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為Word版，下載可任意編輯——段忠橋重釋歷史唯物主義的緣由文本依據和方法

在我看來,“唯物史觀的當代解讀”這一題目至少包含這樣一層意思,即重新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以再現一個概念明顯、規律嚴謹、完整系統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

一

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首次表述是在寫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假設從那時算起,這一理論從問世到現在已有160多年時間了。那么時至今日,我們為什么還要提出重新闡釋它的問題呢?

一個盡管實際存在、但卻很少為我國學者明確指出的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現成的概念明顯、規律嚴謹、完整系統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雖然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標志性成果之一,但由于種種理由,除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中對其做過集中然而分外簡要的表述以外,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沒有做過特意的闡釋。當然,這不是說他們沒有論述過歷史唯物主義,恰恰相反,他們對它有大量的論述;但這些論述大多散見于他們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問題的論著中。而且,留心研讀一下這些論述不難察覺,它們有的只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粗線條的勾畫而缺少細節的說明;有的只涉及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概念和原理而沒有涉及其他概念和原理;有的只是將歷史唯物主義應用于概括問題而沒有對這一理論本身做出闡釋。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序言》在內的相關論述還存在兩個明顯的缺乏。一是缺少對歷史唯物主義根本概念的明確而嚴格的定義,例如,關于經濟根基概念馬克思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說法:(1)“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布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樹立其上并有確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根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2)“確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布局,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樹立其上并有確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根基’”(馬克思,第99頁)。二是缺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的精細而嚴密的論證。以“人類歷史進展表現為不同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這一原理為例,馬克思在《序言》中將它表述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但他對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之間的識別和聯系卻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對為什么可以將它們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也沒有做進一步的論證。此外,他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還提出過人類歷史的進展表現為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大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04頁),這種表述與前一種表述是什么關系?對此馬克思也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

另一個理由是我們對現有的國內外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感到不合意。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眾多的成果,如拉布里奧拉的《唯物史觀論叢》、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進展》、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梅林的《論歷史唯物主義》、列寧的《卡爾·馬克思》、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以及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德拉·沃爾佩的《盧梭和馬克思》、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等等。此外,前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在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方面也做了好多努力,其成果主要表達在由他們編寫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上。然而,我們認為上述成果依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對于存在哪些問題人們有種種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兩個問題卻是被大家所共同認可的,一是這些成果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與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相關論述存在諸多不一致,二是它們都沒能再現一個概念明顯、規律嚴謹、完整系統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

正是上述兩個理由,使得我們今天仍有必要對歷史唯物主義做出新的闡釋。

二

重新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無疑應以他們本人的相關文本為依據。就這一點而言,在當前我國哲學界存在三種錯誤的作法。

一是只以馬克思的文本為依據,而將恩格斯的文本排斥在外。采取這種作法的學者提出,恩格斯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而只是馬克思思想的闡發者,而且他“對馬克思思想的‘闡發’是有偏差的,甚至在某些重要的觀點上錯誤地解釋了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義”。(俞吾金,2022年,第453頁)我認為這一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它與在這一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馬克思的看法相悖。馬克思在《序言》中曾明確指出:“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觀法,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抉擇共同表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34頁)馬克思這里講的“他從另一條道路……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指的是恩格斯獨立地得出了和他一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見解;“共同表明我們的見解”,指的是他和恩格斯共同表明他們的見解歷史唯物主義;那個“心愿”的“實現”,指的是他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對歷史唯物主義做出首次表述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些莫非還缺乏以說明恩格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而且與馬克思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嗎?這里還需強調指出,恩格斯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之一,而且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要大大多于馬克思,因此,將恩格斯的文本排斥在外將會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闡釋缺少大量而穩當的依據。

二是只以馬克思的早期文本、更加是《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為主要依據,而將他成熟時期的文本擯棄在外。(參見段忠橋,2022年)這種作法是錯誤的,由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在1845年最終形成的,并且是在1845-1846年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首次表明的。因此,馬克思的早期文本雖然有助于人們理解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形成過程,但卻不能作為再現這一理論本身的依據。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他們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文本有過明確的說明。例如,馬克思在《序言》中就指出:“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抉擇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4頁)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也說過,他在《反杜林論》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兩部書里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他所知是目前最為細致的闡述。(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7-698頁)可見,僅以馬克思的早期文本重釋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在規律上講不通,而且還與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說明相沖突。

