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實驗化與理論解釋

問題：我們知道，實驗經濟是過去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區別之一，經濟的實驗趨勢已經悄然形成。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主流經濟學團體對實驗仍然持強烈的懷疑態度。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主流經濟學家們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承認實驗方法及其重要性?導致這種態度轉變最主要的原因何在?丹尼爾·豪瑟: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經濟學中的第一個實驗是由EdwardsChamberlin在1948年完成的,而后VernonSmith在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我想,這篇文章才是我們理解實驗經濟學的開始。VernonSmith的文章發表于1962年,到今年正好是半個世紀。許多理論經濟學家普遍存在一種看法,即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都是不可實驗的,因為他們感興趣的現象并不容易在實驗室中進行研究。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實驗不能幫助理解我們想要解釋的現象。所以,實驗被接受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這也是不少人以及許多有創意的思想家不斷努力的結果,比如VernonSmith。VernonSmith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夠用理論證明,為什么、如何以及在什么條件下,實驗室實驗可以被用于研究經濟學家所關心的現象。在這些努力之下,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可以通過設計實驗來幫助我們解釋遇到的和感興趣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已經涉及從微觀到宏觀的各個領域。羅衛東:豪瑟教授從科學社會學的視角概要地闡述了實驗經濟學興起過程中早期實驗科學團體的努力,我想從范式轉變的視角談談這個問題。按照庫恩的觀點,常規科學的革命往往與研究范式的轉變相關,而研究范式的轉變往往發生在基于較多變量的復雜解釋被基于較少變量的簡單解釋替代的時候。如果一個學科無法實驗化是因為老范式所關注的變量難以操控,那么當關注可操控的變量的替代性范式出現時,實驗化的契機就出現了。也就是說,一個學科是否可以實驗取決于當時的理論狀態:當不歡迎實驗的范式占據該學科的主導位置時,實驗研究是沒有發展空間的;而當不歡迎實驗的范式受到挑戰而契合實驗研究的范式得以成長時,實驗的機會就來了。實驗經濟學發展的曲折過程與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兩個范式變遷是密不可分的,一是博弈論的興起和發展,二是一般均衡理論遇到困境和危機以及替代性分析框架的興起。JohnvonNeumann與OskarMorgenstern的工作給經濟學研究范式帶來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種影響包括他們給經濟學帶來了可實驗的機會。這種機會的出現與博弈論本身的特質有關。一方面,博弈論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不完全的。許多早期的博弈論學者如JohnNash、MerrillFlood和ReinhardSelten等在解出博弈的理論解時,自然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均衡情況是否也會出現在現實中(1),這種想法因為博弈論常常伴隨著的多重均衡問題而更為凸顯。另一方面,博弈論自產生之初就擁有一個完美的、適合在可控的實驗室中進行檢驗的簡單結構:只有數位參與者,基于個體決策,有明確的均衡預測。博弈理論家們還發展出一些簡單精致的博弈模型,如囚徒困境、最后通牒博弈等等。可以說,博弈論是一種呼喚實驗的理論。于是在20世紀50年代,獨立于Chamberlin所開創的市場實驗,在普林斯頓和蘭德公司等當時博弈論學者活躍的陣地中,那些具有很深自然科學背景或與心理學有緊密聯系的學者們開創性地實施了一些有關決策理論和博弈論的實驗研究,力圖對那些建基于數理推導的預測進行檢驗。然而,博弈論給實驗經濟學帶來的契機僅限于此。與博弈論的發展歷程一樣,實驗經濟學在開始時一直得不到主流經濟學團體的承認。這種狀況的出現與當時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狀況有關。邊際革命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經濟學已發展成一個精致的理論大廈。