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思想源流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且素有文官治國的傳統，在如何重人、育人、選人、用人與管理方面，都有著豐富的思想與實踐經驗。總結、批判、繼承和發展這些思想與經驗，對做好現代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工作具有重要價值。

一、古代的重人思想

中國古代以儒學為主流的諸子百家，在論及為政、治民、興邦、創業等問題時，十分推崇人本主義，表達出了豐富的尊重、關懷、愛惜人的思想。

古代的重人思想是通過對人與自然物的比較，對人在社會發展中的能動作用的認識而不斷完善的。這一思想最早體現在孔子對天命、鬼神等超自然物的懷疑態度及對人的尊重心理上。孔子認為人不同于自然物，人具有某些共同社會特性，即“性相近也”，肯定了人的正常感情與現實需求，認為人的共性使人能組成社會，而理想的社會與道德的行為要靠人去實現。因此，提出“為仁由己”，也就是強調了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這一思想經孟子、荀子等人發展而進一步完善。孟子認為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在于人有理性和共同追求，故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更明確提出“人為萬物之靈”，他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人與萬物的差別在于有知、有義，因此人們能夠組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能夠駕馭萬物，成為世間最尊貴的事物。這是對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早在先秦時期，一些思想家就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以人為本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墨子提出人與人之間能夠“兼相愛，交相利”，說明人的本性相同，要求互惠相利，而不是相仇相害。孟子從性本善出發，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論，荀子則從人的群體性出發，論證人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他說：單個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意思是說人與其他萬物相比，可貴之處是人類具有群體性，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可以產生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

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要求以愛護他人為基本出發點。孔子認為人性使人能組成社會，人性的本質體現為“仁”，所以“仁者愛人”、“愛人能仁”，愛人就是要承認人的地位和尊嚴，要考慮人的利益，要關心和尊重他人。

古代的重人思想隨著思想家們對“為天下”、“治國家”的認識而不斷深化。古人講：“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先務本而后務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孟子分析“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孟子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仁人無敵于天下”。后人也因此而提出：“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唐太宗更是一語中的，他說：“國以人為本。”統治者要以人為本，就必須施行仁政，須懷有對人的真實情感和同情心，要充分考慮人民的利益，“節用而愛人，使民以財”，就是要輕徭薄賦，使農民受益。

人為本，人才更重要。古代學者涉及人才的概念大致有“士”、“賢士”、“君”、“君子”、“智者”等，主要是指掌握文化知識，能分辨是非曲直的知識階層。對這樣的人才不僅要親近、愛護，還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因為人才就是財富，人才就是國寶。墨子把人才視為“國家之珍”、“社會之佐”，把人才與國家的興亡聯系起來，與社會的治亂聯系起來，認為“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因此，“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墨子對人才的高度重視，在歷史上樹起了一面鮮艷的大旗。

古代學者高度評介了人才對國家的作用：一是對政治的穩定作用，政治人才能夠治國、興邦、富民，“是故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二是對人民的師表作用，“民從于賢”，說明賢才為人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和人們對賢才的向往心理。因此，孔子提倡“見賢思齊”，孟子認為“圣人，百世之師矣”。三是對社會的改造作用，人心向往賢才，因而“見賢人，則往不可止”，賢才作為人民的先鋒，便可以帶領人民去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二、古代的育人思想

人才重要，但不能自然產生，而需要培養教育。我國古代的育人思想主要反映在對育人的意義、對象、目的與方法等方面的認識上。

我國古代學者均習慣于以人性論作為出發點來探討育人的意義，盡管他們對人性的認識不同，但對教育是完善人性、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的認識卻是一致的。

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認為人的先天本性差不多，只是后天的培養、教育與學習不同，才形成了人的差異，所以人都是“學而知之者”，孟子主張“人性善”，即認為人的各種優良品質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能克服外界的干擾，保持住自己的善性。他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意指人只知道吃飯、穿衣、睡覺、玩樂，就與禽獸沒有多大差別了。而接受教育、刻苦學習，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認為“人性惡”，不學習就無法改變這種惡性。“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學習與否不僅決定了一個人是做人還是當禽獸，而且關系到一個人的貧富貴賤和聰明愚蠢。

