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父吟》作者問題研究

根據《三國志》第35卷和諸葛亮的傳記，“亮勤勞，經營龍游，唱梁父歌”。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梁父吟”是一首樂府古辭,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一“梁甫吟”解題曰:《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梁甫吟行》,今不歌。謝希逸《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甫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泰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甫吟》,與此頗同。在此解題之下,郭茂倩編入了五首同題樂府《梁甫吟》,作者分別為:蜀諸葛亮、晉陸機、梁沈約、陳陸瓊、唐李白。由此可知,在郭茂倩編輯《樂府詩集》之時已有多首同題樂府詩歌《梁父吟》,而題為諸葛亮的《梁父吟》(步出齊城門)是最早的一首。在現存的資料中,“梁父吟”一詞最早出現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但書中并未記載“梁父吟”的辭句,裴松之的注釋也沒有提及。《梁父吟》(步出齊城門)一詩最早出現在唐歐陽詢所編的《藝文類聚》(卷十九)中:“《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一、梁父嘆優化最先對《梁父吟》的作者提出疑問的是清代的何焯,何焯在《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七)中提到:“《諸葛亮傳》:‘好為《梁父吟》。’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水經·沔水注》云:“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所登臨,故俗以梁山為名。”姚寬《西溪叢語》云:“《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愿輔佐君王,致于有道,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此吟,恐取此義。”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按:今所傳之詞見《藝文類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按此吟雖傳自唐以前,而別無深意,諸葛公又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虛也。梁章鉅在此處再次強調了何焯的觀點并從詩歌的含義方面加以旁證,力證此詩并非是諸葛亮所作。除了在觀點上一脈相承的何焯和梁章鉅之外,有清一朝的四庫館臣、袁枚《山谷詩集注》中于《次韻無咎閻子常攜琴入村》一詩下有:“嘗見山谷寫此詩,且跋云:‘陳壽敘武侯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語勢既不盡其意謂,又失載此詩,此蓋好簡之過。余觀武侯此詩,乃以曹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耳,既作此詩,時時為客歌之,故云爾乎”;現代學者譚繼和先生在其《諸葛亮“好為梁父吟”考析》綜合正反兩個方面的諸家觀點來看,對《梁父吟》一詩作者的界定還是主要從詩歌的含義和詩歌的風格著手。“詩無達詁”,對詩歌含義的精確界定本身就很困難,加之《梁父吟》作為一首古樂府其本身包含的某些典故如“梁父”的具體含義、“二桃殺三士”在詩中的表達等都有很大的解釋空間,故而通過詩歌的含義來界定詩歌的作者存在著很大的局限。通過詩歌的風格來界定詩歌的作者同樣有類似的缺陷,難以形成比較確定結論。因而,兩派的意見可以說是彼此對立又難定是非。本文希望在諸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之上,從文獻學的角度入手來討論一下《梁父吟》的作者問題。二、文獻來源的規范要從文獻學的角度來探討《梁父吟》的作者問題,首先應該從文獻的來源方面著手。文章開始已經提到過:在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中,“梁父吟”一詞最早出現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梁父吟》的辭句最早出現在《藝文類聚》中。