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文學興旺與自由公正的社會緊密相連”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VargasLlosa）是一位斗士。

這位西班牙語的文學大師，一生奉行薩特“文學介入現實”的主張。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以驚人的文學天賦、豐厚的人生閱歷和健旺的創作精神，持續著反專制、反獨裁的斗爭。

去年，瑞典人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因其“對權力結構作了深入的描述，并對個體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敗進行了犀利的刻畫”。

今年6月，巴爾加斯?略薩造訪中國。

第一個哭鼻子的諾貝爾獎得主

鳳凰周刊：你是一位享譽世界文壇幾十年的作家，但直到去年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得到這個獎之后，你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略薩：一言以蔽之，它讓我從一個“作者”變成了“受難者”。每天都有無數的記者要求采訪我，不讓我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現在很想逃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島上去。這些都是拜諾貝爾獎所賜。

鳳凰周刊：這是玩笑話吧？據媒體報道，你在頒獎典禮上還是很激動的。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彼得?恩隆德甚至表示，你是第一個在斯德哥爾摩哭鼻子的諾貝爾獎得主。

略薩：哈哈，那是因為我的講話中談到了我的妻子。我想到她這么多年的照顧，想到她與我風雨同舟的歲月，又看到她坐在臺下，哭得一塌糊涂的樣子，我的眼淚就控制不住了。你知道，我是南美人啊！

鳳凰周刊：許多中國作家都夢想自己也能有這樣痛哭一場的權利，媒體對“諾貝爾”也異常熱心。你如何看待中國文學界的這種“諾貝爾情結”？

略薩：要我說，大家不要把諾貝爾文學獎太當真。諾貝爾獎有時確實授予了那些當之無愧的作家，比如托馬斯?曼、海明威等。但它有時也會授予一些不怎么樣的作家。舉個例子，你知道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是誰么？蘇利?普呂多姆（SullyPrudhomme）。你聽說過他么？應該沒有，他只是一個三流的法國作家。而你知道他那一屆的競爭對手是誰？列夫?托爾斯泰！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鳳凰周刊：你是在質疑諾貝爾文學獎的公正性？

略薩：不。我的意思是，諾貝爾文學獎和任何其他的文學獎都沒什么差別，和任何世間的名利沒有差別。很多時候，名利會頑固地躲避那些最應該受之無愧的人，而偏偏糾纏和降臨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我只希望自己拿這個諾貝爾獎，屬于前一類、而不是后一類，當然這只有后世才能評價。

鳳凰周刊：我想你不必有這樣的擔心。有這樣一個共識：四位主導了拉丁美洲“文學爆炸”（BoomLathnoamericano）的文學干將――你、馬爾克斯、科塔薩爾和富恩特斯――都該獲得諾貝爾獎。

略薩：我其實對“文學爆炸”（BoomLatinoamericano）這個說法很有意見。為什么要用“爆炸”（Boom）這個詞？好像我們都是些炸藥，炸過就沒了。還是因為我們南美人的脾氣比較火爆？另外，為什么要在我們那批作家當中選四個作為代表？我知道有評論認為主導那場“爆炸”的應該是六位作家，有的說是八個，也有人認為是三個。無論如何，非要框定一個數字挺傻的。

鳳凰周刊：無論如何，拉丁美洲文學在上世紀60年代的強勢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你這位當事人看來，那一場文學先鋒運動是如何發生的？

略薩：這說起來很有意思。在我立志當作家的那個時候，拉丁美洲是非常分裂的。秘魯的人不知道智利或哥倫比亞有什么小說家，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出版社彼此不知道對方在推廣哪些圖書。我們熱愛文學，但我們生活的社會沒有什么文學傳統，因此只好讀歐美的作品。我也好，科塔薩爾也好，馬爾克斯也好，干的都是同樣的事情：在拉丁美洲的某個地方，汲取來自歐洲的文學遺產；然后，在長大后，朝圣一般地前往歐洲。

到歐洲去，特別是到巴黎去。巴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世界的中心、文學的圣殿，是我要成為一個作家不得不去的地方。有趣的是，我離開拉丁美洲而去了巴黎，而恰恰是在巴黎，我真正發現了拉丁美洲。

