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先生《修辭學導論》評介

王錫杰的《修辭理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以下簡稱《理論》）可以重印。另一方面，它可以有力地證明這本書的生命力和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它也是湖南大學出版社具有很高學術視野的表現。《導論》的出版，是修辭學界及整個語言學界的一大幸事，解決了許多讀者閱讀不便的問題，同時也使王先生的學術思想得以更廣泛地傳播。宗廷虎先生等總結了《導論》六個方面的特點，分別是：“文質彬彬，頗具可讀性”；“注重多學科背景下的修辭研究”；“注重交際心理及言語接受者的接受心理”；“兼顧修辭研究的歷時與共時層面”；“科學的修辭研究方法”；“濃郁的時代氣息”王化鵬先生認為，“《導論》自始至終貫穿著一條唯物辯證法思想的紅線”、“修辭最高原則——“得體性”思想在《導論》中獲得了嶄新的突破”、“立體式的、全方位的縱深突破的研究方法的成功運用，也是《導論》的一大特色”。這些見解從不同層面上揭示了《導論》的學術風格、研究特點、研究方法和學術貢獻等，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王希杰先生的修辭學思想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啟發。新加坡學者林萬菁認為，《導論》是“近數十年來漢語修辭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可作為對《導論》定位的重要參考。從林先生所寫的評論中可看出，他是認真細致地讀過《導論》這本書的，因此評價也頗有見地。作為一個外國學者，對于中國的修辭學研究的狀況及水平等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中國人看得更清楚些，評價也可能更客觀些。只是林文短小精悍，未及對《導論》細致、全面的闡述，仍可進一步深入思考，再作梳理，以發其微。細讀《導論》，認真分析、比較，可從其它角度窺見王希杰先生修辭學研究的三個特色。一是立足于語言本體。傳統的修辭學研究基本上是以辭格為中心，即一般所謂的“辭格中心論”，王希杰《漢語修辭學》打破了這一僵局，具體表現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修辭觀，實出了修辭學理論的全面創新。但《漢語修辭學》在詞匯修辭、語法修辭方面的論述顯然較為蒼白，而《修辭學導論》則較大比重地增加了這些方面的內容并向縱深拓展。該書共有十二章，其中詞匯、修辭兩章，語法、修辭兩章，話語銜接一章，穿插從語音、語義、語法、篇章角度談辭格的一章，從語音、節奏、音節、平仄等角度來談言語音樂美的一章，集中談修辭格的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占四分之一，而且有些也聯系語音、語義、語法、結構等內容來進行闡述。所以，完全可以說，《修辭學導論》建立了語言本體論的漢語修辭學，其實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這一成果實際上也是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作者本人的《修辭學的定義及其他》等文所提主張的自覺實踐與真實體現。在《修辭學的定義及其他》一文中，王先生曾提出：“修辭格只是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方式之一，只能是漢語修辭學的一部分內容。修辭學的范圍應當是廣闊的。如：語音、詞匯、語法方面的修辭功能，語體風格，表現風格等等，都不應當排斥在修辭這之外。在已經出版的修辭學著作中，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很不夠的。今天的漢語修辭研究，就應當進一步打破以修辭格為中心的做法，把修辭學從修辭格這一狹窄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在一個廣闊的平面上研究各種修辭現象。”在其后的近二十年的漢語修辭學研究中，難得一見真正的、全面的強調語言本體并立足于語言本體的修辭學專著，《導論》是在王希杰先生在《漢語修辭學》基礎上實現的一大飛躍，特別的表現是修辭研究在語言本體的全方位覆蓋上。以句子成分而言，該書談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看似是在談語法，而實際上緊緊抓住表達效果這一中心，一改過去主要是作析句之用或歸納句型、句式之用的做法，而是從語義、結構上的搭配、轉換等方面揭示良好的表達效果的獲得及不良效果的形成原因，正反兩方面有機結合，最后得出簡短的結論，利于讀者有總體認識，方便讀者記憶。