為了廣泛開啟人的智慧才能，古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們主張大力發展教育。孔子最早提出“有教無類”的觀點，即提倡所有的人不分國別、民族、階級、貧富、年齡、性別都應接受教育。教育的內容是“文、行、忠、信”，即文化、德行、忠誠與守信。孟子主張對所有人應“設為癢序學校以教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主張對于加強全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質，形成禮儀之邦都是很有遠見的，也可以看成是我國古代人力資源開發思想和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雛形。

人才的培養既要開發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十樹百獲者，人也。”后人把這一思想概括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意指人才培養的長期與艱難過程。王安石將復雜的“樹人”過程概括為養、教、取、任四個環節，即“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就是說，對人應教之學問，養以禮法，取以賢能，任以專職，任何一個環節偏離了正確的方向，都足以損毀天下之人才。這種把教育、培養與選拔、任用看成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的思想，可以看做是有關人力資源系統工程的最早表述。

古人不僅認識到培養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指出學習是一個終身的過程。如荀子提出“學不可以已”，“學至乎沒而后止也”，即人們常說的“活到老，學到老”。這也可以看成是最早的終身教育思想。

對于整個學習過程，古代學者首先強調要勤奮好學。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也就是要求人在生活上不要有高要求，而應該從日常生活和工作實踐中，學習辦事的效率、講話的分寸、做人的道理，時時處處注意學習，才算真正的“勤奮好學”。其次強調學思結合。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認為只是讀書而不思考，食而不化，就會迷亂不明，難免上當受騙；而思考不以學習為基礎，則會流于空想，使自己迷惑不定。其三，強調學行結合。孔子特別注重學習后的行為，他講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訥于言而敏于行”；“言必信，行必果”，即要求在學習中要身體力行，要少說多做，要言行一致。荀子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古代學者認為，在充分了解學生個性差異的基礎上，實施有針對性的教學，是成功教育的前提，這就是因材施教原則。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孟子也像孔子一樣，主張學生的素質不同，在教育的內容與方法上應各有區別。揚長補短、因人而教仍然是今天育人的重要原則。

三、古代的選人思想

人才選擇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事業的成敗，我國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都注意招賢納士、延攬人才。選人思想主要體現在選人的標準、吸引人的條件與選人的方法等方面。

選人標準歷來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問題。古代許多學者非常強調人才兼備的選人標準，如管仲提出，君主選用人才一定要審查三個問題：“一曰德不當其祿，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這三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讓品德高尚的人處低位，就是人才浪費，讓品德低下的人處于高位，更是一種錯誤；無功者受祿，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勵；無才之輩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會被埋沒。漢代王符對德薄能鮮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說：“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說明一個人的品德與職務不相稱，或其能力與職務不適應，都會帶來嚴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備者，才是惟一正確的選擇。

德與才之間并非并列的關系。司馬光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闡釋了德與才之間是統帥與被統帥的關系。這個看法頗為深刻。司馬光進而分析了不同的人的德才素質，認為：“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

德才兼備的選人標準是我國歷史上的優良傳統，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個性的人。對于這類賢才，瞎指揮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講“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觀點，不能把人才當做器具使用，而應以禮相待，尊重他們的人格，承認他們的自主權。

杰出人才雖然不是惟命是從的人，但只要以禮相待，即尊重他們，就能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管仲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而爭人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圣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意即高明的統治者應甘心居于賢人之下，這就是“禮賢下士”。他還說：對賢者要“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待之以禮”。這里所說的“仁、義、德、信、禮”主要是指對人才要關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說：“善用人者為之下”，認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謙下，不盛氣凌人。孔子也說：“群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認為只有國君做到了以禮待臣，臣子才會忠心地輔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禮招才”思想，已被歷史證明是非常正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禮遇、尊重比高官厚祿更能吸引人才。

