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布達佩斯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在古代，雅加達是著名的首都，與優雅一起相稱大詞。但由于歷史的原因,二戰中之后,在西方學術界,雖然也有學者在從事斯巴達研究,但總體來說,斯巴達的歷史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1。蘇東解體之后,西方學術界更是掀起了研究雅典的高潮。近年來,西方對斯巴達的研究漸趨活躍,取得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成果。這一高潮的基本特點就是對斯巴達傳統學術形象進行反思,對斯巴達研究所依賴的資料重新進行檢討。本文試就這一研究特征的來龍去脈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一探索。一、對青稞圣克魯瓦德斯塔爾的反思斯巴達歷史早在古典時期就受到重視。以斯多亞哲學家、柏拉圖、色諾芬、亞里士多德、波利比烏斯等人為代表,都從各自的角度對斯巴達進行了研究,他們或者把斯巴達作為理想的國度,希臘城邦的楷模,或者作為反面的典型,分析其衰敗原因。在他們看來,斯巴達社會具有平均主義、國家主義、英雄主義、軍國主義、整體主義的特點,這一形象千百年來深深扎入了西方的學術研究的土壤中。在文藝復興運動和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斯巴達都受到廣泛的重視和肯定。但隨著資產階級統治的逐步穩定,資產階級興起了民主運動,斯巴達這種過分強調集中、統一的政治模式不再適應現實的需要,雅典逐步受到人們特別的重視,這種學術變革以格羅特的《希臘史》為標志。與此相反,斯巴達則開始在英、法等國受到忽視,這種忽視帶來的副產品就是人們開始對斯巴達的歷史進行冷靜的思考。法國學者奧列爾(Ollier)最早提出了“斯巴達的幻像”這一史學話題,奧列爾指出:傳統的斯巴達的學術形象被人為扭曲了,這或者是斯巴達人自己有意為之,但更主要的是那些非斯巴達人為了自己的理想而人為扭曲的。這是用嚴肅的史學方法重新審視斯巴達歷史的開始,但這個問題在他之后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二戰之前,斯巴達在德國收到特別的禮遇,這反過來刺激了戰后歐洲學術界對斯巴達歷史的反思。二戰前夕,傳統的斯巴達形象受到德國納粹的歡迎,這種社會潮流也反映到史學研究中,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埃亨博格。埃亨博格本人是推崇自由主義的猶太人,但他同時推崇斯巴達那種守法、有序、勇敢的軍事化社會模式(P94-104)。二戰后,隨著德國法西斯的失敗,歐美史學在否定法西斯的同時,開始進一步否定斯巴達的歷史,從反面刺激了對斯巴達歷史的反思。二戰之后反思的起點是繼承奧利爾的傳統,重新提倡確立對斯巴達研究所用史料加以考察,代表人物是美國史學家斯塔爾,1965年他發表著名論文《早期斯巴達歷史的可信性》,對古典材料的可信性進行了評估,大體上,修昔底德及其之前的史料稀缺,但具有較強的可信度。在此之后,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的材料帶有太多的主觀性,尤其需要小心。至于再往后的普魯塔克等人的史料可信度就更差。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沿著兩條路徑反思斯巴達。一種路徑是全盤接受斯巴達傳統學術形象,并加以進一步的論證,同時在價值觀上加以否定。代表人物就是福雷斯特和德·圣·克魯瓦。福雷斯特的小冊子《斯巴達史》指出:斯巴達的軍國主義建立于鎮壓黑勞士、主要是美塞尼亞人的內在需要,自從征服美塞尼亞斯巴達就變成了軍國主義國家(P54)。克魯瓦試圖從政治制度的角度進一步完善福雷斯特的理論,他認為:斯巴達的國家權力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元老院是斯巴達的權力中心,國王對斯巴達政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監察官則無足輕重。