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前提探究論文1.當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及對政治發展理論提出的新課題

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民主？或者說，現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夠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國家？許多政治學家曾對此持懷疑態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權威主義政權顯得穩定和強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體的發展中國家卻充滿危機和混亂，紛紛倒向軍人獨裁政體，從而形成一股強勁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這種情況帶來政治學界對民主在發展中國家適用性的非常廣泛的悲觀主義情緒。在某種程度上，我國一些政治學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權威主義”也是這種思潮的一種反映。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使這種悲觀主義理論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從歐洲南部悄然興起，導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軍人獨裁政權垮臺，西歐最后這三個權威主義政體完成了向民主的過渡。接著，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軍人獨裁者紛紛交出政權，讓位給民選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這片大陸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東亞和南亞，菲律賓、韓國等實現了向民主的過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東正教”地區，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各國一個接一個轉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蕩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沖擊著“中東－伊斯蘭教”地區。美國著名政治學家S.亨廷頓把這次民主化運動稱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據他的說法，從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約30個國家由權威主義政治過渡到民主，另有20多個國家出現了強大的民主運動，或開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進入90年代，又有數以十計的國家完成或開始了向民主的轉變。正如L·達爾蒙德和M·波萊特耐爾所說：“當未來歷史學家回首20世紀時，他們可能把這個世紀的最后四分之一視為現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動時期?！庇械膶W者樂觀地指出，“民主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薄?0世紀是民主的世紀?！雹七@場民主化潮流使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特別對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問題形成更明確更有根據的認識。在70年代以前，雖然有部分發展中國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沖擊而產生的暫時效應，或屬于某種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這種沒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難以健康地運作。而在當前這場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眾多的非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向民主的轉變，其中多數國家向民主的轉變都是自身民主化條件發育成熟的結果。它表現為：這些國家向民主的過渡多都是以較為和平的方式實現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強大的反抗，基本沒有反復；民主制度的運作較為順利，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為多數國民所認同。⑶這樣，它就為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問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擬根據近20來來各國民主化的實踐，參考國外有關的研究成果，對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諸種前提作一個初步的分析。

2.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聯系

經濟因素與政治民主的關系歷來為人們所強調。但是，關于兩者之間具體的聯系方式人們卻有著不同的認識。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在于，根據數十個國家的經驗，我們大致可以確定當代發展中國家向民主過渡的經濟閥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對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正相關的聯系作出過精彩的論述。他引用一些數字證明：“民主較多國家的財富、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數要高得多?！币来味?，是“民主較少”的國家和“獨裁較少”的國家，而在“獨裁較多”的國家這些指標處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許多研究者沿著這個思路探尋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視為經濟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國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個必然產物，而把一個國家的GNP視為解釋民主的“關鍵的變量”。