考核是選人的一個重要環節，沒有嚴格的考核，就難以區分賢愚優劣，也難于做到合理運用。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即對于人才，不經過嚴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經過試用，不作為人才儲備。

古代考核的辦法主要有考試、招賢、自薦與推薦。西周是通過逐級考試選擇人才，入仕考試分三級五等進行：先由鄉大夫進行“秀士”、“選士”的考試，再由司徒進行“俊士”、“造士”的考試；最后由學政大司從“造士”中選出優秀者交司馬量才錄用，被錄用者稱“進士”。先秦時期主要是通過國君派人直接招賢或出榜招賢的方式選擇人才，在春秋戰國時期，自薦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薦”已成為人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張推薦，推薦的方式有官員舉薦，賢人舉薦和群眾舉薦等。

舉薦選拔有賴于對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體方法有耳聽、口問、考言、視聲、視色、察情、觀誠、觀友、觀隱與綜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張“聽其言而觀其行，退而省其私”；諸葛亮提出“七觀法”：“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資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為古代正確選擇人才提供了依據，也為現代的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提供了借鑒。

四、古代的用人思想

我國古代許多政治家與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對于治國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許多寶貴的用人思想。

古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賢能之士看做治國之首務，為政之根本。如墨子指出“尚賢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講“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司馬光說：“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將這一思想發展得更為具體，他說：“構大廈者，必資于眾工；治天下者，必賴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構大廈”，蓋大樓是百年大計，靠的是一批有精湛技藝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長遠大計，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國的人才。

“賢”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質；“能”主要是指人解決問題、完成任務的本領。荀子提出“無能不官”、“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認為沒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為官吏，對于每個官吏的等級地位，要與他們的賢能程度相當，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張“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總原則，認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毋與不可，毋強不能，毋靠不知，與不可，強不能，靠不知，謂之勞而無功。”強調只有根據人們的實際能力分配任務，才能鼓勵人們積極爭取立功。

善任就是用人所長，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責備。司馬光對漢高祖劉邦的評價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馬光認真總結了歷代王朝興亡更替的經驗教訓，發現無一不與當朝者用人政策相關，因而得出：“興亡在知人”的結論。可見，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主。

用人不疑與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個重要原則。管仲說：“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這五個問題都是有關用人政策的問題，它說明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也只有知人才能用人不疑，只有用而不疑才能不使小人讒言危害霸業。宋代政治家歐陽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于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意為寧可擇人時多費一些精力，看準了再用，但不可輕易任用卻不信任，不敢放手讓其施展才干。用人不疑，就是對人才的充分信任，是一種重要的精神激勵，能夠增強人的事業心、責任感與向心力。

五、古代的管人思想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倡導人本管理，而管好人的關鍵是要重視人的利益需求，管理要做到分工合理，恩威并用，領導者要能夠身先道御，以身示范。

“欲”和“求”是指人的欲望與需求。正確認識與合理滿足人的欲求，對調動人的積極性和管理好人具有重要意義。荀子認為，人生下來之后受主、客觀世界的影響，必然會產生欲求；欲求的發展有三條規律，第一是“欲不可去”，人人都有欲求，“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第二是“欲不可盡”，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欲望也是不可能完全滿足的；第三是欲物“相持而長”，亦即物質和欲望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中增長。荀子分析，人的欲望若得不到必要的滿足，就會導致爭斗、禍亂和貧窮；既要促進社會發展，又要防止禍亂，就應制定禮義，以培養人的合理的欲望，節制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欲望與社會財富的增長相適應。人的欲望發展是有層次的。管仲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把人的欲求分為兩個層次：“倉廩實”、“衣食足”是低層的物質欲求，“知禮節”與“知榮辱”為高層次的精神需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則認為：“蓋凡聲色、貨利、權勢、事功之可欲者，皆謂之欲”。這里，王夫之把人的欲求分為生理、物質、權力和功名四個層次。應該說，我國古代關于欲求的這些認識都是比較深刻的。

