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與近代中國工業化的兩次中斷

日本侵華與近代中國工業化的兩次中斷

——為紀念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而作

楊德才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綿延不絕的戰火雖然都無一例外地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著沖擊，但予近代中國沖擊最大的戰爭則有兩次，而且都是由日本發動的，這便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和1937-1945年的全面侵華戰爭。兩次戰爭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先后摧毀了近代中國艱難建立起來的工業化成果，中斷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嚴重阻礙著中國向近代化國家的轉型。今年是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日子，雖然日本侵略近代中國的炮聲已遙作遠聲，但回顧歷史、不忘歷史、以史為鑒，則是我們始終要牢記的。

一、甲午戰爭對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沉重打擊

發生于19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持續的時間并不長，戰爭涉及的區域也十分有限，但是，這場戰爭卻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即使過去100多年之后，人們站立在威海的劉公島上，仍然能夠感受到那場戰爭的殘酷、沉重和震撼！

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一直將日本視為“蕞爾小國”，不足掛齒，更未以為患。長期以來，日本的文化、制度等無不模仿、移植于中國，兩國貿易也多以中國產品出口日本為主，日本社會基本上“中國化”。然而，在中國遭受到西方列強侵略后不久，日本也未能幸免于難，同樣也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列強的侵略震動了日本朝野，日本人展開了深刻的反思，并以此為契機，發動了一場革古鼎新的明治維新運動，這場運動不僅促使日本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還促使日本經濟的巨大發展，在較短的時間里順利實現了工業化。實現工業化后的日本，實力大增，蠢蠢欲動，制訂了周密的侵略中國的計劃。這樣，到了1894年，日本找到了借口，發動侵略，中日甲午戰爭終于爆發。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

戰爭除了直接帶來傷殘、死亡和破壞外，還給戰敗的中國帶來了巨額的賠償負擔和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中國不僅要支付直接的成本，如傷亡、破壞和賠償，還要支付高昂的間接成本。這場戰爭雖然持續的時間不長，但中國為此付出的成本卻十分昂貴，其不僅阻礙了中國向近代化國家的緩慢轉型，而且也暴露了日本遏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這就是通過索要巨額戰爭賠款，切斷中國進行工業化建設所需的資本供給。

甲午戰爭以中國被迫接受《馬關條約》而宣告結束。該條約的主要內容有：1、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2、賠償日本軍費銀2億兩；3、開沙市、重慶、蘇州和杭州為商埠；日船得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4、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日本在中國制造的貨物，與進口貨物一樣，免征一切雜捐，并享受在內地設棧寄存的優待。

結合戰敗后的賠款以及戰爭間的軍費支出等項，可以大略地估算出這場戰爭中國所支付的直接成本。首先是軍費支出。有人估計，在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支出的軍費在6000萬兩左右。其次是戰爭賠款。《馬關條約》迫使中國賠償2億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又支

*楊德才：安徽當涂人。博士。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京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理論經濟學與經濟史。

付了3000萬兩白銀，合計直接賠付日本億兩白銀。再次是其他的直接損失，主要有：一是賠付在甲午戰爭期間被日艦擊沉的英船高升號價共萬余英鎊；二是日軍從中國劫獲的戰利品共值7312000日元，掠奪的民間物資尚不計算在內；三是日軍在威海衛駐兵費350萬兩白銀；四是中國在戰爭中所直接遭受的軍事損失和人員損失。在上述各項成本支出中，僅軍費、賠款和贖遼費三項合計，總數就達3億兩白銀，如若再加上其他一些不可估量的直接的經濟損失，這場戰爭中國所支付的直接成本將是十分巨大的，估計至少也有五、六億之多。這樣一個龐大的數字，如用清政府的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來換算，則相當于清政府五、六年的財政總支出，六、七年的財政總收入。

據吳廷燮《清財政考略》載：光緒二十五年時，可靠的財政收入為8800余萬兩，必不可少的支出為億兩，收支相抵，虧空1300余萬兩。伴隨著巨額的財政虧空，戶部銀庫的儲銀急劇下降。清政府的財政本已入不敷出，加上戰爭的直接損失和巨額賠款，使得清政府的財政進一步雪上加霜。

在中國政府因甲午戰爭的戰敗而支付巨額成本的同時，日本則從這場戰爭中獲益頗豐，對照其戰爭的損失與獲得的收益，其收益率不知要高于一般的經營投資活動多少倍。按照李鴻章的估計，日本實際所耗軍