如談到定語時，作者先說明“定語的復雜化主要是通過聯合結構和偏正結構實現的，尤其是連續遞加的偏正結構使得定語可能非常之復雜”187，很自然地就涉及到這時存在的定語次序問題，次序得當表達效果就好，次序不當，表達效果就可能差，作者總結說：“定語的次序關系到三個方面：第一，是否順口上耳；第二，是否符合一般習慣；第三，是否會造成歧義誤解。”188但辯證地看，定語與中心語的搭配又可以在語義、結構上被打破，這就是所謂的超常搭配，這是語言藝術的重要方面，是語言運用者特別是文學家們所追求的。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特別形式以增強表達效果呢？作者總結了三種很特別的形式：“第一是定語和中心語相同，例如：后方的后方，前線的前線……第二是定語和中心語的相互換位，例如：時代的英雄和英雄的時代，美的語言和語言的美……第三是，對于相關的定中短語，相關的定語部分故意運用相同的形式。例如：‘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189-190如此進行闡述，將定語的各種搭配形式與表現形式細致地揭示出來，有理有證。這里明顯體現的是立足語言本體的開發與利用，以求發現、歸納良好的表達效果的規律、規則，是作者繼其《修辭學新論》、《修辭學通論》之后從語言本體角度對表達效果更全面的考察與研究。分別從句子的六大成分出發來談修辭在語言學界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而每種句子成分談得如此深入淺出則更少而又少。以“主語”為例，《導論》說：因為主語是已知信息，所以在交際活動中，主語就經常被省略。省略了主語，就成了話語中的無主句，常見的是：承上文省略，因后文省略和因情景省略。省略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服從經濟節約的原則，避免重復；第二為了上口入耳，和諧流暢；第三從全局把握，目的是要把單個的句子組織成有機整體；第四是某種特殊心理的需要。想回避開主語的，例如禁忌、避諱、委婉等原因。172過去從語法角度涉及到主語省略的幾種情形，但對于為什么要省略則很有人探討，也很少有人知曉，《導論》彌補了這一不足。《導論》所言，一看就懂，看后就能用，一方面幫助讀者從正面了解主語省略的原因，另一方面使得讀者在以后的語言運用中得心應手，不再迷惑、不再遲疑。這種立足語言本體的研究很見功底，不僅需要對語言的高度敏感，還需要深入的思考，對語言材料的不斷收集、歸納，以及對語法研究現狀的了解與對語法本身的研究。二是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導論》較多地關注修辭與文化的關系，充分論述了漢語是中華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工具，漢字和漢字文化圈，文化對修辭的意義，交際和文化心理，修辭的人格建設，修辭學和民族文化的復興等等問題。作者談辭格聯系文化，如比喻和漢文化，對偶和文化，文言詞語和文化詞語，諧音文化，雙關的民族差異等等，特別是大力提倡“修辭立其誠”，在今天尤其能顯示其現實意義。有人提出為什么語法、語音、數學等均不提“立其誠”問題，偏偏修辭要提“立其誠”問題，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有理而問，但實際上是陷入了一個怪圈子，其思考路徑是語法、修辭等都屬于語言學，為什么修辭會多了這一條提法。以語法為例，語法結構并沒有政治性、階級性，但使用者所造出的合格的、合法的句子，不能保證其正確性或思想性，如“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是合格、合法的動賓格式的短語，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公開喊出成為祁使句則是要被抓被殺頭的，在今天，呼喊合乎語法規則的反動口號也是不允許的，那么是否可以說明語法結構具有階級性呢？研究語法為什么不以法西斯者說過的話為例來分析？為什么不以反動派說過的話為證？原因在地他們的話所包含的思想內容不好，不宜作為例句來分析。但這都不能說明語法具有階級性。應該說是使用者——人，具有階級性，他們有思想，有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通過無階級性的語法結構表現出來而已。