這座大廈的基石就是被奉為經濟學基礎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所有經濟學分支都必須從這里衍生才能獲得合法性。在推崇演繹和從內部發現公理的一般均衡理論家們看來,沒有任何實驗的必要。即使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找到一些經驗事實存在的必要性,那也無須用實驗來證實。他們找到的方法是來自TrygveHaavelmo的自然實驗思想———計量。從個體主義出發的一般均衡理論與其他一些從個體交往或社會群體出發的理論框架,如工業組織、公共選擇、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等理論都是相沖突的,而正是在這些理論框架中,實驗發展得最好。綜合這兩個方面的結果,以一般均衡理論家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者及其追隨者們直接忽視了實驗這種方法。于是不難想象,為什么在一般均衡分析理論占據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時,實驗經濟學沒有獲得真正的發展。也正因如此,當一般均衡理論遇到困境,許多替代性理論再度興起并對其形成挑戰時,實驗經濟學發展的契機也隨之到來。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般均衡理論及其檢驗方法在理論與經驗上遇到了棘手的麻煩。在理論上,人們逐漸發現,除了存在性,競爭性均衡的唯一性、穩定性、比較靜態乃至動態屬性等問題都無法解決;在經驗上,計量估計方法的局限性在各種挑戰經典假設的問題的沖擊下日益凸顯,再加上自然田野數據的約束,一些學者開始呼喚替代性方法的出現。于是,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的機會就出現了。在這種范式的轉變中,主流經濟學家突然發現,經濟學實驗與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并非那么地不兼容。于是,接受并支持實驗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問:雖然當前經濟學家已經越來越依賴于使用實驗來觀察經濟世界、理解人類行為,然而即使在國際上,仍然有許多學者,尤其是奉行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學者無法接受實驗。他們認為,社會科學是無法實驗的。實驗方法本質上也是一種抽象的、個體主義的研究路徑,而人是無法從其所處的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情景中抽離出來的。不知兩位學者如何看待這些批評?丹尼爾·豪瑟:對于實驗經濟學,尤其是實驗室實驗而言,批評意見很多。Falk和Heckman最近完成的這一文章總結了對實驗經濟學的批評,并就許多批評進行了討論。在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當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時往往會想,在我們的工具箱中哪種工具最適于回答這個問題呢?顯然,并不是對每一個問題來說,實驗經濟學尤其是實驗室實驗都是正確的工具。有些問題我們確實只能用其他方法作出解答,尤其是那些要求我們真正考慮大規模的個體互動的問題。實驗室實驗可以幫助我們回答的僅是由幾十人組成的小規模群體互動問題,而非人們感興趣的每個問題。有些問題是可以使用小規模群體的實驗室程序來回答的,比如,市場是如何運行的?真實的人在市場環境中如何進行真實的決策?什么機制可以促進市場的效率?VernonSmith及其同事就用實驗成功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成功的例子還有許多。雖然這些成功都是在小規模的實驗室實驗環境中實現的,但能夠證明實驗確實有助于解決經濟學家關心的許多問題。羅衛東:這里所涉及的問題本質上是關于實驗方法可行性的社會科學哲學問題,其中,最大的質疑針對的是實驗室實驗因過度抽象而喪失真實性這一點。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就是找到一種情形效應(treatmenteffect)。實驗室實驗研究的基本思路遵循穆勒所提倡的幾種經驗求知方法中的差異法,也即找到兩個比較組,在這兩個比較組之間,除了一個因素不同外,其他所有因素都保持一致,通過觀察兩個比較組的結果的差異,在這個不同的因素與結果之間建立因果聯系391。沿著這一方法,抽象成了必需的步驟。因為現實中要找到兩種其他因素完全一致而僅有一個因素有別的情形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無法滿足常規性的研究需求,于是利用受控實驗去“復制”或“仿造”某種情形效應的需求也就應運而生。不過,確實有不少學者認為實驗經濟學家的努力有些不著邊際,以至于無論他們怎樣創新實驗技術,還是無法逼近真實世界。對于這種懷疑,我們需要為實驗經濟學家作一些基本的辯護。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世界,社會科學的基本任務也在于理解并解釋人及其群體的行為。