先秦時期，有些政治家就認識到，管理者必須明確各自的職責，而不能互相干擾和替代，這是由管理的客觀規律性所決定的。管仲就非常強調一種順乎自然、遵循規律、合理分工的管理思想。他說：“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他以心比君，以九竅喻百官，認為君治百官，就像心制九竅一樣，九竅雖受制于心，但心卻不能代替和包辦九竅的功能，否則就會“目不見色，耳不聞聲”。而心不干擾九竅之能，九竅就會很好地實現自己的功能。同樣，君臣各有其職，也不應該相互干擾。君主若不包辦大臣的事，大臣自會處理好自己的事務，君主也不會因日常瑣事纏身而政務煩心。“心制九竅”的思想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已從哲學的高度，非常明確地認識到了人事管理的客觀規律性。

自古以來，剛柔相濟就是公認的管理人的原則。孔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就是主張在管理中要將道德感化和制度約束兩手并用。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都注重運用這一管理人原則。例如，諸葛亮治軍之方講柔，他說：“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后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功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他要求將領愛兵如子，愛民如子，以心換心，以情感人。另一方面要靠法令、刑罰維護紀律，規范下級行為，維護上級權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有絲毫變通的余地。

剛柔并濟必須賞罰分明。韓非子主張：“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諸葛亮在論及獎懲原則時，強調“誅罰不避戚”，“賞賜不避仇怨”。唐太宗李世民也用精煉的語言闡述了賞罰嚴明的原則：“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正確地使用獎懲可以引導人們的行為，這是古代管理者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今天仍然普遍有效的管人原則。

領導者帶好隊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還需要領導者有良好的修養與作風，孔子說：“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領導者的示范作用，身教勝于言教；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領導者以正確的思想、方法去帶好隊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動一致。“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領導者個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明領導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別人；領導者的帶頭作用就是無聲的命令。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養的結果。孔子說“修己以敬”，認為領導者只有認真地修養自己，才能嚴肅地對待工作，從而搞好領導工作。修己有著多方面的內容，“非淡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判斷”，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潔、寬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領導者加強自我修養的重點。中國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齊家、治國、平天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系統，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領導者要做到以身先之，必須做到自得自勝。商鞅說：“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所謂“自得”，就是說要統一天下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備統一天下的條件，包括自己對天下形勢及發展趨勢的確切洞察，自己的素質、能力能夠團結眾人等。所謂“自勝”，是指自己能不斷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斷戰勝自己的缺點。而要自得、自勝，還必須做到自知、自省、自察、自律。這方面，古代有許多論述。如《呂氏春秋》寫道：“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孔子講：“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曾子講：“吾日三省吾身”。諸葛亮對將領的自省、自察、自律有明確的要求。他說：“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即將領應不恃強凌弱，不受榮辱支配，經得住金錢美女的考驗，一心一意為國捐軀，這就是自省、自察的具體內容。這些要求在今天對所有領導者仍然是適用的。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領的心理品質中國古代兵家對將領心理品質的論述，以期對現代軍事心理學的研究有所啟發。關鍵詞五德，五材十過，六術，十守，八征中國古代的軍事心理學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世界軍事心理學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僅就古代兵家對將領心理品質的認識，作初步的整理研究，以便借鑒和作進一步的探討。1

將領類型論根據將領的才能、品德和個性，古代兵家把將領劃分成不同的類型。主要的觀點有如下5種：1.1

三類型說《淮南子·兵略訓》根據將領能力的高低，將其分為上、中、下3種類型：“上將”，能夠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堅定而有氣勢，是常勝將軍；“中將”，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氣勢，是勝多而敗少的將領；“下將”，無堅定主張，性自多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動輒敗北。明代末年的兵書《投筆膚談》也把將領分成3種類型：“夫將有儒將，有武將，有大將。儒將者，決勝廟堂者也。武將者，折沖千里者也。大將者，深明天地、兼資文武者也。”［1］這種劃分，不僅根據將領的能力，而且也參考了他們的個性。1.2

