蜀穩(wěn)固大后方,為劉邦提供了強有力的后援,使得劉邦能夠安心打仗。正是蕭何有著卓越的治理國家的才能,才能夠在劉邦帶兵打仗的時候,依舊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并且贏得了老百姓們的愛戴。在動蕩的時代中,擁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將領(lǐng),是統(tǒng)一天下的必要條件。韓信的軍事才能在那個時代可謂是無人能及。韓信得劉邦召見,與劉邦見面之時,向劉邦分析當(dāng)前局勢,并為劉邦提供軍事策略。到達南鄭,漢軍東歸之心急切,韓信勸劉邦趁勢而東進,奪取天下。攻打魏王豹的時候,韓信采用聲東擊西的戰(zhàn)術(shù),攻下了魏國。與趙軍一役之中,韓信大膽地運用了兵法上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戰(zhàn)術(shù),將趙的旗幟換成了漢的旗幟,佯裝攻占了趙,切斷了成安君以及趙王歇的后路,使得其再無退路可言,輕而易舉地奪下了趙國。韓信利用世人皆知他膽小怕事的謠言來誘騙龍且,給予了齊國猛烈地回擊,一舉擊潰了齊楚聯(lián)軍。從這些戰(zhàn)爭中可以看出韓信臨危不亂的品質(zhì),是難得的優(yōu)秀將領(lǐng)。他在戰(zhàn)爭中能夠巧出奇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使敵人聞風(fēng)喪膽,并為漢朝的建立掃清了軍事上的阻礙。他特有的軍事才能讓世人刮目相看,對他敬佩有加。(二)《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個性特征“漢初三杰”雖有著相同的形象特征,但他們并非一體,所以三者的身上存在著形象特征上的差異。從司馬遷的《史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不慕名利,功成身退的隱士——張良;獨具慧眼,明哲保身的慧士——蕭何,以及驕矜短視,知恩圖報的武士——韓信。1.張良:不慕名利,功成身退的隱士所謂隱士,是看破世俗的名與利而選擇隱退之人。張良作為漢高祖劉邦的一名謀士,有著自己獨特的形象個性特征。他能夠在爭權(quán)奪利的氛圍之中,堅持自己的原則,做到不慕名與利。《留侯世家》中寫道:“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③張良重金尋求刺客,只為了報秦滅韓國的仇。而他卻從未考慮過給自己留一絲一毫的家產(chǎn)以求謀生,可見張良視錢財為無物。當(dāng)劉邦成為漢王之后,賞賜眾多財物給張良,可張良卻不以錢財為重,將自己所得的賞賜悉數(shù)贈予了項伯。而后的漢朝六年,劉邦大封有功之臣,張良推脫其無戰(zhàn)功,不愿受封這三萬戶。如若一定要受封,張良只希望受封與劉邦會合的地方——留縣。三萬戶在當(dāng)時的漢朝可謂是極大的官爵,雖然三萬戶的封賞極具誘惑力,但是張良仍然放棄了受封三萬戶的機會,選擇做一個小小的留侯。由這種種事便可見張良是不慕名利之人。同時張良為漢高祖劉邦出謀獻策,幫助漢高祖劉邦建立起了漢朝以及穩(wěn)定漢初的時局,他儼然已是集功名于一身,可他卻毅然選擇退居廟堂之外,隨赤松子遨游,成為一名隱士。2.蕭何:獨具慧眼,明哲保身的慧士慧士是聰穎,有長遠之智的人。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蕭何是當(dāng)之無愧的慧士。《蕭相國世家》中寫道:“高祖為布衣時,何數(shù)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④當(dāng)時的劉邦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官吏,其他人對劉邦不以為意,而蕭何卻能夠看出劉邦未來將大有作為,不時予其照拂。可見蕭何在看人這一方面眼光獨到。漢高祖劉邦之所以能夠得到眾多人才的幫助,有極大部分原因是蕭何的慧眼識英才。