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云南昆明的美文【篇一：關于云南昆明的美文】一昆明有“春城”之稱。這有著充足的理由。昆明海拔高，緯度低，陽光照射強，雨量充沛，是一座花卉常開、氣候宜人的城市。所以無論身在昆明何處，都給人周身舒暢的感覺。明代楊慎說昆明“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是不虛言的。然而，歷史的確存在著誤會。在人們的潛在印象中，昆明因地處西南一隅，一直是個荒蠻之地，令人談之色變的煙瘴之地。比如，三國時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離昆明不遠的“七彩云南”據說是當時安營扎寨的地方。實際上，在遙遠的戰國時，楚人莊蹻即在此建立了古滇國，南詔國與大理國的五百多年間，這里一直是東都的所在地。昆明從元朝開始完全并入中原王朝，同時也進入了它的發展繁榮期。正因為這些，圍繞著大自然饋贈的滇池，豐富的歷史人文便開始在這里快速形成、大量匯聚。這沒有什么不好。就像戲劇內容的起始，正面人物總要遭受一些挫折;就像一些莫逆之交的友情，正來自于“不打不成交”。對很多事物而言，如果上來就是洞徹見底的清水一汪，直觀倒是有了，卻少了慢品細咂、意味幽遠的感覺。二昆明的景致，首推滇池。打上一輛“云a”牌出租車，向著早有耳聞卻未謀其面的滇池奔去。離得還很遠，早已看到水天相接的光亮亮的水域，這使我想起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情形。據資料顯示，滇池長約40公里，寬約8公里，面積300多平方公里，是我國的第六大淡水湖泊。就這，還是經過近幾十年圍湖造田縮小了的，過去一直有“五百里滇池”的說法，面積就更加廣闊了。滇池被稱作昆明的母親湖。昆明的四季如春當然與海拔、緯度等等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于滇池這個天然的“空調”。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國，有幾個內陸城市能擁有這樣的條件和殊遇呢？走在滇池邊的海埂公園，可看到有快艇在穿梭，有大船在游弋，更多的則是或匍匐水面或上下翻飛的紅嘴鷗。華亭寺是昆明地區最大的一座寺廟，自元末創建以來曾幾次毀建，現存建筑是1923年由虛云大師主持重建的。虛云大師是禪宗泰斗，曾歷坐十五個道場，重興六大祖庭，兼承禪門五宗，信徒達到數百萬之眾。對于華亭寺，這不能不說是它的一種幸運。另一座寺廟叫作太華寺，位于西山最高峰太華山的山腰。從建制上看，太華寺與一般寺院沒有太大區別，關鍵在于山門外的一株老銀杏，據說是由明惠帝朱允炆所植。朱允炆流亡云南當然只是一種說法，但這種疑似的證據實在不少，太華寺的民間傳說也算是為這種說法又添加了一個重要的籌碼。朱允炆來沒來西山，我們不能妄下結論，反正徐霞客來了。徐霞客不僅來了，游遍了西山，還寫下了《游太華山記》。我今天的行程當然也囊括了西山的重要景點，但我是汽車、索道、電瓶車一起上才完成的。與徐霞客的徒步相比，既有內心的慚愧，更有對古人的敬佩。西山，這是茶馬古道的西山，這是徐霞客的西山，這是佛教的西山，這是道教的西山。一片并不太大的山域，竟然擠進了一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貿路線，擠進了一個最偉大的旅行家，擠進了影響至深的兩大宗教！這與密密匝匝的西湖歷史人文極為相似，面對著面，背靠著背，肩并著肩。五即使這樣的人文薈萃，西山好像覺得還是不夠。過去只知道聶耳是昆明人，在來西山的公共汽車上，才聽一位當地老者說聶耳的墓地就位于西山。西山是熱鬧的，可就算再擁擠，也要接納這位優秀的昆明游子。聶耳墓位于太華山與三清閣之間。遠看，墓園好像一把巨型的小提琴，墓穴就處在發音的位置上。聶耳墓的旁邊是聶耳紀念館，陳列著聶耳曾使用過的留聲機、吉他、笛子等遺物。聶耳是1935年在日本藤澤市的鵠沼海濱游泳遇難的，時年只有24歲。一般人都知道，聶耳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譜寫者，可大多數人恐怕并不清楚，這首慷慨激昂、雄壯有力的歌曲僅僅創作于此前三個月。在聶耳墓的背側，鐫刻著郭沫若的《聶耳墓碑文》：“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然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鵠的”。當聶耳譜寫這首曲子時，他一定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他音樂生涯的絕唱，這首歌在若干年后會被稱作“國歌”，他將是“國歌之父”。我想，聶耳一定是天才的。如果不是天才，他就無法洞察并清晰地展現出我們民族最本質的強音;如果不是天才，他就無法在那樣短暫的時間內達到我們絕大多數人奮斗一生都無法企及的高度。可造物主總是無情的。他不把完美留給人間，他在把天才降臨給人們的同時，又匆匆把他們收回，只給人們留下天才創造的作品，讓人們去欣賞，讓人們去痛惜。