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體會：傳統禮法文化的意象——《白鹿原》有感禮法傳統，是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的特質， 這一特殊制度體系成功運作的背后，是否也如西方法治文明與基督教的關聯一樣（基督教為西方法治文明提供了社會文化、道德倫理、思維方式等基礎——作者注），有著某種精神力量的支撐？讀長篇小說《白鹿原》，似乎可以為這一問題找到答案。《白鹿原》中，有一個重要場景反復出現：白鹿祠堂。《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先生在小說扉頁引入巴爾扎克的一句話：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捧讀這部“雄奇史詩”，無處不在的祠堂意象似乎在提醒我們，如果這秘史原本有個隱秘的藏身之所，那或許就是祠堂；原上人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禮法秩序的根本，或許可以從這神圣的祠堂里找到解釋。祠堂：禮法信仰的精神源泉中國古代祠堂始出現于漢代，到宋代日益繁榮。祠堂設立的初衷，是為族人祭祀祖先先賢提供一個固定的場所。 在傳統中國，祭祀是儒家禮儀中的重要部分，所謂“禮有五經，莫重于祭”，供奉血緣先祖，祈求祖先安寧并保佑后代繁榮，是普通的傳統中國人精神生活里最為神圣的部分。祭祖，是子孫現世孝道的冥界延伸，而對于社會與家族來說，其意義則是多重而深遠的：首先，籍祭祖以“收族聚宗”。 同一神靈，是族人聚合的精神力量，同宗同姓者的共同祖先信仰及相應的集體祭祀儀式，有益于增強宗族成員對宗族共同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這是家族維系的靈魂所在。其次，籍祭祖以統一族內文化與價值理念。尊奉同一神靈，意味著族人共享一套文化和倫理價值體系，這是族人和諧共處的前提。第三，籍祭祖強化族人的規則意識。祭祖過程喚起個體的族群意識，喚起其服從群體秩序的自覺；同時，宗族規則為祖先所立，具有當然的神圣性和永恒的生命力，祭祖儀式，是規則的權威性與公正性被反復信仰化的過程。到這里，我們便可以發現祠堂的“宗教”意義及其“禮法文化”價值了。宗教，于信眾而言是一種心靈安慰和行為引導，“信仰”之下，個體愿意毫無保留地將身心托付于茲。祖先信仰亦同于此。祭祖的意義在于通過喚起對祖先神靈的“宗教”情感，實現個體對家族的身心皈依，這是家族向心力的來源。而個體皈依家族（或曰祖先）的最終所向何在？這最終所向，便是家族的精神和文化，說到底，則是儒家所倡導的禮教精神，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朝綱民紀”，是“忠、孝、仁、義”“天地君親師”的價值理念，而這一切，實為傳統中國社會秩序與和諧的思想基礎，是禮法文化的根本，王朝典章制度、民間禮俗、家法族規，皆一秉于此。傳統中國是農耕社會，以相對“自治”的鄉村為基層結構，在鄉村，國法之外，禮俗、家規、倫理是其秩序的主要維系力量。這禮法規則的來處，是延綿久遠的禮教文化、宗族文化，其合法性、正當性解釋，無形地鐫刻在鄉村、宗族祠堂的每一個角落，無孔不入地根植于每一個族人的內心，宗族信仰，禮法信仰，“仁義禮智信”的倫理信仰，在祠堂文化中完全融合。“把別的宗教之拜神變成祭祖，這樣鄭重地去做，使輕浮虛飄的人生，憑空添了千鈞的重量，意味綿綿，維系得十分牢韌！凡宗教效用，他無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謬不通種種毛病，他都沒有，此其高明過人遠矣。”這是“最后的儒者”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對中國的祭祖文化給出的評價，借梁先生將中國的祖先崇拜與西方宗教崇拜相對比的思路，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祠堂的文化意義類似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教堂，它是信眾的心靈“故鄉”，也是世俗規則獲得支持的信仰源泉。人們對禮法的遵守源于其內心對這一規則體系及其背后價值精神的虔誠，源于對祖先神明無所不知、無處不在的敬畏，源于個體對其“光宗耀祖”生命意義的追求。從《白鹿原》里，我們看到了祠堂作為巨大的精神存在對族人生活的影響。白鹿祠堂的始建時間，小說中這樣交待：“祠堂和村莊的歷史一樣悠久”，千百年的風風雨雨中，祠堂經歷了被毀、重建、再毀的多次磨難，承載和見證了原上人的全部悲歡離合。對于族人而言，祠堂具有難以言說的魅力，進祠堂、入族譜，對每個族人來說是天大的事，被祠堂拒之門外，意味著一個人生命狀態的游離和無意義。