蕭何久居官場,閱人無數(shù),與韓信的幾次談話中,就能看出韓信是位難得的將才,并向漢高祖劉邦舉薦還是無名小卒的韓信。正是因為蕭何獨具慧眼,所以才有了“蕭何月下追韓信”這一美談。蕭何為劉邦的陣營增添了韓信這一員猛將,使得漢軍獲得了軍事上的優(yōu)勢。而蕭何做事小心謹慎,三次聽取謀士的建議,避免了漢高祖劉邦對他的猜忌。同時,蕭何不斂財,選購田地、修建屋舍無不體現(xiàn)著簡樸的作風(fēng)。他這么做不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家人。質(zhì)樸的家境,成為了他們平安的保護傘,他這么做是在為自己及家人的未來考慮。目光之犀利長遠,處事之謹慎,這足以看出蕭何是一位慧士。3.韓信:驕矜短視,知恩圖報的武士武士是與政客具有一定的相對性且武藝高強之人。韓信作為一個武士,具有一定的自信心是必然的,但是自信過了頭則會適得其反,成為一種自負,使自身被麻痹,看不清當(dāng)前的局勢。韓信之所以可以得到漢高祖劉邦的重用,是因為蕭何的竭力推薦。而韓信本人也沒有辜負蕭何的一番心意,終究成就了一番大事業(yè)——在戰(zhàn)場上立下了不朽的軍功。所到之處,所向披靡。所以在那時,敵軍就十分害怕遇到韓信以及他所帶領(lǐng)的軍隊。也正是這些其他將領(lǐng)所不能及的軍功,使得韓信開始恃才傲物。劉邦問韓信,以韓信的軍事能力可以帶動多少的兵。韓信卻在帝王面前自恃地回答道:“臣多多而益善耳。”⑤這便是后人常說的,韓信點兵多多益善。韓信可謂一語驚人,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負心。帶兵打仗于韓信而言是胸有成竹的,但在審時度勢這一政治方面,他卻是少了那么點天分。對于蒯通為韓信獻出的三分天下的計謀,韓信卻以做人要知恩圖報,不能背叛劉邦為緣由而謝絕蒯通。可韓信并沒有蒯通看得明白與長遠,韓信認為自己能夠知恩圖報并且有著赫赫戰(zhàn)功,劉邦定然不會危害到他,還是會待他如初。但韓信的這種想法何嘗不是一種政治上的短視,韓信不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從而導(dǎo)致了策略的失誤,沒能預(yù)判到劉邦的下一步行動,從而被劉邦削兵奪權(quán),降為淮陰侯。在這之后,韓信失掉了他的隱忍,拉攏陳豨謀反。他的目光并不長遠,只看到當(dāng)時的劉邦忌憚他,對他的壓制,卻沒有想過反叛不成功的后果——一朝聲名毀之殆盡。韓信如果能把目光放長遠,也不至于落得個死于婦人之手的下場。韓信功成名就之時,仍不忘少時漂母送食之舉并且知恩圖報。他衣錦還鄉(xiāng)時,贈予了漂母千金,兌現(xiàn)了少年之時對漂母所做出的承諾。韓信作為將領(lǐng)有勇有謀,不忘劉邦的知遇之恩。面對武涉以及蒯通的規(guī)勸——陳述韓信在漢營的利與弊,勸其離開劉邦。韓信卻拒絕了他們的建議,他深知是劉邦給予了他優(yōu)待以及帶兵打仗、施展才華的機會,他斷不可做背信棄義之人,可見韓信是個知恩圖報的武將。三、《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的塑造手法司馬遷為了能夠使《史記》中的“漢初三杰”的形象更加鮮明立體,突顯出人物形象的多樣性與復(fù)雜性,他運用了多種藝術(shù)手法來進行人物的刻畫,使其既有畫面感又使得人物躍然于紙上,真可謂活靈活現(xiàn)。(一)運用細節(jié)描寫的手法細節(jié)描寫指的是對于日常生活中較不引人注意又極為重要的細節(jié)進行的描寫,恰恰是這樣的細微之處更加能夠不經(jīng)意地融入到人物的刻畫之中。司馬遷在刻畫“漢初三杰”時,抓住了能夠表現(xiàn)這三個人形象的細枝末節(jié),進一步來突顯“漢初三杰”的形象。“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⑥這發(fā)生的一系列事情,司馬遷在《史記》的《留侯世家》中卻是一筆帶過。雖說是寥寥幾筆,卻也留下了細節(jié)描寫的痕跡。張良的弟弟死了不埋葬,這一小小的細節(jié),處理得十分得當(dāng)。