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對身份的現代主義追問論仫佬族作家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麥田》

陳曉明是廣西三名直接現實主義劇作家。小說的故事很簡潔。山區農民李四60歲生日那天盼望他那三個在瓦城工作的孩子回家慶賀他的生日。但他的孩子都沒有來。李四很憤怒,覺得孩子們早已把他忘記了,帶上身份證自己上了瓦城,希望用這樣的特殊行為引起孩子的想法從而記起父親的生日。他先是到了大兒子李瓦家,李瓦雖然奇怪父親為何上城,但也未深究,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天是父親的生日。之后李四又分別去了女兒李香、小兒子李城的家,沒有一個孩子理解父親的用心。李四在萬分傷心的狀態中遇見了小說敘述者的父親胡來,一個撿垃圾的老頭,兩人一見如故,話很投機,酒逢知己,喝得大醉。第二天兩個醉醺醺的老頭打算去找李四的孩子算帳,沒想到路上遇了車禍,撿垃圾老頭命歸黃泉。在無知與慌亂中李四將死者胡來的名字報成了自己的名字并在火葬場要回了死者的骨灰。李四為了教訓自己那三個不孝的孩子,將撿垃圾老頭的骨灰和自己的身份證送到了女兒李香家,造成了自己死亡的假象。結果李四的兒女信以為真,立刻舉家護送“父親”的骨灰返鄉,到家才知父親進城是為了讓孩子們慶賀父親的60大壽,結果自己不孝,使父親在極度痛苦中出了車禍。禍不單行,在萬分痛苦和惱怒中,李四的妻子也一命嗚呼。李四的三個子女在懺悔和痛苦中安葬了“父親”和母親,賣掉了山里的房子,回到了瓦城。于是,等李四聞知孩子們返鄉消息再趕回山里時,才得知妻子已死、房子已賣,他的出現則被村里人視為鬼魂,李四只好在哀痛中回到瓦城。回到瓦城后小說的敘述者多次試圖對李香的女兒艷艷說明事情的真相,并讓李四寫了一封說明真相的信,但不僅沒有得到認同,反而引起了李四孩子們的警惕,他們認為是有一個撿垃圾的老頭想利用自己與李四相像的外貌弄一筆錢,于是他們與警察一道找到李四,讓李四出示身份證證明自己的身份,但李四拿出的卻是撿垃圾老頭胡來的身份證。后來李四多次潛入他們的房間將自己的遺像摔碎,并將自己過去寫給孩子的信與那封說明真相的信放在碎玻璃上,試圖喚醒孩子們的記憶,但一切徒勞。李四的孩子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父親尚在人世,他們甚至以為所有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是已逝父親的顯靈,從而產生了強烈的內心恐慌。一次,小說敘述者親自找到李瓦,試圖再次說明真相,結果遭到李瓦和警察的暴打。最后,李四去到法院,想控告孩子們不認自己,仍然遭到拒絕。李四被警察推出法院的時候正好遇到了兒子李瓦和女兒李香,警察將李四抓到李瓦面前,李瓦對李四說“你是不是瘋了?”李香在一旁說“肯定是瘋了!”李四在憤怒和絕望中給了兩個孩子各一個巴掌,然后,撞向了一輛飛奔而來的大卡車。幾乎所有批評家都注意到小說中那個身份證。這個道具在小說中不僅起了重要的情節作用,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蘊。就情節功能而言,李四在車禍現場將死者胡來報成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又將身份證與胡來的骨灰一同送到女兒家這樣的相關舉動成為一個關鍵細節,這個行為導致李四失去了證明自己身份的依據并造成了子女對其“死亡事實”的堅信。與此同時,李四下意識地將胡來的身份證作為自己的身份證,強化了其子女確認他為撿垃圾老頭身份的先入為主的意識。還有,身份證在小說中還充當了幫助李四和小說敘述者打開李四兒女家門的工具。以至于李四驚奇“身份證竟然還有那么大的用處。”任何社會,身份對于個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傳統社會人的身份主要取決于先天出身,現代社會人的身份依憑個人現世努力。但是,由于社會復雜程度的不同,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確認身份的方式有所不同。傳統社會是小型簡單社會,是倫理社會,是熟人聚居的空間,熟人社會的人際關系就是社會關系也是政治秩序,約束個人行為的倫理規范,也可以用來維系社會關系和政治秩序。倫理社會依賴于軟性的倫理規范、傳統習俗調節社會關系,所謂“萬證不如熟人證”。現代社會是大型復雜社會,是陌生人的社會,是政治社會,依賴于剛性的法律規則、制度安排保證社會秩序。費孝通稱前者是禮治社會,后者是法治社會。這實際上就是現代理性的一種非常形象的表現形式。它也可以表達為人證不如物證。推向極端我們可以認為現代理性是一種高度物化的價值體系。