(一)《麻黃集》的編纂《三國志》中提到:“亮躬耕于隴畝,好為梁父吟”,但是沒有提到《梁父吟》辭句的具體內容。裴松之在注釋《三國志》之時,同樣沒有提到這首樂府詩的具體內容。但是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有關于陳壽整理《諸葛亮集》的情況:諸葛氏集目錄: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及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然猶存錄其言……輒刪除重復,隨類相從,凡二十四篇,篇名如右。”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陳壽撰寫《諸葛亮傳》之前,曾經在荀勖、和嶠的推薦下編輯了《諸葛亮集》。關于《諸葛亮集》的編排體例,張澍在《諸葛武侯集·諸葛氏集目錄》的案語中提到:“陳壽《進集表》有云‘刪除復重,隨類相從。’知二十四篇乃是總目,其詔、表、疏、議、書、教、戒、令、論、記、碑、箋,各以事類相附,不以文體次比也。”在此條件下討論《梁父吟》的作者問題,還要解決一個問題:陳壽所編《諸葛亮集》是否為諸葛亮的全集?關于這一問題,李伯勛先生在其《陳壽編<諸葛亮集>二三考──兼談整理諸葛亮著作的一些做法》一文中辨之較詳,(二)《排放書》材料中本文和第2條材料有關于《梁父吟》的第二條原始材料,《藝文類聚》:“《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藝文類聚》作為早期的一部重要類書,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材料。那么此處的引文究竟是出自哪里呢?《藝文類聚》明確將出處確定為《蜀志》,那么此《蜀志》是指《三國志·蜀志》還是其他可以稱為《蜀志》的書呢?檢索《藝文類聚》一書,對“《蜀志》”的引用共有26條,其中除了《藝文類聚·卷十九·吟》和《藝文類聚·卷九十五·狌狌》所引的《蜀志》外,其他24條皆可以確認出自《三國志》,現將這兩條異文列于下表1。材料1在《三國志》中還能找到依據,即“亮好為《梁父吟》”;而材料2則完全沒有依據。因而,我們可以斷定材料2絕非出自《三國志》,可能是在傳寫過程中引用書名出現了訛誤。那么,題為“《蜀志》曰”的第2條材料應該出自何處呢?又“封溪縣”大約在今越南北境,屬于三國蜀的版圖。因此這一材料最有可能為有關蜀國書目的一種,在傳寫中訛為《蜀志》。在《藝文類聚》編纂成書之前,已有許多關于蜀地的著作,如:蜀漢譙周的《蜀本紀》、西晉常寬的《蜀后志》、西晉王崇的《蜀書》、東晉王隱的《蜀記》、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東晉孫盛的《蜀世譜》等。那么,是否存在著這些書被誤寫作《蜀志》可能,或是習慣上寫作《蜀志》而被后人誤解為《三國志·蜀志》呢?在《藝文類聚》的引書體例中,同名異書者往往會標注作者姓名來加以區別,如《后漢書》首先,此《蜀志》不可能是指《華陽國志》、《蜀本紀》、《蜀世譜》等。第一,這三本書的書名誤寫為《蜀志》的可能性很小;其次,《華陽國志》尚存,沒有找到與《藝文類聚》引文相同的部分;其三《蜀世譜》在《藝文類聚》中沒有引用過的痕跡,且這兩部書在《隋書·經籍志》中沒有著錄,說明在編撰《藝文類聚》之時已經失傳。而關于王隱的《蜀記》,《藝文類聚》有:《蜀志》曰:馬忠為人寛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于色……《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無造次辯論之才。此《蜀記》應是指王隱之《蜀記》,《藝文類聚》引用此書時書名不與《三國志·蜀志》同。《蜀本紀》和《蜀王本紀》在《藝文類聚》中也直署書名。因而,《藝文類聚》所引《蜀志》兩條不符的材料書名若有誤寫,最有可能是常寬的《蜀后志》。原因如下:一是《隋書·經籍志》有:《蜀志》一卷,東京武平太守常寬撰。二是《華陽國志·后賢志》曰:常寬……撰《蜀后志》及《后賢傳》。從以上兩則材料出發,就很容易找出《藝文類聚》在引用《蜀志》時書名出現錯誤的緣由:《隋書·經籍志》中作《蜀志》的常寬的著作,最早應是寫作《蜀后志》的。《藝文類聚》編纂之初在引用此書之時應是寫作《蜀后志》,以區別于《蜀志》。但是,后來因《隋書·經籍志》將其寫作《蜀志》,在傳寫過程中就有人依據《隋書·經籍志》中寫作《蜀志》的《蜀后志》,將《藝文類聚》所引之《蜀后志》書名改為了《蜀志》,又沒有加注作者名來加以區別,故而出現了訛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上述兩則關于《蜀志》的材料極有可能是引自常寬的《蜀后志》。惜此書不傳,《唐志》已無著錄,難以直接證明。