按張良當(dāng)時的家境與社會處境來說,想要厚葬他的弟弟是可行的,但張良卻選擇了不葬。原因有二:其一,厚葬勢必要花費一定的家產(chǎn),而這筆錢財若不鋪張的話,則能夠?qū)ふ业接心芰Φ拇炭腿ゴ虤⑶赝酢K栽趶埩嫉牡艿芩懒瞬宦裨岷螅庞辛藦埩忌⒈M家財,重金求刺秦王之人。而張良最終也找到了大力士并鑄成鐵錘去刺殺秦王。其二,司馬遷在后文中寫道:“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⑦顯然,張良定會受到秦王的抓捕,若是厚葬弟弟,秦王勢必也會找到張良之弟的衣冠冢。這一小小的細節(jié),顯得極為重要,既為刺殺秦王提供了資金,也給了張良弟弟一個安寧,從中可突顯出張良的隱忍與遠見卓識。《蕭相國世家》中,司馬遷寫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⑧只有蕭何多送了兩百錢給劉邦,可以看出蕭何對待劉邦的態(tài)度是與眾不同的。這看似只是一個小細節(jié),卻和劉邦在封賞蕭何的時候多加了二千戶的封賞,形成了相互照應(yīng)。同時,也為后來蕭何當(dāng)上漢朝的相國并參與政事埋下了伏筆。在秦朝時,那些官吏都不覺得劉邦會有多大的作為,都送給劉邦三百錢,但蕭何卻獨具慧眼,給予了劉邦不同的待遇,對他照顧有加,而后劉邦建立漢,蕭何則成了蕭相國。司馬遷從這細微之處入手,寫出了蕭何是個慧眼識人之人。趙軍被韓信所帶領(lǐng)的軍隊所擊潰之后,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中這樣寫道:“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斤。”⑨這是韓信對手下士兵所下的命令,有了這樣的命令,廣武君勢必不會被漢軍無意刺死。這句話表面上看似是韓信對下屬的命令,但往深層次去看卻是韓信的惜才之舉。司馬遷通過細微的話語,將韓信愛才的形象塑造得躍然紙上。同時,從廣武君給成安君的建議之中,韓信知道了廣武君有軍事方面的才能,想讓廣武君能夠來幫助他。有了廣武君的幫助,勢必能夠勢如破竹,可見韓信也有自己的謀劃。韓信在軍事上能夠積極獲取各種有利因素為自己所用,可見他實屬軍事雄才。(二)運用對比襯托的手法對比襯托指的是將兩個相互對立矛盾的存在進行比較,從而來襯托出作者想要突出的事物、事件或者人物的手法,這種手法能夠鮮明地突出人物的形象。在漢朝時,張良的謀劃雄才是公認的。司馬遷在《史記》的《留侯世家》中,運用對比襯托的手法突出了張良的謀劃才能。漢三年的時候,酈食為劉邦出謀劃策,勸劉邦“走老路”,重新分封六國并以此來削弱楚的勢力。而這件事情讓歸來的張良知道后,張良連發(fā)八問,一一讓劉邦回答,進而使劉邦明白若行此舉將會給漢帶來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煩,是萬萬不可行的。司馬遷通過將酈食為劉邦謀劃的失策與張良為劉邦謀劃,做到顧全大局的行為進行對比,襯托出張良卓越的謀劃能力。不單單在《留侯世家》中有對比襯托的手法,在《蕭相國世家》以及《淮陰侯列傳》中,描寫蕭何、韓信形象的時候,司馬遷也同樣運用到了對比襯托的手法。《蕭相國世家》原文記載道:“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⑩司馬遷將蕭何直奔文獻儲藏室與其他將領(lǐng)直奔庫房,這二者的行為進行對比,襯托出蕭相國具有長遠的目光——將秦所整理出的資料都一一收藏起來,為后來漢高祖劉邦能夠了解天下的各種情況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在評定位次之時,從鄂千秋的話語中,可以看出曹參雖有奪城之勇,但只是一時之功。蕭相國的所做之事,看起來雖平淡無奇,但卻能夠穩(wěn)定政局,關(guān)乎漢之存亡,是長久之功。司馬遷將其二者進行對比,襯托出了蕭相國治理國家的才能,以及目光長遠,為國計較的精神品質(zhì)。