個人既不能被自我證明,也不能被他人證明,而只能被物證明。這樣說似乎是在對現代理性進行批判。但我們必須冷靜地意識到:現代理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就好像身份證制度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試想,如果取消了身份證制度,現代社會將陷入一種怎樣混亂的局面?當然,本文的意圖并不是討論現代身份證制度是否合理。在這里,我試圖表達的是,正是在這種高度合理的現代理性的支配下,非常荒謬的局面發生了:父親向子女證明自己的身份,也需要借助身份證。或者換一個說法:子女證明父親不是自己的父親,其依據是父親沒有能說明自己真實身份的身份證。這個荒謬的局面實際上修改了身份的意義,它將身份的現實主義定義修改為現代主義定義。現實主義的身份表達的是人的社會身份,是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它是可以通過現代社會的各種證件也就是物確認的;現代主義的身份表達的是人的心靈身份,是人在心靈中的地位,它卻是不能通過現代社會的各種證件包括物確認的。這話似乎說得有點玄,落實到《瓦城上空的麥田》,我們很容易理解,李四的身份焦慮并不僅僅來自他的農民身份,他的身份焦慮來自他對自己在子女心目中地位的不自信。所以,前面我們談論李四和妻子拿身份證的手的顫抖,表面上是對自己農民身份的不自信,實質上還隱藏著對自己在子女心目中地位的不自信。基于傳統倫理的思維慣性,李四認為他的身份是無須身份證證明的。所以,他才能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燒成了灰,他們也應該認得出來!我是他們的父親,他們是我養大的,他們有什么理由認不出我來?”然而,李四的兒女,卻同樣堅定不移地要求李四用身份證證明自己的身份。像小說中所描寫,當兒子李瓦與父親李四相對而視:李瓦的話終于出口了。李瓦說,你,你聽到沒有,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顯然,這種誤會根源于李四和他的兒女對身份的不同理解。誤會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小說借敘述者的口吻說道:在他們的眼里,李四還是那個撿垃圾的老頭,而不是他們的父親。他們對他的敲門感到討厭,感到憤怒,他們總是嘭的一聲就把門關上,關門之前,或者給他一點吃的,或者給他一點錢,然后告訴他,我們這是可憐你,你知道嗎?因為你長得確實很像我們死去的父親,但你不能太過分,你不能老是這么纏著我們你知道嗎,你不能這么纏著,你老這么纏著,你就太不懂事了。去吧,撿你的垃圾去吧!然后,把李四推到了樓道上。在現代社會,沒有身份證,就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推到極端,在兒女面前,父親也無法證明自己是父親,這是現實主義的邏輯。然而,執拗的父親卻不愿認同這個邏輯,他執拗地認為用身份證這樣的物來證明自己既是一種荒謬,更是一種自我褻瀆。顯然,在他心目中,身份證是不重要的,人才是重要的。然而,正如程文超所說,他的兒女卻“只認`身份'不認人”于是,《瓦城上空的麥田》這部小說中的身份證就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義。它不僅是一個現代社會證明社會身份的物,這是現實主義的身份證,是李四的兒女們要求的;同時更是現代社會證明心靈身份的心,這是現代主義的身份證,是李四要求的。所以,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李四進城之初輪流去了三個孩子的家,其中兩個孩子都打算為父親準備飯菜,但李四拒絕了。因為,他需要的身份是不能用飯菜這樣的物證明的,他需要一個“心”的身份證明。這個“心”的身份就是兒女對父親生日的記憶,是兒女與父親相濡以沫的親情,是父親在兒女心中的地位,但他沒有得到。為了強調這種身份訴求的“心”的性質,李四不惜通過毀壞“物”來對兒女進行暗示:在離開大兒子李瓦家時,他摔了一只茶杯;在女兒李香家,他將電視遙控器摔得粉碎。“心”與“物”的對立就是如此尖銳。接下去他去了小兒子李城的家,如果小兒子李城接受了他父子倆睡一個床的提議,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了,因為只要有父子的親密無間,李四的“心”就有了歸宿。遺憾的是,李城因為身邊有女朋友,他希望父親到哥哥姐姐家去住,他不知道,父親剛剛才被哥哥姐姐“驅逐”———心的驅逐。于是,李四對“心”的訴求終于徹底失敗,在有著他三個兒女居住的城市,他“無家可歸”。