鳳凰周刊：在異鄉發現故鄉。

略薩：那只是一個方面。事實是，巴黎當時匯聚了一大批來自拉丁美洲的作家，有年長的博爾赫斯，也有年輕的聶魯達、卡彭鐵爾、馬爾克斯。我們這些秘魯人、智利人、古巴人、哥倫比亞人、阿根廷人，在巴黎有了同一個名字：拉丁美洲人。我們在巴黎認識對方，發現彼此身上有那么多的共同點：共同的歷史，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問題。那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身份覺醒。一位墨西哥詩人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談到拉丁美洲的作家在巴黎的文學運動，標題就叫《拉丁美洲的文學之都――巴黎》。

鳳凰周刊：那在你看來，誰是拉丁美洲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作家？

略薩：博爾赫斯。博爾赫斯有一種西班牙語作家罕有的、簡潔而精確的風格；他的文學作品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智慧練習。在他之后，拉丁美洲作家能夠把新穎的東西表達出來，開始有勇氣追求自己的風格。

寫作從記憶中的影像出發

鳳凰周刊：你的成名作是《城市與狗》，那也是標志著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四部里程碑小說之一。今天回頭去看，這部作品對你最大的意義是什么？

略薩：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我從這本書的創作中，發現了自己日后創作的特點。寫作對我來說，是從自己記憶中的某個影像出發，那個影像是一些經歷、一些記憶，而且通常會伴隨著一些傷痛。

鳳凰周刊：你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綠房子》，是拉美文學史上的典范小說，也奠定了你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它同樣脫胎于你的個人經歷么？

略薩：是的。我曾經和幾個人類學家一起去秘魯的熱帶雨林探訪亞馬遜河的印第安人部落，經歷了幾個禮拜的冒險，見識了還沒有被人類馴化的大自然，親眼目睹了一些可能還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部落。那些驚心動魄的豐富影像留在了我的腦海里，激勵我進行相關的文學創作。我并不單單是用文字描繪那些影像；熱帶雨林那種迷宮式的風景，還決定了《綠房子》的文學結構。

鳳凰周刊：你覺得自己有別于拉丁美洲其他重要作家的特點是什么？

略薩：從《城市與狗》到現在，我總是通過同一個方式在寫。我總是有這樣一種感覺，有些故事，我非得把它寫出來不可，沒有辦法躲開；因為那些故事用某種我難以理解的方式，把現在和過去同一種主要的、基本的體驗聯系起來。這么多年以來，我還從來沒有過用理性、冷靜、純粹理智的方式寫過小說，而總是要有某些記憶中的影像，轉變成一種命令，對我提出創作的要求。

鳳凰周刊：但你并不是只寫你的親身經歷。比如《公羊的節日》寫的是多米尼加共和國曾經的獨裁者特魯希略，而你本人并沒有經歷過他的暴政。

略薩：是的，那只是我聽說的故事。我最新的作品《凱爾特之夢》涉及到剛果和北愛爾蘭，那也不是我熟悉的地方。但是，我寫的仍是我熟悉的內容――獨裁、民粹主義、土著民族狀況、經濟依賴、發展不平衡――特別是獨裁，那是我一生的主題。

作家應履行政治責任

鳳凰周刊：我要問一個也許所有的創作者都不喜歡回答的問題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本人最滿意的是哪一部？

略薩：嘿嘿，這確實是個很討厭的問題。但幸運的是，能給你一個確定的答案。如果要我在所有作品中選一本能留下來的書，那會是《酒吧長談》。

鳳凰周刊：這本書的中文版剛剛在大陸出版，是一部政治性非常強烈的作品，直接而猛烈抨擊了奧德利亞在秘魯的軍事獨裁統治。

略薩：對，這本書的靈感依然來自我的親身經歷，確切地說來自一個我認識的人――奧德利亞獨裁體制內的一位官員。那時我在大學，參加一個地下的反抗組織，很多組織內的老師、學生被關進了監獄。我和幾個朋友想為在牢里的“戰友”送條毯子。為了送這條毯子，我們去了內政部，希望得到安全局局長的批準。

