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石碑上的科舉史“進士題名”的發展伴隨著科舉制度，尤其是“進士科”的演變。“進士”始設于隋煬帝時期，是科舉考試的一種門類，通過策試考生的經學、時務策和詩賦來選拔人才，唐朝時它成為科舉的主要科目，宋代幾乎成為科舉唯一科目，明清時已然成為通過最高級考試會試和殿試考生的固定稱呼。隨著國家對“進士”的重視，記錄進士名錄的典籍文獻也逐漸增多，“進士題名”也隨之興起。一、進士題名碑的起源一一唐朝唐代的科舉制度剛剛發展，“進士題名”也處于起步階段，形制不一，規格不定，僅依靠士子個人興趣而作。唐代科舉考試中“進士科”最為困難，《通典》記“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民間也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足可見考中進士的不易。正因如此，中進士后會有多種慶祝活動，“雁塔題名”也是一種，《唐國史補》記“既捷，列書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中進士科的士子題名于慈恩寺大雁塔下，后“雁塔題名”也成為高中進士的另一說法。“雁塔題名”是何時何人興起的，有很多說法。一傳是張莒所做，《太平廣記》記“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于寺中閑游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查《全唐詩》中記張莒“登大歷九年進士第”。大歷九年是774年。另一種說法是自韋肇而興，《南部新書》記“韋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后進慕效之，遂成故事”。《新唐書》介紹他“大歷中為中書舍人”。唐大歷年自766年起至779年止，韋肇大歷中已為中書舍人，他中進士時間應早于張莒。三是自唐神龍（705—707）之后興起，王定保《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記“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后，過關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題名”。綜合以上信息，“進士題名”最早起源于神龍年元年，最晚為大歷九年，又查這兩年均有開進士科的記載，故只能推測大概時間為705年至774年，但也可看出這種制度最初是士子私下刊刻而形成的一種風尚。“進士題名”在唐代并未一直延續，《玉海》中記載會昌年武宗即位后，宰相李德裕曾廢除這一制度，直到唐末才得以恢復。唐代“進士題名”的題寫方式沒有規制，《太平廣記》記“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又記“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因大雁塔年代久遠，當年所留題名皆無，只得依文獻推測，題寫時是推選同科中書法最好的進士將同年中榜之人寫于塔壁之上，所題內容為姓名、鄉郡和時間。二、進士題名碑的發展——宋代隨著宋朝科舉制度的發展，“進士題名”也得到極大發展，集中表現為由私人發展到官方刻立，形成固定體例，各地方也有進士題名碑的刻立。宋承唐制，分州試、府試、省試和殿試，省試和殿試都是在京城組織的，因此通過州試的考生們皆需上京城應考（四川除外）。北宋定都開圭寸，據王士《池北偶談》載：“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于相國與興國兩寺。”趙升《朝野類要》記：“進士及第，各集鄉人于佛寺作題名鄉會。”《事物紀原》又記：“宋朝之制，進士中第必賜名于桂籍堂”，經查桂籍堂應在相國寺內羅漢院內。在《山堂肆考》曾記有桂籍堂題名的實例：“宋太宗興國中，進士中第賜題名于桂籍堂，此題名之始，唐人題名于慈恩寺，乃進士自題也。”因此北宋“進士題名”之地位于相國寺桂籍堂，是進士自行刻立的。南宋的進士題名碑立于禮部貢院，《宋寶四年登科錄》記“七月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于禮部貢院”， 《菽園雜記》也記：“近得晦先生同年錄，因得以知宋科舉之制……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貢院是宋朝為嚴防作弊而在各地設置的專門性考試場所，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后，在當地設禮部貢院讓全國考生應考省試，《夢粱錄》中詳細記載貢院情況“禮部貢院在觀橋西……貢院置大中門，大門里置彌封謄錄所及諸司官，中門內兩廊各千余間廊屋，為士子試處。