就分析科學的基本范型而言,不管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是理論的還是實驗的,研究者都需要對世界作必要的抽象和簡化,非此則無法構建模型。衡量此類分析科學有效性的標志在于,它們是否能夠獲取關于研究對象“最為普遍的一些重要特征”的認識。在這里,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于社會科學家可否用實驗的方法來認識復雜社會體系中的因果關系,而在于如何處理理論和實驗技術設計方案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能否創造出一種最大限度地控制理論前見的純粹技術來制造出一個“現實”環境,或者能否通過某種技術對現實(人性和決策環境)的復雜性進行可靠的篩選,去掉無關緊要的部分,保留關鍵的元素?如果可以,或者說,這樣的努力是有希望的,那么我們就不應該在方法論的層面拒絕實驗室實驗的嘗試。實驗經濟學幾十年的發展歷史已經表明,實驗室實驗在幫助人類理解自身時,有其特殊的無法替代的發現功能。退一步說,實驗室實驗過程同樣也是人類各種真實生命過程的一種類型,正如在教室里的閉卷考試也是人生全部考驗的一種類型一樣。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人類在受控實驗的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征,這種實驗就其自身而言必然是真實的。將此種特征與自然情境中表現出來的特征進行比對,同樣是一種有助于發現和理解人類自身的饒有趣味的研究活動。正如Plott所說:“實驗室建立的經濟與現實經濟相比可能特別簡單,但卻一樣地真實。真實的人被真實的激勵所驅動,因為真實的天賦和真實的局限作了真實的決策,犯了真實的錯誤,并為其行為后果而真實地悲喜。”我們需要從哲學上探討實驗室實驗“真實性”的本質含義,不過這不是本訪談的主題。當然,我們即便可以期待實驗室實驗在科學發現中的有效性,也不應該夸大這種科學發現在實踐中的意義。原因并不在于這樣的實驗不能發現人類行為的規律性,而在于真實生活世界中的行為者因為無知而犯錯其實是生活實踐的必要部分,是生命作為一種過程的意義的重要來源。所以,如果人們按照實驗經濟學家的指導而得以避免選擇上的錯誤,那么他們常常也會偏離了真實生活所創造的幸福。而且,如何防止合成謬誤的可能性也成為實際的問題。問:近年來田野實驗(fieldexperiment)的興起對于外部有效性薄弱的實驗室實驗而言是一個有效的補充。不過,來自田野實驗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實驗室實驗帶來了沖擊。因為雖然許多田野實驗進一步確證了實驗室結果的穩健性,但也有許多田野實驗在變化了一些關鍵變量之后獲得了挑戰實驗室結果穩健性的結果。即使是在那些確證實驗室結果穩健性的田野實驗中,研究者同樣發現,納入個體信息和情境信息有助于更好地解釋實驗結果的方差。兩位學者是否可以談談證明了情境的重要性的田野實驗給實驗室實驗帶來哪些挑戰或機會?丹尼爾·豪瑟:這是一個好問題,這一問題在Falk和Heckman那里也有所討論。人們在決策時無疑是依賴情境的,如果經濟學家想回答的問題關乎人們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決策,或在特定環境中的具體決策類型,那么,在特定環境中進行研究就很有意義了。例如,在一個藥品試驗中,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女性對某種膽固醇的藥物有何反應,那我們當然不會去研究男性對某種高血壓藥物有何反應。同樣的邏輯對于經濟學家來說也是成立的。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非洲人對某種類型的市場交往有何反應,那么就應該研究非洲人對這種類型的市場的反應,而非其他人群的反應。所以,如果我們的問題是與某個特定領域中某個特定的群體有關的具體問題,那就需要走出實驗室,如藥物試驗那樣研究我們的對象。但是,現實中還存在許多并不依賴于特定場景的問題,它們與地點無關,而是關于人們如何決策的一般性問題。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經濟人假設,即每個人都試圖最大化其效用。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假設,關乎每一個時間點下的每一個人。我們在檢驗這個假設時,就可以用來自任何地方的被試。你可以讓他們坐在實驗室中,讓他們玩獨裁者博弈(DictatorGame),然后觀察他們是否會作出分享金錢的決策。如果會,那么他們的行為就會對完全理性假設構成挑戰。因此,當考慮的是一個與個體、群體特性或情境環境無關的理論時,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檢驗它。而如果問題依賴情境或時空,就需要在檢驗時納入情境。真正的挑戰在于必須知道什么時候需要走出實驗室,到一個具體環境中開展研究。我不認為田野實驗會給實驗室實驗帶來挑戰。田野方法給所有進行經驗研究的人都帶來了挑戰,這種挑戰就是要知道什么情況下田野實驗是合適的工具。你可以使用更為一般化的實驗室實驗去除情景,也可以用更為具體化的田野實驗納入情景。