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劇場的建筑類型與規模

戲劇建筑直接反映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反映了城市建設和建筑設計的時代特征。繼上海大劇院的成功建成和使用,各地紛紛建造自己的文化標志性建筑,無論是大慶、東營這樣的邊緣小城,還是北京、重慶等直轄重鎮,均出現了氣勢恢宏的地方乃至國家級的“大劇院”。經濟的騰飛帶來了文化建設的繁榮,一大批高標準、大容量、綜合性、風格迥異的新型觀演建筑正在籌劃、設計、建造與使用,其建設標準和科技含量已屬當今世界一流水平,其中的一些共同特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并值得借鑒與探討。一、“東方拾遺”:從現代觀演到上海西方藝術中心目前各地“大劇院”一個首要特點是打造當地的文化標志建筑,構成十分龐大的體量和規模,成為具有多個不同類型的觀演廳并集商業、餐飲、會展甚至旅館為一體的綜合性演藝中心,而單一劇場難以形成雄偉壯觀的形象。從建筑功能方面看多個觀眾廳的出現滿足了各種類型的演出需求,盡管有的城市可能目前還不具備這些需求。商業等配套服務設施則借助于劇院自身形象進行運作以求得經營收支的平衡,因為靠單純的演出功能總是入不敷出的。當然,出于提升劇院地位和檔次的需要,追求各方面的“領先”和“一流”,也造成建設規模和投資標準不斷攀升的客觀事實。回顧上海大劇院當時的功能策劃,由于建設用地的局限,最初并不是集多個觀眾廳的演藝中心定位的。當時上海市曾計劃在東方明珠電視塔前建造另一座規模相仿的觀演建筑—“東方音樂廳”,與上海大劇院形成浦江兩岸交相輝映的觀演格局。但先期建設的上海大劇院仍然顯示了其位于上海行政中心不可替代的文藝地標,恢弘的建筑體量達到了6萬多m2規模,因而其中僅設有一個1800席的觀演廳無論在功能和配置上均顯得有些比例失調,直至主體建筑竣工后,根據實際需求,最終將一些用途不大的高大空間改建成580座和230座的兩個中小觀眾廳,與那個倍受爭議的鋼結構巨型拱頂內的多功能廳組成了一個功能齊全的綜合性劇院。從多年的經營情況和演出質量看,符合上海的實際并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為充實新建的浦東行政中心,“東方音樂廳”的建設經過幾年的停頓后,直到2001年重新啟動于剛剛落成的浦東世紀廣場,功能拓展為可舉行音樂、歌舞和戲劇,并包含商業、餐飲、展示及培訓中心,形成又一氣勢磅礴的文化表演綜合體,即“東方藝術中心”。由于正式開業不久且地理位置遠離原建設地的陸家嘴中心區,其中比上海大劇院舞臺設施還要先進的歌劇場和設有管風琴的音樂廳的使用情況尚待時日的檢驗。這也反映了目前國內許多劇院在建造選址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即過于強調城市或區域的象征意義和景觀效果,而對這種以晚間使用為主的人流密集場所的便利需求或許考慮不足。在建筑布局上,這些演藝綜合體大都將觀演與商業功能進行豎向分布,即商業運作功能布局于一個氣勢恢弘的廣場平臺下,觀演場所則坐落其上,不僅建筑宏偉壯觀,而且流線清晰、結構合理又節省用地。同時,在功能內容上也有更加廣泛的拓展,不斷引進新的概念和做法并體現鮮明的時代特征。這在同樣一家公司參與設計的重慶大劇院、青島大劇院和寧波大劇院中表現得最為充分。三座大劇院均臨水而建,從建筑規模看它們正巧位列目前國內劇場的前四位。重慶大劇院的投資和規模僅次于國家大劇院,設有兩套配置非常完備的全機械化舞臺系統的大、中型觀眾廳,提供滿足多項功能要求的展示和商用場所,成為重慶兩江交匯處的突出標志。而建于黃海之濱的青島大劇院在齊全的各項設施基礎上,還設有上百套客房的接待中心,給設計和功能增添了更高的復雜度。寧波大劇院的規模超過了上海大劇院,除了多功能廳和會議中心外,還引入了極具規模的大型超市,這在設計、經營、使用上對當今劇院建筑又提出了新的課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將啟動位于重慶市核心點的重慶國泰大戲院幾經周折,重新規劃定位后將重慶美術館組合其中,開創了觀演與博覽建筑為一體的先河。