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書畫上的印鑒印記仰慕化為永恒古書畫上常見的清朝官私鑒藏印

印章是中國山水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統書畫中,詩、書、畫、印這四種元素既可各自獨立,又能互補共存,融為一體,共同構成傳統書畫的核心內容。中國古代書畫上的印章,主要包含有兩個方面:一是作者在書畫創作時,所加蓋的個人印鑒,它是藝術創作的組成部分,構成傳統書畫的精彩亮點;二是后人觀賞古代書畫作品時,陸續加蓋的鑒定、收藏印章。在歷代傳世書畫作品上,作者個人的印鑒往往較少,通常只加蓋有一兩枚,而后世所加鑒藏印,一般都要多于作者印,特別是在那些傳世佳作、名人名跡作品上,后人累加的鑒藏印往往更多,作品流傳越久,其上的鑒藏印也就會越多。古代書畫作品上的鑒藏印有多種多樣,它們不僅鈐蓋于書畫的空白處、畫心與裱工的騎縫處,甚至在作品裱工部分,也會覆蓋有眾多官私印章,形成了中國傳統書畫藝術品上的獨特風景。古書畫上常見的官私鑒藏印,既有歷朝宮廷、內府的收藏著錄印,又有各個時期私人藏家的秘藏章。這些官私鑒藏印因欣賞者曾經的仰慕,而被加蓋于書畫作品之上,它們伴隨這些佳作而流傳于世,聞名于世。古書畫上的官私鑒藏印,凝聚了大量文物信息,包含著眾多人文內涵,它們與古代書畫作品合二為一,相映生輝,成為我們今天鑒識古書畫真偽的重要參考對象。本文依據北京故宮、沈陽故宮、臺北故宮和遼寧省博物館等單位的收藏品,對古代書畫上常見的清朝宮廷、幾大私家鑒藏印予以介紹,望學者同仁共識共賞。一.清代中期內府的藏書流轉清朝,是以北方少數民族—滿族為核心建立的封建政權。滿人最初崛起于山海關外,其進入中原地區以后,對漢民族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充滿傾心,對凝聚著古人思想精華的書畫藝術品、各類古董器物充滿渴望。從順治、康熙朝開始,清宮中即開始大量收藏各類古代藝術品。清宮內廷收藏的書畫藝術品極為豐富,這其中既有歷朝傳世的書畫作品,也有本朝藝術家創作的書畫精品。其數量可謂浩如煙海,不勝枚舉。清宮收藏的書畫作品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來源:一是皇家內府從社會上直接收購,二是當朝官員及各地官吏、士紳等進貢奉獻,三是從一些私人藏家府中轉收而得。由于清朝宮廷在財力、聲勢上占有絕對優勢,不僅在社會上征得了大量傳世作品,還逐漸蠶食或鯨吞了不少私人收藏,如清朝著名私人鑒藏家梁清標、高士奇、安岐等人的書畫收藏,即大多數流入清宮。至清朝中期以后,社會上所存晉、唐、宋、元、明諸家作品,大多被納入清宮內府之中,清宮所藏便成為繼北宋“宣和內府”后,最具規模的古代書畫藝術品大集中(圖1)。清宮大量庋藏古代書畫藝術品,最初是出于皇帝本人的興趣與愛好,在其收藏形成一定規模后,便遵循歷朝宮廷的鑒藏形式,對這些書畫藏品進行細致的鑒定和注錄工作。因此,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宣統等幾位皇帝不僅在從政之余欣賞書畫,還會在藏品上加蓋自己的鑒藏印章。至清代中期,宮廷中開始正式進行書畫藏品的鑒定、注錄活動。乾隆朝,高宗皇帝弘歷醉心于古代藝術品收貯,特別對古代書畫作品,則更為著力,如癡如醉。他除了在珍愛的書畫作品上題詩題字,還要不斷加蓋自己的收藏印章甚至個人閑章。據統計,乾隆皇帝一人所用的各類鑒藏章、閑章就多達數千枚,這也使他成為在古代書畫上鈐蓋鑒藏印章最為豐富的一個。乾隆皇帝在書畫作品上加蓋各類印章的同時,為了更好收藏和注錄這些書畫藏品,他傳旨按照自己的鑒藏印,對宮內書畫進行注錄和造冊,并按照藏品的收貯地點,加蓋宮殿特定藏印,從而形成清宮書畫收藏和注錄的清冊,即所謂《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初編、續編等重要典籍。嘉慶朝,仁宗皇帝琰參按高宗皇帝的做法,繼續編撰了《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收入一些新的書畫藏品,從而進一步充實了宮廷書畫的注錄內容。