(三)《亮集》和《隋書經籍志》前文表格中關于《蜀志》的兩條材料中,材料1與《蜀志·諸葛亮傳》還是有一定關聯的。而第2條材料完全與《三國志·蜀志》完全沒有關聯,雖然沒有直接的傳世材料作為佐證,但可以基本肯定第2條材料應是出自常寬的《蜀后志》,而第1條材料是否來自《三國志·蜀志》還是有可討論的空間。在前文討論陳壽《諸葛亮集》的過程中,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梁父吟》確實是諸葛亮所作,那么在陳壽所編的《諸葛亮集》中應屬“雜言篇”。而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釋都沒有提到這一首詩,是因為它在《諸葛亮集》中有著錄,《三國志》與《諸葛亮集》并行,顯而易見,故而沒有列出。那么,如何來證明《梁父吟》出現在陳壽所編得《諸葛亮集》中呢?從文獻目錄的著錄來看:《隋書·經籍志》著錄: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唐·經籍志》:《諸葛亮集》二十四卷。《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諸葛亮集》十四卷。《玉海》五十五《中興書目》曰:《亮集》十四卷,后二卷錄傳及碑記,其前十二篇章句頗多,字數乃少。(愚案(姚振宗案語):梁時《亮集》二十四卷,即陳編《亮集》二十四篇,《隋志》所錄二十五卷,蓋以目錄為一卷所致。由《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所錄《亮集》十四卷看,約在南宋初,陳壽所編《亮集》就已篇目散佚,殘缺不全了。)從這段敘述中可知,在唐和北宋時期,陳壽所編之《諸葛亮集》基本保持了原貌,流傳不絕。而經過兩宋之交的變亂,此書已篇目散佚,殘缺不全了。《藝文類聚》一書編在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歷時七年是書編成。而《隋書·經籍志》原為唐貞觀年間(627—650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并入《隋書》。從編書時間來看,《藝文類聚》和《隋書·經籍志》基本同時,故而兩書在編撰的過程中所能參考的書目也基本相同。對于上文列表中的材料1,它可能的出處有兩個:1.該條材料來自其他書中,但在傳寫的過程中被人誤寫作《蜀志》,與《三國志·蜀志》混淆了。2.這一條材料確實是出自《三國志·蜀志》,原文作: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關于第1個出處,前文已經分析過,這一材料最有可能出現在西晉常寬的《蜀后志》中。《蜀后志》在《隋書·經籍志》中尚有著錄,《藝文類聚》編纂過程中不可能出現誤寫,即使出現誤寫,在《蜀后志》尚存的有唐一代也應有人指出其錯誤。加之,《諸葛亮集》在唐代基本保持原貌,如果其中沒有《梁父吟》這樣一首詩也應有人提出質疑。關于第2個出處,《藝文類聚》在引這一材料是在卷十九“吟”這一條下的:《說文》曰:吟,嘆也。《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愁,故聲嚴肅,使聴之凄嘆也。《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戸,吟詠書記。《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后可守。《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謡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宦途不進,作《游山九吟》。《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絶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奮迅羽衣。陟彼名山,采此芝薇。朝云叆叇,行露未晞。游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從這類“吟”的材料可以看出:《藝文類聚》的編撰者將有關“吟”的內容羅列了出來。《魏志》中的“吟”,表達一種情感;《陳武別傳》中的《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乃是當時的民間樂歌,世已不傳其辭句;《文士傳》中的《游山九吟》亦不傳;而《梁父吟》和《逸民吟》還可見原文,故而將原文錄下。可見,在《藝文類聚》的編輯過程中,若辭句與所屬門類相關,辭句尚存則照錄于下。這也就是《藝文類聚》所創造的“事”與“文”一體的類書編纂新格局。《梁父吟》的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