語法主要研究語言的結構規律而不以研究人如何使用語言為重點，甚至于有的語法學派根本不涉及如何使用語言的問題，“三個平面”理論中的“語用”層面也只是談信息、焦點等，主題與述題，語義重心的變化等，不涉及說寫者的階級情感、政治觀點、思想意識等問題，而修辭則必然涉及這些問題，因為修辭是說寫者以最佳表達來獲得最佳效果的學問，涉及到說寫者的倫理道德層面。所以語法不談“立其誠”問題是很自然的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胡裕樹《現代漢語》中有這樣一段論述：“說話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因而也就有特定的思想內容，它可以有階級性；可是所運用的交際工具語言卻是全民的，沒有階級性的。”修辭本身與政治性、階級性并無聯系，即修辭沒有階級性，這在2003版《漢語修辭學》中已明確表過態且作過細致的梳理。實際上，修辭學是倫理科學，講倫理不等于有階級性，語言表達有思想內容也不等于便有了階級性，“修辭立其誠”決不是有人所說的那樣，是因為某本書中曾經提到過便予以認可，而是涉及到修辭的前提、基礎的一個大問題，是一個說話要不要倫理道德的大問題，是一個有沒有必要進行修辭學研究的大問題。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我們見不到學者們吹捧騙子手們如何利用謊言、謠言等騙術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之故。應該說，這與王希杰先生所提出的得體性最高原則，即得體性以誠信原則為基礎。王先生的思想非常清晰，理論非常嚴密。袁暉《二十世紀的漢語修辭學》評價王希杰，“是新時期中修辭理論上成就最高的一位”。今天細細品味，不僅在于他善于理論創新，還在于他所創理論的嚴密性。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舉過一個蘇軾運用仿擬手法，以“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嘲笑貢父晚年因風疾而引起的“鬢眉皆落，鼻梁且斷”的窘狀，但至于是否為值效仿的好例子，作者未置可否。王希杰同意陳新的意見，認為蘇軾的確運用了仿擬的手法，與事實相比較也是很貼切的，但由于其中缺少“善”而不值得效仿，因為“只有善言，才值得修辭”512。另一方面，王希杰不因蘇軾是偉大的文學家，曾是深受老百姓喜愛的好官而包庇其修辭失誤，這種實事求是、冷靜分析的理性態度，本身即是“立其誠”的生動體現，同意陳新意見而不掠人之美，也同樣體現出王希杰的“立其誠”。類似的例證如楊再思以“蓮花似六郎面”代“六郎面似蓮花”295，在夸贊程度上前者超過后者，但由于楊氏為達到吹捧張宗昌的目的而違背了“真”，主觀與客觀上均存在問題，所以司馬光認為他“諂媚取容”，王希杰先生同意其觀點，并將修辭與人格聯系起來考察，認為違背了人格根本談不上得體，當然也就不是好的話語。在這種思想理念指導下的修辭研究，在體現出現實價值，比起不管誠信與否的純形式的修辭不而言，無疑更切合當今實際，也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的。如今社會見到網絡上騙子以謊言將年輕人的腎騙割掉一個，將人騙去干傳銷，將他人的情感騙走等等，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達到了，但他人的利益、權益等受損了，所有這些，以《導論》的修辭理論來看，根本原因在于誠信的缺失。王希杰在《導論》中說：“修辭學應當從一個標準出發，這個標準就是：交際雙方都是合格的公民，都從一個善良的愿望出發，交際的目的是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用一句話，修辭學的基本立足點在交際雙方的誠心正意之上，在此基礎上才有合作精神和禮貌態度，這才是修辭效果的最必要的條件。忘記了修辭必須建立在‘誠’的基礎之上，就是不懂得修辭學的最簡單的道理，就不可能取得好的修辭效果。”70這也可看作王氏修辭學的特色，是王希杰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不移的繼承與運用，是其幾十年來的一貫主張，從來沒有變過。從現實價值上看，這一主張意義深遠，試想人民政府執政為民，公安干警為民服務，人與人之間正常交際，兩國之間友好往來，哪一樣能離開“誠”字呢，離開了“誠”，即使說得再漂亮，也是空口白話或自欺欺人。相對于一些人認為修辭不需要立其誠等來說，或根本不提、回避這一問題的現象來說，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的回歸。書中對于特殊詞語如文言詞語、敬辭與謙詞、稱謂語、委婉語、俚俗語、隱語、黑話等也都涉及到文化因素，如書中提到古代戰爭中罵陣用賤稱蔑稱再自然不過了，但正常交際活動中或兩國友好交往過程中則必須注意禮貌原則，如此看來，關羽用“虎女安能嫁犬子”回答孫權使者便是很不得體的了。