祠堂是有規矩的，只有正派為人，謹守規則，才有資格被祠堂接納。田小娥一輩子夢想進祠堂而最終無果，白孝文被自己的父親逐出祠堂，都是因為壞了祠堂的規矩。這規矩是什么？立于祠堂前的“仁義白鹿村”石碑，是最好的詮釋：“仁義”二字，所代表的是深厚博大的儒家文化，這是傳統社會秩序和規則的根，也是白鹿原上的人們世世代代的生活信仰。陳忠實說：“我創作的《白鹿原》，里面有一個完整的道德體系。”書中白嘉軒說：“凡是白鹿村出生的人，遲早都要跪在祠堂里頭。”這跪拜的對象，說到底正是作者植于書中的完整的道德體系——“仁義禮智信”。白嘉軒作為族長，作為祠堂的守護者，他“太硬太直”的腰，甚至他的家長式強硬、頑固，所象征的都是對這一道德體系的堅守，它是傳統中國人安身立命、齊家治國之本。祠堂：禮法教化的講壇禮法社會，禮法規矩須植入在每個人的內心，時時念起，代代相傳，在這里，祠堂的禮法宣教角色同樣重要。儒家經典《禮記》中，將祭祀視為“教之本”——“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歟？”籍祭祀祖先以示范社會和后人，是實現教化的根本。那么，教化的內容該是什么？《孝經》里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化的目的在于使人明禮，而明禮首在知孝。何為孝？《禮記》里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在殷商“神本位”時代，孝的含義本指事奉先人，而非后來的只關注在世父母的現世幸福，所謂“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奉先思孝”，是“孝”的本來意義。由此，祭祀與孝道的培植，與倫理的教化推廣融于一體，祠堂的禮教現實功用與使命顯現出來。祠堂祭祖的過程，即通過隆重神圣的儀式，教導子孫不忘水源木本，報本返始，提醒后人繼承先人遺志，謹守祖宗家訓，紹述祖上事業，光大宗族榮譽，保持家族的“精神香火”不斷——這是保證生物意義上的家族繁衍興旺的基礎。祠堂祭祖儀式內含著嚴明的倫理與禮教秩序。《禮記》里說，“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祭祀過程中的祭品、祭器、祭服、祭辭、祭樂安排，主祭與參祭者的虔誠、恭敬、莊嚴、肅穆，進退有序，都表達著“禮”的內涵：敬祖孝宗，嚴正等級，明辨尊卑，敦睦親誼。《說文解字》里對“禮”字的解釋是：“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傳統中國的禮最早是從祭祀中產生的，祠堂祭祖的程序正是“禮”最完整表達和實現的過程，莊嚴的儀式傳遞出的是祭者對祖先、對家族倫理的內心臣服，祭禮與教化，完全融為一體。祠堂還是訂立和宣教家法族規之地。族規是傳統中國家族組織的一種自治規范，它在家族內部世代流傳不斷修訂，并為族眾所共同遵守，作為與國家法律內在精神高度一致的族內規則，其制定與實施是國法的有力補充。族規以“禮教”為原則，其內容包括對族人生活、生產、婚姻、倫理等方面的細致規訓，教導族人孝友、誠信、勤謹，學為好人，勿做壞事。每一個宗族祠堂中，都刻有族訓家規的內容。祠堂還是教育子弟的學堂。這一設計之用心十分清晰：期待在家族文化的浸潤下，在祖先的殷殷目光中，將“仁義禮智信”的倫理精神自幼植根于后世子孫的心靈中。小說《白鹿原》中的白鹿祠堂即肩負起了以上使命——訂立規矩， 宣教禮法。其中最有典型意義的便是白鹿村《鄉約》的訂立與實踐過程。“鄉約”一詞，本指始于宋代的一種民間基層組織，以教化鄉民為職責。到明清時期，鄉約在作為基層民間組織存在的同時，其名稱又被用作代指鄉規民約，是一種鄉族約束性規范。《白鹿原》第六章講到，白鹿原上的“圣人”朱先生為白鹿村人擬出了“一個過日子的章法”，曰《鄉約》，族長白嘉軒把它帶回去后貼在祠堂的墻上，后來又將條文刻在青石上，鑲在祠堂的正門兩邊，召集族人十六歲以上男子每日誦讀學習。學堂徐先生對這部《鄉約》大加贊賞，認為這是“治本之道”“教民以禮義，以正世風”的良藥。書中《鄉約》的內容與歷史上宋代山西“藍田四呂”（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所制訂的《呂氏鄉約》完全一致，而后者據研究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成文鄉約。《鄉約》以族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宗旨，號召族人見善必行，聞過必改，克己修身，齊平其家，和睦鄉里。