時至今日,《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等清宮書畫注錄清冊,已成為人們研究古代書畫的重要資料。由清朝皇帝御用鈐蓋的“乾隆五璽”、“乾隆七璽”、“嘉慶五璽”、“嘉慶七璽”、“宣統藏印”等,甚至成為書畫拍賣市場追逐的熱點(圖2)。1.乾隆十二年714年《秘殿珠林》,主要是注錄清宮書畫中與宗教有關的各類書畫作品。乾隆八年(1743年),由清宮詞臣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奉敕編撰,乾隆九年(1744年)成書。共二十四卷,專門刊載清內府所藏屬于釋典道經的各類書畫和石刻、木刻、織繡等藝術品。對于編入《秘殿珠林》的清宮書畫,其上必定會鈐蓋“秘殿珠林”朱文長方印。2.乾隆十年約理性十年,約4005年《石渠寶笈》,主要是注錄清宮書畫中除宗教題材以外的各類書畫作品。乾隆九年(1744年),由清宮詞臣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莊有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等奉敕編撰,乾隆十年(1745年)成書。共四十四卷,著錄清宮內府所藏除釋道題材之外的歷朝書畫。作品按宮內收藏地點為排序,以“千字文”字頭編撰,詳細記載作品的名稱、質地、尺寸、款識、前代鑒藏印、題跋以及清內府印記、乾隆皇帝過目的題跋、詩文等等。對于編入《石渠寶笈》的清宮書畫,其上必定鈐蓋“石渠寶笈”朱文長方印(圖3)。3.乾隆五年約400年《秘殿珠林續編》和《石渠寶笈續編》,是在初編基礎上編撰而成,仍按宗教題材和非宗教題材而進行分類。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由清宮詞臣王杰、董誥、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王保、瑚圖禮、吳省蘭、阮元、那彥成等奉敕編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成書。共四十冊,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正編未錄的歷朝書畫及臣工新獻的作品。部首列有總目,每件詳加記載,但作品不分等次。對于編入《秘殿珠林續編》和《石渠寶笈續編》兩書的清宮書畫,其上要分別鈐蓋“秘殿新編”(朱文圓印)、“珠林重定(白文方印)”或“石渠定鑒”(朱文圓印)、“寶笈重編(白文方印)”,而且均要兩兩組合使用,不可僅用一印或錯亂用印。4.《秘殿珠林》等二十二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是在初編、續編基礎上編撰而成,所有內容均參照舊有程式編定。嘉慶二十年(1815年),由清宮詞臣英和、黃鉞、姚文田、吳其彥、張鱗、顧皋、朱方增、吳信中、龍汝言、沈維、胡敬等奉敕編纂,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成書。共二十八函、一百十二冊,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正編、續編未錄的書畫作品。書前有總目,每卷前又列分目。對于編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的清宮書畫,其上要分別鈐蓋“珠林三編”或“寶笈三編”印(圖4)。5.新制印章的使用清宮書畫鑒藏印種類繁多,既有獨立使用的,也有幾枚印章組合套用的,而且用印位置十分講究,形成清宮用印的特殊方式。清宮鑒藏印大量組合使用,主要在乾隆、嘉慶和宣統朝,其最常見的形式有:“乾隆五璽”、“乾隆七璽”、“乾隆八璽”、“嘉慶五璽”、“嘉慶七璽”以及“宣統印璽”等等。此外,乾隆皇帝書畫鑒藏印還有另外一些小型組合,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也是較為固定的套印組合。