他試圖以此證明:斯巴達的政權即使不是君主獨裁的極權體制,也是由極少數人政權的極端寡頭政治,平民階層與國家政治毫無瓜葛,與獨裁統治幾乎別無二致。斯巴達國家自始至終就是一座大軍營,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殘酷鎮壓,斯巴達的公民生活刻板、嚴厲、單調1。他的這一思想又被他的學生卡特里奇以及胡克等學者所繼承2。不過,克魯瓦的工作沒有對傳統成果的科學性進行仔細的評估,所以難免有唐·詰·珂德式的魯莽,因而他的結論也引起廣泛的爭論(P14)。與此同時,英、法等國的一批學者延續了戰前反思斯巴達歷史的傳統,繼續從學術史的層面清理斯巴達傳統學術形象的形成過程。其中有兩部代表性的著作,一是勞遜的《歐洲思想中的斯巴達傳統》,該書對歐洲學術史上對斯巴達的認識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另一部是提爾格斯泰德的《古典時期的斯巴達傳說》,對古典作家筆下的斯巴達形象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這兩步著作基本上采用了分析歷史哲學的理論,對斯巴達學術形象中的人為因素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在早期反思斯巴達歷史的史學潮流形成過程中,芬利的作用不容忽視。芬利研究的重點不在斯巴達,但他的著名論文《斯巴達》卻吹響了全面反思斯巴達的號角。這篇論文發表于1968年,這是芬利唯一一篇有關斯巴達的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斯巴達歷史的所有方面都需要進行重新審視,全面研究。芬利實際上含蓄的提出了恢復斯巴達本來面貌、重建斯巴達學術形象的主張。二、“從古代歷史到當代實踐”對羅馬私家車思想的繼承與發展80年代以來,西方對斯巴達的反思繼續了60年代的學術傳統,同時走向融合。其實史料反思與形象反思兩者不可分離,史料反思的結果必然導致傳統形象的顛覆,而形象反思也需要堅實的史料作支撐。然而由于各自學術淵源的不同,不同的學者還是各有側重。總體來看,在初期,克魯瓦的學生卡特利奇取得的成果更為突出。卡特利奇顯然繼承了乃師的學術傳統,沿襲了傳統的斯巴達學術形象,即將斯巴達定性為軍國主義、極權主義的國家。卡特利奇有三本代表性的著作:《斯巴達與拉科尼亞》、《阿吉西勞斯與斯巴達的衰落》、《希臘化與羅馬時期的斯巴達》(最后一部是與斯波夫斯合著,卡特利奇主要負責希臘化時期)。前兩部是代表作中的代表作,恰恰在這兩本書中把他的軍國主義的斯巴達充分體現出來。《斯巴達與拉科尼亞》是卡特利奇的博士論文,這部著作覆蓋了從1300年到362年的斯巴達的歷史。它的最大特色是運用了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來研究斯巴達的歷史,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同時它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對早期斯巴達的歷史進行了回顧與重建。卡特利奇在《阿吉西勞斯與斯巴達的衰落》中一改前部著作的特色,不是探討這位國王與斯巴達衰落的關系,而是側重于制度分析,尤其是政治制度。在《希臘化與羅馬時期的斯巴達》中,卡特里奇主要負責希臘化時期部分。自亞歷山大征服到公元前146年,斯巴達基本上處于亞歷山大與馬其頓王國的統治之下。在這一時期這個南部希臘都保持了較多的政治獨立性,反對馬其頓的統治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時起時伏,從未間斷。卡特利奇正是從這個大的背景來處理斯巴達的歷史,他以幾次主要的改革運動為框架,將反對外來統治、爭取國家復興作為此間歷史的基本特點來處理。除了這幾部主要著作外,卡特利奇還寫了許多高質量的論文,卡特利奇的論文通常把古代的歷史與當代的歷史爭論聯系起來,從而將斯巴達置于更加廣闊的歷史背景下來研究。他把自己有代表性的文章合集出版,命名為《斯巴達反思》,這個書名恰恰反映了等待西方斯巴達研究的基本特色。但是,更全面的反思則是由英國另一位學者霍德金斯教授開創的。霍德金斯通過自己卓越的新學術研究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斯巴達的學術形象。