于是,對那些想要研究如何設計制度以促進交易、增進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的人來說,挑戰就來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時需要走進實驗室,有時又要走向田野。但區分什么時候該走進實驗室,什么時候該走出實驗室便成為一個真正的挑戰。羅衛東:豪瑟教授說得沒錯,我們不能斷言在面對異質性的問題時,一類方法絕對地比另一類方法要好或者壞,我們必須清楚自己要完成何種研究任務。正如我們不能用數學符號來寫小說,或者用詩的語言去表達數學真理一樣。每種工具都有其優勢和劣勢,有各自的用武之地。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任務與方法的匹配。在這里,我們可使用有用性和有效性兩個標準來進行判斷,前者是指在某種科學標準的約束下,一種方法能否用來處理一類問題,后者指的是這種方法能否經濟地處理問題。所謂好的方法,乃是指在處理特定問題時不僅能用,而且經濟。回到實驗的類型學也許有助于我們在一個更廣的實驗方法譜系中探討這一問題。Harrison和List通過識別六種要素(被試池的性質、被試帶到任務之中的信息的性質、商品的性質、任務或者所應用的交易規則的性質、彩頭的性質、被試運作的環境),把控制實驗分為普通的實驗室實驗、人工實施的田野實驗、框架化的田野實驗以及自然田野實驗。如果再把Haavelmo所強調的自然實驗思想納入考慮(1),那么就可以得到一個實驗研究的類型學譜系:譜系的最左端是實驗室實驗,而后是改變被試池的人工實施的田野實驗,再接著是改變了被試池之外的其他要素但告知被試他們在參加實驗的框架化的田野實驗,緊接著的是改變了一些要素但沒有告知被試他們在參加實驗的自然田野實驗,最右端是自然實驗。不考慮研究任務的性質,一般而言,沿著這一譜系從左往右,控制性在弱化,實驗結果的內部有效性在弱化;但與此同時,真實性卻在提高,實驗結果的外部有效性也在提高。所以,研究者需要清楚地了解這些類型的方法適合于解決哪些類型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可以運用有用性和有效性這兩個標準來對各種類型實驗包括田野實驗的可行性作出判斷。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關注不同類型的實驗在認識復雜社會行為中的累積性的效果,在訓練學生的教學活動中,這一點尤為值得重視。在美術教學中,學生的素描訓練是從摹畫幾何形狀簡單的石膏模型開始,熟悉關于物體輪廓、光線明暗的一般特征,然后再進入石膏頭像的摹畫,然后再用真人模特,而在創作一幅作品的時候,他們已經懂得刻畫各種物體自然特性及其相互關系。在某種意義上,社會科學實驗類型的不斷遞進與這個過程相似。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實驗不僅適合解決不同類型的問題,同時也有助于訓練人們對某一類社會問題的感知能力,塑造學習者關于社會事務的簡單與復雜方面的正確認識。還有一點也是需要關注的:實驗室實驗和田野實驗具有互補甚至相互促進的作用。事實上,一個受過實驗室實驗變量控制技術訓練的研究者會比沒有受過訓練的新手更能夠找準田野實驗的機會和切入口。反過來,當研究者將田野實驗與實驗室實驗同時用于某個特定問題而獲取的數據差異就具有重要的比較價值,當兩者的數據相吻合,可以提供更為確定和更有說服力的推斷;當兩者相悖時,意味著設計更好的實驗室實驗的機會出現了。總之,籠統地認定田野實驗會給實驗室實驗帶來挑戰是武斷的,兩者存在著并行、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和互相替代等多種可能性。問:雖然相較于以往的方法而言,實驗方法確有其優勢,但實驗方法顯然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經驗研究方法。據我所知,豪瑟教授就一直在提倡把計量方法引入到實驗數據的分析之中,開創實驗計量學的新領域。豪瑟教授可以稍微就此作一些介紹,并談談您推進這一方法的動機嗎?也請羅教授談談實驗計量學。丹尼爾·豪瑟:實驗計量學是計量經濟學和實驗統計學的組合。如果看一下實驗文獻中使用的統計種類,所用的工具需要處理的幾乎就是兩三個樣本或者五六個樣本之間的平均值有何差異,或者以參數估計和非參數估計來求得均值或中位數的差異,這些都很重要。但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還有其他問題需要回答。我們要考慮結構性參數,考慮決策過程,要從實驗數據中推出這些參數。實驗計量學是關于如何設計實驗而使我們可以推出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參數序列,或綜合實驗和統計的方法以獲知人們不同決策類型等領域的研究。每個人的決策行為都是不同的,這種不同體現在很多方面。鑒于此,我們就會想,如何刻畫出這些差異?如何理解這些差異?如何理解這些彼此不同的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在實驗室中,我們可以創設出在自然環境中看到的市場結果并進行分析。總之,實驗計量學就是一門通過實驗設計中的推斷來加深我們的理解的學科,它可以指導我們如何設計實驗,如何從實驗被試的決策特征中合理地獲得我們所關注的信息。