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絲織主題性紋樣研究

漢代是中華民族豐富而做出貢獻的時代。先秦文化的形成，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而洋溢的華夏民族文化精神，在這一時期最為全面。從物質領域看,漢代器物設計在保留三代傳統基礎上有新發展;在精神領域,繼承了先秦精神文化意蘊。神仙思想、升仙觀念既是這種文化傳承的產物,又深刻影響著漢代社會生活各方面內容。絲綢產品作為當時上層社會的高檔消費品,其圖案、紋飾的設計一方面受當時審美時尚、民俗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那個時期精神世界的訴求。終漢一朝,彌盛于各類器物造型、裝飾中的神仙主題,反映了求仙思想的廣泛影響。因此,揭開籠罩于漢代神仙思想上的面紗,是理解漢代絲織紋樣的一把鑰匙。1仰世界中的信仰習俗神仙、上帝觀念出現很早。新石器時代彩陶、巖畫中均有神人、人面天神的形象。殷商卜辭中更是大量出現關于“上帝”“帝”等的名稱。春秋戰國時期神仙思想進一步發展,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大解放時期,思想處于相對自由,“禮崩樂壞”“天地不仁”“其鬼不神”,偶像崇拜被打破,信仰世界出現缺失,人們以新思維整合被推翻的偶像世界留下的空白,神仙思想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繼續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神仙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在楚、燕、齊等區域。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謂:“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楚地帛書、竹簡、裝飾紋樣、楚辭歌舞中都有反映楚人人神并舉、喜卜好祀、巫風彌盛的記載。楚人的信仰世界中除信奉太乙、東君、風伯、雨師等本民族神外,還信奉高辛、軒轅等北方諸神及伏羲、女媧等南夷之神,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楚文化信仰習俗中兼容性的特質。湖北江陵鳳凰山漢早期墓出土彩繪神人怪獸紋龜形漆盾上,兩面髹黑漆,正面下部為一四腳怪獸,怪獸前后各有一朵云,作騰云升起狀(圖1)。上部繪一神人,人身鳥爪,作跨步狀,則是這種信仰的典型寫照。楚人好巫習俗的具體表現就是“引魂升天”的巫術儀式,即在各種器物,如飛鳥器、立鶴,或者裝飾由龍、鳳、龍舟、四象、北斗及繪有天、地、冥三界場景的帛畫中,以象征性的手法,作為引導靈魂升天的道具,這種表現方式源于巫術的思維方式。這在楚地器物設計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如1949年長沙陳家山楚墓出土的一幅帛畫(圖2)中,繪有一貴婦著寬袖細腰長裙,側身、合掌胸前,頭頂有展翅、揚尾、騰足飛翔的鳳鳥及飛龍。描繪的是墓主人對引導升天的祝禱,該畫表現的是一楚國貴婦的“靈魂”在被幻象為具有神異力量的龍、鳳引導下飛升天國的景象。在婦人頭頂之上繪的龍鳳,寓示著死者隨龍鳳所引升天時情形。騰空而起的龍、鳳均有一種向上的動勢,而下方的側立人物則反映出一種跟隨的特征。1973年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御龍圖》,畫中一位頭戴高冠、身著長袍、腰懸寶劍、側身而立的男子正手執韁繩,駕馭著一條巨龍馳進。人物上方有飛揚著飄帶的輿蓋,龍尾部上站立著一只昂身仰天仙鶴,龍身下有一條大魚。該畫所表現的也是死者之魂乘龍升天的景象。這兩件楚國帛畫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等方面都有很相同的地方:即都是作為葬儀中的“銘旌”,是墓主人的靈魂在龍鳳的引導或乘載下飛升天國的一種幻象。漢代與先秦楚文化具有前后相承的淵源。漢初建國的中堅力量大多有楚文化區域的生活背景,他們對楚文化自然不會排斥。在自身文化特征還沒有培育發展起來的漢初,利用人們共同的文化背景,培育人們文化認同感,增加政權初期凝聚力,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從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畫與長沙陳家山楚墓出土的帛畫對比看,無論是在主題還是在圖案構圖技法上,以及用筆、線條韻味上,都有前后相繼的關系,內容反應的都是引導靈魂“升仙”的幻象。