費不過1億兩日元，而根據日本方面公布的大大夸大了的數字，也不過億兩日元，約合中國白銀億兩。另據日本學者伊原澤周的研究，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海陸軍軍費支出總計為200476000日元，中國對日戰爭賠款及贖遼費折合共計365509656日元，補償軍費之外，凈賺164033656日元。如果把這場戰爭看作是日本政府的一次投資行為的話，則該投資的收益率至少在%-%之間，不僅賺了個缽滿盆盈，而且還為日本政府通過投資以扶持工業化建設提供了豐厚的財力保證。反之，中國則元氣大傷，使得自洋務運動開始的政府主導型的中國工業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更加捉襟見肘，難以為繼。

除了直接的成本支付以外，更有不可估量的間接成本支付，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為了償還賠款，中國政府被迫舉借各種債務而所支付的高額利息等損失，另一是本來可以用于中國國內各方面建設的巨額資金，因償還戰爭賠款而流失，致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始終無法突破資金瓶頸制約所造成的損失。

首先來看清政府幾筆主要借款所支付的利息等損失。當時日本為了盡快或更多地得到戰爭賠款，規定了甲午賠款的兩個償付方法。第一種方法，一年半之內清償1億兩白銀，余款于1902年5月之前按年均分清償，自換約后六個月支付5000萬兩起，余款每年按五厘計息。第二種方法，于三年內清償全部賠款，免除利息。清政府選擇了第二種方案，決定借債償還。為了在三年內還清賠款，1895年7月，中國政府同俄法兩國簽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億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還清，折扣為%。1896年3月，中國政府同英德兩國簽定借款合約，即“英德借款”，借款總額1600萬英鎊，年息五厘，分36年還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國政府再次同英德簽定借款合約，即“續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萬英鎊，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還清。據計算，僅上述三筆借款給中國造成的可以估計的間接損失就達40471萬兩。具體計算三項借款利息按借款時銀價計算，俄法借款約8946萬兩，英德借款約11477萬兩，續英德借款約15217萬兩，合計共35640萬兩。借款手續費按借款時銀價以1/400計算，總計達166萬兩。借款折扣損失總計約達4665萬兩。匯兌、鎊虧損失。外國銀行在支付借款時抬高匯價，當中國政府還本付息時又壓低匯價，利用匯價波動以牟利，三項償款在支付時通過提高匯價就使中國少收銀兩達1584萬余兩。同時，由于世界性銀價的暴跌，中國政府在償還這些外債時所蒙受的“鎊虧”損失更是無法估計的。

其次來看因缺乏資金致使中國經濟建設無法正常進行以及被延誤而造成的損失。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一般而言，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之初，最為稀缺的資源就是資本，因此資本形成的快慢、資本數量的大小就成了促進或限制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按照經濟學家萊賓斯坦的論述，一國的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本至少也有一個“臨界最小努力”，即有一個最低限度。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工業化，打破低收入與貧困之間的惡性循環，必須首先保證有足夠高的投資率，以使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從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顯提高，這個投資率水平即所謂的“臨界最小努力”，沒有這個最小努力就難以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擺脫貧窮落后的困境。然而，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政府卻打了一場大敗戰，不僅掏空了國庫和人民的腰包，而且還筑起了驚人無比的高高債臺，“臨界最小努力”的投資根本不可能。中國政府被債務、賠款等壓得喘不過氣來，幾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此，還債、賠款猶嫌釜底抽薪尚來之不及，進行國內的工業化等經濟建設又哪來資本？因此，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只能作為許多中國人一個遙遙的幻夢而存在著。由于沒有資金，既不能進行“臨界最小努力”的投資，更勿談象日本那樣通過國家投資來發動工業化了。由于戰爭賠款、由于因賠款而衍生的巨額利息等負擔，不僅破壞了中國正常的經濟建設，而且還因此打斷并延誤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使中國為此而支付的機會成本當以成千上萬億來計。

甲午戰爭的直接、間接成本對近代中國的發展產生了無比重大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因戰敗而更加拉大了與世界諸列強的距離，中國進一步淪為列強弱肉強食的對象，因而，在甲午戰爭后不久，又先后出現了列強在華劃分“勢力范圍”、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一系列事件。而日本由于大發戰爭財，使得日本的每一次經濟繁榮都與侵略戰爭緊密相關。甲午戰爭使日本償到了戰爭的甜頭，后來，為了更加鞏固和更進一步打開并占領中國市場，1904年日本同俄國在中國東北開戰，1931年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9·18事變”，1937年更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說：“甲午戰爭，……說得遠一點，它同時又決定了此后半個世紀里中日關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聲看做黃海海面炮聲的歷史回響并不為過。”由此可見，甲午戰爭對中日兩國日后的發展影響是多么得重大！