這些別具一格的鈐印方式,為我們欣賞和鑒定古代傳世書畫,提供了最理想的參照物。(1)“乾隆五璽”及其鈐印位置“乾隆五璽”,是乾隆朝在宮廷書畫藏品上最常用的組合鑒藏印。這五枚璽印不僅印文不同,造型各異,在書畫作品上的鈐蓋位置也各不相同。所謂“乾隆五璽”分別是:“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圖5)(另有“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璽、“乾隆御覽之寶”白文方印,這兩方璽印一般不做配套使用,只在少數作品上鈐蓋)、(圖6)“乾隆鑒賞”白文圓印(作品鑒定為上等的,則加蓋此印)、(圖7)“秘殿珠林”(圖8)或“石渠寶笈”朱文長方印(圖9)(這兩方印在書畫上必須分別鈐蓋,不能出現在同一作品上)、“三希堂精鑒璽”朱文長方印和“宜子孫”白文方印(此二方印要組合使用,而且用印形式必須是上下連鈐)(圖10)。“乾隆五璽”在書畫作品上鈐蓋使用時,通常要按固定的位置依次鈐記。其“五璽”位置分別為:“乾隆御覽之寶”,鈐于書畫作品上部中間(有的鈐于作品上部右側);“乾隆鑒賞”,鈐于作品上部左側(個別的鈐于上部右側),其印水平位置往往要略低于“乾隆御覽之寶”;“秘殿珠林”(或“石渠寶笈”),鈐于作品中部右側(個別的鈐于中部左側),其印水平位置要低于“乾隆御覽之寶”印;“三希堂精鑒璽”,必須要與“宜子孫”連用,兩印大多鈐于作品中部左側(極個別的鈐于作品中部右側),其印水平位置要低于“乾隆鑒賞”印(圖11)。“乾隆五璽”的組合使用,有著極為標準的形式,這與清朝宮廷嚴格的內廷制度有直接關系。“五璽”的印文及標準的用印位置,成為我們今天鑒定古代書畫真偽的一個工具,許多粗劣造假者不懂清宮用印規矩,以假“五璽”在仿品上胡亂加蓋,僅僅從其鈐印位置即可看出破綻(圖12)。但是,“乾隆五璽”用印并不是一程不變的,有時它也會按皇帝的個人喜好或作品構圖的需要,在用印時略有變化,甚至將“五璽”減少使用,減至“三璽”、“二璽”甚至“一璽”。因此,我們今天利用“乾隆五璽”進行書畫鑒定時,也應從綜合方面予以考量。(2)“乾隆七璽”以及鈐印位置“乾隆七璽”,即是在“乾隆五璽”之上,另加兩枚新制印章,這標志著被鈐蓋印章的書畫作品十分重要,也意味著宮中收藏與鑒定工作的延續及深入。從清宮傳世藏品來看,其上加蓋“乾隆五璽”的書畫非常之多,但這些藏品并非都被納入《秘殿珠林》或《石渠寶笈》清冊內,有相當多的作品雖然鈐有“乾隆五璽”,實際上卻并未被宮廷典籍所注錄。而宮廷藏品上加蓋“乾隆七璽”的情況卻略有不同,宮中書畫上一旦被加蓋“乾隆七璽”,就證明該件藏品屬于上佳作品,或是已被《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收入,或是直接被《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所注錄,其重要性已不復待言。“乾隆七璽”另加增加的兩枚印章,即是“秘殿新編”朱文圓印和“珠林重定”白文方印(圖13)(或者是“石渠定鑒”朱文圓印和“寶笈重編”白文方印)(圖14)。在兩印使用過程中,因清宮對宗教題材書畫和其他類書畫在注錄時要截然分開,所以這兩套印章絕對不可交叉用錯,“秘殿新編”印下,一定套用“珠林重定”;“石渠定鑒”印下,則一定是“寶笈重編”。“乾隆七璽”通常使用的位置,除以上所述“乾隆五璽”較為固定外,“秘殿新編”和“珠林重定”(或者是“石渠定鑒”和“寶笈重編”)兩枚組合印,一般要鈐于書畫作品的右側中部(極個別的鈐于左側中部),兩印可在“初編”印的下部,亦可在其上部。(3)“乾隆八璽”以及鈐印位置“乾隆八璽”,即于“乾隆七璽”之外,另加一枚“殿座印”(亦稱殿座寶、殿座章)。所謂“殿座印”,即為宮殿名稱印,是以該印標明此件書畫當時收貯哪座宮殿。“殿座印”一旦鈐蓋,也會在《秘殿珠林》或《石渠寶笈》注錄中有明確登記。清宮“殿座印”并非一枚,而是刻有多方,主要是指幾個大量存放清宮書畫的固定宮殿,如有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寧壽宮等處。