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病因學說探討中醫理論創新的關鍵所

中醫、法律、方劑、醫學知識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它與健康、疾病、預防和其他知識一起形成了中醫知識體系，以支撐整個中醫理論體系的框架。因此,可以說理、法、方、藥是中醫理論體系框架的四大支柱。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是推動中醫理論發展與豐富中醫理論知識體系的關鍵因素。1實驗研究是醫學知識創新的基礎,是對臨床實踐的實追溯人類文化與科技的發展歷史,醫學應該是所有學科中起源最早的學科。醫學的出現,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在這個過程中,中醫學核心內容理、法、方、藥的知識也在大量臨床經驗的基礎上,逐漸產生并積累起來。可以說每一個理、法、方、藥的具體內容,都是在臨床實踐中產生的創新知識。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興起,實驗方法成了醫學知識創新的主要手段,而基于臨床實踐對醫學知識創新的方法卻逐漸被冷落。近50多年來,受實驗方法對現代醫學知識創新的影響,中醫學知識創新過程也把實驗方法移植過來,并把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寄希望于此,希望來帶動中醫學理論的發展與突破。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斷努力,運用實驗方法來研究中醫學理論,對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中醫學理論與臨床的研究工作者對此普遍都感覺到困惑。而由此引發的運用多學科的方法、復雜科學來研究中醫學理論,結果也是如此。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中醫學理論的研究,要遵循中醫學理論產生與形成的內在規律,要基于中醫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基礎與支點。臨床實踐和實驗研究是醫學知識創新的兩大板塊,而實驗研究對醫學知識的創新,是基于對臨床實踐面臨問題的解決,所以臨床實踐是實驗研究的基礎,是實現醫學知識創新研究的前提。運用實驗方法、多學科及復雜科學的方法研究中醫學,在尚不能促使理、法、方、藥知識出現創新的情況下,中醫學理論的研究應該回歸到臨床實踐醫學知識創新的前提和基礎之上,回歸到運用臨床實踐數據進行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軌道上來。2以病機為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為支點醫學的每一個發現與進步都是為了解決臨床實踐中的問題,為了解除患者的病痛,這是醫學知識創新的直接動力,也是實現中醫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動力。要解決好臨床實踐中患者的病痛,就必須有醫學知識的不斷創新。梳理整個醫學發展的歷史,無論是中醫學還是西醫學,其基本規律可以總結出醫學知識創新的基本模式為:病因→疾病變化的機理→治療的方法、藥物。其中明確病因、認清疾病變化的機理,始終是醫學知識創新的兩個支點;對中醫學來說,病因與病機是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支點。這個方面從中醫發展歷史的脈絡來看是非常明顯的。從以病因為理、法、方、藥知識創新支點的歷史脈絡來看,張仲景創立的六經辨證、葉天士創立的衛氣營血辨證、吳鞠通創立的三焦辨證等理論,便是在明確病因的基礎上而成形的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范例。張仲景明確了“風寒”邪氣侵襲人體的路徑和規律,并由此形成了很多千古名方。吳又可明確了瘟疫的病因為“戾氣”,并在提出了“戾氣學說”之后,有了葉天士、吳鞠通溫病辨證論治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今天《中醫診斷學》中病因辨證的理論,都是以“病因”為支點而出現的中醫理、法、方、藥創新的知識。這一點在近現代醫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現今的臨床中面臨的醫學難題非常多,有一部分便是“病因”不明確,因而進行病因理論的創新,去發現新的致病因素,創建新的病因學說,是實現中醫理、法、方、藥知識的重要路徑。從以病機為理、法、方、藥知識創新支點的歷史脈絡來看,氣血、陰陽、臟腑、經絡等虛證的辨證論治理論,便是在認清疾病變化機理的基礎上而出現的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范例。這一點上的理、法、方、藥知識創新又分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發現單一虛證的方式,運用“病機反證法”來實現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中醫學中關于虛證的辨證論治知識都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這一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二是通過發現單一虛證自身不同存在形式的方式,運用“病機反證法”來實現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這一方面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中醫診斷學》中的單一證候有74個,每一個單一證候自身有不同數量的具體存在形式,74個單一證候自身的具體存在形式總數達40萬個以上,這些不同證候的不同具體存在形式對應著不同的理、法、方、藥,為中醫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提供了豐富的數據。