羅衛東:實驗獲取的數據與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社會統計數據無論是在形態上還是在性質和功能上,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適用于經濟社會統計的分析技術未必能夠用來較好地分析實驗數據,需要發展出針對性更強、功能也更為專業的分析技術。因此,豪瑟教授的倡導是非常有意義的。當然在這個方面確實存在特殊的困難,因為實驗室實驗獲取的數據表征的其實是規則(正式或非正式的)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存在某種自身發生的邏輯,而實驗計量學或試驗統計學需要理解并涵蓋這種邏輯。也就是說,發展這樣的計量技術需要進行元理論的準備,這一點或許是它與一般統計學甚至是生物統計學、心理統計學這類技術的最大差別。問:我們知道,不僅在實驗經濟學家和非實驗經濟學家之間,而且在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這兩個姐妹學科的研究者團體之間也存在激烈的爭論,不管是在研究內容上還是在方法論問題上。兩位學者對這種分歧有何看法?這種分歧對這兩個學科的發展是否會有影響?丹尼爾·豪瑟:我認為,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證明了一點,即這兩個群體要比一般認識到的更為接近。在這兩個群體之間,重疊之處和共同興趣要遠多于分歧。就像一個家庭的兩個成員,它們也難免會在側重點上出現差異。而且因為共同點很多,所以分歧點也就顯得更為明顯。如果這么看,那它們之間確實存在一些分歧。一方面,行為經濟學家更注重人們決策背后的心理機制,他們在人類決策體系中的偏差和啟發式上下了大工夫。他們注意到,人們的決策方式與經濟學家所強調的理性決策方式是不同的,這就造成了這兩條路線上的學者對偏差和啟發式的不同反應。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偏差在市場環境中并不會帶來什么大的影響。雖然在沒有市場的個體情境中研究個體行為時偏差和啟發式確實存在,但當換個環境,把人們置于市場環境中研究其經濟行為時會發現,大部分的偏差和啟發式都消失了———人們的行為因為市場制度而得到規范。也就是說,與行為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關注的個體決策環境不同,實驗經濟學家更關注的是市場環境下的人類行為,這是兩者的差異之一。另一方面,經濟學家認為,即便存在偏差和啟發式,也可能只是因為在做實驗時沒有使用凸顯性的報酬,即被試沒有因為其工作或決策而獲得報酬。這確實是心理學文獻的普遍做法。經濟學家對這種做法的擔憂由來已久。他們認為,心理學家在實驗中所獲得的結果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他們的被試沒有獲得凸顯性的報酬。這種觀點背后的邏輯在于,如果你在支付報酬時沒有與被試的行動相關聯,不是依據他們的行為支付報酬,那么他們就不會關心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就不會有盡力做好的激勵。于是,你就不能從中獲得顯著性的結論。這就是經濟學家強調引入凸顯性報酬的緣由。心理學家對此的回應是,被試努力表現的行為動機有很多,研究者無須為激勵而激勵。經濟學家則以實證研究回應。在對大量文獻進行研究之后,Camerer和Hogarth發現,激勵有時會起作用,有時不會;然而引入激勵后,在平均水平上,個體行為值的離散度比引入前縮小。也就是說,在沒有激勵時,你所面對的行為方差要比有激勵時大得多。我和ErterXiao最近完成的一個工作就是探討了有無激勵下行為的差異,研究結果證實了上述觀點:當引入凸顯的報酬時,數據的精度會上升。不過,我覺得這種分歧正在日益消失。這么說是因為實驗經濟學家和實驗心理學家近來對許多同樣的問題產生了興趣,其中一個例子是對誘惑的研究。心理學家已經在意志力、自制力的研究上做了許多工作。最近幾年,經濟學家也開始意識到誘惑和誘惑偏好在經濟決策中的重要性。于是,心理學家的成果開始為經濟學家所注意,進而被他們應用。可以說,為了更好地理解人類的行為,我們需要有各種實驗的綜合,這對于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而言有同樣的吸引力。我們還可以從神經經濟學的興起之中看到同樣的趨勢,這是一個結合心理學、經濟學和神經科學的領域。其中的研究者包括經濟學家、心理學家以及對決策理論感興趣的學者,這些人在同一情境中工作,彼此對話,并以極富生產效率的方式進行合作。可以說,神經經濟學展示出了一個很好的學科交叉綜合的例子。在這里,學者們沒有就我們應該用什么方法而爭論,而是利用因共同的興趣及共同的問題意識而產生的綜合優勢,通過更深刻地了解彼此,不斷改進自己的研究能力,獲得更好的理解,進而幫助人類更好地完成決策,實現更高的福利。羅衛東:這確實是緊密聯系的兩個學科,兩者之間的關系有點類似于在韋伯那里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們可以把兩者看成是具有不同關注點和側重點的新經濟學分支,彼此之間有共同點也有差異。行為經濟學不僅強調實驗方法的心理學傳統,而且強調心理學觀點和理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從近來的發展趨勢看,它與田野實驗的方法更為接近,更強調離開實驗室,引入情境要素。