五類型說明末清初的兵家揭暄把將領分為5種類型：儒將、勇將、敢將、巧將、藝將；并指出：“儒將智，勇將戰，敢將膽，巧將制，藝將能。”［2］就是說，儒將足智多謀，勇將能征善戰，敢將膽略過人，巧將長于制造，藝將身兼數技。1.3六類型說《將苑·將器》篇認為“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并據此把將領分成6種類型，并具體分析了各類將領的才能與性格：十夫之將，能夠明察是非，發現禍端，為眾人所信服，百夫之將，勤勞負責，說話謹慎周密；千夫之將，耿直而有計謀，勇敢善戰；萬夫之將，外貌威風凜凜，工作熱心，體察、關心部屬；十萬人之將，招賢納士，嚴肅謹慎，待人誠懇，講究信用，寬大待人，善于解決復雜的問題；天下之將，仁愛，講信用，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以四海為家。1.4

八類型說北宋許洞把將領分成兩類八種：“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3］在此基礎上，作者對這8種將領從軍事才能、品德和性格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天將，能審時度勢，判斷吉兇；能運籌帷幄，進退得當；能神機妙算，靈活用兵，以迷惑敵人，戰勝敵人；對于戰爭的勝負有先見之明，行動有度，靜居有方，能安定軍心。地將，善于打仗布陣，善察地形；能靈活指揮部隊，使其進退自如；善于使部隊起死回生，也能使部隊安然靜處，“動而決勝”。人將，廉潔、節制、無不良嗜好；講究禮儀，忠于君主，與士兵同甘苦、共患難；善于招賢納士，果敢決斷，仁義有度；對士兵寬宏大度，獎懲嚴明；能明辨是非，使軍心穩定；能根據士兵的特點區別對待；在軍事指揮上能夠待機而動，將計就計，能充分利用有利形勢果斷進攻。神將，能靈活運用天時地利等條件，能選用優秀人才，3種將領(天將、地將、人將)的品性兼而有之。威將，由于原文缺失，具體內容不得而知。強將，行軍打仗時能借助天時地利，能使用各類人才，能使各類官兵“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能依法治軍，使敵人聞風喪膽，戰之能勝。猛將，指揮自如，行動變化多端，作戰出敵不意，即使單槍匹馬，亦能“使敵失懼而遠遁。”良將，“以威為表，以猛為里；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3］1.5

九類型說《將苑·將材》篇，根據將領的才能、品德、個性等，把將領分成9種類型，即仁將、義將、禮將、智將、信將、步將、騎將、猛將、大將。各類將領的特征如下：仁將，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感化、教導士兵，以禮節規范士兵的行為，關心、體貼、愛護部下；義將，遇事不敷衍躲避，不讓私利動搖自己的決心，以戰死為榮，不忍辱偷生；禮將，地位高而不驕矜，得勝而不居功自傲，有才能但對部屬謙和，性格剛強但能忍辱負重；智將，善用計謀，變化莫測，隨機應變，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在戰局危急的情況下取得勝利；信將，行賞公正及時，處罰不分貴賤；步將，身體強健，勇氣壓倒千人，善于固守陣地，擅長用劍戟撕殺；騎將，善騎善射，進攻時做先鋒，撤退時當后衛；猛將，氣概橫貫全軍，蔑視強敵，不屑于打小仗，面臨大敵則勇氣倍增；大將，見到人才喜出望外，虛心采納別人意見，性格寬厚而又剛毅，勇猛而又足智多謀。2

