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對古代青銅器的保藏和爭論,一方面是審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寄予了士大夫階層“回向三代”的政治抱負。古器物學在上層與禮制改革相結合,漸漸滲入禮學傳統之中,轉變著士大夫對“古”的生疏,導致徽宗和高宗兩朝大規模的復古運動,最終使古器形制成為國家祀典用器的標準。同時,古器物學的成果也向民間集中,并與民間固有的工藝傳統相結合,制造出一批獨特的仿古器物。在制作仿古器物時,必需有具體的“樣本”依據,當時人稱之為“樣制”、“樣式”或“圖樣”。宋代仿古制作的“樣本”到底從何而來,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為“樣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發揮作用,這些都是本文著重爭論的問題。一從《三禮圖》到《博古圖》北宋時期,朝廷制作禮器的樣本是宋初聶崇義的《三禮圖集注》。聶氏《三禮和歷代注疏來復原上古禮器。這樣就難免消滅很多望文生義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因此從一開頭就擔負起了更傳統禮學的任務。宋代古器物學的先驅劉敞就是一位禮學專家,“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秦古器圖》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禮家明其制度”應是古器爭論的目標之一。劉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學家呂大臨,是理學家程頤的弟子。他博學多識,“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他曾“集諸家之說補《儀禮》”,又在家廟祭禮中使用古器,穿著古禮服。可見他的古器爭論更是與復興古禮的實踐相結合。呂大臨的《考古圖》雖然沒有直接批判《三禮圖》的錯誤,但是他確立了在當時的學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隨著崇古之風的盛行和古器物學學問的積存,越來越多的學者開頭直接對《三禮圖》提出質疑。比劉敞稍后的沈括,就已依據出土的“黃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禮圖》亦未可為據”。受學于王安石的陸佃,撰寫了《禮來繪制《禮圖》的嘗試。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學傳統的支撐,眾家古器圖的導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階層高(1107),徽宗于尚書省設置議禮局,作為推行禮制改革的特地機構。二年十一月,議禮局詳議官薛昂上奏:器多出于墟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規制必有所受,非偽為也。……今朝廷欲訂正禮文,則茍可以備稽考者,宜博訪而取資焉。臣愚欲乞下州縣,委守令訪問士大夫或民間有保藏古禮器者,遣人往詣所藏之家,圖其形制,點檢無差誤,申送尚書省議禮局。其采繪物料,并從官給,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騷擾。……’奉圣旨依所奏。”當時使用的禮器照舊依照《三禮圖》制作,要制作禮器必需有的樣本,但就已有圖錄編輯,但規模到底有限。此后半個多世紀中,皇家藏器始終沒有得到系統整理和爭論,更沒有刻意去搜集民間古器。李公麟、呂大臨諸家《考古量的“古器全集”就成為當務之急。徽宗一方面承受薛昂的建議,派人到保藏古器之家摹繪圖形;另一方面,將皇家保藏的古器編繪為《宣和殿博古圖》,即后來《重“圖樣”集;在后來的實踐中,它也確實發揮了這樣的作用。隨后,出于保藏鑒賞和制禮作樂的雙重需要,徽宗開頭大規模從民間搜集古古器“樣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開的。隨著大批制禮器被用于祀典,《三禮圖》已經失去了存在價值。政和五年六月,校書郎賈安宅上言:“‘崇義圖義皆諸儒臆說,于經無據。國子監三禮堂實存圖繪,下至郡縣學間頒焉詔。’《三禮圖》及郡縣學繪畫圖象并改正,舊所繪兩壁《三禮圖》并毀去。”此前,議禮局于政和三年(1113)編成《政和五禮儀》,頒降于地方州軍,取代了奉行多年的舊禮。但由于當時大規模的禮器改造尚未開放,《五禮儀》中并未遲沒有實現。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數地方州軍照舊沒有得到的禮器圖樣。《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興軍路安撫使董正封類,或有未應法式去處。如臣前任知鄆州及今來永興軍,釋奠祭祀所用禮器一切損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畫式樣,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貴上尊朝廷奉祀之禮意。’詔送禮制局繪圖頒降,令諸路州軍依圖制造,內有銅器者,以漆木為之。”據董正封所言,當時個別州軍(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頒降的“式樣”,并依樣制無圖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禮圖》的舊樣了。徽宗朝在大規模改造禮器之后,為什么沒有用的《禮器圖》來取代《三禮禮器圖樣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復制。朝廷手中或許只有少量手工繪制的副本,不行能在短期之內普遍頒降于地方。其次,徽宗制禮作樂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國家大典,而在中心,《博古圖》已經很好的起到禮器圖樣的作用。至于地方禮器的滯后,朝廷并不急于解決,也就沒有刻印禮圖的迫切需要。中毀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間沒有準時將禮器圖樣編輯成書,使得高宗朝重建禮樂制度面臨著極大的困難。二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樣本”問題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際,急需通過國家祀典來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行在,應副郊祀大禮。”