二、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與中國經濟“起飛”的中斷

20世紀30年代中葉前后，在中國經濟建設取得較為顯

著成效的時候，又一場由日本發動的改變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命運的戰爭爆發了，這場戰爭規模之浩大、破壞之慘烈、影響之深遠，是任何一次戰爭所無法比擬的。有學者曾對此作出這樣的評價：“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僅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慘重的犧牲與破壞，更重要的是把自一九一二年以后逐步展開的現代化與工業化運動腰斬，使中國工業化進程，至少推遲了半個世紀。”

甲午戰爭以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從來就沒有一天停止過。1927年六七月間，日本政府召開了“東方會議”，會議的內容是回顧和確定對華政策，中心議題是所謂“滿蒙政策”。會議確立了把“滿蒙”同“中國本土”分離開來的方針，最后形成了一個會議文件——《對華政策綱領》。會議結束以后，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將會議討論決定的方針政策，擬成一個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7月奏呈天皇。奏折說：“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該奏折暴露了日本吞并中國進而統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此后，日本對中國戰爭的發動及其擴大，基本上是按照這次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而一步步進行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悍然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即“九·一八”事變。這場戰爭“實際上是一個正在經歷嚴重經濟困難的工業國家，同一個決心收復和保衛民族權利的農業大國之間的武裝沖突”，戰爭的發動者試圖通過這場戰爭“不允許中國成為一個有能力向日本霸權挑戰的統一、強大的國家”，并“把中國置于日本的絕對控制之下。”通過“九·一八”事變及其后的侵略擴張，日本帝國主義便迅速控制、占領了中國的整個東北地區。

占領中國東北后，日本侵略者并不滿足，繼續得寸進尺地向中國政府挑釁，意欲吞并整個中國。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從中國的盧溝橋開始，很快將戰火擴張到整個中國，在中國境內，一場侵略與反侵略、吞并與反吞并的戰爭由此全面展開。中國的經濟被迫轉入戰爭狀態，原來發展經濟的一切計劃都因此而被打亂，在若干方面已呈現“起飛”跡象的中國經濟也因此而中斷。

根據經濟學家羅斯托的論述，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需具備三個相關的條件：“生產性投資率提高，例如由占國民收入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有一個或多個重要制造業部門以很高的增長速度發展；有一種政治、社會和制度結構存在，或迅速出現，這種結構利用了推動現代部門擴張沖力和起飛的潛在的外部經濟效應，并使增長具有不斷前進的性質。”第三個條件意味著有相當大的能力調動國內資源，而當時致力于經濟發展的強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就是一個標志。對照羅斯托的“起飛”三條件可以發現，到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中國經濟已呈現比較明顯的“起飛”跡象：

1、戰前10年間，中國現代化工業年均增長率約為%，雖較1912-1920年間的成長率為低，但基礎工業在這一時期有長足的進展。其中尤以電力工業最為突出。1926年電力占中國現代工業%，而1936年已占%，電力為先行工業，電力工業的大幅度上升，預兆工業化的蓬勃開展。

2、作為中國近現代工業支柱的棉紡織工業，在這一時期內也呈突飛猛進之勢。1922年全國共有紗錠238萬枚、布機萬臺，到1936年已增至紗錠510萬枚、布機萬臺，14年間增加一倍多。與此同時，機械設備進口也迅猛增長。1926年，中國機械進口值為1970萬兩，到1936年已達到5390萬兩，增加兩倍多。機械設備的大量進口，顯示資本形成的幅度和進程的加速。

3、投資方面。由于政局的相對穩定，以及對市場經濟秩序的整頓，國家投資和民間投資都很積極，國家的投資主要集中于交通等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如鐵路建設在戰前就異常快速。這一時期，國內的投資率雖然沒有占到國民收入的10%以上，但逐年增長的基本趨勢則是不容置疑的。

4、調動國內資源方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是以一個“強政府”的姿態出現的，為了便利地調動國內的一切資源，南京國民政府致力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戰前10年的實踐證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調動國內資源方面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如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隨國際形勢變化而主動進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升級，都是很好的例證。

戰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顯示中國經濟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已具備羅斯托所論述的“起飛”前的各種條件，如果沒有1937年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及其擴大化，中國經濟“起飛”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歷史終究無法假設，日本之發動侵華戰爭，其主要目的不就是要掐斷中國經濟“起飛”的雙翼嗎？！

三、中國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所支付的昂貴戰爭成本估算

雖然一國政府存在“有限理性”，因而不能單純以經濟成本來推斷戰爭的價值，且僅僅從經濟利益出發而發動的戰爭也并不多，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那樣：“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職能。鄰人的財富刺