首先,斯巴達的歷史是發展變化的。研究歷史的人最善于從發展的角度看問題,然而恰恰對斯巴達長期以來學術界采用了機械的僵化的思維模式,似乎斯巴達的歷史長期僵化不變。霍德金斯在《古典時期斯巴達的財產與財富》一書中明確指出,斯巴達的社會制度是發展變化的。這無疑從根本上動搖了近代以來就已經約定俗成的學術傳統。其次,他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顛覆了傳統的所謂軍國主義、財產共有等學術傳統。他的長文《古典時期的斯巴達是軍國主義社會嗎?》從正面全面顛覆了傳統的軍國主義形象。文章首先對作為軍國主義論基礎的古典材料進行了全面地總結和批判,指出:與其他希臘人一樣,斯巴達人也是喜愛體育、音樂、文化,追逐財富、崇尚智慧和正義的民族,軍事改革只是萊庫古改革的一個部分,并不是全部。所謂的軍國主義形象是柏拉圖在《法律篇》的主觀虛構,這一觀點又為亞里士多德所繼承。這種觀點進而影響到羅馬時期的作家,他的另一篇文章《古典時期斯巴達的社會秩序和價值沖突》則從正面指出,古代斯巴達有著多種價值標準,斯巴達社會生活并不是如色諾芬、普魯塔克所說的那樣刻板、緊張、嚴厲。斯巴達的教育制度也不是傳統人為的培養職業軍人的制度,斯巴達兒童需要學習音樂、文化,秘密警察制度中也只有部分人參加,大多數人都不參加。當代的“斯巴達就是軍國主義”國家的觀點是對柏拉圖之后材料的人為引申。在西方,斯巴達備受詬病處在于它的經濟制度,近年的研究全面顛覆了傳統的觀點。傳統觀點認為斯巴達實行財產公有制,斯巴達公民沒有私有財產。霍德金斯通過認真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相關作品,認為古代斯巴達的財產制度與雅典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1。霍德金斯對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記述提出新的解釋,霍德金斯認為: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在萊庫古改革時,斯巴達的土地就可以遺傳、饋贈,斯巴達的婦女也可以繼承財產,在遺傳、繼承時,土地常常被劃分得更小(1270a-17-20),這恰恰說明斯巴達的土地是私有的。菲古伊拉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平分土地并不存在的,這只不過是在公元前3世紀的那些改革家出于宣傳的需要杜撰出來的。普魯塔克所謂的“斯巴達新生兒如果體檢合格就授予土地”,只是通過承認土地繼承權而獲得未來成為斯巴達公民的權利,并不是真的在其出生之時就得到份地。基于上述新觀點,學者們進一步指出,在斯巴達并沒有所謂的財產平等(第三章)。他們發現了不少可資證明的史料,如:早在美塞尼亞戰爭期間,部分斯巴達公民就提出了重分土地的要求,斯巴達國王阿里斯通的第三位妻子就是有錢人家的女兒(VI.61.);希波戰爭前夕,斯巴達選出兩位青年作為使者,準備抵償被斯巴達殺死的兩位波斯使者,他們“出身高貴而又富有”(VII.134.)。某些富人還可以向公餐團提供特別的小麥面粉面包(V.3.)。在反思思潮的刺激之下,西方學術界對斯巴達一列制度提出了新的解釋。如斯巴達教育制度,即agoge制度。傳統認為agoge制度在斯巴達歷史早期就已產生,這套刻板嚴厲的制度直接由斯巴達國家控制,其目的是陪養職業軍人。但杜卡特和克奈爾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解釋。他利用碑銘材料、文獻材料和考古資料全方位研究了斯巴達教育制度的發展,包括年齡制度、體力競賽、鞭笞比賽等等。他認為以培養職業軍人為目的的“古典式”的教育制度其實是在公元前三世紀的改革運動中,由具有斯多亞哲學背景的改革設計師斯法羅斯(Sphaerus)提出來的。但這項制度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它隨著改革的失敗就停止了。在羅馬帝國初年,斯巴達為了將自己與其他希臘國家區別開來,刻意實施由斯法羅斯草擬的這套教育制度。《斯巴達教育:古典時期的年輕人與社會》是杜卡特的代表作,一出版就受到廣泛好評。