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的情人》不成熟的青春與不時尚的愛情

如果我不讀挪威森林的故事，我的情人一定會讓我大吃一驚。現在是我已經看過《挪威的森林》,再看《一九八○的情人》,也仍然吃驚不小。但就像要是你看過好萊塢版的《愛情呼叫轉移》,再來看大S、劉燁版的《愛情呼叫轉移》,滋味自然平淡多了,不稀奇了。好在小說和電影的區別在于一個強調感覺,一個突出視覺。《一九八○年的情人》雖然小說框架構思不是原創,起碼內容情緒也還到位,《挪威的森林》要是寫出了日本大學生多少有些畸形、感傷的青春戀情,《一九八○的情人》也寫出了北京大學生“放縱又純潔,先鋒又懷舊,年輕又滄桑”的愛情故事。當然,不同于《挪威的森林》之處也還是有的,甚至還有超出前者之處,《一九八○的情人》最終在仿寫之外有令人魅惑的地方。比如懸疑的高超運用。作者像個偵探小說高手,非看到最后你不能知道有些問題的答案。從這一點來說,作家回歸小說最原始的敘事美學功能的努力值得肯定,她步步為營又點到為止的適時設置懸念然而又含而不露,令小說的整體氛圍仍保持在言情的范圍里而不沾染偵探小說的考智癖。當然,懸疑的元素如今也已成為時尚,濫觴于日韓小說、影視。近年來年輕人哈韓哈日的風氣自然也影響到作家的寫作,80后不用說了,有個女作家為自己起名就叫春樹,張悅然的《櫻桃之遠》看上去也像是日本動漫加村上春樹的感傷版,小說中還動不動出現:惟有死者永遠十七歲(這正是《挪威的森林》中的一句話)。我在一篇《70后的身份焦慮》的文章中寫過:在眾多的時尚雜志及網站,“80后”作家具有更大的代言權,他們幾乎成了文學、作家在公眾視野里的新聞符號。80后作家的市場媒體占有率是這個時代混亂現實之一種。混亂歸混亂,年輕人看來莫名其妙的寫作中也許就蘊藏著今后小說的方向,不管我們接不接受、愿不愿意,時代美學的變化常常超出人們的經驗。如果80后的寫作還是一種不成熟的青春表達欲,那么新一屆茅盾文學獎頒給麥家實際上代表了主流(在中國,主流基本就是最高藝術標準,因為不存在另外的價值評判體系,比如精英體系,它們二者在中國合流了)。藝術標準對通俗元素的大力肯定和褒獎。麥家給人的啟示是:題材、懸疑、驚悚等百試不爽的通俗元素的有機結合和高超運用。嗦這么多實際上要說的是,這一切的現象和現實正是構成時代美學變遷的動態景觀和內容。而在這樣的背景和影響之下的當代文學,又如何能簡而言之地對仿寫或別的借鑒做價值判斷呢?從結構到人物的設置,《一九八○的情人》的仿寫是確定無疑的,看過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就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仿寫例子。在這里無意簡單地設置仿寫為貶義,現在回過頭再來看《馬橋詞典》,仍然是中國上世紀90年代最好的作品之一。當時甚至有抄襲《哈扎爾辭典》之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整個進程是與中西之辯糾纏在一起的,為仿寫做價值判斷是容易的,但很可能錯過進一步深入討論下去的意義,從結論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顯然更有深度和新意。即:為什么現在的小說稍微借用一點日韓元素便可脫胎換骨立刻得到受眾的喜愛,作為通俗小說或者流行小說是有自己的一套經驗和技術的,那么到底還存在不存在通俗小說之上的純文學或嚴肅文學?這兩者之間是否有截然的分界,還是在當代,文學的通俗性成了時代美學的潮流?對于這些簡單的問題,高深的人是不屑于提出的,可能也不屑于回答,但《一九八○的情人》恰恰是一篇適合探討這些問題的文本,《一九八○的情人》是不是真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先回答這些問題,這些簡單執拗的問題是解讀小說的前提和關鍵,繞不過去。