將領素質論將領應具備什么素質?自《孫子兵法》以來，眾說紛紜，大致說來，主要有如下一些看法：2.1

“五德五危”論《孫子兵法·計篇》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就是說，作為將領必須具備多謀善斷、賞罰有信、愛護士卒、勇敢堅定、明法審令五項標準，后人稱之為“五德”。這并不能概括孫武對將領素質的要求。他在《九變》篇中還寫道：“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這是從將領性格方面考慮的，補充了“五德”的不足。“勇”是美德，但“必死”、魯莽就可能被敵誘殺；“愛人”是美德，但過分愛民則會因掩護民眾而導致煩勞；“廉”是美德

，但過分廉潔自愛亦會因受不起敵人的侮辱，而失去理智。至于貪生怕死，一觸即發的將領，自然是不堪大任的。這樣，孫武就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將領應當具備的素質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2.2

“三具”論《管子》認為，“為兵之數，……在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4］為此，將領必須“三具”，即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眾寡，士之粗精，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5］所謂“知形”，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軍事物質力量的“輕重強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將領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軍事行動的意圖。作為將領必須具備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聞無極”，“見未形”。2.3

“五德”論《司馬法》認為，將領必須具備“仁”、“勇”、“智”、“義”、“信”等條件。“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斗，以信專，以利動，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6］將領的思想要合乎“仁”，行為要合乎“義”，處理事務要靠“智”，制服強敵要靠“勇”，長久地贏得人心要靠“信”。2.4

“五慎四德”論《吳子兵法》把將領的素質概括為“總文武，兼剛柔”，要求將領文武兼備、智勇雙全。在此思想指導下，作者具體提出“五慎四德”的要求：“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7］又說：“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7]從這兩段話中可以看出，將領應具有“治眾如治寡”的治軍才能，“出門如見敵”的敵情觀念，“雖克如始戰”的謹慎態度，“法令省而不煩”的治軍作風。除此之外，還必須具有掌握士氣、利用地形、運用謀略、增強戰斗力的能力，具備威嚴、品德、仁愛、勇敢四個方面的修養。這樣的將領才能統率下屬，穩定軍心，威懾敵軍，決斷疑難。2.5

“三德”論春秋時代的申包胥認為，將領帶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必須具備“智、仁、勇”三個條件：“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8］因為沒有“智”，就不能了解人民的內心，估量不到天下眾寡強弱的形勢；沒有“仁”，就不能和三軍將士同甘共苦，得到戰士的愛戴；沒有“勇”，就不能果斷地解決疑難問題，實施戰略大計。2.6

“知道五德”論戰國時的孫臏對將領素質提出了較為嚴格的標準。他認為，將領必須“知道”，即必須掌握指導戰爭全局的規律，具有駕馭戰爭全局的才能和本領。為此，將領要有豐富的知識－－“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要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內得其民心”；還要洞悉敵情－－“外知敵之情”，精通戰術－－“陣則知八陣之經”，靈活指揮－－“見勝而戰，弗見而諍”。［9］他還進一步提出為將者必須具備“義、仁、德、信、智等“五德”，并分析了它們的地位和作用：“義者，兵之首”；“仁者，兵之腹”；“德者，兵之手”；“信者，兵之足”；“智者，兵之尾”。［9］2.7

“五材十過”論《六韜》提出，“將有五材十過”，即將領必須具備5種品質，避免10種缺點。“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10］“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10］這就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將領應具備的素質。2.8

“十二陵”論《尉繚子》中的《十二陵》篇，是專門論述將領素質的，“十二陵”即將領應該具備的12種素質：“威在于不變，惠在于因時，機在于應事，戰在于治氣，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飾，無過在于度數，無困在于豫備，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斷，得眾在于下人。”這是作者從正面提出12條要求，也是治軍打仗的必備條件。作者還從反面論述了將領的12種錯誤作法：“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惡聞已過，不度在于竭民財，不明在于受間，不實在于輕發，固陋在于離賢，禍在于好利，害在于親小人，亡在于無所守，危在于無號令。”2.9

