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主義視域下我們國家農民轉型重要性的思考D61A2095-4379-〔2016〕20-0314-02張義曉〔1991-〕，女，漢族，山東德州人，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化研究。自2003年起，一號文件每年都是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最最近幾年更是加強了對農民問題的重視。到2016年，一號文件第十三次聚焦“三農〞問題。“十三五〞期間，在全面建成小康的總目標下，如何盡快補齊農業發展短板，實現農業轉型，縮小城鄉差距，仍是亟待研究解決的重要課題。而農民作為農業建設的主體，其能否轉型為現代新型職業農民，更是關系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關鍵問題。早在一個半世紀前，當歐洲國家處在農業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期時，恩格斯就認識到了農民轉型問題的迫切性。中國是以作為事業指導思想的國家，恩格斯的農民思想作為解決農民問題的科學理論，是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恩格斯的農民思想對解決我們國家當下的農民轉型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視角和理論經驗。一、農民轉型在農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生產力的兩個要素，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產品等等，都應當廣泛地用于農業。〞[1]在這種情況下，要提高農業現代化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2]因此，農民為了適應新技術的發展，必須擺脫其原有的落后狀態，以新的方式參與到不斷變革的社會生產生活當中，由傳統農民轉型為職業農民。首先，農業從業者的思維方式的轉變，關系著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可能性。傳統農業發展方式下，“土地便分成許多小塊，耕種土地的人資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屬的勞動。〞[3]傳統農民的生產經驗局限于靠天吃飯、跟風種植或養殖，往往造成旱澇不保收，或者產品滯銷。隨著高新技術融入生產生活，農民的思維方式需要隨之發生變化。現代技術在農業中的推廣，必須以農業從業者的現代農業思維模式為基礎。現代技術在農業中的運用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主導性的。現代農業的生產經營過程是信息化、智能化、標準化的，整個生產流通的環節都可以隨時監控、調整。因此，現代化農業要求新型農民在進行生產操作或者解決問題時，不能單純從經驗角度出發，更要以科學的思維方式，規范、專業的從事農業工作。因此，發展現代化農業需要生產者思維方式的轉變。第二，農業從業者技能水平的提高，關系著農業現代化實現的質量。傳統農民受水平較低、現代技術的掌握能力較差，很難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步伐，由此造成了農業發展中的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并且2015年國家將“互聯網+〞納入到頂層設計，未來的現代化農業，除了采用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作業，還會將最先進的互聯網、物聯網、3G技術等諸多現代信息技術引入農業行業，勢必對農業從業者的知識技術水平提出新的更高層次層次的要求。現代農業引入了新的農業生產經營要素，打破了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農民需要接受這些新要素。并且轉型后的農民不但有能力將先進的理念、技術運用到農業實踐中，還要有能力在農業實踐過程中，進行技術、、服務的創新與優化。現代農業要求農民不僅要維持農業行業的良性運作，更要推動農業行業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因此，職業農民群體只有不斷的提高自身的知識技能水平，才能應對持續變化的農業行業的新需要。其次，農民轉型關系著國家農業的國際競爭力。恩格斯在論述農民發展問題的重要性時，曾指出市場與國際競爭對一個國家農業發展的巨大影響，“我們確切地知道一個上的真理，即由于經濟和海外廉價糧食生產的競爭，無論大農和中農都同樣無法挽救地要走向滅亡，這是這些農民日益增加的和到處可見的衰落所證明了的。〞[4]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快速深入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最最近幾年，中國的農業生產成本的不斷上升，與此同時，來自海外市場的糧食以較低的價格不斷沖擊國內市場，這種局面一是造成國內的庫存積壓，二是造成國內糧食價格下跌，使農業利潤空間不斷受到擠壓。要應對巨大的競爭影響，中國一方面需要盡快調整種植結構，另一方面需要通過“科技興農〞增強國際競爭力。雖然國家的宏觀調控起到一定作用，但農民群體作為現代農業的主體，其轉型決定著中國農業發展的前景，最終影響著中國能否在國際農業市場取得優勢地位。二、農民轉型在工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工業化這一過程中，“化〞包含著多種轉化，農民轉化就是其中一種。改革開放將農民從土地上解綁，解放的勞動力活躍起來，和資本結合，形成新的生產力，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中國的工業化通過吸納大量的農業轉移，完成了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變，形成了將以大量農民轉化為市民為主體的經濟社會結構。中國工業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依靠的大量農業轉移勞動力。農民在參與工業化進程的初期，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基礎。“農業這種現代社會中最穩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時工業無產階級正是由于現代生產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圍繞著巨大的生產力聚集起來。〞[5]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初始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快速發展，拉動經濟增長，就是依靠數億豐富而廉價的農民工勞動力，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成就了“中國制造〞。但工業化不能單純的理解為工業發展，工業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工業化發展初期，主要是發展勞動密集型，但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與運用，產業結構會隨著工業化的深化發展，發生變化與調整，技術密集型的比例會逐步上升。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今天，其發展模式過度依賴于物質資源，巨大生產能力相比于疲軟的國內需求，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后工業時代，新型工業的發展要求是集約、環保和科技含量高。中國要保持經濟增長，不能在原有道路上繼續加速發展，而是進入新的經濟增長軌道，由原來的“見物不見人〞的工業發展老路，轉型到“以人為本〞的新經濟模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因此農民若想在工業勞動中獲得更穩定的收入基礎以及更高層次層次人力資本，就需要通過學習或培訓，轉型成為技能型工人，并且只有不斷提高勞動力質量，使企業的勞動力結構得以不斷優化，才能推動工業化的快速深化發展，也會影響中國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的話語權。三、農民轉型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恩格斯運用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判斷出小農生產方式必將被淘汰，因為“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6]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會自然由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轉型，在這個過程中，農業機械化使農村產生大量剩余勞動力，工業化發展則“對農村居民斷斷續續的、一再重復的剝奪和驅逐，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于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7]由此形成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農業人口流入工業部門的過程，推動了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也擴大了工業產品的國內需求。“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游離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8]經濟的發展推動農民轉型，而農民轉型為城市工人，也進一步刺激國家經濟的轉型，拉動經濟增長。恩格斯所設想的國家階段，是在推翻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國家經過長期的資本積累，擁有發達的經濟基礎。然而中國作為現實的社會國家，本身不是在高度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雖然新中國的成立，消除了剝削階級，但現實社會國家的建立，只是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保護農民免于遭受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不幸，但就自身發展而言，仍存在極大的不平衡性。站在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上，農民作為廣泛而重要的勞動力資源，為了使其充分發揮作用，社會國家需要推動農民轉型。同時，站在國家穩定的角度上，農民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工農聯盟的基礎，國家需要保護其利益的平等實現，更需要推動農民轉型。在社會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人的發展最終指向是成為“完整的人〞。即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全面的發展，能夠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掌握自身的現實關系與觀念關系。在工農業發展水平不夠發達的情況下，分工的不同造成了階級的存在，人們被迫偏廢其才能中的一些方面，只能熟悉于某個部門的工作，甚至是某個部門中的一部分工作，這對于個人的發展是不公平的。當工農業發展進入繁榮時期，社會將提供足夠的產品，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時，“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聯合體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