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出土的唐代西州織物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哈拉和古墓出土了大量絲綢、羊毛和羊毛。這些紡織品,尤其是唐代的絢麗多彩的絲織品,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重視。不少中外學者對它們的紡織工藝、印染技術和紋飾圖案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些紡織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繁榮的唐代絲織工藝多方面的成就,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貴資料。除了出土的紡織品外,古墓中還發現了一些從不同角度提到紡織品的文書,為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研究吐魯番出土的古代紡織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本文擬根據這些出土文書,分析一下唐代西州紡織品貿易的若干問題。一、關于四川地區的紡織史“絲綢之路”在漢唐時最為興盛。地當中西交通要沖的西州(吐魯番地區),隨著唐朝經濟繁榮、國內外交往頻繁而日益興旺,紡織品貿易也不斷發展。吐魯番唐墓曾出土了一些反映當地物品價格的文書,其上記載了許多行名、各行物品的種類及價格。文書中有“市司牒上郡倉曹司”款目,正面和背面騎縫處鈐有交河郡都督府之印,時代屬于唐玄宗天寶年間。日本學者池田溫認為它們是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本文暫稱為交河郡物價表或物價表(天寶元年時改州為郡,西州名曰交河郡,后來又復郡為州)。物價表中,紡織品的名稱和價格占有相當比重,內容之豐富、材料之集中、格式之完整,可以說是目前研究吐魯番紡織品貿易發展的最重要材料。下面我們首先將物價表中有關紡織品的內容列舉如后(紡織品種類下系它們的三等價格,文書的原格式是“上直錢若干文,次若干文,下若干文”,數字都是漢字的大寫字,現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按上、中、下價順序列出)③。3097·3045(原大谷文書編號)帛練行從上引各類紡織品的名稱,可以看出吐魯番不少的紡織品來自于內地。文牒中明確提到的有益州、梓州、河南府、陜州、蒲州、常州等,這些地方分別屬于今四川成都、三臺,河南洛陽、陜縣,山西永濟和江蘇常州。3083·3044·3048中有一欄,池田溫錄文為“雜州布壹端”,并認為“雜州”是各州來的布類的總稱。但是仁井田陞錄文為“維州布一端”,維州即今四川理縣。兩學者的錄文雖有分歧,但都認為是外地運來的產品。此外,文牒中有一些紡織品雖然在名稱上沒有直接標明是何處的產品,但從其特征看,可以肯定也是外地運來的。如火麻布、布,據《唐六典》卷二十所列九個等級的布類中,出火麻布的州計有宜、潤、沔(一等)；舒、、黃、岳、荊(二等)；徐、楚、廬、壽(三等);澧、朗、潭(四等)。可知它們的著名產地在江南西道、江南東道、淮南道、山南道以及河南道,即今安徽、江蘇、湖北、湖南等省。出布的州主要在今中原及南方數省。因此物價表中的火麻布和貲布很有可能是從上述地區運來的。如果簡單地回顧一下上列產地的紡織歷史的話,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吐魯番市售的不少紡織品是國內著名或比較有名的產品。益州半臂(3066·3047)和梓州小練(3097·3045)是從四川地區運來的。四川地區的錦、羅、綾有著悠久的傳統。西漢時期已以產錦著稱,蜀漢時織錦手工業又有所發展,唐代蜀錦更聞名于天下。《新唐書·李德裕傳》曾記載過唐玄宗“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也記載“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日:‘觀此一服,費用百金’”。西川治所在今成都市。可見當時四川的半臂背子是著名的品種之一。當然運到吐魯番的織品與進貢的唐皇室的織品是有區別的,物價表中所列半臂的上中下價分別為450、400、350文。唐代絹布按其質地分等:“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絹分為八等,布分為九等”。其中常州之紵列為第二等,當是比較精細的紵布。苧麻纖維吸濕或散濕都比較快,利用苧麻纖維作原料織成的夏布在炎熱的夏天是頗受歡迎的織品。3044-3048.3083文書中的“常州布”應是指的常州紵布。3045.3097文書中有河南府生絁及蒲陜州絁,據《新唐書·地理志》貢絁的州列出七個,河南道占了四個,其中陜州貢細絁。《唐六典》卷三河南道的貢品中,也提到了“陜、潁、徐三州絀紬絁”。《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二還記載了“支蒲陜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不便”的情況。