關于聶耳墓究竟是真墓或者只是衣冠冢，多年來一直存在著爭議。直到聶耳哥哥聶敘倫的澄清，才算真相大白。原來，聶耳的骨灰1938年就已經葬在了西山。但因當時形勢復雜，為保護墓地才謊稱是衣冠冢。沒想到這個“煙霧彈”的效果過了頭，直到很多年后人們還都以為西山墓是聶耳的衣冠冢。在聶耳漢白玉的雕像前，不時有人莊重地向“國歌之父”獻上一束束鮮花。一個短暫的生命，因為一首歌而永遠年輕永遠活著。六一個區域，一個地方，決定其整體水平的有兩個因素：文化底蘊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所以，應該來說一說仇和了。近些年的昆明發展，如果不提仇和，無論如何都是繞不過去的。來到昆明的仇和，依然是素有的大刀闊斧。第一件事是“治吏”。從公布各級官員聯系方式、“瞌睡門”、突擊檢查110指揮中心，到派出所只留三名警察其余全部上街，老百姓普遍反映，衙門好進了，臉色好看了，效率提高了。這是典型的“鯰魚效應”。在“懶、庸、散”的某些單位和部門，仇和就像一條快速游動的鯰魚，沖進這個昏昏欲睡的沙丁魚池，放了幾把火，嚇得所有沙丁魚都驚醒過來，變了個活法。其次是城市綜合治理。滇池治污已經很多年了，可就是不見什么成效，而昆明因交通擁堵，與北京、廣州并列成為全國三大“堵城”之一。更令仇和奇怪的是，以昆明植物多樣性的條件，竟然多年都沒能成為國家級園林城市！仇和的辦法很簡單。“治滇”上“治湖先治河”，徹底斬斷污染源，滇池水質明顯好轉;“治綠”上讓城建、園林等部門人員全部上街種樹，一年完成了多年的任務;關于“治堵”，就是修二環路、建高架橋，原本三年的工期也在一年內全部完成。什么叫效率？這就叫作效率。當有人拿著書本照本宣科地大講提高效率的理論體系時，當有人開會慷慨激昂在工作推動上卻沒有什么真招時，仇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這些人上了一堂生動的效率管理課。稍微麻煩些的是城中村的改造。昆明城中村的密度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是罕見的，誰都知道城中村的拆遷改造是“天字號難題”、“最難啃的骨頭”。但仇和仍然決定捅一捅這個“馬蜂窩”。其間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困難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但當村民變成居民，生活基礎設施匱乏的村舍變成現代化的小區時，人人臉上都開始洋溢著不可掩飾的笑容。記得兩年前去江蘇宿遷，夜晚在大街上溜達時與一報亭主攀談。報亭主說：“仇和在宿遷時，在城市街道改造上搞“三縱三橫”，當時因拆遷弄得烏煙瘴氣，我們都罵他;可當仇和離開了，走在舒適寬敞的大街上，我們又開始懷念起他來。”這就是仇和，一個在沭陽、在宿遷、在昆明創造了“仇和新政”、“仇和現象”，并把它無私無畏強力推行實施的仇和。七對一個城市來說，文化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思想的境界，是精神的標高。一個城市如果只有高樓大廈和寬闊的馬路，沒有文化底蘊，這是一種社會的悲哀。而一個城市如果只有歷史人文，沒有經濟社會的發展，總讓人覺得有些虛飄，文化也會變成空中樓閣。文化解決的是心靈的問題，行政解決的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問題。昆明作為一座歷史人文豐厚的城市，由于仇和的到來，部門風氣為之改善，城市環境為之提升，民生問題為之解決，這是一種有效的補充，這是一種完美的結合。所以，昆明的滇池、大觀樓、西山雖然令人著迷，可當我聽昆明的同學說前些年離滇池還有半里地就聞到臭味不愿前行時，聽出租司機說街道兩邊的很多樹木都是仇和來昆明任職后種植時，這同樣讓人心潮起伏、難以平靜。當然，對于仇和，在擁有眾多“粉絲”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尖銳的批評者。他們認為，仇和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人治，而非法治，他不是一個現代領導者。客觀地說，這種批評也不無道理。可對經濟社會的發展來說，要看我們先要的是過程還是結果。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規中矩、按部就班的行政效率一定不會太高。而出于服務社會本心的人治，由于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少了條條框框的羈絆，反而能披荊斬棘，在較短的時間內開拓出一片新天地來。要讓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官員脫離中國實際去踐行理想化的行為規范，那一定是在癡人說夢。身處在雜亂、無序、惡劣的城市環境中，恐怕是沒有多少心思去關心什么歷史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