二、舞臺形式和標準要進一步提升舞臺規模和形式是決定劇場建筑設計和演出定位的重要因素,盡管國內也曾出現過一些開放式的劇場舞臺形式,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杭州文化中心劇院和中央實驗話劇院的伸出式舞臺,以及正在建造的中央電視臺電視文化中心劇場的可變舞臺等,但那都是為特殊演藝或實驗性劇目不過,除了大型綜藝節目外,愈來愈復雜的舞臺系統究竟有多高的使用率似乎還缺少深入的比較和研究,是否所有劇場均要斥巨資裝備如此功能齊全而投入浩大且維護費用不菲的龐然大物?尤其是許多以戲劇、曲藝及語言藝術演出為主的觀演廳,也一律采用傳統的鏡框式舞臺,仍然維持“第四堵墻”的觀演方式,而不去尋求更加新穎、靈活的舞臺形式。就拿演出率較高的上海大劇院來說,上演8年來,其機械化舞臺,尤其臺下設施全部聯動的演出場次亦不多見,一些國外著名演出團體自帶的布景道具自身已具有場景移動變幻之功能,這些都是需要借鑒探討的。舞臺規模和標準不斷攀升的另一因素是,作為政府工程的各大劇院均不是“場團合一”的專業劇場,建設單位不是使用者而無法對舞臺演出功能選擇取舍,當地文化主管部門也往往不是投資方而難以決策定位,甚至許多劇院直到竣工落成尚未確定歸屬關系。盡管引入了專業的舞臺工藝設計,但他們僅僅作為獨立的設計方而難以進行針對性的設施配置。如上海大劇院的主要演出功能之一是芭蕾舞,且上演率極高,當初若設一芭蕾車臺取代轉臺也許更加有效。因此由建設單位掌控或組成舞臺工藝班子可能更加切合實際,國家大劇院業主委員會設舞臺工程部和重慶大劇院舞臺工藝設計單位作為建設單位咨詢顧問的做法或許值得借鑒。三、“外而服務”的設備運用劇場建筑發展至今,鏡框式舞臺觀眾和演員面面相對的觀演格局一如既往,前廳、觀眾廳和舞臺的功能分布難以改變,盡管觀演建筑為藝術而服務,但其技術約束十分嚴格,內部空間和外部形態難以象紀念和博覽建筑那樣具有較大的可塑性。除了悉尼歌劇院這樣的典型特例外,近期建成的巴黎巴士底大歌劇院和東京新國立劇院等一些著名的國家級大劇院均體現了建筑鮮明的性格特征。為了突破劇院固有模式的羈絆和構成多元的建筑形式,建筑師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和自主創新,特別是隨著技術和材料的飛速進步,建筑規模和功能的綜合性拓展,促進了設計理念的變革和豐富了建筑形式的塑造手段,規模浩大的觀演建筑已逐漸被演繹成脫離自身功能特征的純形式化外部形態,通過附加的“外殼”打包成各種所需的抽象和具象的形態,形成房中房的空間特征,我國新建劇院建筑的形體塑造大都運用了這種類似“包裝”的手法,國家大劇院發揮到了極致。如果說上海大劇院巨大的鋼結構拱頂在形式上統一或整合了舞臺與觀眾廳的外部形態,在功能上增加了商用價值,在技術上延滯了設備對主體的固體傳聲,具有比較實際的意義,而國家大劇院在人民大會堂的限高下,其宏偉外殼的設置導致主入口降于地下,就非常耐人尋味和值得思考了。福建大劇院和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的“外而服務,對于歌舞劇院來說,傳統的鏡框式舞臺和相應的舞美形式還是難以突破,一直成為劇場形式的主流。作為政府工程的各“大劇院”均把上演大型音樂、歌舞劇作為主要演出功能,有的還將兼顧會場之用,因而廂型鏡框式舞臺成為唯一選擇,所有舞臺裝備在德國“品”字型基礎上“竭盡所能”,預算已達整個項目投資的10%～20%之多。房”形態體現了舞臺和觀眾廳的空間關系和建筑輪廓線。重慶大劇院則結合地域特點和山城文化,將不同功能要求的建筑內容通過11匹空間結構組成與水岸山石有機結合的船型巨雕,形成水平參差高低錯落并體現功能特征的外部形態,“外包”剩余空間用作各類后臺和技術用房,建筑舒展的體量和極富創意的視覺效果倍受矚目。上海大劇院舞臺系統堪稱當時國內規模最大和最先進設施,面積達1600m2之多,主臺面由6個可自動升降的箱體組成,側臺各有4個水平游移車臺,后舞臺則設置直徑為17m和10m的2個嵌套轉臺,以旋轉至主舞臺,整個系統由日本三菱重工設計制作和安裝。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歌劇場采用了奧地利瓦格那比羅舞臺裝備,雙層“品”字型舞臺的臺倉深達20m,擁有更為先進的計算機控制系統,配備了特別冷藏裝置進行長效制冷以供獨有的冰上舞臺之用。正在建造的重慶大劇院舞臺采用了變幻更為豐富的“棋盤”式格局,同樣使用計算機控制的雙層升降臺由電機卷揚驅動,并由可翻轉8°的傾斜頂蓋和2層臺板組成,同時增設了芭蕾車臺。