三是僅以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的文本,即《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為文本依據,而無視此后的《序言》等文本的存在。(參見段忠橋,2022年)這種作法也是錯誤的,由于《提綱》和《形態》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剛剛進入成熟時期的文本,它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表述還不特別成熟。就《提綱》而言,恩格斯雖把它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3頁),但“萌芽”這一用語意指的是新展現的、還未成熟的見解。就《形態》而言,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在那里對他們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做了首次闡述,但那些表述還只能說是初步的。對此,恩格斯講過這樣的話:“這種闡述只是說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學識還多么不夠”(同上,第212頁)。而且,馬克思還明確表示過,歷史唯物主義中有抉擇意義的論點只是在他寫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才“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在我看來,重釋歷史唯物主義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據應是《序言》,由于馬克思所說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即歷史唯物主義,只是在《序言》做過集中的表述。此外,重釋歷史唯物主義還應依據馬克思恩格斯那些直接涉及這一理論的文本,如《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等。再有,重釋歷史唯物主義還應依據馬克思那些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這一理論,但卻是將其運用于對資本主義研究,因而對于理解這一理論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濟學著作和手稿,它們包括《資本論》、《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剩余價值學理論》、《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等等。簡言之,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在《提綱》和《形態》之后對歷史唯物主義還有大量的更為成熟的論述,因而,僅以《提綱》和《形態》作為重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本依據是不充分的,而無視包括《序言》在內的其他相關文本的存在那么更是不合理的。

三

從某種意義上講,再現一個概念明顯、規律嚴謹、完整系統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也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文本舉行規律和語言分析,進而澄清歷史唯物主義各根本概念確實切含義、各根本原理的內在規律以及這些原理間的相互關系的過程。我認為,就實現這一目的而言,當代分析哲學的一些使概念更加明顯、規律更加嚴謹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關于如何將分析哲學的方法應用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文本分析,我曾在一些論著中做過嘗試。在這里,我僅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的一段話的解讀,來表示一下分析哲學的語義分析法和語境分析法對于重新闡釋歷史唯物主義的積極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講過這樣一段話:“……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變更現存的事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5頁)我國一些倡導實踐唯物主義的學者由此推論,“盡管馬克思在這里使用的是‘實踐的唯物主義者’,而不是‘實踐唯物主義’的術語,但可以斷定的是,‘實踐的唯物主義者’這一概念蘊含著對‘實踐唯物主義’的認可。事實上,沒有‘實踐的唯物主義’,又何來踐行這一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者’?”(俞吾金,2022年,第422-423頁)從外觀上看,這種推論貌似是有道理的,但假設對那段話中展現的“實踐的唯物主義者”這一概念做一些語義分析和語境分析,就會察覺這種推論是不能成立的。

先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這一概念做一語義分析。從語法上看,這一概念是由作為形容詞的“實踐的”和作為名詞的“唯物主義者”構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將“實踐的”加上著重標示就說明了這一點。為了更領會地說明這一布局,讓我們再來看看這一概念的德文表示和英文表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實踐的唯物主義”被表示為“denpraktischenMaterialisten”(KarlMarxFriederichEngels:Werke,Band3,S.42);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英譯本中,這一概念被表示為“thepracticalmaterialist”(KarlMarxFriederich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5,p.38)。

可見,無論在中文、德文還是英文中,“實踐的”(德文的praktischen和英文的practical)都是作為形容詞來修飾名詞“唯物主義者”(德文的Materialisten和英文的materialist)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假設“實踐的唯物主義者”這一概念的語法布局是這樣,那就不能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這一概念就蘊含著對“實踐唯物主義”的認可,由于“實踐的”是修飾“唯物主義者”,而不是修飾“唯物主義”。

再從語境上分析。應當說,構成“實踐的唯物主義者”這一概念組成片面的作為名詞的“唯物主義者”的含義是領會的,即它指的是信奉唯物主義的人。那么構成這一概念組成片面的作為形容詞的“實踐的”含義是什么?我認為,既然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實踐的唯物主義者”這一概念的那段話中沒有對其中的“實踐的”的含義做特意的說明,那么對“實踐的”的含義就只能在其展現的語境中去理解,即在其展現的那段話中去理解。然而,在那段話中我們只能看到“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這樣的表述,只能推斷由于“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存在全同關系,因而后者的含義對于理解前者具有重要意義,卻看不出“共產主義者”這一概念本身的含義是什么。這樣一來,要弄清“實踐的唯物主義者”的含義,就需要將語境擴大到《形態》的“費爾巴哈”章,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對“共產主義者”有多處論述。以下是兩段直接相關的論述:

(1)“費爾巴哈關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全部推論無非是要證明:人是彼此需要的,而且過去一向是彼此需要的。他夢想確立對這一事實的理解,也就是說,和其他的理論家一樣,只是夢想確立對存在的事實的正確理解,然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卻在于推翻這種存在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6-97頁)

(2)“費爾巴哈在那里闡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確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合意的東西。任何例外在這里都被斷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情,是不能變更的反常現象。這樣說來,假設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合意他們的生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