這樣,收藏清宮書畫的“殿座印”即有“乾清宮鑒藏寶”、“養心殿鑒藏寶”、“重華宮鑒藏寶”、“御書房鑒藏寶”、“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靜寄山莊”、“學詩堂”等等。它們多數均為朱文、長方形,也有少數為白文、橢圓形、正方形的(圖15-14)。“乾隆八璽”通常使用位置,除以上所述“乾隆七璽”外,“殿座印”用印也十分講究。它在手卷式書畫藏品上,一般要鈐蓋于作品的中上部;在立軸式書畫藏品上,一般在作品左右兩側中部鈐蓋;在冊頁式書畫藏品上,則在作品中上部或左右兩側中部均有鈐蓋。另據清人徐珂《清稗類鈔》記載:僅有“乾隆五璽”而未鈐蓋宮中“殿座印”者,應為原藏圓明園,后被移入宮內并被《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注錄的內府書畫。(4)乾隆帝其他鑒藏璽印乾隆皇帝御用鑒藏印非常重多,不可一一而言,歸納起來,他常用的書畫鑒定印主要集中于幾類,如有“古稀天子”、“古稀天子之寶”,“乾”、“隆”連珠龍紋印、“三希堂”、“淳化閣圖書珍秘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賞之寶”、“壽”字印、“避暑山莊”、“圓明園”等璽印(圖16-1、2)。乾隆皇帝的其他鑒藏印,或是獨立鈐蓋,或是按制組合,有的甚至與其他少見印章構成新式組合。乾隆御用鑒藏璽印,另有一些較為固定的組合形式,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三印,“乾隆田黃三鏈章”、“乾”、“隆”連珠印等等,它們均是組合在一起而使用(圖17)。(5)“嘉慶五璽”以及鈐印位置“嘉慶五璽”,是清仁宗琰按照“乾隆五璽”樣式,而重新制作的宮廷鑒藏印,它的款式及印文均與乾隆朝相同,只是將“乾隆”改鐫為“嘉慶”而已。“嘉慶五璽”分別為:“嘉慶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圖18)(另有“嘉慶御鑒之寶”朱文大方璽、“嘉慶御覽之寶”白文正方印,這兩方璽印一般也不配套使用,只在少數作品上鈐蓋);“嘉慶鑒賞”白文圓印(圖19)、“秘殿珠林”(或“石渠寶笈”)朱文長方印、“三希堂精鑒璽”朱文長方印、“宜子孫”白文方印。其中,“秘殿珠林”及“石渠寶笈”兩印為乾隆朝舊制,其余印章均為新制。“嘉慶五璽”的使用位置與“乾隆五璽”用印基本相同。但“嘉慶五璽”在鈐蓋時,還要參照“乾隆五璽”鈐蓋的具體情況,采用組合或者分散形式使用:若書畫作品上原來已鈐有“乾隆五璽”,則只要鈐“嘉慶御覽之寶”、“嘉慶鑒賞”兩印即可;若書畫作品上原來并無“乾隆五璽”,或者僅有“乾隆御覽之寶”一印,則要同時加鈐“嘉慶五璽”。值得注意的是,嘉慶朝所使用的“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兩枚方印均為新制,它們雖與乾隆朝“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兩印形制相同,但仔細對比,它們之間還是有許多不同之處。如“三希堂精鑒璽”印,乾隆朝和嘉慶朝在“三”、“堂”、“精”、“鑒”等字結體上,皆存在一定不同;“宜子孫”印,乾隆朝印轉筆多圓弧,而嘉慶朝轉筆多直角,字體差異明顯(圖20-1、2)。(6)“嘉慶六璽”、“嘉慶七璽”以及鈐印位置“嘉慶六璽”,即在“嘉慶五璽”之上,另外加“珠林三編”朱文方印或“寶笈三編”朱文方印。“嘉慶七璽”,即在“嘉慶六璽”之上,再加“秘殿珠林所藏”朱文方印或“石渠寶笈所藏”朱文方印。“嘉慶七璽”在書畫作品上,不一定要同時鈐蓋。對于這兩方印章的使用,清宮中有明確規定,即“恭遇列圣宸翰、皇上御書”,具體宗教題材的,則鈐蓋“秘殿珠林所藏”;其他非宗教題材的,則鈐蓋“石渠寶笈所藏”(圖21)。至于“嘉慶六璽”、“嘉慶七璽”的用印位置,也與“續編”用印位置大體相同,基本要處于“初編”用印之下。(7)宣統朝印璽以及鈐印位置宣統朝是清朝最末一代,大清由此覆亡,但小朝廷卻于書畫鑒藏用印上,著力較多。宣統朝鑒藏印璽主要有:“宣統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圖22)(另有朱文大方璽,不常用,有時亦單獨使用)、“宣統鑒賞”朱文方印、“無逸齋精鑒璽”朱文長方印。