頁|1世界投資202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下降12%，至1.3萬億美元。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的融資和并購交易減少造成的。對實際資產的投資趨勢相對較好，大多數地區和行業的新建投資項目都有所增長。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略有增加，但增長局限于幾個大型新興經濟體。許多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的外資流入停滯不前，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出現下降。行業趨勢顯示，基礎設施和面臨供應鏈重組壓力的行業的項目數量不斷增加，包括電子、汽車和機械行業。為應對全球芯片短缺，全球五個最大投資項目中有三個是在半導體領域。在經歷2020年和2021年的繁榮之后，數字經濟領域的投資放緩。能源領域的投資項目數量保持穩定，暫時緩解了人們對能源危機可能導致化石燃料投資的下降趨勢出現逆轉的擔憂。石油巨頭正逐步將化石燃料資產出售給私募股權公司和披露要求較低的小型運營商。解決這一問題要求建立新的交易模式，以確保負責任的資產管理。2022年，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部門的國際投資有所增加。基礎設施、能源、水和衛生設施、農業食品、健康和教育等領域的項目數量都有所增加。然而，與2015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被采納時相比，進展甚微。《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期投資需求審查表明，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部門的投資缺口從2015年的每年2.5萬億美元增長到現在的每年4萬億美元以上。最大的投資缺口在能源、水和交通基礎設施方面。投資缺口增大是由投資不足和新增需求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缺口不斷擴大，與全球資本市場中可持續金融的積極發展趨勢形成鮮明對比。2022年，可持續金融市場的規模達到5.8萬億美元。可持續基金凈流入為正，而傳統基金為凈流出。可持續債券的發行也在繼續，在過去的五年里增長了五倍。全球資本市場的關鍵優先事項是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并解決對“漂綠”的擔憂。自2015年《巴黎協定》通過以來，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國際投資增長了近兩倍。然而，這種增長大部分集中在發達國家。30多個發展中國家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尚無一個公共事業國際投資項目，資金成本是發展中國家能源投資的主要障礙。與公共部門和多邊金融機構合作引入國際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為能源轉型設定了目標。但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國家將這些目標轉化為投資要求，很少有國家制訂有針對性的投資促進機制或設計可向市場推銷的可融資項目。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使用的一般財政和金融激勵機制對促進能源轉型投資的效果不佳。為降低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投資的資金成本，必須在降低項目風險方面向它們提供支持，并為投資規劃和項目編制提供更多的技術援助。國際投資協定需要加快改革，擴大氣候行動的政策空間，加強促進和便利條款。本報告提出了《“人人享有可持續能源”投資行動契約》，并就國別和國際投資政策、全球和區域伙伴關系、融資機制和資本市場參與提出了建議。FDI至1.3萬億美元。放緩是由全球多重危機造成的：烏克蘭戰爭、食品和能源價格高企以及債務壓力。國際項目融資和跨境并購尤其受到融資條件收緊、利率上升和資本市場不確定性的影響。資趨勢的經濟逆風有所減弱，但并未消失。地緣政治局勢仍然緊張，近期金融領域的動蕩增加了投資者的不確定性。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23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繼續面臨下行壓力。2023年第一季度的初步指標顯示，國際項目融資和并購的趨勢疲弱。2023年第一季度的數據也顯示出反彈。因此，實際生產性的國際投資的趨勢好于外國投資的總體表現。s際綠地項目和項目融資數量增加了5%。70%以上，這是創紀錄的份額。發展中國家綠地投資項目數量增加了37%，國際項目融資交易增加了5%。這對工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前景而言是一個積極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并不均衡，大部分增長集中在幾個大型新興?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在2021年因單筆融資交易而達到異常高水平后，回落至2019年的450億美元水平。綠地項目增加了39%，國際項目融資交易增加了15%。能源行業(包括采掘和發電)的增幅最大。?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外國投資流入量持平，為6,620億美元，仍占全球外資流入的一半以上。印度和東盟是最活躍的接受國，分別增長了9%和5%，項目公告數量也出現了強勁增長。