雖然仿寫是不證自明的,但為了使本文的言說嚴肅一點,還是要略微證明一下它的仿寫特點。首先是小說的人物設置上:扁豆—“敢死隊”,老柴—永澤,正文—我,正武在青春早逝上對應木月,譚力力—綠子,陳青—初美,其中以扁豆、老柴、譚力力的仿寫程度最大。前兩者幾乎是《挪威的森林》的兩個同窗的套寫,一個是有個人怪癖,描寫起來有漫畫效果,不論是在文字中,還是以后改編成影視都是一個超級綠葉,以烘托的方式襯托出主人公的真實生活。老柴則成了“我”在大學里的精神導師類人物,主要是放縱的情欲生活的導引者,《挪威的森林》中的永澤也正是“我”放縱墮落的情欲生活的導引者,與此類同如復制。譚力力與綠子的基本相似點也很多,都擅長烹調,也都一廂情愿地對“我”好,而且都是用食物來表達。其中正文對毛榛的癡戀也如“我”對直子的癡戀一樣,“直子從來不曾愛過我”,毛榛也從來沒有愛過正文,由此構成故事的主線。敘事上也是緊緊跟進,可以明顯感覺到《挪威的森林》式筆法,不厭其煩地鋪寫景物,尤其是場景的細節,看似根本不表達人物的情緒和心理,其實正是用這種方式來鋪墊情節的推動,也是整體受影視視覺的影響,只呈現外部景觀,隨著鏡頭的推進描寫一片片劃過掠過。大有羅蘭·巴特所謂的零度寫作風格,一種直陳式(中性的,中止判斷的)寫作,類似于新聞敘事,一種“毫不動心的純潔的”寫作。這種寫作方法的好處是顯得很酷、純潔還透著一種無知的無辜,符合了小說的情感基調———作者就是要做成一個人為的回憶文本。正如《挪威的森林》開篇寫到的那種回憶調子,《一九八○的情人》開篇也奠定了那種回憶的調子。在回憶之外,作者顯然要講一個很酷的青春戀情故事,一般的大學生活肯定不行,必須是另類的,帶著點貴族味兒的,所以會有北京美國大使館的看片活動,跟發廊女孩的性體驗,有正文與毛榛的多次非常規的性場面,還有正文的成長中遇到的各種性經歷……也像《挪威的森林》一樣,故事情節沒有大開大合的邏輯關系,全是日常的細碎生活水一樣地流下去,全文靠一種青春的懵懂激情作動力,當青春年華水樣流逝后,一切歸于平淡,折磨人的戀情故事自然也可以結束了。不同的是,《挪威的森林》帶著日本人的凄美風氣,最終讓女主人公死了,《一九八○的情人》畢竟意識到了國情,設計了一個大伏筆,毛榛其實早已為正武生了一個兒子,故事結束。大學生戀情故事、人物的類同、敘事手法的相似、青春的迷惘和騷動等都清楚地顯示出《一九八○的情人》與《挪威的森林》的似曾相識。但這些似乎都并不影響人們喜歡《一九八○的情人》,盡管有人會提出疑義:那個時候的大學生有那么開放么?比如正文跟發廊女的一夜情,譚力力一上來就說想跟正文睡覺,還符合國情嗎?也許恰恰是這些夸張的筆致將人們想象中的大學生活超前勾畫出來,正如現在拍的歷史片一定符合當下人們的心理真實欲求一樣,作家的處理成功地達到了陌生化效果,而這些地方恰恰也是小說吸引人的地方,要是果然按80年代的樣子來寫,恐怕不會有人要看了。假如我沒有看過《挪威的森林》,我一定會認定《一九八○的情人》是部好小說。好到哪個程度?我會認定它是通俗小說里最好的小說。通俗在當代已不是什么難以啟齒的事情,不通俗倒是件難以啟齒的事情。這仍然不是問題的關鍵,我會對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要求一件作品的原創和寫作的本真,愿意堅守一些可能迂腐的標準,關于純文學或者嚴肅文學。這就是我為什么不惜里嗦一再對比《一九八○的情人》與《挪威的森林》類同的原因所在。米蘭·昆德拉被奉為全世界小說界的靈魂人物,可是他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據說跟西方世界認為他是一個通俗作家有關。也許我的標準對我的批評對象不適用,作家本意就是要寫一部好看好讀的流行小說,而我卻用世界大師的尺度來衡量這部小說,產生評判價值體系與對象不合用的錯位。在這個意義的延伸處我想說的是,盡管是仿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