《淮陰侯列傳》中,司馬遷寫到:“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從蕭相國所說的話中,我們不難看到兩個相互矛盾的人物,即諸將與韓信,蕭相國將諸將與韓信對比,來說明得到其他的將領(lǐng)是輕而易舉的,可得到韓信卻是實屬不易的,襯托出了韓信是位不可多得的具有軍事謀略的將才。而劉邦在與韓信的一次交談之中,問了韓信兩個問題,一個是他本人可以統(tǒng)率多少兵馬,另一個則是韓信能夠統(tǒng)率多少的兵馬。韓信給出了兩個不同的答案——對于劉邦最多十萬兵馬,而對于韓信卻是多多益善。司馬遷將兩個問題以及兩個答案進行對比,既襯托出了韓信具有卓越的領(lǐng)兵能力,又突出了韓信的驕矜性格。(三)運用個性化的語言個性化的語言指的是人物所說出的語言獨具一格,且能夠符合說話者的人物形象。因而,在個性化的語言的作用下,人物形象顯得別具特色。在《留侯世家》中,司馬遷寫到張良與漢高祖劉邦的一段連續(xù)性的對話。在對話中,張良以一問一答的方式,發(fā)出八個疑問。而這八個問題逐層遞進,張良一步一步地引導(dǎo)漢高祖劉邦對其提出的問題進行逐一地回答。也正是在這樣一問一答的環(huán)節(jié)之中,劉邦幡然醒悟。張良并不直接否定酈食為劉邦提供的計策,而是通過自己的發(fā)問引導(dǎo)劉邦,使得劉邦能夠意識到酈食的計策是存在弊端的,是不可行的。而這就屬于個性化的語言,符合張良作為漢高祖劉邦的謀士的身份。從張良充滿智慧的發(fā)問之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是一個極具謀劃雄才的能者。韓信雖為一介武夫,但在司馬遷的筆下,卻同樣具有個性化的語言。司馬遷在敘述項王派武涉規(guī)勸韓信的事件中,賦予了韓信個性化的語言——“幸為謝項王。”?一個“幸”字,就足夠突顯出韓信語言的個性。其一,韓信在為漢王劉邦做事之前是在項王的麾下,“幸”字既不傷了項王的臉面又婉拒了武涉的建議。其二,也體現(xiàn)出了韓信沒有因武涉的引誘就背叛漢王劉邦,符合韓信曾是項王舊部的身份與如今在劉邦的帳下做事的大將軍身份,因此,從一個“幸”字就能夠看出韓信的知恩圖報。而“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這句話看似平平無奇,但卻也很符合韓信當(dāng)時的境地——即將被斬首。這樣有智慧的一句話,首先,讓掌刑的滕公一驚,成了韓信的救命話語。其次,韓信能說出這樣的話,則是對他的才能有足夠的信心,從這簡單的一句話中,可見韓信的自信與智慧。四、《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特征產(chǎn)生的原因所有的事件或人物性格的產(chǎn)生并不是無緣無故的,人物形象也不例外。在每一個人物形象的背后總會有影響其形成的原因。而這些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與自身相關(guān)的內(nèi)部原因,另一類則是受外界因素影響的外部原因。“漢初三杰”生活在秦末漢初的大時代背景之下,他們形象的形成與時代背景有關(guān),更與自身的經(jīng)歷息息相關(guān)。(一)“漢初三杰”形象特征產(chǎn)生的內(nèi)部原因“漢初三杰”形象特征產(chǎn)生的內(nèi)部原因主要與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相關(guān),張良、蕭何以及韓信他們?nèi)齻€人都有著各自獨特的生活經(jīng)歷,雖然三者的生活經(jīng)歷不同,但是在各自的生活經(jīng)歷影響下所形成的形象特征除了有差異性外,還存在相似性。張良的祖父與父親在韓國擔(dān)任了五代的相國,張良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政治大家庭氛圍之中,耳濡目染之下,對政治時局的掌握以及如何做好一位為君主出謀劃策的臣子有較為深刻的認識,這為張良后來成為漢高祖劉邦的謀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也正是因為張良出身于相國之家,所以張良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時,優(yōu)越的家境,使得張良視錢財如糞土,能夠做到不慕名與利。