臺上音樂罩、圓天幕以及飛翔裝置等應有盡有,還采用了目前十分先進的“正弦調光器”舞臺燈光控制系統。由于重慶地形特點,配備了4～8t超大型運景升降機。整個舞臺工藝由德國著名的KUNKEL公司負責設計。與各大劇院的摩登包裝之風背道而馳,重新籌劃的重慶國泰大戲院方案之一和正在籌建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劇院則根據當地政府重塑歷史的要求,依托劇種文化和歷史淵源,傾力打造民族形式,充分運用包裝手段以不同的表現手法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進行了各自的詮釋。日新月異的建筑技術和材料在各地標志性觀演建筑上得以最充分的展示,從上海大劇院首推拉索連接陶瓷拷花玻璃到東方藝術中心的雙曲雙層夾膠金屬穿孔網玻璃外墻,從國家大劇院帶防噪聲阻尼材料鈦金外殼到重慶大劇院雙層呼吸式再生陶瓷玻璃幕墻,昂貴的帷幕墻體系一直成為劇院建筑的主要外裝材料。上海大劇院的巨型鋼屋頂整體提升技術也早在十幾年前就顯示了國人的驕傲。然而特種結構及奢華材料堆砌和包裝導致的巨大空間和高昂能耗,對于一些戲劇、音樂事業并不發達,沒有足夠的劇目來填足劇場和音樂廳而導致使用率低下的地區和地段,既使有足夠的金錢打造豪華的外表,也可能無力充分地使用和維護這類場所,這也許是國內相當一部分觀演場所將要長期面臨的嚴峻現實。因而觀演廳被用作會議、展示和慶典甚至游樂場的情形時有發生,即使在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也出現了配備豪華的歌劇廳被租用來進行名牌潔具展覽的有趣情形。四、高度重視,自然或文化創意1994年初上海大劇院國際征集方案活動拉開了國內劇場建筑設計國際“大比武”的序幕,至此,各重要的觀演建筑均出自境外設計師的手筆,甚至一些招標競賽壓根兒就沒請國內設計單位獨立參與。“外來的和尚”除了“好念經”外,往往具有大膽的創意和奇特的構想,充分施展不受資金和技術約束的“房中房”包裝術來塑造自己具有實驗性的作品。許多競爭過程中,無論是專家的投票,長官的欽定,還是市民的評判,竟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共識,如上海大劇院和重慶大劇院等設計競選。專家的喜好不一定產生決定的作用,像當初的東方藝術中心和先前的東方音樂廳,后來的福建大劇院和重慶國泰大戲院。國家大劇院引發的爭議空前慘烈,甚至建設單位專程赴滬、穗等地座談研討并一度停工。除了法國人保羅·安德魯,加拿大的卡洛斯·奧托也收獲頗豐,繼巴黎巴士底歌劇院一舉成名后,來到中國先后創作了江蘇大劇院、杭州大劇院、東莞大劇院以及溫州大劇院等。其中頗具特色的江蘇大劇院由于停建多年,目前面臨基地和設計的重新選擇,對他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但他結合南京的歷史文化進行的建筑空間創意仍給人流下深刻的印象。同樣,若不是停建和更址,原東方音樂廳將為兩位入圍者丹下健三和日本設計事務所提供一個重要的舞臺。德國gmp設計公司在東方藝術中心項目意外失標后終于如愿已償,在2004年和2005年先后得到了重慶大劇院和青島大劇院。令人鼓舞的是,境外設計一統天下的格局正在打破,近年來出現的福建、武漢、合肥等各大劇院均顯示出國內原創設計的不俗實力,福建大劇院則是在多輪的國際招標中突出重圍的。其實由境內或境外設計本不重要,借助于舞臺工藝和觀眾廳專業公司進行專門技術設計,建筑師將全部精力投入于設計創意和空間形式塑造上,國外許多事務所的這種高效現代設計手法才是我們設計觀演建筑應該認真借鑒的。隨著物資生活的日趨豐富,大眾媒體帶來的間接方式已無法滿足多元形式的文化藝術需求,追求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場所勢在必行,相對于我們的國度和人口,其文化場所還太少太少,且各地發展也很不平衡,上述提及的一些城市經濟相對比較發達,其觀演建筑已進入第二或第三輪發展。如上海繼大劇院和東方藝術中心,又改造和擴建了歷經滄桑的上海音樂廳,現又著手建設上海音樂文化廣場,這是一個集傳統保護、文脈延續、生態綠化為一體的具有“文綠”結合的全新概念的觀演場所。隨著2010世博會的臨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