但也有許多學者對這種解釋模式提出了挑戰。特別是60～7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權威主義統治下獲得了較高的發展水平。經濟的高度發展與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并行不悖，這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使人們把經濟發展與權威主義政治聯系在一起。G.奧唐奈就曾向李普塞特的“社會經濟越發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這一“樂觀的等式”挑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開始的前一年發表的著作中，他通過對南美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現代化對民主不利。至少在拉丁美洲，經濟發展超出一點就與民主制度發生沖突，民主只與中等水平的經濟發展相聯系?！白羁赡芘c現代化最高水平相伴隨的是政治權威主義而非政治民主”⑸G.奧唐奈的觀點不是孤立的。一位學者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結論說：“西方大多數發展理論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帶有幾分懊喪地承認：發展必須與權威主義政府相伴隨?！雹嗜欢谌蚊裰骼顺逼仁谷藗冎匦聻榻洕蛩囟ㄎ?。為什么60～7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看起來如無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卻開始生根開花？M.塞利克森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這樣問道：“為什么在這個地區（中美洲）長期以來像孤兒一樣的民主，卻突然開始找到了一個家？”⑺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發生的突出變化就是經濟的發展。經濟因素比政治因素更穩定，比文化因素更活躍。我們看到，在經濟低度增長和停滯的國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區”，或僅表現出微弱的民主化沖動；而在經濟失敗的國家，盡管會發生激烈的政治動亂，但難以啟動健康的民主化進程。第三次民主浪潮主要發生在經濟高速增長或中度增長的國家。在50年代，這些發展中國家還不具備實現民主的最基本的經濟前提，經過20多年的發展，許多國家開始跨過了作為民主必要經濟前提的閾限，結果導致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經濟因素雖不是絕對的，但卻能夠解釋多數國家的情況。1989年被世界銀行劃為高收入的24個國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個石油輸出國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銀行列為貧窮的42個國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兩個國家（印度、斯里蘭卡）建立和維持著民主制度。在其余53個中等收入國家中，有23個民主國家，25個非民主國家，5個在向民主制度轉變。⑻由此可見，向民主的轉變應主要發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在窮國，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國，民主化已經完成。兩者間有一個政治“轉變帶”，在這個特殊發展水平上的國家最容易轉向民主。多數轉向民主的國家都應在這個經濟水平上。當國家經濟發展進入這個階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它也告訴我們，經濟變量在民主化進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其它變量只有在解釋例外的情形時才可能超過經濟因素的作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們可以大體上確定“轉變帶”的GNP水平，從而在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建立起定量的聯系。雖然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國家處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上，但它們中的大多數卻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實現民主的31個國家中，有27個屬中間收入水平。它們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00——3000美元間。而1976年在這個發展水平上的國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統治，到1989年實現了民主化。進入90年代，又有一些處在這個發展水平上的國家實現了民主化。根據亨廷頓的說法，在戰前，轉變帶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幣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進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⑼在90年代的今天我們大體上可以說，一個國家的GNP在1000－3000美元間是開始向民主轉變的閾值；當它達到3000－6000美元時，則是完成轉變的閾值。這個閾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領域。如在這個水平以下實現了民主或超出這個水平仍未實現民主的情況，應考慮是其它因素超過了經濟因素在發揮作用。

不過，對這種說法必須作出一定的限制。所謂GNP水平必須是標志著一個國家經濟正常發展的綜合指標，即必須是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大眾傳媒以及識字率等指標的同步發展。僅僅財富的片面增長則不在此例。3.重估政治文化變量

古典和當代的民主理論都認為，民主不僅是一套制度建構，也是一整套獨特的政治信仰、態度和情感的體系。國民關于政體合法性的信念和感覺是政體維持和變更的關鍵因素之一。當代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也證明了這一點。它既是政治體制的變更，同時也伴隨著政治文化的嬗變。如果說以往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變革層面上的話，當代民主化浪潮卻以民主政治文化的發育成熟為特征。它為我們考察政治文化變量在民主化進程中的實際作用以及各種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的關系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材料。

在以往政治發展理論的研究中，有人將政治文化作為獨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評價，甚至將其視為導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戈斯泰爾就認為，適宜的經濟條件對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幫助的，但對民主擴散的更長過程來說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結論是，在特定國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傳播的相對效果的產物。”⑽J.皮諾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種因素分為三類：歷史、社會經濟秩序、政治文化。他認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釋。⑾也有人把政治文化作為受其它因素特別是經濟發展制約的因素，作為一個起中介作用的變量引進民主問題的研究。在這些學者那里，政治文化是作為隨時代變化和現代政治經濟發展而不斷改變的因素來考慮的。根據這種觀點，“政治文化也許是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關鍵的聯系環節?！雹械挝幕€有相對穩定的部分。它們具有民族特征，由該民族悠久的歷史傳統而形成。雖然政治經濟現代化過程對它的表層結構發生了重大影響，但它深層結構的變化仍然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要回答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在當代社會經濟現代化進程的驅動下，民主能夠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區域建立起來嗎？