三是注重實用價值。正如王先生自己在該書“前言”中所說：“《修辭學新論》是一種理論探索，甚至可以稱之為‘修辭學學’的。《修辭學通論》主要是探討一些基本概念。《修辭學導論》的寫作，在我，是想回歸《漢語修辭學》之路，少談理論，不追求體系，講究實用。”應當說這個目的《導論》達到了。該書第五章中“補語”一節，從對信息的強弱性方面入手，提出如果需要加強信息則可把狀語轉為補語，如將“我一夜晚坐在舞場觀察你”改為“我在舞場觀察你一夜。”“一夜晚”的狀語位置變為“一夜”的補語位置，信息得到了強化，反之，將“他站起來走向樓梯。”改為“他站起來朝樓梯走。”，“向樓梯”的補語位置被“朝樓梯”的狀語位置所取代，則使信息弱化了。這樣，究竟是將一個詞語用在狀語位置還是補語位置，完全取決于表達者的目的即預期效果。如此一來，狀語補語互相轉換的目的清楚了，在實際表達時便可頭腦清醒地靈活使用，這種細致的、實用性的闡述，其它同類著作或不太重視或極少談到，顯示出《導論》的實用性與獨特性。同在“補語”一節，王希杰先生還談到述語之后補語和賓語出現的兩種次序，一種是述-補-賓，一種是述-賓-補，究竟該使用哪一種形式，取決于哪一種形式在特定的句子中是否流暢上口。然后再談到補語的超常搭配，如“大堂里一片混亂，但亂得有秩序，亂出了繁華。”等故意自相矛盾的超常搭配，表現出事物存在與發展等的實際情況與辯證關系。如此這般的一一道來，說清了其中的奧妙，點明了表達效果，為學習者根據不同情況在明理的前提下選用不同次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導論》中“話語銜接”一章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章。對于此章，李維琦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大為稱道：“如果修辭學設有諾貝爾獎，那么，這個獎應當首先發給王希杰，因為他寫了一篇這樣出色的論文。談語段或句群修辭的文章不是沒有，但寫得這樣專門，這樣深入，這樣系統，這樣生動有趣，引例是這樣的新穎精當的，可以說是獨一無二”1004宗守云先生曾抓住《導論》中“話語銜接”一章的亮點，提出該書“表層結構銜接與深層結構銜接并重”、“語言本身銜接與語體風格銜接并重”、“零度銜接與偏離銜接并重”、注意到“銜接與辭格”的關系等四大貢獻，從某個側面驗證了李先生的稱道。在此我們通過王先生細密新穎的分析所達到的實用性角度再作闡述。該章從句子之間的語義關系入手，闡明句子之間如果語義不能相互搭配，則會成為不相銜接之句子組合，此時如果用于交際便會形成交際短路，影響表達效果，說明了話語銜接的意義。然后詳細地分析了話語銜接的結構類型如并列式、順承式、輻射式及話語連接的方法如詞語連接法、語法連接法、語音連接法和辭格連接法等，每一種結構方式及連接方法均有詳實的材料予以佐證，實用性很強。如語法連接法，作者將之分為虛詞連接法，句子成分連接法和句子格式連接法三種，第一種為大家所熟知，第二種、第三種則為大家所熟視無睹，也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提及。而從語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語法書往往注重說明插入語的作用，如表示消息的來源，引起聽話人注意，表示某種推測，表示招呼、應答等，而王希杰先生從話語連接角度來談，將插入語、復指語及同位語等與不同的句子（甚至語義完全不同的句子）連接在一起，顯得合情合理，對于人們造句連文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在此之后，作者進而再將話語銜接引申到與語體的關系，當然決不忘記談談話語銜接的規則與偏離問題，因為規則是彰顯其總結的功力，也是讓讀者方便得其要領的方式，而偏離則是其“三一語言學”理論的支柱理論之一。《導論》在具體的闡述中盡顯實用價值特色，舉例來說，語體的話語銜接問題學界談得不多，而這個問題卻是那么重要，如何才能使得闡述有用呢，書中說：不同的語體中，話語銜接的方式是不一樣的。總的說來，學術科技語體中，要求句子之間的關系必須非常明確，不允許多種解釋，于是話語銜接的特點就是，第一，深層結構同表層結構比較一致；第二，盡可能運用有標志形式；第三，有時候．有些學術科技語體甚至采用某些特殊的銜接方式。例如：……(2)美[雖然]以善為前提，[但]美[并]不是[善]。[善]是人的實踐活動或客觀對象；事物與一定社會階級的目的的相一致，[即]實踐活動的合目的性；美[則]是在這種合目的的實踐活動的過程或結果上所表現出來的對人改造世界的能動的創造性、智慧、才能和力量的現實的肯定。(王朝聞《美學概論》)審美藝術語體中，特別是詩歌中，為了追求陌生化，造成新奇感，往往采用無標記銜接。