廳之兩廂，列進士題名石刻”。南宋的進士題名碑已由官方題刻，全部費用亦都由官方承擔，南宋詩人周密曾作《唱名記》一篇敘述南宋進士唱名后情況，中記“……遂立題名石刻。凡費悉出于官及諸閫饋遺云”。南宋立于禮部貢院的題名碑已無留存，但在《金石續編》找到立于安徽滁州的“王佐榜進士題名碑”資料， 此碑是私人為紀念紹興十八年五甲九十名進士朱熹而立的。雖未能找到禮部貢院原碑，但通過此記載也可一窺當時題名碑的大體形制，書中記“碑高六尺四存，廣三尺二寸，碑首橫題宋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記十一字，篆書。下分六截，上截詔書制策，下三截分刻知貢舉等銜名，五截刻進士題名，每行十人，下截刻記并正書”。當時碑上所寫內容有皇帝詔書、當科策問考題、參與科考官員姓名及官職、同年錄以及當科五甲進士的姓名、籍貫和甲次。宋朝的進士題名碑已被全社會廣為認可， 出現個人刻立的情況，除此之外，最多的進士題名碑應是立于各地學校和文廟的，這類題名碑是為紀念本籍中進士者，而將其姓名全部刻于一碑之上。這種情況北宋時已有記載， 《東堂集》“饒州州學進士題名記”篇末道：“元五年春既刻學記，又刻教授題名記，又刻進士登科姓名。”南宋這類進士題名碑更多， 《粵西詩載》記“賓州領方山……今設學宮處有宋淳中進士題名碑”。 《成都文集》中有南宋進士田況與王剛中所做的“進士題名碑記”兩篇， 其中皆提到自太平興國后，將進士名錄題寫于府學石室東側的石柱之上。《西湖游覽志》中也寫過：“靈芝寺……至宋而規制浸宏，高孝兩朝四臨幸焉，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為新進士會年題名之所。”此寺雖也在杭州，但因南宋進士題名碑皆立于禮部貢院內，故推測這里可能是進士自行題名之所。三、進士題名碑的完善一一金元金、元作為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繼承了漢族的文化和制度，這一特點在科舉制度的實施上也有體現，進士題名碑也被傳承下來。 為維護統治，金朝初期已開始施行科舉制度，分南北選而試，南選試經義，北選試詞賦，大定十三年金世宗完顏雍還仿照科舉創女真進士科，在北京憫忠寺開考，以策論試女真人，答題需用女真文，現河南開封還存有一通“女真進士題名碑”，全碑皆用金文所刻。之前學者已對此題名碑有深入研究， 可確定所刻內容是金哀宗正大元年的科考情況，碑文簡要敘述該科的過程和進士的姓名、籍貫。而此碑立于開封是因為金與蒙古戰事危機，金貞二年金宣帝遷都開封，故立于此。在地方上，金朝仍保有題刻進士題名碑的習慣， 《金石萃編》中載有兩通金兆府進士題名碑，其中一塊記“碑殘缺，僅存咼二尺九寸，廣一尺七寸五，分字數行，數無考。正書，隸額……此碑殘缺，玩其文，乃金朝金兆府進士題名也，所題自阜昌六年迄，興定（缺）年八科進士之名”。另一塊記“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作三截，上截二十四行，行十六字，中截三十行，下截十三行，俱人名字。數參差不等，正書，篆額，在……此與前碑同為京兆府學進士題名之碑，前碑止于興定二年所載金兆本貫之登進士者，此碑專載他貫之肄業京兆而登進士者， 起大定十九年，迄正大七年，凡十五科，共四十三人”。金兆府即今西安市，兩碑所刻內容雖都為進士錄，但體例略有不同，前碑按科榜劃分，刻進士姓名、籍貫和甲次，后碑先刻碑記，再按科榜劃分，只刻進士姓名與籍貫。元朝建立后，歷代皇帝也建學校、興科舉，元至元二十四年和元大德六年分別在北京建國子監和孔廟，大興教化。元延元年在全國開科取士，元朝把人分成四等，科舉考試分左右榜而試，針對不同人要求不同，中榜者皆為進士。《元史?選舉志》載新科進士日程安排就有在國子監題立碑的記載“又擇日，諸進士詣先圣廟行舍菜禮，第一人具祝文行事，刻石題名于國子監”。元朝題名碑僅存盡三塊，是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碑、國子監公示題名記（舊稱至正十九年己亥四色進士題名碑）、國子監公示題名記三塊石碑，是清康熙三十一年國子祭酒吳苑在孔廟崇圣祠挖出的，據《欽定國子監志》記“元朝立題名碑本十六塊，但明人將其碑上進士姓名磨去，刻上明朝進士名錄”。三塊題名碑能留存下來實為不易，由于年代久遠，碑上內容已不清晰，《欽定國子監志》中記有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的內容“監丞文（缺）篆額，祭酒王思誠撰記，無書人人姓名。