作為全球第二大外國投資接收國，中國的外國投資增長了5%。海灣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但公告的項目數量增加了三分之二。?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資增加了51%，達到2,080億美元，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高企的大宗商品價格推高了外國子公司在采掘業的收益再投資。該地區外資項目溫和增長，綠地項目數量增加14%，國際項目融資交易有所減少。?流向結構薄弱和脆弱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盡管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體上有所增加，但46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卻下降了16%，降至220億美元，不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2%。最不發達國家的綠地項目總數在2020-2021年下降后有所回升，但仍遠低于10年平均水平。內陸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略有增密集型行業，包括電子、汽車和機械，項目數量和投資金額都有所增長。為應對全球芯片短缺，在已宣布的5個最大投資項目中，有3個是在半導體領就業增長速度的趨勢仍在繼續。在前幾年，這是由數字經濟中的輕資產跨國公司推動的，而在2022年，這是由高能源價格造成的，這提高了石油和天然氣、大宗商品和公用事業的收入。前100家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額增長了10%以上，而它們的海外資產價值則略有下降。而，在2015年通過可持續發展目標之后，由于最初幾年增長疲軟以及疫情期間投資急劇下降，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部門的投資增長十分緩慢。對農業糧食的投資甚至低于2015年的水平。《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中期投資需求審查表明，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部門的投資缺口已從可持續發展目標通過前夕的2014年估計的每年2.5萬億美元擴大到今天的每年4萬億美元以上。最大的缺口在能源、水和交通基礎設施方面，投資缺口擴大是由投資不足和新增需求造成的。2022年，可再生能源投資增長放緩。綠地投資公告項目數翻了一番，但規模更大的國際項目融資交易卻出現了下降。盡管自2015年以來，可再生能源的國際投資總額增長了近兩倍，但在發展中國家，其增速僅略高于GDP增速。在最不發達國家，可再生能源投資的增長大大落后于GDP增長。產新項目數量是過去十年平均水平的兩倍多。盡管起點較低，太陽能和風能組件制造業的投資項目也在增加。2022年，已宣布的電池制造項目的投資金額增加了兩倍，達到1,000多億美元。大多數項目都在美國和歐洲的制造業中心，但少數發展中國家也吸引了大量投資。產。買家主要包括私募股權基金、行業內較小的運營商和大宗商品交易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未上市的買家往往有較低或沒有減排目標，氣候報告標準也較弱。這就需要一種更有助于解決氣候問題的新的交易模式。衰退。有利于投資的措施達到102項，較上年翻一番，占所有措施的份額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加強對外國直接投資審查的趨勢仍在繼續。以國家安全為由進行投資審查的國家增加到37個。在不利于投資的政策措施中，引入或收緊涉及外資的國家安全措施幾乎占了一半。這些措施主要由發達國家推出。實行外國直接投資審查制度的國家合計占2022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68%。因監管或政治方面的擔憂而撤銷的并購交易數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大多數措施側重于便利化和向外國直接投資開放新的部門或活動。自疫情以來，發達國家采取的有利于投資的措施數量也首次大幅增加。有關措施包括投資便利化和激勵措施，以促進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與氣候有關的投資。達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通常采取無需動用稀缺公共資金的稅收激勵措施，而發達經濟體則傾向于采取金融激勵措施和上網電價補貼等更復雜的機制。在所有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拍賣和招標正逐漸成為吸引可再生能源投資的常用手源補貼的8倍。化石燃料補貼阻礙了對能源轉型的投資，因為在缺少同等力度支持的情況下，可再生能源更加難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對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但這將有助于鼓勵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現、雙邊投資條約的終止以及針對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改革的多邊討論。多項關于國際投資治理機制的談判業已結束，這些機制具有積極的投資便利化特點，并更加注重可持續投資。結了15項新的國際投資協定，有效終止了58項國際投資協定。全球的國際投資協定總數為3,265個，其中2,584個協定處于生效期。國際投資協定體系仍以老一代條約為主。