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與天人漢武帝治國方略論析

漢武帝是漢時期的第一位皇帝。在他登基之后，他說：“取消所有的學校，尊重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統治思想，廣泛進行德治，安撫人民。同時，吸收法家思想的精髓，創新改革，以法治國家，恩威益，積極尋找各種方式的管理好方法。他在54年的統治中將西漢推向鼎盛時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事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武帝“文治武功”的業績令后人矚目。西漢所以會在武帝時達到鼎盛,與其以德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密不可分,本文即就此問題從四個方面作一探討。一、尊儒、以法治國漢初黃老無為而治方針的實施固然促進了經濟恢復和發展,但也為諸侯王、商賈和豪富地主等地方勢力的膨脹提供了有利條件,致使中央和地方矛盾不斷升級,皇權經歷了平定異姓王、翦除呂氏勢力、消除七國之亂等曲折的歷程,一個總的特點是以外部沖突的形式加強君主集權,維護大一統。這就給漢武帝提出了許多問題:如中央與地方的沖突用什么方式解決為最妥?如何把這種用武力維護的外在的大一統轉化為內在的大一統?如何讓大一統的思想扎根于人們心中,確保皇權的絕對鞏固?漢武帝即位不久即詔令賢良對策,試圖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理論和方法,于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深深打動了武帝,特別是他在第三策中分析道:“《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尊儒的成功標志著西漢王朝“王道”時代的來到,它以受天命的形式張揚著武帝大一統的意志,并以天命不可違的神學政治樹立著武帝的形象,顯示了皇權不可動搖的權威性,可以說,這是進入封建社會以后帝王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第一次全面性的勝利,它公然地宣稱皇權的至高無上。武帝通過尊儒把皇權意識強行楔入社會心理之中,使社會文化構成染上帝王色彩。在思想上大肆尊儒的同時,武帝在治國的具體操作中卻偏愛實用而又見效迅速的法家思想,以法治國。武帝即位之初,外事四夷,內事興作,尤其是對匈奴的戰爭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漢書·刑法志》曰:“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在這種情況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張湯、趙禹定律令。這次條定的律令有兩個特點:一是法令文深、嚴酷。《漢書·張湯傳》言“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文深”。二是法令條文繁多、嚴密。《漢書·刑法志》記載武帝時法網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武帝不僅強調以法治國,而且他帶頭秉公執法,不徇私情。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兒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當死,隆慮公主臨死前,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贖罪。按漢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錢贖罪的,所以武帝批準了。隆慮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當死,因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自作主斷,請示武帝決處其罪。武帝“為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武帝用儒家學說統一人們的思想,用嚴刑峻法約束人們的行動,鎮壓諸侯王的叛亂和農民起義,打擊地方豪強和不法商人,維護安定的局面,保證了各項改革措施的順利推行,德治與法治彼此促進、相輔相成,在文化和政治領域雙雙加強著中央集權的統治。二、改變了對商人的政策,增加了農民的土地使用面積,使農民經濟武帝在治國中對農業是非常重視的,他把“民以食為天”的思想奉為宗旨。為了使農民能把時間和精力盡可能地用到農業上,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穩固小農經濟,使農民的生活基本保持穩定。這些措施包括通過遷徙東方大族、打擊豪強、沒收商人土地、開發荒地等方式擴大國有土地,以及“假民公田”、屯田等保證農民擁有充足的土地。武帝還推行大畝制,增加農民的耕地使用面積。西漢初期,有的地區在畝制上使用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與對農民的德政相反,武帝對商人的政策卻是刻薄寡恩。漢初實行黃老無為而治,不與民爭利,鑄幣、煮鹽、治鐵任由百姓自便,經濟政策寬松,促進了商業的發展,鹽鐵私營致使大鹽鐵商紛爭國家利益,嚴重影響了農業發展。有些大鹽鐵商富過王侯,卓氏之富“傾動滇蜀”,程鄭久居臨邛,“富埒卓氏”,南陽孔氏“家致富數千金”武帝治農和治商采取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維護他的大一統,農民的安定生活有利于他的穩固統治,他對農民就廣施德政;商人專營鹽鐵,壟斷經濟,嚴重危脅了他在經濟領域的統治,他就要用各種手段來打擊商人。我們還可以看出正因為有了穩定的統治基礎,武帝才能實行嚴厲的經濟改革,雖然告緡令搞得人人自危,一些經濟改革措施到后期也出現了許多弊端,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終武帝一朝,社會總的來講還是比較穩定的,甚至于在武帝晚年巫蠱之禍后,傳位幼子,仍然能保持政權平穩過渡,并出現“昭宣中興”的良好局面。可見武帝以德治農、以法治商的做法還是深喑儒法奧妙的。三、允許敗軍之鼓勵作為一位尊儒重法的皇帝,武帝對官吏要求很嚴,用法深刻。在中央和地方設立御史、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和刺史等監察系統,加強對各級官吏的監督控制,要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其事業,尤其是對貪贓枉法的官員大都嚴懲不貸,即使對位極人臣的丞相也是鐵面無私,如在公孫弘之后出任丞相的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等人。“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余盡伏誅。”嚴要求的同時,武帝對官吏也有寬容的一面。在武帝時期為建武功,一批杰出的武將登上了歷史舞臺。為鼓勵將士殺敵立功,武帝對武將多重賞輕罰,允許敗軍之將有立功贖罪的機會。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因博望侯張騫失期,后致使李廣軍幾乎全軍覆沒。“漢法,博望侯后期,當死”,但是武帝許其贖為庶人。一次,李廣“出雁門擊匈奴”,幾乎全軍覆沒,而且自己也被匈奴生擒,后佯死,奪其馬奔歸,按漢律本當斬首,但武帝愛才,亦許其贖為庶人,武帝始終把整肅吏治作為他建設西漢大帝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注重德法并用,寬猛相濟,使其周圍會聚了大批人才,“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四、漢武帝對待匈奴政策的成效儒家提倡“仁政”的思想,不僅對內要以德治國、以賢治國,對外也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而要實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孟子就主張對內用懷柔,對外行道義,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統一天下。而法家卻強調實力,主張對內鎮壓,對外用兵,武力統一天下。從武帝對匈奴的方針政策上也可以看出德法并用的靈活多變。西漢初期,周邊的少數民族中以北方匈奴對西漢的威脅最大,匈奴胡人善騎,行動迅速,破壞性極大。翦伯贊先生作了這樣的描述:“當漢高祖削平天下,統一中原,得意洋洋,擊筑高歌時,四周諸種族已經把中原文化區域包圍的水泄不通了。以后歷惠帝、呂后下迄文、景三世,這種由四面八方而來的蠻族包圍一天天地縮小。在這些蠻族中,最成為中原種族之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與戰場上的窮追猛打相反,武帝對匈奴降眾卻是恩德有加,甚至提拔重用歸降的少數民族人才。如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有數萬人歸降,武帝把他們安置在西北沿邊五郡,稱五屬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武帝)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注引《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云:“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漢,故言屬國也。”屬國地區各依其俗,由原來的民族首領王、長等繼續管理本民族事務,漢設屬國都尉保衛屬國安全,協調其與周圍居民的關系。這種處理方式尊重原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深得匈奴和其它少數民族的擁護,其作用不可低估。武帝還大量使用歸降的少數民族將相,據《功臣表》所記,孝武封侯的金日磾竟被封為秺侯,囑輔少主,托以顧命大臣之重任。武帝對復雜的民族問題采取了靈活的政策和措施,把政治上的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