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代議制政府》的政治思想

約翰斯托納米爾（1806.1873）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思想家。19世紀，他是自由思想的主要代表。其在英國政府任職多年,曾被選為威斯特敏特的議員。代議制度是對古代城邦國家實行的直接民主制的突破性發展,是世界文明史從古代民主制向現代民主制發展的偉大進步。《代議制政府》是密爾政治學說的代表作,是其多年致力于議會改革而形成的政治觀點和實際建議系統化的結晶,對英國和歐美各國政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具有較大影響,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一、政府組織的職能密爾曾給予代議制政體一個經典定義:“全體或大部分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權,這種權力在每一種政體都必定存在于某個地方,他們必須完全握有這個最后的權力,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動的主人。”國家的最高權力屬于人民,代議團體是咨詢機構,其職能是對行政官員提出建議,對他們進行監督、限制,或在其錯誤時予以免職。對事務的實際管理屬于那些有知識、有經驗的少數專門人才。議會的適當職能不是管理,而是監督和控制政府。二、代議制政府的目的和作用密爾堅決否定君主專制制度,公開批駁開明君主專制政體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觀點。他認為在專制君主統治下,人民對自己的命運根本沒有任何發言權,不能運用自己的意志來關心集體利益,只能消極地服從,不斷地違反自己的意志作出種種決定,即使是一些優秀的人才也只能指望他們所提出的良好建議能被負責管理事務的某些人知道,進而期望得到重視。密爾批駁了杰出的專制君主更有助于提供良好的管理和促進進步的觀點,認為這是“最有害的誤解”。他指出專制政體下所有人的權利和利益是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人民只能是消極和被動地忍受邪惡。相反,代議制政府能培養積極的性格,即與邪惡作斗爭,主動適應環境。他提出“凡是壓毀人的個性的都是專制”,“在專制國家最多只有一個愛國者,就是專制君主自己”,他還強調指出:“在一個文明有所發展的國度,好的專制政治比壞的專制政治更為有害,因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通過多年的研究,最終得出了“好的專制政治完全是一種虛假的”的肯定判斷密爾最鮮明的觀點之一就是認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代議制政府。代議制政體允許每個人為免遭他人禍害擁有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即給予每個人以自由權。如果人人都擁有自由的特權,就能為自己和為社會福利發揮能力。人們在這種政體下能依靠個別的或共同的行動在與自然進行斗爭中養成積極的、自助的、進取的并同邪惡作斗爭的性格,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在同自然斗爭中永遠不滿足于自己的成就,進而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使國家實現共同繁榮。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論述道:“不難表明,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權或作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權力屬于社會整個集體的那種政府,每個公民不僅對該最終的主權的行使有發言權,而且,至少是有時,被要求實際上參加政府,親自擔任某種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職務。在這種理想的政府下,全體人民共同享有自由,被統治者的福利是政府的惟一目的,每個人是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衛者”。人民在道德和智力上是進步的;有著良好的法律;最純潔最有效率的司法;最開明的司法;最開明的行政管理;最公正和最不繁重的行政制度等。三、防止階級立法危險的辦法:服刑人員的代議制在密爾看來,英國雖然實行的是最理想的代議制政府形式,但卻存在著一些弊病和危險。他指出:“代議制政府的缺陷和危險可以概括為兩條:第一,議會中的普遍無知和無能,或者說得溫和一點,智力條件不充分;第二,有受到和社會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響的危險。”第一種缺陷是隨著選舉權的擴大,雖然培養了大眾社會道德和鍛煉他們能力的機會,責任感更強,政治上更加成熟,但一些才智低劣的人當選為議會議員后,他們卻沒有足夠的相應才智和知識產生其它后果。第二個缺陷是“同一階級的人構成的多數實行階級立法造成的。代議機構為平庸的多數所控制,以致多數壓倒少數,導致對個人自由的侵犯而走向專制,密爾以英國政治制度為例指出:“現代文明的代議制政府,其自然趨勢是朝向集體的平庸,這種趨勢由于選舉權的不斷擴大而增強,其結果是將主要權力置于越來越低于最高社會教養水平的階級手中。密爾認為造成這種“階級立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選舉權的擴大;另一方面則是由人的本性來決定的,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私的利益和非自私的利益眼前的利益和長遠的利益。自私的人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不關心他人的利益,沒有遠見的人只熱衷于眼前的利益,而不關心長遠的利益。