杜卡特的這部著作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對史料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尤其是色諾芬的《拉開戴蒙政制》,這種詮釋將個人良好的知識和對個人能力不足的清醒認識恰到好處的集合起來,使得史料的運用更合理,更有新意。第二個特點是不僅從學校教育這個狹窄的視角認識斯巴達的教育,而應將這個社會看作一個大課堂。他把文字、計算、音樂等都作為教育的組成部分,認為這些教育在斯巴達主要是由家庭承擔的,因此只有古典時代之后的14-19歲之間對教育才可以說是軍事化教育,其他時期的斯巴達教育其他城邦并沒有本質的差別。美塞尼亞問題是斯巴達研究中開辟的新的研究領域。美塞尼亞問題事關對整個斯巴達歷史的認識,與黑勞士問題、軍國主義問題,乃至斯巴達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緊密相連。但這個問題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較早的研究成果是美國學者羅伊伯格的《美塞尼亞史》,這部著作出版于1944年。此后人們似乎遺忘了美塞尼亞。但最近奧格登指出所謂的阿爾托門尼只一個文學形象,是美塞尼亞國家獨立前后,出于現實政治需要的虛構,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并不存在。這一觀點進而波及到對幾乎已經成為定論的美賽尼亞戰爭真實性。美國學者菲古伊拉和盧拉吉分別撰文指出1,所謂的美塞尼亞問題實際是公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外交斗爭的產品,是雅典、底比斯等國家出于削弱斯巴達提出來的。盧拉吉則通過考古宗教材料指出,歷史上并不存在一個曾經被征服的美塞尼亞國家,美塞尼亞人的概念是在公元前5世紀中期才產生,而美塞尼亞國家則在公元前369年才建立。兩個人的觀點有不少相同之處,但在具體問題的看法上仍有不同,盧拉吉認為美塞尼亞國家的主體是庇里阿西人,而菲古伊拉則將美塞尼亞作為黑勞士解放的成果。近年來,古代希臘民族問題引起廣泛的興趣,斯帕克民族學理論的角度指出:人們對美塞尼亞人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了原始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方法,文章對有關美塞尼亞研究成果的梳理是其精彩之處。庇里阿西人問題在近年收到特殊的重視,并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長期以來,庇里阿西人問題因為缺少文獻材料幾乎無人問津(P212)。卡特里奇在《斯巴達人與拉科尼亞》一書中指出庇里阿西社區或由于當地居民的合并或由于斯巴達人征服和殖民才而產生,庇里阿西人與斯巴達人的關系是后來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雛形,庇里阿西人沒有完全的公民權,但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庇里阿西人并不是主要從事工商業和手工業2。豪指出在后邁錫尼時代,整個斯巴達國家得到同時開發,但首先在斯巴達居住區出現了政治組織,此即拉開戴蒙人;后來其它居民融合進去,于是出現了斯巴達人與庇里阿西人的區別;在新的拉開戴蒙人體系中庇里阿西人的地位低于斯巴達人。辛普萊在90年代初正式呼吁學術界重視庇里阿西人的問題。他利用考古資料確定了許多庇里阿西人社區,他指出庇里阿西人社區如果從空間景觀看,并不像城邦,因為它缺少廣場、市政廳、祭壇等大型公共建筑物,缺少集中的居民點,但從庇里阿西人社區都是為自己地區的居民謀取利益看,稱為城邦也未嘗不可。辛普萊對庇里阿西人及其地區的狀況以及與斯巴達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概括,在經濟上他們仍然從事以農業生產為主,同時也從事其他的手工業、捕魚業等經濟活動。庇里阿西人不向斯巴達人繳納租稅,但斯巴達人卻通過服軍役、耕種王室土地等方式剝削庇里阿西人。