例如脾氣虛證候有608種不同的具體存在形式,而傳統名方中只有枳術丸、異功散、六君子湯、香砂六君子湯、健脾丸、小建中湯、四君子湯、參苓白術散、補中益氣湯、五苓散、二陳湯11首方劑是與治療脾氣虛證候相關聯的,這些方劑顯然無法覆蓋脾氣虛證候所有的存在形式;而無法覆蓋其存在形式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進行方劑知識創新的地方。從另一個方面講,在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過程中,醫學家們已經注意到了單一證候有不同的形式在臨床實踐中客觀存在,也因而才有了11首治療脾氣虛證候名方的創立。在不斷解決臨床面臨的常見和疑難問題的過程中,去發現新的病因、創立新的病因學說,去發現新的單一證候、認清單一證候自身動態演化過程表現出的不同具體存在形式,是中醫理論體系核心內容理、法、方、藥實現創新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中醫學理論產生突破的關鍵所在。3歷程艱難,新的歷程受阻近半個多世紀來,中醫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歷程非常艱難。但回顧近30年來的研究成果,基于臨床的以病因與病機為支點的理、法、方、藥知識尚有可總結之處,也堪稱范例。3.1肝虛證及其產生原因中醫學認為,肝臟主疏泄和藏血,而人體五臟皆有陰陽氣血虛損,肝臟也理應有肝氣虛,應有因肝氣虛引起的肝主疏泄功能減弱的病證存在。肝氣虛雖在文獻中就有記載,但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至今研究論述極少,教科書也多未提及,使之名存實亡。我們通過近20年10萬余例臨床病例的分析,反證了肝氣虛病證的客觀存在,揭示了肝氣虛病證產生的內在規律。臨床實踐數據與理論推證的結果表明,肝氣虛證候并非是一般“虛”的癥狀,而是在口和胃腑以口澀、口苦(或吐苦)、吐黃、燒心等癥狀表現出來的。其發生機制是肝氣虛弱,肝主疏泄功能下降,導致中焦氣機樞紐運轉失靈,升者不升,降者不降,通路不暢,引起脾主運化水濕、膽主排泄膽汁、胃主通降功能異常,最終導致膽汁上逆胃,或上乘于口,或郁于胃腑生熱化火。依此創立了酸味補肝湯,來補肝氣、強疏泄,從而彌補肝氣虛病證理論之缺,還原了肝氣虛在中醫藏象學說中應有的地位。3.2新證候概念的建立肝藏象現代研究過程中,肝疏泄失常所致“肝郁證”的研究結果出現了前后不一致且難以重復的問題。張珍玉先生明確提出肝疏泄失常當分太過與不及,肝郁當辨為肝氣逆、肝氣郁兩證,并給出兩證治法方藥。喬明琦及其研究團隊經過20多年的不斷研究,提出了肝氣逆、肝氣郁兩種新證候概念并建立兩證診斷標準,建立經前期綜合征肝氣逆、肝氣郁兩證病證結合診斷標準和療效評價標準。在上述理論指導下,研發出了經前平顆粒、經前舒顆粒2種新藥及換代產品白香丹膠囊、郁舒膠囊。3.3絡脈功能觀吳以嶺院士及其領導的學術團隊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探討研究中醫絡病理論,創新絡病學說,提出人體的三維立體網絡系統的概念,從絡脈的網絡層次和空間位置、絡脈的生理功能、絡脈的運行時速和常度,來研究絡脈的功能,從多層次、多角度,立體反映出中醫絡病理論的框架,提出了絡病與血瘀證在病機概念與治療上的不同,為建立完整的中醫絡病學說體系奠定了基礎。運用絡病理論做指導,研究冠心病心絞痛的中醫病理機制和治療,提出“益氣通絡,解痙止痛”的治療原則,組方通心絡膠囊用于治療心腦血管病,選用蟲類入絡藥為主研究制成中藥通心絡膠囊,取得顯著療效。3.4氣虛證候缺乏形式在臨床研究過程中,孫喜靈及其領導的學術團隊發現單一證候存在著不同數量的具體表現形式,其構成用數學表達為點集拓撲結構。以脾氣虛證候為例,與脾氣虛證候相關聯的方劑有11首,但這些經典名方還遠遠不足以與脾氣虛證候的608種具體的存在形式相對應。仔細分析脾氣虛證候608種具體存在形式與治法和方藥精準對應的內容,治則治法和方劑創新的輪廓便顯露出來了。運用脾氣虛證候自身不同存在形式的數據,可以總結出幾個有新意的方劑,例如香樸四君子湯,用四君子湯加木香和厚樸,來治療脾氣虛證候出現的腹脹、乏力、少氣懶言;又如養榮四君子湯,用四君子湯合小建中湯,來治療脾氣虛證候出現的面色淡黃或萎黃、肢體倦怠、乏力;再如消腫增肥湯,用四君子湯合五苓散加山藥,來治療脾氣虛證候出現的消瘦、浮腫、肢體倦怠、乏力;“消腫減肥湯”,用四君子湯合五苓散合二陳湯,來治療脾氣虛證候出現的浮腫、肥胖、肢體倦怠、少氣懶言等。這些表現形式臨證中經常出現,但《方劑學》中又少有論及到,值得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3.5毒邪致病,術后補經王永炎院士及其領導的學術團隊,通過臨床實踐與實驗研究創立了“毒”、“瘀毒”病因學說,認為毒乃一類特殊的致病因素。有外毒與內毒之分,外毒乃源于自然界的一類致病邪氣,內毒多緣于邪氣蘊結,化變而為之。毒邪致病,以敗壞形質,損傷臟腑,功能受損為鮮明特點。運用這一病因創新理論做指導,認為中風病康復困難的病機關鍵是腦絡瘀阻導致營衛失和、衛氣壅滯而化生火毒進一步損傷腦絡。但毒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