只要這樣的人進入社會,代議制的弊端就會出現。他們會憑手中的權力而“認為自己應當身價百倍”,并“為所欲為,不考慮后果”。這樣,不管是平民中的一個人還是一個階級,都不可避免地會為權力所敗壞。因此他說:“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一樣,最大危險之一在于掌權者的有害的利益,這就是階級立法的危險;就是意圖實現(不管是否真正實現)統治階級的眼前利益,永遠損害全體的那種統治的危險。”他認為這種“僅僅代表多數”的代議制是一種虛假的民主制,唯有代表全體人民治理的全民政府才是真正的民主制。防止階級立法危險的辦法是:任何階級,或是任何可能聯合起來的階級聯合,都不應該在政府中發揮壓倒一切的影響。這就是說,使社會對立的兩個階級(體力勞動者及其同類為一方、雇主及其同類為另一方)在代表制度的安排上保持平衡,每一方左右著議會內大致相同的票數。他認為,“假定每一階級的多數在他們之間的分歧中主要受他們的階級利益的支配,在每一階級中就會有一個少數,它們的考慮服從于理性、正義和全體的福利;而任何一個階級的這個少數和另一階級的全體結合在一起,就會使天平倒向他們一邊來反對他們自己階級中多數的那些不應當得逞的要求。從密爾的論述中可見,他認為無限的階級統治必然壓制有才能和有教養的人的個性發展,導致社會停滯不前和道德敗壞,只有通過資產者和無產者兩個階級中服從理性、正義和全體福利的少數來制約自己階級中多數人的利益的辦法,才能保證“思想立于較高境地人們”的執政,為社會未來的進步開拓前景。密爾對兩個階級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這個理論,其實質是為資產階級中杰出人物建立統治權提供理論依據,其目的之一是指望通過建立智能杰出人物的政權,消除土地貴族在政府中的勢力,鞏固和提高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另一目的是他把有教養的“工人貴族”看成是工人階級的少數,要他們在關鍵時刻與統治階級結成同盟來反對本階級的利益,以控制群眾的民主運動。在這里,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密爾極力維護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立場和觀點。四、保護少數和保障地位關于真正民主政府是代表全體還是代表多數這個問題,密爾明確表示:“實施真正民主制的政府應該代表全體的利益,而不僅僅是代表多數,少數應有自己的代表,這是民主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沒有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只不過是民主制的虛偽裝飾罷了。”他指責現行的代議制政府所固有的巨大缺點,是把全部權力給予多數派而不是按得票數給予按比例的權力,致使較弱小的政黨的政見無法在國家議會上陳述。他認為黑爾先生(與穆勒同時代人)提出的“個人代表權制度”(比例代表制)為根除弊病“提供了根本的治療方法”,因為黑爾先生主張選舉人有權把自己的選票投給他本人所熟悉的任何一個選區提出的候選人,這樣,既可破壞地方黨派頭頭的影響,保證全國范圍內為數眾多的每一個少數都有權在平等公正的原則下選出代表;又使散處在各地方選區的有教養人們的少數將按照人數的比例選出一定數目的這個國家最有能力的人為議會代表的智力條件提供了最好的保證,進而會有效提高下院的智力水平,使有智慧的人在議會審議重要問題時能充分發揮其影響力。在密爾看來,少數是指兩種人,一是資產階級政黨中的少數黨,即在野黨;另一是資產階級中有教養的杰出人物。因此,“保護少數”的原則就是維護資產階級政黨制度和保證少數智能者掌握政權。他主張擴大選舉權,宣稱全體愿意得到選舉權的成年人,包括婦女在內,都應享有選舉權。但是他認為把選舉權給一個不會讀、寫和算術運算的人,就等于是“把選舉權給了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一樣,允許不納稅的人保有任何投票權,就是讓窮人把他們的手伸進他人的口袋”。因此他主張在選舉資格方面應有所限制,特別是財產和教育方面的限制。密爾提出不能讀寫和進行普通運算的人不能有選舉權;不納稅而靠領取救濟金生活的人不應享有選舉權,因為不能靠自己勞動維持生活的人沒有隨意取用他人金錢的權利。他認為由于有教養的人的意見同才能低劣的人的意見價值是不同的,因此應實行“復票制”,即允許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或執行高級職務的人有兩票以上的投票權,以確保少數優秀分子在政府中得到相應的地位,發揮積極的作用。他認為,把復數票的原則和金錢上的條件聯系起來,不僅是本質上該反對的,而且使該原則無法長久地保持下去,唯有把“在實際可行的范圍內富人和窮人,受教育多的和受教育少的人,以及將社會劃分開的所有其他的階級和派系等,他們所應處的地位”這一原則和給有產階級知識分子提供幾個投票權的原則結合起來,“政治組織就會實現唯一符合于人類事務的復雜性質的那種相對的完善了”。他認為有較高道德和才智水平的人比水平較低的人在公共事務上的意見和判斷更有分量,其應當也同樣符合水平較低的人的利益。因為在公共事務上,如果不是較無知的人聽從較聰明的人,就是較聰明的人聽從較無知的人,顯然,只有前者才符合雙方的利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社會大眾普遍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職業無疑成為衡量無知與有知最重要的標準,正如他所說的,雇主一般說來比工人更有才能,因為他們必須用腦勞動而不僅僅是用手。工頭一般比普通工人有能力,技術性行業的工人比非技術性行業的工人有能力,銀行家、商業或制造業多半比小商人更有才能。“最窮苦的最粗野的勞動階級的意見和愿望,作為對選舉人以及議會意見的一種影響來說,可能是很有益的,但是在他們目前的道德和知識狀態下,讓他們充分行使選舉權從而給他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