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里的家不是物質實在的家,而是心靈的家。正因此,置身小兒子李城的家中,李四已經沒有了摔東西的能力。在“心”與“物”的對抗中,“心”大敗虧輸,“物”大獲全勝。然而,“心”的失敗實際上意味著人的失敗,所以,失去了砸東西、罵子女的能力的李四,“只覺得全身真的像被抽走了什么筋,抽得他一身軟耷耷的,他一點力氣都沒有。”他不得不做的是離開小兒子的家,成了“無家可歸者”。鬼子是一個非常重視小說敘述角度的作家。他選擇什么人敘述小說從來不是隨機的結果,而出于深思熟慮。《瓦城上空的麥田》的敘述者是撿垃圾老頭胡來的兒子。我曾經聽鬼子談過他有關這個小說敘述者的想法。他認為一個在城市撿垃圾謀生的人已經足夠悲慘,但他卻要讓這個悲慘者的境遇仍然處于李四的上風,從而更襯托出李四境遇的悲慘。事實上,鬼子的這番想法已經在小說中有了直接的表述,小說中有一段敘述者的獨白:我覺得這個老人的命,還真是他媽的比我還苦,比我還慘!我失去的只是我的父親,而他呢?他的老伴沒有了,他的房子沒有了,他,一個六十歲的老頭,也在他孩子們的心目中死去了……小說敘述者的這番獨白重新詮釋了哀莫大于心死。這里心死的主體本義是與哀的主體一致的,意思是一個人最大的悲哀是他的心死了。然而,《瓦城上空的麥田》卻為這句話增加了一種新的理解,即心死的主體與哀的主體不一致,所謂一個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他在親人的心目中已經死去了,這就是雖生猶死,生不如死。李四之所以比失去了父親的撿垃圾小孩境遇更為悲慘,正在于他雖生猶死,生不如死。不過,這種對小說敘述者功能的理解仍然停留于襯托層面。我以為,這個小說敘述者的身份還值得進一步追究。首先,他是一個城市撿垃圾人,這是他的地位;其次,他是一個鄉村人,這是他的身份,雖然他身在城市,但他的身份卻仍在鄉村,這使得他具有與李四溝通的能力;第三,他是一個孩子,孩子未經世事,童心尚存,確切地說,孩子的身份決定了這個小說的敘述者還是一個本真的、本色的、本質的人。我們有必要注意小說諸多情節的暗示功能。當李四初到瓦城三顧兒女家門而最終失望離開成為無家可歸者之后,他遇到了小說敘述者的父親胡來,倆人一見如故。胡來還專門為李四買了紅燒肉,并將李四請回了自己的家,真是酒逢知已千杯少,一見如故的兩個老頭喝得酩酊大醉。在我看來,這個情節具有很重要的暗示性。它是在表明:無家可歸的李四終于在城市邊緣人胡來那里找到了家的感覺,成為城里人的兒女忘記了父親的生日,為李四慶賀生日的卻是城市邊緣人胡來。顯然,城市,正以這樣的姿態排斥著異己,接納李四的,只能是“身”在城市“份”在鄉村的邊緣人。胡來之所以能夠接納李四,正是因為他雖然身在城市,但“份”仍在鄉村,他骨子里還遵循著鄉村社會的倫理規則。而李四,作為一個鄉村人,他即便得到城市的接納,找到家的感覺,也只能在城市中的鄉村。至于胡來的孩子,小說敘述人對李四的接納、幫助和同情,無不基于同一原理。只是小說敘述人還多了一個性質,他是孩子,他還保持了童心,童心成為現實主義邏輯尚未占領的最后領地,童心還可能成為李四這樣的無家可歸者的家。李敬澤注意到《瓦城上空的麥田》情節邏輯的“險”。他是這樣表述的:讀這篇小說,你常常會覺得很“險”,它似乎完全依靠接連不斷的偶然,而在任何一個環節上按說都有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只要哪個兒子或子女腦筋稍一轉彎,就會骨肉相認,皆大歡喜。但鬼子執拗地、堅決地向前推進,他為全部的“偶然”提供了一種“必然”的動力,那就是遍布于生活的壁壘森嚴的猜忌、疏離和冷漠,我們不會轉彎,我們完全被孤獨的、防御的、警覺的生活邏輯所支配,兒女們躲在戰壕里,目光如炬地盯著前方出現的這個老人,就像瞄準喬裝改扮、前來偷襲的敵兵。這里,李敬澤說的險只是從李四的兒女一方說的。事實上還有父親李四一方。正如作品反復提到的:只要李四開口,“只要他們把話對上”的確,一旦超脫于現實,我們很容易對李敬澤所說的這種“遍布于生活的壁壘森嚴的猜忌、疏離和冷漠”,“孤獨的、防御的、警覺的生活邏輯”表示不以為然,然而,只要我們置身于現實之中,我們就很有可能陷入這種正植根于現代理性的“遍布于生活的壁壘森嚴的猜忌、疏離和冷漠”,“孤獨的、防御的、警覺的生活邏輯”中。這里,李敬澤說的只是《瓦城上空的麥田》的情節邏輯之險。事實上,小說表現的不僅是情節邏輯之險鬼子的小說一直在踩著鋼絲。這個鋼絲的一邊是人心的深淵,另一邊是事實的深淵,他不能踏空。一旦踏空,他就會陷入虛假的描述。他實際上做的是這樣一件事:將所有的事實拉到心靈面前,接受心靈的置疑拷問。因此,《瓦城上空的麥田》的險在于將情節邏輯推向極端之險,它將情節邏輯之險的重量轉化為心靈邏輯的追問。而由于有心靈邏輯的支撐,鬼子的踩鋼絲行為終于未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