這里蒲州、陜州兩地并提,與物價表中蒲陜兩地相連是一致的,表明蒲州、陜州一帶是當時紡織品中心之一。此外,敦煌發現的天寶四年和糴文書中,也提到“河南府絁”、“陜郡”、“陜郡熟絕”。這些材料充分證明河南府絕和陜州、蒲州一帶的絕是當時的重要產品,而且也是內地運往甘肅、新疆的主要紡織品之一。3425文書有“雜色隔紗”一項,沒有標明產地,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關內道京兆府(今陜西西安)土貢有隔紗。吐魯番出售的隔紗也有可能從關內道運來。除了這些產品外,物價表中還可以看出一個總的趨勢:吐魯番從外地運來的紡織品中,絲織品主要來自今四川、河南、陜西、山西,而沒有發現長江中下游運來的產品。我認為這種現象與唐代紡織品的發展狀況頗有關系。開元、天寶以前,黃河流域和四川地區的絲織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江南絲織品在開元、天寶以后才獲得了重大發展。物價表屬于天寶初年,那時江南的絲織品在國內和國際的聲譽和重要性都不及北方。因此,從滿足本地區的需要、外銷需要、交通運輸幾個因素考慮,由黃河流域和四川地區運來更多的絲織品是理所當然的總之,可以這樣說:從國內其它地區運到吐魯番出售的紡織品是有所選擇的,一般說來應是著名的或比較有名的產品。邊城暮雨雁飛低,蘆荀初齊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白練到安西。唐代詩人張籍《涼州詞》生動地描述了唐代“絲綢之路”。上運輸絲綢的繁忙景象。數不清的來自國內各地的紡織品,在清脆的駝鈴聲中運往新疆,運往中亞、西亞和歐洲。除了內地運來的紡織品外,價格表中一部分沒有標明出產地的紡織品中,無疑會有新疆地區和吐魯番本地的產品。新疆地區毛織物具有悠久的傳統,棉織物生產也早于內地。就以蠶桑絲織業來說,除了舊籍記載的材料外,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也有不少資料。屬于北涼承平年間的文書中,已提到了桑田和“丘慈錦”。丘慈當是龜茲,即今庫車地區。至少表明那時該地織造的錦已享有一定的聲譽。在唐代西州的土貢中有絲,阿斯塔那出土的開元三年(715年)麴娘墓志,有“晚弄瓊梭,鴦紋出于紅縷”之句。鴛鴦紋在此處志文里雖然是象征祥瑞紋飾的概稱,但在吐魯番唐墓中,的確出有鴛鴦等對鳥紋飾的織品,不能不使人們考慮當地織錦的情況。《吐魯番考古記》中收錄了一份開元十三年《西州征物殘牒》,列出了一些應征但未納入物品的種類和數日,其中有大練、小練、生等紡織品:“七疋二丈大小練”、“……疋九尺生絕”、“十三端三丈五尺布”。還有綿、氈、繩索、錢、糧等。文牒并在每項欠納物品下注明負責征收該物品的經辦機關和經辦人:“以上準前狀所由柳中縣”、“所由蒲昌縣”、“所由高昌縣”、“以上所由里正牛慈惠”。“所由”是唐代習用語,意為經辦者。唐代的里是最基層的政權組織,里正的職責之一是“催驅賦役”。一般說來,他們所征收的物品應該是當地的生產品。由于這份文牒殘損,上列大練、小練、生絕、布等經辦者不明,但從文書的性質來看,它們和其它物品一樣,極有可能是該地的生產品。3097·3045文書第一行僅寫著“大練壹疋”,而第二行則注明“梓州小練壹疋”,示意這是特定地區來的小練。這種稱謂的差別有可能是大練來自于許多地區,無法一一標明,但也有可能是屬于本地區的產品,沒有必要注明。總之,吐魯番出售的紡織品中,從一般織品到高級織品有一部分系產自新疆地區和吐魯番本地區。西州位于中西交通的要道,物價表所列物品的種類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密切。3087·3075文書中有“波斯敦父馳壹頭”,3061有印度的物產“庵磨勒壹兩”,3096文書中有丁香、沉香、白檀香等多產于東南亞一帶的香料。說明西州市上肯定有一些是國外來的或者通過國內其它地區轉輸來的國外物品。物價表中,哪些紡織品是國外的返銷品呢?還不清楚。但是吐魯番阿斯塔那、哈那和卓古墓中,在七世紀開始出現一種織錦,絲線加拈得較緊；采用斜紋的重組織,緯線起花,夾經常是雙線的;用聯珠圈分隔為各種花紋單元,紋飾題材中如野豬紋及薩珊立鳥紋等均是薩珊式風格。夏鼐同志認為:“這些可能便是所謂‘波斯錦’,由伊朗東部地區制造,一部分輸入中國”。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也多次看到有波斯錦的名稱,因此,西州市上會有一部分伊朗織造的紡織品。西州集中了國內其它地區和本地區的許多紡織品,也出現了一些國外的紡織品,成了唐代紡織品的重要集散地。二、交河郡物價表西州由于集中了國內許多地區的紡織品,因此無論墓中出土的紡織品和文書中記載的紡織品種類都是十分豐富的。墓中出土品能辨明的計有錦、綺、綾、羅、紗縠、綈、紈、絹、縑、絕、刺繡和染等。交河郡物價表上殘留的絲織品及絲料有綾、紗、錦、羅、暈、練、絕、生絕、絹、縵、綿紬、綿等。而且各類織品本身又據其規格、質量、顏色作進一步的劃分。如練分大練、小練,綿分大綿、小綿,縵有紫縵、緋縵,綾也有紫、緋多種。尤其是質量的劃分更為嚴格,如3080、3057、3051、3073文書中紬和緤(疊)的分等分級:綿和緤首先分成細、次、粗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種價格,這樣,價格表中綿和緤就產生了九種不同的等級。