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傾向于強調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不可移植性，強調發展中國家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性、其嬗變的緩慢和長期性。但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進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驅動力，它以不可逆轉的趨勢在發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毀權威主義政治，推動著民主化進程。一個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可以構成民主化的動因或障礙，推進或延緩民主化進程，但在現代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經濟發展能夠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動文化發生較快的變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個民族走上一條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個國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運作著上民族的顏色，但沒有一種文化構成實現民主的絕對障礙。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個地區和國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在經濟條件成熟的條件下僅因為文化條件特殊而未能實現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見的。它昭示了現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適性的光明前景。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們能夠確定各種文化與民主的具體聯系。亨廷頓根據與民主的積極關系，給各種文化排出一個序列。它們依次是：新教、天教、東正教、孔教、伊斯蘭教和黑非洲文化。⒀新教文化最適合民主，這已經為歷史發展所證實。最早實現民主化的西歐、北歐、北美、大洋洲各國幾乎都是新教國家。戰后的一項研究表明，“在99個國家中，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越高”。⒁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們對天主教和東正教與民主的關系產生了新的認識。直到本世紀70年代，天主教和東正教文化還被認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幾乎是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浪潮?！按蠹s在1974—1989年轉向民主的國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國家。”⒂進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東正教國家也基本上實現了向民主的過渡。

基督教對民主政治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在韓國表現得十分突出。在戰后初期，韓國基本上是以孔教為外表的佛教國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萬人口中有1千萬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躍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產階級。它使韓國社會孔教的權威主義和佛教的消極哲學讓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運動的兩位著名領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國宣言》上簽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會神職人員。金大中就曾極力推祟基督教在韓國民主化中的作用，認為基督教是民主運動的精神源泉，教會是民主運動的保壘。⒃伊斯蘭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系最弱，這一點已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實所證明。如今，權威主義政權和少量傳統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東伊斯蘭教地區。但是，從90年代的情況看，黑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系也許超過伊斯蘭教文化。這與亨廷頓的排序有出入。在黑非洲，文化因素同時導致政治發展的低水平和經濟發展的低速度。但是，直接阻礙民主化進程的主要是經濟因素。另外，我們還需看到，黑非洲文化對民主化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其惰性力量，是其傳統政治文化的低水平對現代民主文化的不適應。這個差距需要隨著社會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彌補。也就是說，黑非洲的主要問題是發展問題。而在“中東－伊斯蘭教”地區，本土文化則表現為一種對現代民主的好斗的對抗性。政治文化的變革在文化領域本身就遇到強勁的挑戰。特別是在一些國家里，比較開化的政治精英必須以權威主義的方式控制政權，而權威主義統治的松動和民主化的改革往往會帶來反民主的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抬頭?！爸袞|－伊斯蘭教”國家民主化改革面臨著這種二難困境，其民主化進程也許更為困難。

4.外部因素：民主化的助力

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賴于內部諸條件的發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影響民主化進程的重要變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緩民主化的進程。對一些國家來說，外部影響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根據前面的分析，一個國家發展達到一定社會經濟水平，即進入民主化的“轉變帶”。但外部影響會使其在進入“轉變帶”前就實現民主化，或在其進入“轉變帶”后推遲實現民主化。

根據亨廷頓的說法，世界上有幾個主要的權力中心對第三次民主浪潮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即梵蒂岡、歐共體、美國和蘇聯。它們的影響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側重。天主教會的影響主要是實行權威政體的天主教國家；歐共體的影響集中在南歐和東歐；美國的影響面要廣些，但其影響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亞洲國家；前蘇聯的變革清除了東歐民主化的主要障礙。這幾個權力中心每一個都有過政策上的變化，沒有這些變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會大不相同。⒄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間，美國雖然口頭上也高唱民主原則，但事實上，它常為了戰略需要和實際經濟利益而犧牲民主原則。世界上許多獨裁國家都是仰美國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戰的年代，為與左翼勢力對抗，發展中國家的軍人獨裁政權和傳統的君主政體常得到美國的偏愛。但是從1974年起，美國的政策發生了變化，開始把促進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標。這恰與第三次民主浪潮的興起相吻合。到1981年底，里根政府確定了不僅在共產主義國家，而且在非共產義國家促進民主的目標。美國那些權威主義的盟友開始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這些國家的民主反對派則開始受到來自美國的鼓勵和支持。