2漢代人的社會生活漢代神仙思想轉化為一種純功利性的訴求,它的盛行一方面來自統治階層的推波助瀾,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長生、升仙的美好希望,廣泛流行于民間,久盛不衰。漢武帝曾經為尋仙,多次修造壇觀、殿宇及承露盤之類的東西。派術士入海求仙、尋蓬萊、覓不死之藥。君臨海上,企求一遇仙人。他把裝神弄鬼的術士請入宮中供奉起來。此外,宣成二帝頗好神仙,王莽崇敬鬼神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東漢以降,光武帝極為迷信讖緯之術,雖然這些尋仙活動最終都沒有結果,但統治者大規模的尋仙活動對漢代世俗社會的神仙信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文化發展文脈看,漢代經歷了一個由神權時代、商周神王并舉,到春秋、戰國貴族政治形態逐漸向君主集權專制形態的整合過程。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家規范了先秦儒家的社會評價系統。與先秦“人神不分”“人神雜糅”“民神同位”的局面相比,漢人對神的關注不僅停留在對神性的論證上,更多關注它對人類生活的保證及人類生活本身相關的事情。神作為一種信仰崇拜依然還存在,但人神之間的界限已逐漸分離,神不再被當作人本身,而是作為某種可以用來實現世俗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儒家雖然在文化領域居于絕對壟斷地位,但是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為了彌補儒家思想在市民社會留下的思想空白,以升仙、長生、享受為原則的漢代神仙思想,成為漢代市民社會廣泛接受的一般思維,充盈漢代社會生活的各層面。《列仙傳》中記載的與漢代事跡相關的仙人即有7位:朱仲、修羊公、稷丘君、東方朔、鉤翼夫人、谷春、朱璜。在漢代器物造型、裝飾中廣泛流行的西王母,人們對它的崇拜更多不是來自信仰上的,而是源于實用目的,把它看作是一種通往幸福、長壽、平安的保障。神不再為某一階層所壟斷,任何人、任何階層都可以通過對磚石、銅、漆、絲織品等媒質上面神像的祭祀與之溝通,并通過它的佑護達到自己的理想王國。漢代人求仙心切,大約就像現代人拜佛一樣,大部分人不是純粹為了信仰,而是為了獲得某種回報。漢代人有一種強烈的求福、升官、發財、長生不老的心態,這種世俗的心態深刻影響到漢代的文字瓦當、絲織品、銅鏡銘文、畫像磚石圖案、壁畫等器物設計中。如在文字瓦當、絲織品、銅鏡銘文中常見“延年益壽”“人生長壽”“生如金石”“子孫長享”等反映求富、長壽心態的文字。從搖錢樹的設計中可以看到漢代人的這種心理,四川廣漢銅搖錢片(圖3),樹為銅質由主桿、枝、葉構成,樹枝作分散狀,分節、樹枝正中為西王母盤坐,其余每節有騎士、博戲、狩獵、攀談、鳳等畫像,為透雕鑄成。整個搖錢樹造型別致,表達了人們求富貴的愿望。漢代人求仙目的也是這樣,他們希望通過某些器物的設計,作為通仙的符號化工具,以實現升仙的理想。如漢代博山爐的設計既有實用功能,同時在外觀上營造了西王母居住世界的生活,實際上就是這種復雜心理的映像。這一類的形象在漢代器物造型、裝飾中數不勝數,如漢代羊脂玉仙人騎馬,銅器中的馬踏飛燕,馬王堆出土的漆棺及畫像石中大量存在的西王母東王公、各種怪獸、羽化的動物形象等內容。3云氣紋,飛官、花紋、植物紋組合漢代絲織紋樣在普遍的升仙幻化環境下孕化起來,它的本質是人們通過借助特殊的圖式化符號系統表達人們世俗觀念的幻象。這種看似詭異的設計思維方式,實際上是沒有系統科學觀念下的人們表達訴求的一種常用思維方式,在漢代文獻及出土絲織品實物中,可以看到這種思維方式和訴求的普遍反映。漢代兒童識字啟蒙速成教科書《急就篇》中就有對絲綢圖案的詳細描寫:“錦繡縵純離云爵,乘風縣鐘作洞樂,豹首落莫兔雙鶴,春草雞翹鳧翁濯。”這里的“離云爵”“乘風”“雞翹”“鳧翁”“鶴”均為禽類,爵即為孔雀,乘風為一種海鳥,離云即云氣離合盤旋纏繞之狀。這些描寫在出土的漢代絲織紋樣中均有表現,實際上都是為了表現仙境和祺祥納福的目的。漢代云氣紋成為當時流行時尚是有思想基礎的。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出土的《天文氣象占》《五星占》,包括天文學、氣象學等相關天文知識,有關于星、慧、氣等占驗吉兇的書畫,占書以朱墨并配圖。