韓國被滅,張良替韓復(fù)仇、刺秦王失敗逃亡以及下邳橋遇黃石公,這一系列的經(jīng)歷,促使他遇到事情不慌張、不沖動,形成了隱忍的性格。正是這種種生活經(jīng)歷,才能夠成就張良智慧內(nèi)斂、不慕名與利的豐富人物形象。久居官場的蕭何,有多年的為官經(jīng)驗。對于政治上的一些事情的處理以及如何與周圍人交往,形成了一套屬于自己的獨特做法。在宦海之中,做事可謂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稍有失誤就可能會有牢獄之災(zāi)。所以,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之中,蕭何不得不融入其中,逐漸學(xué)會了隱忍以及如何謹慎行事,做到明哲保身。同時,政局變幻莫測,蕭何為官已久,他深諳官場之道,能夠?qū)彆r度勢,做出正確的選擇。韓信的生活經(jīng)歷既無張良年少時的衣食無憂,也無蕭何久居官場的政治經(jīng)驗。他年少時是與底層的平民百姓一起生活的,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員,這種成長環(huán)境與張良以及蕭何有所不同。官場有官場生存的法則,而市井之間也有市井的生存法則,處在官場需謹慎行事,以免行差踏錯,而在市井之中,總有小吵小鬧的時候,這時同樣也需要隱忍,若小吵小鬧過了頭,勢必會擴大事態(tài),鬧上官府,惹上官司,所以韓信寧愿被欺辱、被嘲笑膽小怕事,也不殺侮辱他的屠夫。正是因為市井老百姓的這一身份,使得他不得不學(xué)會隱忍。同樣的,韓信沒有過身處官場的經(jīng)驗,這使得他在面對政治層面的事情時,沒有長遠的政治眼光。(二)“漢初三杰”形象特征產(chǎn)生的外部原因除自身之外,往往有許多的因素能夠影響到形象特征的產(chǎn)生,而這種除自身以外的因素則是我們所俗稱的外部原因。秦統(tǒng)一六國后,暴政苛稅等弊端逐漸顯露,并導(dǎo)致后來的亡國以及朝代的更迭。“漢初三杰”正是處在這樣的動亂時代之中,時代賦予了他們歷練的機會,而學(xué)派思想的發(fā)展也深刻地影響到了他們,使他們與之相融合。1.時代背景的推動所謂的時代背景,是指在大環(huán)境之中能夠?qū)υ撾A段的人物形象起到推動作用的歷史情況及事件。秦末漢初,朝代的更迭、楚漢的對立使得該時代動亂頻頻,這對“漢初三杰”形象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秦朝統(tǒng)治者的暴政,使得其失去民心,各地紛紛起義,局勢由此變得混亂不堪。雖說動亂的時代會使得天下硝煙彌漫、百姓顛沛流離。可時勢造就英雄,在動蕩的時代中,有才有能之人,則有更多的機會去發(fā)揮自己的才能。推翻秦的統(tǒng)治后,又是楚漢爭霸。楚漢兩個陣營都需要有才之士,不論是謀士,還是武士,亦或是輔助之士都被君主爭搶著收入麾下。在這樣的爭奪戰(zhàn)爭之中,劉邦親自出征平定戰(zhàn)爭,這使得留守后方的蕭何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發(fā)揮其治理國家的政治能力。也正是因為時代的混亂,張良才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為君王出謀劃策,幫助君王在爭奪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并且穩(wěn)定局勢;韓信作為一名武將,若社會安定和諧,則沒有他的用武之地,更別提能夠建功立業(yè)。所以戰(zhàn)爭的紛起,給了韓信帶兵打仗、施展才華的機會。因而,在戰(zhàn)亂這個大時代背景的推動之下,蕭何、張良以及韓信才能施展才華,展現(xiàn)自己的能力,成為雄才之能者。2.