在政治上,庇里阿西人內部保持了較多的獨立,但也受到斯巴達人的控制,不能參加斯巴達人的公民大會,對國家政治沒有實權;庇里阿西人是斯巴達人的政治伙伴,有著共同的政治利益,庇里阿西人可以參與戰利品的分配3。豪和辛普萊都是丹麥哥本哈根城幫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員,他們都認為庇里阿西人社區是依附于斯巴達人的特殊的城邦。這種觀點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埃爾明撰文指出,庇里阿西人社區只是斯巴達國家的一級地方性的村落,并不是特殊形式的形式的城邦。墨滕同意豪和辛普萊關于庇里阿西人是不享有完全公民權的自由民的觀點,他還補充幾點:庇里阿西人社區沒有最高立法權、最高審判權、外交權,也不能獨立組建自己的軍隊。但他認為:庇里阿西人社區不是“依附性的城邦”,而是沒有完全整合進來的地方性組織,斯巴達城邦只有一個。墨滕的文章直指漢森城邦理論本身,認為所謂的依附性的城邦,依據以地名指稱一個地區的民族來確定該地區為城邦的理論本身是錯誤的。漢森隨后作出反駁,堅持自己的理論,繼續認為庇里阿西人社區是特殊的、處于依附地位、同事又有巨大自治權的城邦。晚期斯巴達也受到應有的重視。以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亞獨立至公元前146年希臘被羅馬征服為準,有關晚期斯巴達的成果僅專著就有七部之多。這些研究有分為兩類,一類以探討斯巴達的衰落為主,他們包括哈密爾頓的《斯巴達霸權的殞落》(TheFailureofSpartanHegemony)、卡特里奇的《阿吉西勞斯與斯巴達危機》(AgesilaosandtheCrisisofSparta)等。他們對斯巴達的衰落認識其實基本一致,那就是因為斯巴達的軍國主義帶來的窮兵黷武。但卡克維爾在《斯巴達的衰落》一文中指出,斯巴達的衰落是因為戰場失利帶來的美賽尼亞喪失。另一類主要以敘述晚期斯巴達的歷史為主,主要有卡特里奇與斯波夫斯合著的《希臘化與羅馬時期的斯巴達》(HellenisticandRomanSparta)、西莫榮的《晚期斯巴達》(LateSparta:thespartanrevolution,243-146BC)大衛的《帝國與革命之間的斯巴達》(Spartabetweenempireandrevolution,404-243B.C)和皮佩的《斯巴達的衰落》(SpartanTwilight)。但由于史料的原因,這些著作敘述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克里奧蒙尼斯三世、阿吉斯四世、納比斯三次改革。三、關于菲爾德問題應該指出,盡管當代斯巴達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存在若干不可忽視的問題。首先是發展的思維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在否定傳統的斯巴達現象的時候又不知不覺地將斯巴達歷史絕對化。如人們在否定斯巴達土地公有的時候,走向了一個極端,似乎斯巴達的土地自始至終就是徹底的私有制。將斯巴達的形象逐步雅典化,斯巴達似乎成為第二個雅典。其次在否定傳統觀點的時候存在明顯的簡單化的傾向。這主要表現為沒有客觀公正地對待古典作家留下來的史料,而是一概否定。但是,古典作家的記述并非一無所據,如何正確認識古典作家提供的史料的真實性?筆者認為,所謂的明顯的軍事化的教育體制、嚴格的軍事化訓練、獨特的公餐制度、秘密警察制度、殘酷的黑勞士制度等等都是在公元前464年大地震、黑勞士大起義、日益臨近的全面戰爭與波瀾壯闊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導致,并在其間實施和被強化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戰時機制(Lycurgus,XXVIII.6)。由于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失敗,斯巴達獲勝,斯巴達的這些制度被修昔底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來自雅典的作家理想化。于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