那么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回憶起那位安全局局長接見我們的樣子。他坐在那里，我們站著，他沒有打招呼，只是像打量一群昆蟲一樣看著我們。過了一會兒，他打開一個抽屜，從里面慢慢地抽出一疊紙，那是我們在大學里辦的秘密報紙。他抖著那些報紙，用那樣一種兇狠的、傲慢的，同時又是虛弱的、愚蠢的語調問我們：“這是什么？你們到大學，就是為了搞這些東西的？就是為了罵我的？”

就是那樣一幅畫面。我看到了獨裁體制的核心、權力的核心――可悲，同時也非常可怕。我想我哪一天一定要把這寫出來，那就是《酒吧長談》。

鳳凰周刊：事實上，你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反獨裁、反專制。

略薩：用再多的文字也不能表達出我對獨裁統治的極度痛恨。一個獨裁的政府，會把整個社會都污染殆盡。哪怕是和政治毫無關系的東西，哪怕是家庭、愛情、普通人的職業生涯，都會被腐敗的政治毀壞。

鳳凰周刊：極權政府往往會對文學實行審核制度，你的作品就不止一次被秘魯官方列為“禁書”。你覺得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略薩：因為他們恐懼。他們知道，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卻是人們內心對生活現狀不滿的結果，因此也就成為抱怨和宣泄不滿的根源。文學，尤其是優秀的文學，不僅讓人們耽于美和幸福之夢，亦提醒人們各種形式之壓迫的存在，從而鼓勵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焦慮，而這在特定的環境里也可以轉化為面向政權、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古往今來，任何企圖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權，都對文學表示了同樣的不信任，都對文學采取監視的態度，都使用了書刊審查的限制手段。他們是如此恐懼，故而建立審查制度，并對獨立的作家們時刻小心提防。由此，我們也可以倒過來說，文學的興旺和一個文化發達、自由、繁榮與公正的社會緊密相連。

鳳凰周刊：眾所周知，你對于政治的熱情不但滲透在創作中，還體現在你的直接行動中――你曾經在秘魯組建新政黨，還參與過秘魯總統的競選。你是否覺得，只有親身參與才能真正實現政治主張？

略薩：我確實在1987-1990做了三年的政治動物，但那不是值得驕傲的經歷。你知道那三年的政治生涯教會我什么？就是我領教了，我領悟了，我這個人完全不能搞政治！實際上的政治，幾乎只包括勾心斗角、陰謀詭計、工于心計、厚顏無恥，以及種種妥協、背叛、偏執、圓滑、狡詐的手段。從政是我不能做的事，也是我不應該做的事，即使做了也是沒有意義的。于是我回到了書桌前，繼續寫作，并且把骯臟的政治斗爭寫進我新的作品中。

鳳凰周刊：但是你顯然堅信，作為一個文學家，也可以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

略薩：當然，這是我對自己的定位。我做一個作家，并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生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里；恰恰相反，我了解新聞，我做出判斷，我發出聲音，我堅持批判，我通過寫作和書房以外的人交流，由此真正和人民生活在一起。

鳳凰周刊：這是倡導“文學介入現實”的薩特對于你的影響么？

略薩：我必須承認，薩特是我的精神導師。薩特認為，文學應該具有社會責任，作家不應該脫離社會，不應該脫離社會和政治的關切。通過語言、通過文字，作家可以采取行動，對人們產生引導和影響。我在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追求，不是語言的優美、聲音的優美，而是了解人們遭遇的問題，喚醒他們的意識，讓他們愿意采取行動去解決問題、行使權力、改變世界。

鳳凰周刊：如果是那些對政治不太感興趣、只想“躲進小屋成一統”的作家呢？

略薩：我懷疑這個時代真有發自內心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作家存在；也許只是不敢感興趣吧。我的想法是，即使一個作家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也能為政治貢獻力量。比如，可以用文學的修辭改變呆板的政治語言，用某些方式參與政治演講和辯論，將幻想和想象注入人民對于政治的愿望，等等。無論如何，這是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