學(xué)派思想的影響在秦末漢初之時,各學(xué)派的思想不斷地發(fā)展,以至于身處于這個時代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當(dāng)然,《史記》中的“漢初三杰”也不例外,張良、蕭何以及韓信形象特征的產(chǎn)生顯然受到了不同思想的影響。張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蕭何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響,而韓信則受到了兵家思想的影響。張良于下邳橋遇黃石公,黃石公對張良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之后,最終贈予了張良一本《太公兵法》。張良通過研讀《太公兵法》,為劉邦獻出了不少軍事上的策略,助劉邦奪取了戰(zhàn)爭的勝利。而《太公兵法》作為黃老道家典籍,里面所記載的內(nèi)容必然存在著道家思想。因此道家思想在張良研讀《太公兵法》之時,就滲入到他的思想之中,并與之相融合。道家提倡要順應(yīng)自然以及淡泊名利等,而張良也在實際的行動之中踐行了道家的思想。道家倡導(dǎo)的淡泊名利使得張良在面對劉邦賜予的黃金珍珠時,他不留分文悉數(shù)贈予項伯。面對劉邦的封賞時,張良拒絕受封高官,提出只要個留縣即可。他能夠做到如此的不慕名利,足可見道家的淡泊名利對他影響之深。也正是因為道家思想的影響,張良才愿意選擇退居廟堂之外,修辟谷之術(shù),做一位不問世事的隱士。秦朝所倡導(dǎo)的是法家思想,這一思想既為秦朝建立中央集權(quán)制度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的指導(dǎo),也導(dǎo)致了秦朝在官吏的治理方面顯得尤為嚴苛。蕭何在秦朝還未覆滅之時,就已經(jīng)做起了秦朝的官吏并且為官時間較長。由此可見,法家思想在蕭何為官之時就已經(jīng)開始一點一滴地影響著蕭何。秦法的嚴苛使得官吏們都需謹慎行事,以免行差踏錯,受到秦律的制裁。蕭何作為秦吏同樣也不能例外,身處于有著嚴苛法律的大環(huán)境之中,使得他要逐漸學(xué)會小心行事,只有這樣才能夠在亂流之中保全自己。直到天下群雄逐鹿之時,蕭何跟隨劉邦做事,因其思想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蕭何在協(xié)助劉邦處理政事的時候同樣小心謹慎,做到明哲保身。在《淮陰侯列傳》之中,韓信回答眾將問題之時曾說道:“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他多次運用兵法之妙處,精彩地贏得了戰(zhàn)爭的勝利,得到眾將的肯定與敬佩。從韓信對兵法運用的熟悉程度來看,他對兵法的研究十分深入,并有獨到的理解與體會。而一個對兵法研究如此之深的人,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兵家思想的影響。正是兵家思想為韓信統(tǒng)籌運用軍事策略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chǔ),才使得韓信的軍事才能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韓信也因此被稱為“兵仙”。但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完美無瑕的,兵家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兵家偏于注重兵法以及軍事策略的運用等,卻在政治以及人情世故等問題的處理上有所欠缺,以至于韓信在政治方面的問題上鼠目寸光。五、《史記》中“漢初三杰”形象對后世文學(xué)的影響在《史記》中,司馬遷運用了不同的藝術(shù)手法來塑造人物,張良、蕭何以及韓信這三位杰出的漢初開國功臣形象也在司馬遷的筆下顯得鮮明立體。正是因為“漢初三杰”形象獨具特色而又鮮活,所以在后世的文學(xué)作品中,常有把“漢初三杰”形象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素材來運用,抒發(fā)自己的情感。