所占內容主要為各式云、氣,包括蜃氣、日暈、月暈、彩虹之類的天文現象及五星中的歲星(木星)、熒惑(火星)、填星(土星)、晨星(水星)、太白(金星),新疆尼雅遺址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品(圖4),即以五星和云氣紋組合。這些都表明漢代升仙觀念不僅有現實需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有強有力的支持。云氣紋是漢代器物裝飾上的代表性紋樣,它的流行自然與升仙觀念密切相關。漢代的各種絲織紋樣中,以云氣、飛禽、花草單獨或組合出現的非常普遍。云氣紋常以單獨和組合形式出現。單獨紋樣的云氣紋常以單位連續紋樣形成大面積裝飾區應用在絲織物上。如出土于甘肅武威磨嘴子東漢渦云紋絹175(圖5),即以渦云紋形成四方連續的裝飾面,給人以流暢飄逸的感覺,迎合了當時的世俗文化需要。云氣紋的組合形式變化豐富,主要有文字與云氣、云氣與動物、云氣與植物的組合形式。漢代常把文字與云氣紋組合使用以表達,文字常用“長樂”“光明”“如意”“萬世”“登高”“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壽萬年”等。新疆民豐漢墓出土的萬事如意錦172(圖6),紋飾主體以茱萸紋、云紋、卷云紋相間構圖,中間穿插萬世、如意吉祥文字,是這種裝飾的典型代表。這些文字與漢代其他器物如瓦當、銅鏡上的銘文類似,表明漢代文字與其他裝飾組合設計是一種時尚的方式。此外,在漢代絲織紋樣中也有云氣紋與人物的組合,當然這些人物大多不是現實中的人物,而是長了翅膀的仙人,同樣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仙界的渴望與向往。云氣紋與動物紋樣的結合,在漢代絲綢品中表現也很豐富,表達的同樣是是羽化升仙、長壽吉祥的樸素愿望。這些動物主要有2種,一類是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如馬、虎、豹、仙鶴、鹿、大雁等,另一類為龍、鳳、獨角怪獸、天馬等幻想出來的仙界動物。無論是現實中的動物還是幻想出來的動物,都是為了烘托出仙境的氛圍,滿足人們祈福升仙的心理慰藉。云氣紋與植物紋組合,表達的是乞求吉祥長壽或烘托仙境氛圍。植物紋樣有的以植物的各部分打碎組合,形成變體云紋,如馬王堆出土的印花敷彩沙,主題紋樣為藤蔓、花穗、枝葉的變形纏繞形成四方連續紋樣。有的單獨形成裝飾,如漢代茱萸紋繡,即以整體茱萸為題材,形成裝飾區,這種紋樣的纏繞同樣形成云氣繚繞的感覺。漢代絲織紋樣仙境氛圍經常以多層裝飾區表現出來,這種多層裝飾區常以云氣紋作為分割帶,形成若干裝飾區域,在不同裝飾區域再填充各種動物、植物、人物等裝飾內容,營造云氣繚繞的仙境氣氛。如新疆樓蘭古城高臺2號墓地曾出土長樂光明紋錦173(圖7),它以多條帶狀云氣紋作橫向分割,分割成若干裝飾區,分別裝飾天馬、怪獸、神人等,形成云氣環繞,神秘莫測的仙境氛圍,反映了人們祈求長生不老、成為仙人的世俗思想,這種以云氣紋做分割形成若干裝飾區的技法在畫像石、漆器、青銅中表現也很普遍。如河北定縣出土金銀錯銅車飾與長樂光明紋錦具有異曲同工的裝飾易趣(圖8)。在漢代絲織紋樣中已經能夠看到外來文化的輸入和影響,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這些輸入的外來紋樣中,同樣也能看到漢代人普遍存在的求仙思想的影響。人們在選擇外來紋樣時,也是有意識地選擇、加工那些同樣具有引起升仙幻象的題材紋樣組織,如斯坦因在樓蘭漢墓中曾發現具有希臘典型特征的頭像和具有中希混合影響的毛織品(圖9):“另一塊地毯殘片很奇異的地反映出中國同西方美術混合的影響,顯然是中亞出品。在這里邊緣部分的裝飾風格,卻是希臘羅馬式;此外還有一匹有翼的馬,這是中國漢代雕刻中所常見的。”這表明漢代與當時的歐洲、遠東地區都有文化交往,其中包括絲織品的貿易交流。翦伯贊在《秦漢史》中論述到武氏祠時,就認為前室第二石、第十三石、后室第一石、第二石、第三石一、二兩層、第四石、第五石等有可能與古希臘、羅馬有關,像這樣的畫像,特別是有翼的天使之出現,雖然不是中國古典藝術的傳統,而是希臘、羅馬藝術在中國之變體,那些有翼的天使,可能就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愛神受了變化以后的形象。除了云氣紋與各種文字、動物、植物、人物的組合形式用來表現求仙、長壽的目的外,在漢代絲織的其他紋樣中,還有大量的祈祥納福的圖案,如葡萄獸紋、對鸞紋、續世紋、魚鳥紋等。雖然它們與神仙思想沒有直接關系,但與反映當時人們祈求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