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里，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以前進行戰爭，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事實上，日本在多次戰爭中已獲得經濟上的較大利益，特別是在對中國發動的幾場戰爭中，經濟利益成為其發動戰爭主要的動機之一，戰爭已成為其攫取經濟利益的一種極端手段。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時間里，日本對中國進行了瘋狂的掠奪與破壞，給中國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失，中國被迫為這場由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支付十分昂貴的戰爭成本。中國的戰爭成本損失主要由以下兩個方面構成：

1、直接成本，主要是指日本對中國資源的掠奪、對中國勞力的榨取以及對中國城市工商業和農村農業生產的破壞。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占領了東北130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土地，其后又侵占華北、中原、華南大片領土，并將之作為其進一步侵華的軍事基地和資源供應基地。他們瘋狂地占領、掠奪各種礦產資源。以1943年一年日本對中國鐵砂、生鐵、煤炭三種礦產的掠奪量為例，即分別為1065萬噸、181萬噸、5007萬噸。1932年至1944年期間，日本從東北即掠走煤22300萬噸、生鐵1100萬噸、鋼580萬噸。從1940年至1944年，關東軍從東北農民手中強征糧食3600萬噸，其中1130萬噸運回日本。

日本對中國資源的瘋狂掠奪是以對數以千萬的中國工人勞力的榨取和幾百萬中國勞工的生命為代價而取得的。在極為惡劣的工作條件與日人的殘酷折磨下，大批勞工死于非命，僅東北地區被殘害致死的勞工就有數百萬人。隨著戰爭的持續，為解決日本國內勞力不足的問題，日本又從中國十多個省市強征數萬勞工到日本服勞役，僅據日外務省戰后統計，被擄往日本的38935個中國勞工中，共死亡6830人、傷6975人、殘廢467人。

日軍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的燼滅作戰。據統計，抗戰八年間，僅晉綏、晉察冀、冀熱遼、晉冀魯豫、山東、蘇皖、中原7個根據地共有318萬人被殺害，278萬人被抓走，共有1952萬間房屋被燒毀，損失糧食1149億斤、耕畜631萬頭、豬羊4800萬只，損失農具、家俱22270萬件，被服22963萬件。

日軍每攻占一座城市，毀滅屠殺之外，便是將所有公私財物洗劫一空。以南京為例，日軍不僅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事件，而且還造成了南京市財物的巨大損失。整個戰爭期間，日軍共占領中國城市數百座之多，日軍還對重慶、蘭州、貴陽、成都、西寧等城市狂轟濫炸，破壞這些城市工商業的正常生產經營。

根據上海社會局的調查，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上海工廠被毀者達2270多家，損失總額達8億元。除上海外，長江三角洲地帶工業設備損失，約達50%。武漢三鎮損失也極慘重，工廠徹底被破壞者占12%。

由于設備被毀，上海工業生產一落千丈。1936年上海面粉產量3654萬袋，到1943年下降為1300萬袋，下跌65%。上海棉紗產量，1936年指數為100，到1943年下降到%。華北地區，1936年面粉產量為2035萬袋，1944年降為900萬袋，下降66%；棉紗產量，1936年為萬包，1944年下降為18萬包，下降62%。

此外，戰爭期間，交通運輸設備亦遭受大規模破壞。各鐵路的大小車站、工廠、鐵軌等，大半毀于戰火。公路被毀壞者達三、四萬公里，輪船損失數十萬噸。

農業方面。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估計，全國億畝耕地中，有6億畝遭到破壞。全國2300萬頭耕牛中，共損失800萬頭。由于戰爭的破壞，造成大量土地荒蕪。華北淪陷區有些地方，荒地占全村耕地面積的25%。農村手工業也同樣遭受到嚴重損失。根據鄭竹園先生的估計，全國受戰爭之害的農戶在5200萬戶以上，若按每戶損失110元計算，則中國農民遭受的戰爭損失就接近60億元。

從以上的分析，僅計1931至1945年14年間日本掠奪中國的資源、財物、糧食、榨取的勞動和蓄意破壞等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初步估算其總值就在數千億美元以上。如若加上中國為應對戰爭而被迫付出的消耗，估計損失總計達6000多億美元。這是一筆龐大無比的數字，僅此，日本的侵華戰爭就讓中國經濟倒退了不知多少年！此外，據不完全估算，在日本侵華的八年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在3500多萬人。

2、間接成本。這里主要考察中國政府因應付戰爭而需要的軍費支出，如果這筆支出的軍費是用于經濟建設而不是用于戰爭，中國所可能取得的經濟成就。

戰爭的物質破壞雖然是最直接的、嚴重的經濟后果，但戰爭所造成的間接成本支付則也是需要高度重視的。

中國人并非是一個好戰民族，而是熱愛和平的，但是，一旦戰火在中國人的家門口燃起的時候，中國人就只有被迫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