這次大典,使用的是東京搬來的金人劫余之物;這些禮器多(1131)進展明堂大禮時,全部祭器只能重制造。此時朝廷手中甚至沒有任何“成禮器”的圖樣,不得已只好重搬出《三禮設中最重要的任務。紹興四年(1134),又值進展明堂大禮之年。四月,禮部侍郎陳與義等上奏:“‘今來明堂大禮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畫樣,令臨安府下諸縣制造。本寺契并簠之類,并無樣制,亦無考古圖冊照據。今來未敢便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例,畫竹木祭器樣制。’詔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所用《三禮圖》樣制造。”可見,當時南宋朝廷已經致力于從民間搜集流散的“成禮器”,但數量極為等圖錄當作禮器圖樣來使用。這次明堂大禮照舊和紹興元年一樣,依《三禮圖》樣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這也是因陋就簡的權宜之計。不過國子監丞王普等人還是對當時的禮器樣制提出了批判:“按祭器實仿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為爵形,負盞于背,則不行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為龜,則不行以卻蓋。此類甚多,蓋出于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修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為據。政和成禮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并從古器制度為定。其簠簋尊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從這段話不難看出,在百余年來《三禮圖》與金石學的競賽中,后者最終獲得了成功。經過徽宗一朝的復古運動,《三禮圖》在士大夫心中已經完全喪失了權威置。在不斷推動朝廷向著政和禮的方向回歸。紹興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詔命東京留守搜集剩余的“成禮器”。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銅爵的建議:“今遵依指揮爭論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紹興四年已得指揮外,其所用爵以木為爵形,而背上負尊。按《郊廟奉祀禮文》謂許氏說“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古制。兼昨來政和年間,已曾依此改正鑄造,緣渡江之后,類皆散失。兼昨紹興七年明堂大禮,御前降到古銅爵,依得《禮象》制度。今來合將木爵并行改正,用銅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樣制造銅爵并坫。”據此段史料,紹興七年明堂大禮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銅爵”。《郊廟奉祀禮在論證古爵形制時,還參考了陸佃《禮象》中的圖樣。在朝廷缺乏禮器圖的狀況下,私家撰述的禮圖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這次爭論能夠將文獻、禮圖、古器實物相結合,說明古器物學已經深深的滲入到禮學的傳統中。紹興十年(1140)七月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高宗表示:“朕嘗考三代禮器皆有義,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困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此后,南宋朝廷最終訪求到《宣和博古圖》,使復興“政和禮器”成為可能。紹興十三年爭論改造,將來大禮祭器悉從古制,以稱主上昭事神祇祖考之意。”其后皇帝下詔,由秘書省現管的三部《宣和博古圖》中“給降”一部。從今,《宣和博古圖》就成為南宋改造禮器最重要的依據。紹興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給事中段拂、戶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晉錫等人(1145)八月,高宗手所在州軍,限目下差人管押赴寺,以憑照看爭論施行,用畢給還。”政和年間制造的等權臣都曾得賜。這些家廟祭器完整保存了“成禮器”的組合原貌,因此成為重要的“樣本”資源。十一月十一日尚書省箚子:“契勘參知政事翟汝文曾任禮制局官,其家以古器、制度、文字并圖樣甚多,乞下翟耆老盡數檢尋,時踅發赴禮器局參照爭論,候了畢給還。”翟汝文是徽宗時參與制禮作樂的骨干,史稱其“好古博雅,積存了足夠的禮器樣本。十一月,段拂、王鈇等人匯報了他們制定的改造方案。從這一方案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改造禮器的最高標準是《博古圖》和“成禮器”。但凡《博古圖》“該載”的,如著尊、著罍、壺尊等器物,均以《博古圖》為樣原來制造,同時參考“據,而又無關緊要者,比方“太廟俎案”,照舊按照《三禮圖》改造(這只是很小的一局部)。全部禮器的材質均嚴格依據禮書均改用銅器。固然,此時南宋政府的實力已經足以支持如此大規模的制作了。幾方面:一《宣和博古圖》圖》而作罷。直到紹興十三年太常獲得《博古圖》之后,大規模的改作才得以開放。二政和“成禮器”“成禮器”包括國家祀典用器和頒賜臣僚的家廟祭器。前者有一局部被金人擄走,劫余者被高宗搬到揚州,用于建炎二年的郊祀大禮,又在渡江逃難途中散的作用。三朝廷所藏古器一樣,都是為制造禮器供給樣本。四私人保藏的古器和圖樣小的作用。五私人撰述的禮圖六《三禮圖》樣。這局部禮器為數極少。為了恢復政和禮制改革的成果,南宋朝廷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而且君臣上下意見高度全都,可見政和制是如何深入人心。紹興年間為改造禮器搜集“樣本”的是為《紹興制造禮器圖》。能夠取代《三禮圖》的全《禮器圖》最終誕生了,而且可以鏤版印刷,這使得禮器圖樣的廣泛傳播成為可能。政和“成禮器”至此得到全面復興和穩固,《三禮圖》的舊樣最終退出了國家一級的祀典。三南宋民間仿古制作的“樣本”來源整個社會產生影響,還需要一個過程。光宗紹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狀中指出:“淳熙頒降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