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政治思想一、董仲舒的生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河北棗強人，(《史記》講為廣川人，但歷史上德州、棗強、景州三處，郡名皆曰廣川，都號稱是董仲舒的故鄉，修建紀念館。))主要活動于景武之世。景帝時任博士(古代學官名。武帝時指專管傳授經學的官員。武帝繼位后，以對策（即賢良對策三篇，保存在《漢書》中，人稱《天人三策》)得到漢武帝的欣賞。武帝派他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乃武帝兄，“素驕，好勇”，但仲舒以禮義對之，易王說：“桓公決疑于管仲，寡人決疑于君”。其傳誦千古的名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是對易王說的。以治公羊春秋出名而出任丞相的公孫弘嫉妒董仲舒，兩人不合，公孫弘建議武帝派仲舒相膠西王。膠西王也是武帝兄，比易王更驕縱恣肆，弘的私意董仲舒必獲罪膠西王。想不到膠西王素聞仲舒之賢，很能善待他。董仲舒怕日久禮疏終難免獲罪，以病辭官。回家后著書為事。董仲舒是西漢初期著名的公羊學大師，官位不高，但在政界和學界均有極大的影響。其主要作品《春秋繁露》、《天人三策》。董仲舒畫像二、時代的新問題：董仲舒政治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1、新制度需要新的理論論證。秦朝確立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不能建立在赤裸裸的鎮壓之上，需要一套意識形態為其辯護，提供合法性和權威性。法家和黃老之學都不能完成這一使命。2、信仰失落，人的失落，人的尊嚴與地位的喪失，需要新的理論糾正這一危機。春秋以來理性的發展，人文主義盛行，上帝、天命信仰被嚴重打擊和毀壞。

先秦儒家制禮作樂，維護傳統信仰，并把它理性化而引向人文與道德教育的方向；同時為人的尊嚴與地位，從天人關系的哲學的高度，提供有力的論證。但儒家思想在孟子以后迅速遭到圍攻，郁而不彰。戰國末年，荀子的天道觀，擯棄傳統和信仰，強調人定勝天，突出了“理性”，在人性方面，否定人性善，提出“化性起偽”，人成為完全被動的受教育與被改造者。法家更是將人視為一自然物，提出用賞罰控制人，人的尊嚴和地位徹底喪失。(今天也只剩下物質獎勵。)黃老之學也是提供刑德兩手。所以，漢初存在文化道德危機。這一問題不解決，政治統治難以走上正軌。這需要恢復天下關系下人性的高貴與尊嚴。(金春峰：《漢代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版序。)3、漢武帝時期內憂外患嚴重，提倡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已經不能適應漢政權面臨的挑戰。儒家思想則主張有為，能為漢武帝的有為提供理論支撐。外有匈奴對邊疆的屢次侵犯，內有分封諸侯的坐大對皇權的威脅，同時豪強地主與一般民眾的矛盾也日益尖銳。4、傳統儒家總的來講適應宗法分封親親的諸侯國家的要求，不少方面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還存在不適應的地方。如孟子講“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國人皆曰可殺，然后殺之。”“推恩足以保四海”。新制度下的君主至高無上，親親情恩已不能成為關系的基礎。法家則完全排斥親恩走向一個極端。

中央與地方、君臣民之間的關系需要新的價值規范。5、思想學術背景：戰國后期至漢代初期，諸子百家思想逐漸走向整合交匯。因為諸子時代，各家思想所確認與堅守的立場與視角往往各執一偏，仿佛各有一把開啟積年房門的鑰匙，卻沒有通用于各個房門的萬能鑰匙，不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歷史變化與瞬息萬變的社會需要。因此，一種“百川匯流”似的綜合和兼容，并在綜合和兼容中重新進行整合和解釋。籠罩自然、社會、人類的各個方面，有效地解釋天、地、人的所有問題。時代的需要，使思想逐漸走向于建立統一的知識體系和解釋體系，一個從終極意義到實用技巧、從知識技術到法律制度可以涵蓋一切的意識形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1卷，第317頁。）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為時人所信服的系統的回答。

具體講：以孔、孟的儒學為核心，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構架，并廣泛吸取了先秦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的思想而構成。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以自然神論之“天”為最高范疇、以陰陽五行為構架和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宇宙論；“變而有常”的天道觀；待教而善的人性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繼亂世必須“更化”的“三統”、“三道”的歷史觀；取法于天、以行仁政德治為核心的王道論，以及“獨尊儒術”的政治文化大一統論。三、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1、哲學根據：天的體系與天人合一。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在解決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的過程中，首先都是從宇宙觀上提出根據，使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具有哲學理論的色彩。講天道是從本體論的角度立定人世間的準則，成為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理論根據。可以說，天命論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精神支柱。或者說是古代統治者的精神支柱。董仲舒的天是自然天、人格天、道德天的綜合體。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天的規律、天的要求，就是人要遵循的規律和要求。構造人類社會有三個基本要素：“何謂本?日天、地、人，萬物之本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天生之以孝悌”，人若“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地養之以衣食”，人“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人成之以禮樂”“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立元神》)。

董仲舒從《春秋》中總括出一條基本原則：“《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莊王》)。人應“受命應天”。董仲舒從宏觀上展開思路，通過對宇宙社會的總體分析，找到解決問題的切入點。一切有關人間社會政治問題的解答都可以從中找到立論依據，從而為董仲舒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建立了理論基礎。另外其人性論：性三品“圣人之性”已臻至善之境，無須教化；“斗筲(shāo)之性”溺于貪惡，不可教化；惟有“中人之性”才是教化的對象。性三品為君、圣教化民眾提供了理論根據。2、天人合一與大一統思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注：合適的道理)也。”《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即是一，即原，即始，就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同時也是人的本源，“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重政》)。其次，董仲舒提出“一”是天地運行的規律。他說，“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