與此不同,實驗經濟學則更強調實驗作為一種研究工具的功能。于是,實驗經濟學家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發展新奇的適合探討經濟問題的實驗方法上,也因此形成了一整套更為嚴密的、更契合于經濟學傳統的方法體系。比如通過凸顯性的貨幣激勵來引致價值,通過重復試驗賦予被試學習、了解環境的機會,通過強調嚴格情景無涉的實驗介紹,盡可能地剔除可能產生污染效應的因素等。如果不是很精嚴地評價,并且將心理科學與經濟科學作為一條線段的兩端,那么我們似乎可以說,行為經濟學更加靠近心理學傳統,而實驗經濟學更加接近經濟學傳統。不過,它們之間的共同點也是明顯的,那就是對人類的經濟行為進行實驗研究,發現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正確性和謬誤,并探尋其原因。在實驗經濟學家強調的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當屬自實驗經濟學誕生時就已經在SidneySiegel和VernonSmith的努力下形成的完整的引致價值理論體系,即強調激勵的非饜足性、占優性(激勵要能夠補償被試決策的機會成本)、凸顯性(激勵要盡可能壓倒其他可能發揮作用的激勵)、保密性(激勵信息應該盡可能地不溢出從而引出被試的其他偏好),實現對被試激勵的控制,使實驗被試盡可能滿足經濟學理論中每個個體都是效用最大化者(經濟人)的假設,從而在檢驗理論時給予理論以“最佳一擊”。然而,行為經濟學家們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不認為使用物質激勵就可以控制被試的激勵。即使使用了激勵,被試仍然可能受到物質激勵之外的其他動機的影響,如從眾、出彩、成為贏者、服從等。而且,在實驗中剔除最大化之外的動機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實現更好的內部有效性的結果就傷害了實驗的外部有效性。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利潤最大化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行為動機。在我們看來,這兩者都有道理。正如前文在考慮實驗室實驗和田野實驗時所說的,也許在考慮這一問題時也應該避免因急于建立某種標準而“一刀切”的做法。我們需要區分不同的情形,在尋找合適的激勵上作決定。這可以通過求助于以往的證據,或者實施新的帶有各種不同激勵的實驗。如果已有的研究發現貨幣報酬并不會導致不同的結果,那是否引入貨幣激勵可能就無關緊要;而如果已有研究表明貨幣報酬的大小對一些現象影響很大,那至少應該在部分實驗中考慮采用貨幣報酬,并與沒有采用報酬的實驗進行對比。如果以往的證據沒有統一的結論,那么最安全的方法仍然是“都做”,而如果有可能,就應該“多做”。事實上,當前實驗科學似乎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行為經濟學家開始使用經濟學式的實驗,比如使用凸顯性的報酬、引入重復性的試驗;而一些實驗經濟學家則開始在自己的實驗設計中引入心理學的做法,比如引入情景要素,通過測定心率、皮電反應、血壓、瞳孔擴張或更為擴展的檢測,如核磁共振成像(fMRI)或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甚至通過唾液、尿液以及血液等的測試來確定激素水平或其他變量。很多學者發現,他們很難把自己歸入哪個群體,因為兩種方法之間并沒有本質的沖突;研究者有很好的理由尋求它們的協同共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實驗經濟學更多的是借助一種分析性的邏輯和專門的技術,把真實世界加以分解,控制變量來進行實驗研究,其結論往往是具體的、微觀的、局部的和比較靜態學意義上的。這類范式的單純運用固然能夠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某一類因果關系的認識,但卻常常難以企及社會有機體的本質特性,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它的技術價值遠遠高于它的理論價值。所以,未來實驗經濟學的可能進路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創新實驗技術,確立起社會科學實驗的主導地位,堅實地支撐社會理論檢驗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吸收并融貫包括經濟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資源,形成自身獨特的理論范式。我個人認為后者的前景并不樂觀。其實,從思想史的一般規律來看,無論是實驗經濟學還是行為經濟學,都缺乏更加整合性的理論范式的支撐,因此它們的發展都期待一場理論革命的發生。問:雖然中國的實驗經濟學剛剛起步,但發展迅速。最近一次的ESA(EconomicScienceAssociation)年度會議亞洲分會就于2011年12月在廈門大學舉行,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