綿的最高與最低價一尺相差十七文,緤的三等差價則比較大,最高與最低價一尺竟相差至少三十六文。對紡織品原料和紡織品作如此嚴格的劃分,一方面反映了紡織技術的發展和人們需求標準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紡織品數量的增多。阿斯塔那4號墓出七的龍惠奴借練契寫著:“龍朔元年八月廿二日,安西鄉人龍惠奴于崇化鄉人左憧憙邊舉取練叁拾疋,月別生利練肆疋,其利若出月不還,月別罰練壹疋入左……”。墓中還出土了左憧憙用練買奴契和出借練契。左憧憙一次即能出借三十疋練,可見左家存有一定數量的絲織物。龍惠奴一次需借練三十疋,當然不是滿足一時生活之需要,很有可能用它買取其它物品。交河郡物價表3087、3075中、馬、等大牲口即是以大練或小練標價。阿斯塔那509號墓出土的兩份開元二十一年買牲口契,分別寫著用大練十八疋和十七疋買馬和騾。表明練是當時的一種重要流通手段。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了一份《高昌縣上安西都護牒》⑥,涉及到從弓月城運向龜茲的一批絹練。牒中提到:“在弓月舉取二百七十五疋絹向龜(茲)”,“駝兩頭、牛四頭、驢一頭,百疋絹價”,“別有百疋絹價財物及□鞍衣裳”。一次能在弓月城(今新疆伊犁地區)舉取二百七十五疋絹,是一筆不太小的數字。文牒中提到的地點是弓月城和龜茲,但是這份文牒卻是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的。至少表明當事人中一定有與西州高昌縣有某種聯系,所以有必要通過高昌縣呈牒。當事人中是否會有西州從事紡織貿易的商人呢?由于文書殘損,這些人的身份不明,不能妄加推測。但從這幾份文書可以看到吐魯番地區乃至于新疆地區紡織品的流通量和需要量是很可觀的。紡織品種類增多,流通量加大,需求提高,進一步促進了西州紡織品“行”的發展。據舊籍和文物資料,唐代出現了大量的行,長安東市“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西市“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東都洛陽南市,在隋代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洛陽龍門石窟還保留有唐時一些行的題記⑩。此外蘇州、揚州也有行的記載。北京房山云居寺保留的石經中,發現了范陽郡、幽州、涿州近三十個行的名稱。交河郡物價表殘留的行名計有果子行、菜子行、谷麥行、米面行、鐺釜行、綵帛行、帛練行等,涉及到人們生活的許多方面。據池田溫研究,現存物品名目完整的有一百七十五個,名目不全的有二十三個,兩者差不多近二百個,但是這個數字大約只是全部物品名目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果文書完整的話,則可以看到更多的行名和物品種類。行的大量出現,是手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發展的一個標幟,交河郡物價表從某一些側面反映了當時西州交易物品種類之多和工商業的發展。目前所知唐代行的名稱中,屬于紡織品類的有:長安西市大衣行、絹行,洛陽北市絲行、綵帛行,范陽郡、幽州、涿州絹行、小絹行、大絹行、新絹行、絲帛行、絲綿行、絲綿綵帛絹行、絲絹綵帛行、總綿絲絹行、總絹……帛行、布行、小綵行、幞頭行等。交河郡物價表雖殘,但至少能看到有帛練行、綵帛行、□[布]行。各行出售的紡織品都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布行出售常州布、雜(維)州布、火麻布、布、貲布、小水布,是一個出售各地布類為主的行業。帛練行出售的有大練、小練、生絕、絕、生絹、縵,是專售各地絲料的行。綵帛行雖然只殘留有紫熟綿綾和緋熟綿綾兩項,可以推測這大概是出售綾、錦、紗等高級絲織品的行,以與帛練行的出售品相區別。3066、3047行名缺失,出售的有益州半臂及各色布衫,可能是一個出售各類成品的行。3094號文書紡織品和其它物品夾雜在一起出售:房山云居寺石經題記中有“雜貨行”、“雜行”的名稱,3094文書行名殘損,似有可能屬雜貨行的性質。這些事例都說明:為了適應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以及國際、國內的需要,西州紡織品行的分工和內地一樣,變得更為細密,而產品則相對集中,有的出售原料,有的出售半成品,有的出售成品,而且根據不同的質地、種類作進一步劃分,有的出售絲料,有的則出售布料,有的出售一般紡織品,有的則出售高級絲織品。西州這些紡織品行不僅出售的物品與內地有關,而且從交河郡物價表還可看出,它們在度量衡制和產品價格方面也嚴格地遵循唐政府的有關規定,與內地有著極大的一致性。唐令規定:“每月旬別三等估”,“以三賈均市,精為上賈、次為中賈、粗為下賈”。交河郡物價表的各類物品都分為三等價格。是唐代實施三等價格的證明。唐代“凡縑帛之類,必定其長短廣狹之制,端匹屯綟之差焉”,羅錦綾緞紗縠絕?之屬以四丈為匹,布則五丈為端,綿則六兩為屯,絲則五兩為。物價表中帛、練以匹,布類以端,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