(圖23)此外,清末光緒和宣統朝,另有“慈禧皇太后御覽之寶”、“隆裕皇太后御覽之寶”等太后璽印,說明直到晚清時期,清宮鑒藏書畫活動仍然按宮廷舊制,一直持續進行,只是規模遠非從前。“宣統御覽之寶”主要鈐蓋于書畫的中上部,但一般要避開乾隆、嘉慶等朝的璽印。“宣統鑒賞”方印和“無逸齋精鑒璽”長方印,兩印通常要以連珠印形式,采用上下鈐蓋方式,其用印位置往往要在乾隆、嘉慶朝諸印之下。二.內府宮廷—清朝主要私人鑒藏印清代,承繼前代文物收藏余韻,私家收藏十分流行,對歷朝古董、字畫、瓷器等更是萬般推崇。“康乾盛世”時期,社會上受到宮廷收藏風氣影響,鑒古藏寶之風愈熾。私人所藏雖不具宮廷實力之大,但也頗具規模,有的因為在宮廷之先,而倍受皇室關注。最終,許多私家珍藏也匯聚到內府宮中。有清一代,主要私人書畫鑒藏家有孫承澤、梁清標、高士奇、宋、卞永譽、安岐、畢瀧、畢沅、吳榮光等人。清代中期以后,因歷代傳世名品多被收入清宮,社會上書畫珍藏日益稀少,致使民間藏家轉向近世和考古、碑刻等收藏。1.林清:清康熙年間的實踐梁清標(1620—1691年),字玉立,又字棠村,號蕉林,又號蒼巖,直隸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翰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擢保和殿大學士,二十七年(1688年)任相國。收藏書畫有“甲天下”之名。其鑒藏印有“梁清標印”、“棠村”、“河北棠村”、白文“蕉林居士”及“棠村審定”印、“蕉林”、“蕉林書屋”、“蒼巖子”、“冶溪漁隱”、“玉立氏印章”、“觀其大略”、“家在北潭”、“凈心抱冰雪”、“無垢”等。梁氏所用印文、印泥非常精良,不易仿制,后世能仿者較少(圖24)。2.藏書的鑒定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賜號筆窗,浙江平湖人。官至禮部侍郎,因身居高位,書畫收藏益豐。編著《江村消夏錄》、《江村書目錄》(書中對每件書畫有鑒定評語,書寫“永存秘玩”者為真品且價值昂貴,寫“進”、“送”字樣為進呈內府和饋贈親友,多為贗品且價值低廉)。其鑒藏印有“士奇”、“澹人”、“竹窗”、“江村”、“生香樂意齋”、“蕭兀齋”、“簡靜齋”、“蔬香園”、“紅雨軒”、“朗潤堂”、“高氏巖耕草堂藏書之印”、“高氏江村草堂珍藏書畫之印”等(圖25)。3.放探究書,《書》宋犖(1634—1713年),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津山人,晚號西陂老人、西陂放鶴翁,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書。博學嗜古,工詩詞古文,與王士禎齊名。精鑒賞,富收藏,亦善書畫。著有《漫堂書畫跋》等籍。其鑒藏印有“牧仲”、“宋犖審定”、“西陂詩老書畫府印”、“商丘宋氏收藏圖書”、“商丘宋犖審定真跡”等(圖26)。4.《漢軍嘴唇書》卞永譽(1645—1712年),字令之,號仙客,遼寧蓋縣人(一說河南人)。隸籍漢軍鑲黃旗,官至刑部左侍郎,政務之余精于收藏。編著《式古堂書畫匯考》。其鑒藏印有“仙客”、“卞令之鑒定”、“卞令之氏”、“令之清玩”、“式古堂書畫印”、“式古堂雅玩記”等(圖27)。5.清藏印書來源安岐(1683—?),字儀周,號麓村,亦號松泉老人。原為朝鮮人,先世加入旗籍,居天津。本人在揚州從事鹽務,并熱心于收藏。編著《墨緣匯觀》。其鑒藏印有“儀周鑒賞”、“儀周珍藏”、“麓村”、“安氏儀周圖書之章”、“安岐之印”、“安儀周家珍藏”、“朝鮮安岐珍藏”、“朝鮮人”、“翰墨林”、“無恙”、“心賞”、“古香書屋”、“恩原堂”、“御題圖書府”等。(圖28)。今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騰飛,在民間資本、私人藏家有力推動下,大陸文物收藏熱潮也一浪高于一浪。在這種大環境下,傳統書畫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