例如白居易五言絕句《勤政樓西老柳》：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第一句：樹；第二句：人；第三句：柳；第四句：春。這樹和人，柳和春，樹和人與柳和春之間有什么關系呢?“多情立馬人”是詩人白居易本人，那“半朽臨風樹”是多情的詩人給自己的一個比喻。樹和人的關系是喻體和本體的關系。常規的說法應當是：“多情立馬人就像那半朽臨風樹一樣”。“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是對喻體柳樹的進一步的描寫：這樹是柳樹，這柳樹是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栽種的，現在是長慶二年(822年)春，上百年了！當然是“半朽”了。詩人出生于大歷七年(772年)，到長慶二年正好五十歲了，當然也是“半朽”了。詩人本是感情特別豐富的，而春天又是容易動感情的季節，動情的詩人遇到了多情的季節，遇到了多情的柳樹——在中國文化中柳樹是最富有感情的樹木。這四句詩的關系用散文句法來說，就是：“多情而半朽的立馬人，正如半朽而多情的臨風樹，這樹是開元年間栽種的一株柳，現在是長慶二年的春天，它快上百歲了；立馬人出生于大歷二年，現在正好五十歲。”400-403就這樣，通過不同語體話語銜接不同方式的比較，既說明了“是什么”，又解釋了“為什么”，同時又點明了表達效果，讓讀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這對于讀者讀懂詩歌并在實際運用中真正知道如何表達起到了實質性作用。這一章曾對鄭慶君的博士論文《駱駝祥子的句際關系和話語結構研究》產生重要的啟發，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它在可供借鑒、可資運用方面的實用性。此外，在充分的論證基礎上，王先生有精辟的總結：“語法學的研究是從言語的句子到語言的句子，目的是從復雜的句子中尋找到簡單的句型句式，建立句型系統。修辭學則從最簡單的句型句式出發，研究簡單的句型句式是如何復雜化的，為什么要復雜化，怎樣復雜化，各不相同的每個具體的句子的修辭價值如何。”（168頁），對于修辭學研究者來說也是非常實用的，因為它開啟了修辭學研究的思路，給修辭學研究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為研究者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之所以王先生會使《導論》呈現出這三個特色，首先得益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諳。王先生對于中國經典著作非常熟悉，尤其是對《周易》、《老子》等經典作品作過專門研究，所以在他的《導論》中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導論》聯系中國傳統文化來談辭格，如談比喻的文化制約、比喻的民族色彩，談對偶和文化，談雙關諧音雙關和雙關的民族差異等等，使人能夠知曉辭格背后的東西，看似信筆寫來，實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其次得益于他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透徹了解與創造性運用以及對詞匯、語法的全面掌握與研究。王先生在吃透了外國語言學理論特別是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敏感地觀察漢語運用事實，王先生區分了語言的句子和言語的句子，決非刻意要用到索緒爾的理論，而是要理清語言的句子和言語的句子在修辭中的位置、相互轉化關系以及要如此轉換的理由，顯然這是對外國語言學理論的繼承與創造性的運用。一方面，沒有對索緒爾的了解與堅信，不會想到這一對概念，另一方面，沒有創新性意識和研究的實際需要，不可能將之聯系到修辭學的研究之中來。其它的如談到話語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問題，比喻的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問題，雙關和話語的深層含義等問題時，精于分析闡述，正是吸取了西方語言學特別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長處，對于深層結構、表層結構理論等料熟于胸，再熟練運用，融會貫通。所以看似輕松而背后有功底，戲劇界流行的“臺上一分鐘，臺下三年功”之語，用在王先生的修辭學研究上也非常貼切。眾所周知，王希杰以修辭學研究著稱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