張良作為一代帝王之師,其在《史記》中的形象影響了后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少的作者借用其形象寄托情感,因而有了后世一些膾炙人口的文學(xué)作品。而這樣的文學(xué)作品主要有:曹丕的《煌煌京洛行》、李白的《贈韋秘書子春二首》等。在曹丕的《煌煌京洛行》中“保身全名,唯有子房。”?他通過張良功成身退的隱士形象,抒發(fā)了他對張良的隱士態(tài)度的贊賞之情。而李白的《贈韋秘書子春二首》中“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同樣借用了張良功成身退的隱士形象,作者寫下這首詩,表達了自己也想像張良一樣做到功成身退,瀟灑于天地之間的愿望。歷史上,任丞相者數(shù)不勝數(shù),或忠或奸。而蕭何作為漢的開朝相國,他的形象在司馬遷的筆下變得豐富多彩。正是因為其形象的豐富多彩,后人也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灌注到了人物的形象之中,創(chuàng)作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學(xué)作品,主要有:傅若金的《登樓》、劉長卿的《送李使君貶連州》等。劉長卿的《送李使君貶連州》中“賈誼辭明主,蕭何識故侯。”,劉長卿借用了蕭何慧眼識韓信的形象,表達了自己相信朋友也將會遇到像蕭何一樣的伯樂,并施展出自己的才華的想法。司馬遷在《史記》中以客觀的態(tài)度對韓信進行描寫以及評價,使得韓信隱忍、軍事雄才、驕矜短視以及知恩圖報的形象讓后人印象深刻。基于韓信這些形象抒發(fā)情感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文學(xué)作品有許多,主要有:劉禹錫的《韓信廟》、李白《贈新平少年》、雜劇《蕭何月夜追韓信》等。在劉禹錫的《韓信廟》中,“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鐘室嘆良弓。遂令后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他借韓信因驕矜短視而落得的悲慘下場,來抒發(fā)對不敢立下太大軍功的將領(lǐng)們的感嘆。李白《贈新平少年》:“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叱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李白借軍事雄才韓信能遇伯樂,發(fā)揮其軍事才能,來表達自己處于困境之中而無法施展才華的苦悶之情,更是對韓信以千金報答漂母的知恩形象的贊賞。雜劇《蕭何月夜追韓信》同樣也借用了韓信遇伯樂,施展出卓越的軍事能力,而成為一代軍事雄才,抒發(fā)了作者對元代的士子懷才不遇的感嘆。李清照曾寫過《夏日絕句》,其中的“生當(dāng)作人杰”,該句體現(xiàn)出了李清照的人生價值取向。她借用張良、蕭何以及韓信三者的整體形象,表現(xiàn)出了人生在世就應(yīng)該如“漢初三杰”一樣,有所作為的態(tài)度。由此可見,自司馬遷的《史記》出世以來,《史記》中所撰寫的“漢初三杰”的形象,不僅得到了后世眾多人的追捧,而且也對后世的抒情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眾多作者借用《史記》中“漢初三杰”的形象,以此來抒發(fā)自己獨特的思想感情,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注入了一股活泉。六、結(jié)語“漢初三杰”作為漢高祖劉邦的三個得力臣子,對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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