題名現存者：蒙古、色目一甲朵列圖一人；二甲善林遠等五人；三甲普延臺等二十三人。余俱蝕損無考。又漢人、南人現存者：一甲文允中一人；二甲吳裕等五人；三甲宋貞等三十三人。亦全缺無考。是年（缺）月立”。此碑體例為先做碑記，再按甲次及科目刻錄進士姓名，據邢鵬考證，碑上未刻進士籍貫，此外還刻作碑記人的官職、姓名，與金代不同的是元碑將不同榜中進士者刻于一碑之上。元朝對于“進士題名碑”發展最大的貢獻在于確定將碑立于國子監內，這個制度延續至明清兩代。四、進士題名碑的巔峰一一明清明清兩代的進士題名碑的刻立已有一套完整的體系，雖偶有間斷，但也傳承下來，在北京孔廟內就存有明碑77通，清碑118通。明朝于洪武四年開科取士，進士題名碑始設于洪武二十一年，《欽定續文獻通考》記“二十一年始命進士立石題名于太學，著為令”。明朝初定都南京，建國子監，將題名碑皆立于監門，據文獻分析，南京國子監應有進士題名碑10通，現已全毀。永樂十三年，明成祖在北京舉行殿試，此后進士題名碑皆立于北京國子監，而放置地點則在孔廟和國子監兩處幾次往返，《欽定日下舊聞考》記“進士題名碑原在國子監大成門下，正統間移于太學門外。景泰二年五月，左春坊左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趙琬奏，進士題名立石大成門下，俾諸生出入皆得瞻仰，誠激勸后學之意”。通過地點轉變可以看出明政府希望進士題名碑對士子起到教化作用。明朝進士題名碑的刻立由禮部、工部和翰林院共同完成。先由禮部為進士題名碑的備料、刻石等事項題請，《禮部志稿》記“題請……題名碑石等項”。明萬歷以前的進士題名碑上會題刻碑記，禮部還需請皇上指派撰寫和刻寫碑記的人，“部仍行翰林院擬定制，房官一員書寫刻石，以后俱可照此行，上從其言，遂著為例”。撰寫進士題名記者均是通文達理之人，《皇明太學志》載“洪武中進士題名記文，或學士，或祭酒撰述。永樂以后，皆館閣大僚及吏、禮尚書承命為之”。但萬歷戊戌科后，題名記刻寫較少，究其原因是館閣大臣間的資格排位之爭。制作題名碑則由工部負責，《文敏集》記“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太學”。隨局勢的動蕩，明末已不再刻立題名碑，最后一通是明朝崇禎十三年特用科進士題名碑。明代進士題名碑體例與宋朝相同，除刻碑記外，還按甲次分刻進士名錄、籍貫，以及負責考試官員的名姓和官職。地方上也有刻立題名碑的記載，立碑之地有在官府衙門的，《山西通志》記“山西布政司自景泰乙亥豎豐碑至于今凡三易石”。也有在各地府學的，《文毅集》中有在江西吉安市永新縣學宮立永新進士題名碑的記載。清朝繼承明朝的各項制度，刻立進士題名碑亦是如此。自順治二年開科策試天下士子，至光緒三十一年宣布廢止科舉制，清朝舉行科考112科，但立進士題名碑118塊，其中包括2塊滿榜進士題名碑，4塊翻譯題名碑。清朝負責刻立進士題名碑的是禮部、工部和國子監。仍是先由禮部題請，但是由工部出資，國子監典簿廳負責建造。《欽定國子監志》記“賜銀一百兩立石大成門外，由禮部奏請國子監行文，工部營膳司支領，典簿廳經歷其事”。并不是全部進士題名碑都為官方建造，《世宗憲皇帝圣訓》中記雍正二年有恢復官方立碑的圣諭，“……本朝歷科進士題名碑，自順治丙戌科起至康熙戊戌科而止，稽之會典，諸進士釋菜后，禮部題請工部給建碑銀一百兩交與國子監立石題名。康熙三年輔政大臣裁省，自后每科諸進士各自捐資立石。……著工部動用正項錢糧，令國子監將雍正癸卯、甲辰兩科題名碑速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宜補建，嗣后每科仍照舊例題請。”在康熙三年至雍正三年中所建的進士題名碑多是由進士或進士后人自行捐資刻立的，據學者統計這樣的題名碑有23塊。光緒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兩通碑也是進士自己捐資建立的，據商衍鎏介紹是因為當時國子監已裁撤，禮部也沒有建碑銀兩。光緒三十年丙申科是最后一通題名，隨著清朝政府“廢除科舉制度”、“開設新式學堂”等的制度改革，科舉制度正式滅亡，進士成為歷史的名次，“進士題名”也已失去它存在的意義。清朝進士題名碑體例與明朝相同，但碑記已非常簡略，僅記“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某年某科，某月某日策天下貢士***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故茲誥示”。后按甲次刻錄進士姓名、籍貫。與明朝略有不同處在于，明朝多是豎排刻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