西歐各國在戰后主要是收縮而不是擴張其權力。在推動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進程方面，主要是英國在其非殖民化過程中做過一些努力。應該說，英國殖民地比其它國家的殖民地更容易走上民主道路。除此之外，戰后西歐政府已習慣于同任何非民主的政體合作，默認其國內事務的安排。無力施加巨大的影響。不僅在拉美，而且在歐共體的直接邊緣國家也如此。⒅但歐洲議會和歐洲共同體卻是一貫支持民主的。在各國際組織中，只有它們“明確地和始終一貫地在其所有成員國中維持民主”。⒆歐共體的擴大以民主為條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從經濟發展角度都迫切需要加入歐共體。歐共體對這些國家的民主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會是保守的反民主勢力。自60年代中期起，它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官方層面，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1962-1965）確立了支持社會政治變革和促進人權的方針。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區的主教會議上，這一方針都得到重申。在基層，普通信眾、基層教士和年青一代的教會知識分子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開始與權威主義發生沖突。從此，天主教會在各地都站在了權威主義政權的對立面。在巴西、智利、菲律賓、波蘭和中美洲國家，天主教會在反權威主義運動中承擔著中心的角色。教會有大量可資利用的資源，有嚴密的組織，有教堂、電臺、報刊等工具，有諳熟政治的領導人，能夠利用其國際性的聯系和影響，這都使它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種非政府組織，政黨、工會、教會等，以及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會黨國際等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外部影響的另一種來源是發展中國家的相互影響。亨廷頓稱其為“示范效應”和“滾雪球效應”。

所謂“民主化浪潮”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它表現為向民主的過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國家同時發生或相繼出現。率先民主化的國家產生一種示范效應，為其它國家所摹仿。若干國家相似的進程產生連鎖反應，它們交叉影響，相互呼應，從而創造出一種國際性的氣氛和時代精神。對于民主條件成熟的國家，這種氣氛減少了民主化進程的阻力，對于民主條件尚不夠成熟的國家，外部影響往往是啟動民主進程的最初動力。

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國際交往的擴大和深化，已經使當代世界已經日益聯結為一個整體。特別以覆蓋全球的通訊衛星和國際互聯網絡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不分國界的“電子空間”，使世界真正變成了一個“地球村”。這使率先民主化的國家對其它國家產生更強烈更直接更迅捷的沖擊。

民主的示范效應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國家產生最強的反響。如葡萄牙對南歐的影響，葡萄牙西班牙對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區的影響?！捌咸蜒篮臀靼嘌赖霓D變令人信服地說明，伊比利亞文化并非天生不變地是反民主的?！雹卦诶绹覂炔?，示范效應表現為一個接一個的軍人政府還政于民。在亞洲，1986年2月馬克斯的垮臺，引起了亞洲其它國家權威主義領導人和民主反對派的焦慮和希望。特別對韓國產生了直接的積極影響。在黑非洲，示范效應使一個接一個的國家實行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滾雪球效應在東歐最具戲劇性。當波蘭于1989年8月將鐵板一塊的斯大林模式沖開第一道缺口后，權威主義的堤壩開始迅速坍塌，各國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東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亞在11月，羅馬尼亞在12月。甚至在阿爾巴尼亞那樣根本不具備實現民主條件的國家，民主化浪峰所至，權威主義政權也被摧毀。

滾雪球效應還產生加速度的變化，先行者艱難曲折的歷程在后來效法者那里會以壓縮的形式和以較順利的方式重演。因為一旦雪球滾起來，其滾雪球本身的過程就開始起作用。我們看到，在波蘭，其民主化過程花了十年，匈牙利是十個月，東德是十周，捷克是十天，羅馬尼亞則是十個小時。

如此眾多的國家實現了民主化，使當今世界已經形成了一種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氣氛。這種氣氛對于未來各國的民主化進程是非常適宜的，而權威主義政權的維持將日益困難，違背時代潮流的非民主行為將面臨前所未所的壓力。非洲國家塞拉利昂兩年前發生了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但是，國際社會施加了強大壓力迫使府交出政權，西非國家甚至聯合起來直接進行干預，強行推翻軍人政權，將民選總統迎接回國。比較一下60-70年代國際社會通常會承認軍事政變的既成事實的做法，我們看到時代潮流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注釋：⑴⑶⑻⑼⒀⒁⒂⒄⒇Samule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