此類條約的一些承諾相互重疊，且不符合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為氣候行動和能源轉型帶來了風險，國際投資協定改革迫在眉睫。更早簽署的國際投資協定提出的。2022年，投資者援引國際投資協定提起了46起新仲裁，其中10起與《能源憲章條約》有關。迄今為止，至少有132個國家和一個區域經濟組織成為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案件的應訴方。2022年，已知案件總數達到1,257件場的市值從2021年的2.7萬億美元的高點下降到2022年的2.5萬億美元，但市場的凈流入為正，與傳統基金出現凈流出形成鮮明對比。國貿發會議監測的可持續基金中，超過5000億美元的資產(占其總資產的30%)投入了八個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部門，高于2021年的26%。醫藥健康、可再生能源、農糧以及水和衛生設施仍然是資金流入最多的部門，占上述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的95%。SG綠”現象依然存在。貿發會議監測的2800多只可持續基金的平均ESG評級明顯優于基準的MSCI全球股票指數。然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金未能達到其應有的可持續性標準。韌性，僅減少3%。制性碳市場相比，它們可以引導投資資本跨越國界，為減排或零排放項目提供資金。2022年每噸二氧化碳當量的價格達到創紀錄的水平，這為以更現實的排放成本加速能源轉型帶來了希望。2022年，聯合國貿發會議監測的全球最大的100家主權財富基金和公共養老基金改善了對氣候行動的披露，包括對可持續能源的投資和對化石燃料的撤資。在發布可持續性報告的基金中，三分之二的基金承諾到2050年實現其投資組合的零排放。然而，上述機構投資者中，仍有近一半未能披露或報告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風險，且未迅速采取行動調整其投資組合。2022年，有關ESG主題的培訓成為交易所最常見的可持續發展活動，其中一部分由聯合國可持續證券交易所(SSE)倡議推動，該倡議與發展伙伴和交易所合作，共同培訓市場從業人員。SSE學院的成立是為了滿足證券交易所對ESG披露標準和監管發展方面的教育和培訓日益增長的需求。易所的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女性占23%。在20國集團(G20)的7個市場中，政策制定者制訂了強制性規定，對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女性的最低要求進行了規范。的作用。2022年，在貿發會議跟蹤的占全球GDP90%以上的35個經濟體中，有22個采取了至少50項專門針對可持續金融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歐盟在區域層面采取的多項措施。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制訂分類標準、可持續性信息披露、針對特定行業和金融產品的措施以及碳定價方面都取得了進展。制定方面繼續取得進展。總的來說，歐盟主要采用加強監管的方法，優先考慮建立可持續金融的綜合框架。到目前為止，中美兩國采取了一種混合的方式，既重視監管，也重視將氣候和可持續發展的維度納入產業政策。2022年，美國出臺了《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其中一項重點是促進綠色投資。步進展。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即將發布關于ESG和氣候的全球可持續性報告標準，旨在設立具有一致性、可比性和可靠性的可持續發展披露標準。它們與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標準一起，構成了一個全面的企業可持續信息披露報告體系。這些挑戰需要全球協調一致的努力。以各經濟體現有的資產基礎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需求遠遠高于發達經濟體。在發展中國家，能源投資不僅是為了轉型，也是為了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可持投資增長了近兩倍。然而，這種增長是不平衡的，大部分集中在發達國家。此外，雖然可再生能源投資有所增長，但在與轉型有關的其他部門，特別是能源基礎設施，國際投資者的參與程度仍然很低。而易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國際項目融資占項目融資總額的55%。發展中國家的上述比例更高，而最不發達國家超過75%。因此，對最貧窮國家來說，吸引國際投資是及時實現能源轉型的關鍵先決條件。這是一個令人關切的問題，因為其中許多國家仍然難在采掘部門以外吸引到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迄今為止，包括11個最不發達國家在內的31個國際投資項目。能源投資決策的大多數驅動因素和決定因素對國內和國際投資者的影響是相同的，但有少數因素對國際投資者更重要或更具約束力。這決定外國直接投頁|9資金成本是能源轉型投資的關鍵決定因素，因為可再生能源設施的前期投資成項目融資的資本成本因涉及的利益相關者不同而有所變化。在發展中國家，平均而言，引入國際投資者可將債務融資的利差降低8%；加入多邊開發銀行可降低10%。將國際投資者、多邊開發銀行和政府的股份結合在一起的公私《巴黎協定》后，各國都在“國家自主貢獻”中制定了能源轉型目標和戰略，但各國的投資規劃的詳略程度不盡相同。在發展中國家提交的147個方案中，有48個提供了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