“六術五權”論這是荀子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將領必須懂得和掌握“六術”、“五權”、“三至”、“五無曠”。所謂“六術”，指將領應具備的6項有關治軍和作戰指揮的能力：“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所謂“五權”，指作為將領，應經常

考慮的5個問題：“無欲將而惡廢”，即將領應時刻為國家利益著想，不以個人喜惡定取舍；“無急勝而忘敗”，作戰時不可急于求勝，而忽視草率從事的嚴重后果；“無威內而輕外”，不要只注意內部建立權威而輕視敵人；“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戰有利的一面，而不顧及其有害的另一面；“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凡是考慮軍隊大事，要深思熟慮，而在獎賞士兵時，不要吝嗇財物。所謂“三至”，是指在三種情況下，將領可以不按君主的命令而自由處置軍政大事：“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所謂“五無曠”，指優秀將領在使用謀略、從事戰爭、敬重地方官吏、敬愛士兵、對待敵人等5個方面都要謹慎小心，不可大意。將領如能做到上述各項要求，“是之謂天下之將”，即能成為杰出的將領。［11］2.10

“十二能”論《三略》一書對將領素質作了大量論述，提出“十二能”、“八患”、“四戒”作為將領的標準。“十二能”指將領應具備的12種治軍才能：能“清”：清廉無私，能“靜”：沉著冷靜，能“平”：處事公平，能“整”：嚴整軍紀，能“受諫”：接受批評建議，能“聽訟”：明斷是非，能“納人”：善納人才，能“采言”：善于聽下屬反映，能“知國俗”：知道敵國風俗，能“圖山川”：通曉地理，能“表險阻”：明察地形險陰，能“制軍權”：能有效管理軍隊。“八患”指將領應克服的8種缺點：“拒諫”、“策不從”、“善惡同”、“專己”、“自我”、“信讒”、“貪財”、“內顧”，即要求將領不要拒絕規勸，不要不聽良策，不要不分好壞，不要一意孤行，不要自我夸耀，不要聽信讒言，不要貪圖財物，不要迷戀女色。“四誡”指將領應謹防：“無慮”、“無勇”、“妄動”、“遷怒”。2.11

“五行十守”論《淮南子·兵略訓》針對將領的素質，提出“三隧”、“四義”、“五行”、“十守”的觀點。所謂“三隧”，就是要求將領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四義”就是要求將領做到：“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五行”指將領應該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愛中有嚴，誠中有智，勇中有謀。而“十守”是指要求將領具備的10種心理品質：清白、遠慮、堅定、清醒、不貪、不淫、不好辯、不推委、不喜、不怒。2.12

“六德”論東漢王符認為，將領必須具備智、仁、敬、信、勇、嚴等6種優秀心理品質：“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沖擒敵，輔主安民。”［12］2.13

“十五律”論《將苑》一書是專門論述將領的，對將領的素質作了全面、系統地分析，提出了“十五律”等觀點。第一，“將有五善四欲”。“五善”指：“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指：“戰欲奇、謀欲密、眾欲靜、心欲一”。［13］第二，“將有五強八惡”。“五強”指：“高節可以厲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眾，力行可以建功”。“八惡”指：“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14］第三，“將有八弊”，“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饞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覺，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禮。”［15］第四，在上述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十五律”作為將領治軍和用兵時必須具備的素質：慮：明察敵情，詰：檢查守備，勇：敵眾不撓，廉：見利思義，平：賞罰公平，忍：忍受恥辱，寬：能容眾人，信：信守諾言，敬：尊敬賢能，明：不聽讒言，謹：不違禮法，仁：善待士卒，忠：以身殉國，分：知止知足，謀：知己知彼，深謀遠慮。［15］2.14

“八德”論唐代杜牧認為，“取吏無他述也，無異道也，俱止于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16］他在孫武的“五德”基礎上，加上“忠、義、明”三德，并把“仁、義、忠、信”放在“智”的前面，說明他特別注重將領的道德素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