書中記載，《鄉約》實行后，“偷雞摸狗摘桃掐花之類的事頓然絕跡，賭博斗毆、打架罵街事件不再發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和諧友睦、人人知禮的原上秩序令人向往，《鄉約》的推行，可謂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更重要的是，白嘉軒在祠堂內設立了學堂，教育族內子弟。書中寫道，原上“圣人”朱先生得知白嘉軒立學堂的事情后，慷慨激昂起來：“你們興辦學堂才是大善事，無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該敬該祭，不敬不祭是為不孝；敬了祭了也僅只盡了一份孝心，興辦學堂才是萬代子孫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哩！得教他們識字念書曉以禮義，不定那里頭有治國安邦的棟梁之材呢。 ”“祭神如神在”，但家國大業的傳承延綿，還是要“靠活人不靠死人”——一語道破天機。識字、明禮，二者相輔相成，文化的代代相傳才是家國興旺不絕的根本。祠堂：禮法審判與執行的法庭家法族規，是族內強制性規則，如有違背，或族眾之間發生了糾紛，祠堂就將“變身”為法庭，由族長主持，在這里與族人共同裁斷是非，實施處罰。族長、家族長輩是規則的厘定者和執行者，族內權利義務分配、財產的公正處置，是維系族群秩序的保證；祠堂，是祖宗的棲靈之地，在神主前進行裁斷，其結果的神明智慧和公正權威更加不容置疑。族內司法由于司法主體和司法場域的特殊安排而具有了現代司法程序設計的意味：賞罰公開、公正、神圣。家族的司法職能在傳統社會為歷代統治者所認可。一般來講，普通的民事糾紛，沒有經過祠堂處理，官府通常不會受理。明代朱元璋曾頒布敕令：“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輕便告官，務要經本管里甲老人理斷。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里甲老人量斷。”對于輕微的刑事案件，或觸犯族規的行為，宗族也有直接的審判權。在一族之中，房長、支長有稽察族中動靜的職責，發現性質輕微的違規行為，有權隨時處罰，而嚴重的違法行徑，則必須向族長、族正等人舉告，由族長召集全族人在祠堂進行公開審議、處分。一般族規中常見的處罰有罰跪、笞責、罰祭、罰香燭、罰苦役、公革出祠、出族，甚至活埋、沉潭等。除此之外，家族尊長還可以決定將犯罪族人送交官府懲處。對民事糾紛，家族內部通常以“調解息爭”為目標，主張各方反恭自省，相互妥協、寬容，“情、理、法”并重作出裁斷；而對刑事案件，則要嚴格執行家法，絕不姑息。祠堂通過族規家法的執行，對族內矛盾的排解，調整族人利益沖突，并且籍由皇權對這種族內裁判權的肯定與支持，獲得合法性依據，成為在民間執行皇朝意志和倫理準則的重要機構，為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方面的管理提供了有力的輔助和補充，其作用不可小覷。白鹿村《鄉約》規定，“凡是違犯《鄉約》條文的事，由徐先生（注：學堂先生）記載下來，犯過三回者，按其情節輕重處罰。”處罰的方式包括罰跪、罰款、罰糧以及鞭抽板打。書中描述，自《鄉約》頒布后，共在祠堂實行過三次家法。第一次，懲罰賭徒。書里寫道：“交農”事件以后，《鄉約》的條文松弛了，村里竟出現了賭窩，抽吸鴉片的人也多了，其中兩個煙鬼已經吸得傾家蕩產。于是族長白嘉軒敲響了大鑼，將村中所有男人都集中到祠堂來，著人對犯規者用干棗刺刷子抽打，用滾水燙手。第二次，懲罰田小娥與狗蛋的不軌行為。這次白嘉軒召集了全村十六歲以上的男女——女人也被破例召集來， 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這一次懲罰由白嘉軒長子白孝文主持。他發蠟，焚香，領著族人三拜祖先，然后宣讀鄉約條文和族法條律，宣布“對白狗蛋和田小娥用刺刷各打四十”。第三次，處罰白孝文。這一次懲罰的方式和格局如同第二次，只不過這一次，曾經的主罰者變成了受刑人，施刑前重溫《鄉約》的程序換由白孝文的弟弟孝武執行。施刑的過程是殘酷的，受刑人的一聲聲慘叫， “渾身血流”幾欲昏死的慘狀，甚至狗蛋因傷而竟一命嗚呼，都在向村里人展示著家法的威嚴和規矩的不可逾越。一族之內，行刑人與受刑人本有血緣親情，而何以狠心下手毒打，小說借白孝武的口說出了其中的道理：“這是白家的立身綱紀”“忘了立家立身的綱紀，毀的不是一個孝文，白家都要毀了。”祠堂不僅是懲罰犯義違規者的法庭，也是審判邪惡心靈的圣殿。書中鹿姓當家人鹿子霖，他的種種劣行未為眾人所知，但是不管他如何佯裝無事，人們相信，全知的祖宗神靈會把一個人的過往之咎一一記錄在案，冥冥之中的因果會給他最后的公正審判。這也是作為法庭的祠堂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綜上，祠堂在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