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不定期陸續公益推送問渠系列閱讀材料王昌齡的邊塞詩與盛唐氣象朱曉燕摘要：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學都帶有某一時代特定的烙印。盛唐是富于創造性的解放的時代，它解放了詩人的個性，在詩歌創作中形成了富有使命感和責任感、自尊自強、自由自在的“盛唐氣象”。王昌齡的邊塞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奏響了“盛唐氣象”的強音。關鍵詞：王昌齡邊塞詩盛唐氣象盛唐時代，文人追求功名是人生價值的重要取向。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側重于國家和天下的選擇。科舉取士與邊陲建功是取得功名的兩條道路，一部分文人以科舉、明經尋求價值理想；而另一部分文人選擇了出塞，選擇了從軍入邊，渴望立業邊疆，功就名成。于是，在邊塞詩中充滿了對于功名理想的熱衷追求和昂揚的愛國情懷。這種激越昂揚、達觀進取的時代精神，是社會的群體意識在時代的波濤中關乎人格的理想和價值的體現，是一種為國、為君、為社稷的強烈的外斂意識和追求。這種追求和意識激發了文人出世的熱情。綜觀盛唐詩歌流派，唯邊塞詩派最能表現盛唐之音。無論是“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還是“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都貫注著雄健奔放的氣勢，激昂慷慨的精神。邊塞詩派雖以高適、岑參為代表，但作為“七絕圣手”的王昌齡，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代表詩人，他的邊塞詩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時代特色，體現了盛唐氣象。一“盛唐氣象”又稱“盛唐之音”，自從林庚先生提出迄今，對其內涵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總的認為有兩方面：一是盛唐詩歌中所反映出的時代精神，用林庚原話即“蓬勃的朝氣，青春的旋律”；二是藝術風貌。關于此點古今學者論述頗多。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林庚先生認為此“興趣”即“氣象”、“風骨”，“羚羊掛角”喻詩歌的超脫，“無跡可求”喻詩歌的自然。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盛唐諸公之詩，為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現當代有人認為“盛唐之音”即“風骨”、“興寄”等的結合體，指剛勁有力、明朗豁達的精神氣魄、豐富的社會體驗與飽滿的政治熱情，與作者創造出的精煉、含蓄、自然、清新的語言相結合，構成了外形鮮明而又內蘊深沉的藝術境界，是一種自然的美麗。盛唐詩人多以氣為詩，以詩抒情，即“雄厚渾成”。盛唐氣象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這蓬勃不只是指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時代性格不能離開了那個時代而存在，盛唐氣象因此是盛唐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時代是出現在百年來不斷上升的和平繁榮的發展中，是幾百年來成熟了的封建社會中民主斗爭的方式，它是一個進展得較為順利的解放中的時代。一種春風得意、一瀉千里的展望，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黃河之水天上來”、“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這就是盛唐氣象。這是一個富于創造性的解放的時代，它孕育了鮮明的性格，解放了詩人的個性，他的那些詩篇永遠是生氣勃勃的，它豐富到只能用一片氣象來說。由此看來，所謂“盛唐氣象”既是一種精神面貌，也是一種時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為一個時代詩人群體的個性特質。如果按此追溯，其實在林庚先生以前就有人提到了“盛唐氣象”，只是沒有使用這一概念而已。胡適就曾1928年在《白話文學史》中寫道：盛唐“是一個解放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生觀是一種放縱的，愛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觀”，“所以這個時代產生的文學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學”，“文學的風尚很明顯地表現種種浪漫的傾向”。蘇雪林先生則在1933年于《唐詩概論》一書里發展了胡適之論，指出盛唐時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熱，生命的歌頌，自然的美麗，祖國的莊嚴，什么人生的悲哀，社會的痛苦，永遠不會到他們心上……這種人生觀和富裕繁華、奢侈閑暇的環境結合，當然產生一種春花爛漫、虹彩繽紛的爛漫文學。”而鄭振鐸先生則在1932年完成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一書里，從藝術風格入手概括盛唐詩歌，認為盛唐時期“雖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755)，卻展布了種種的詩壇的波瀾壯闊的偉觀，呈獻了種種不同的獨特的風格。這不單純的變幻百出的風格，便代表了開元、天寶的這個詩的黃金的時代。在這里，有著飄逸若仙的詩篇，有著風致澹遠的韻文，又有著壯健悲涼的作風；有著醉人的譫語，有著壯士的浩歌，有著隱逸者的閑詠，也有著寒士的苦吟：有著田園的閑逸，有著異國的情調，有著濃艷的閨情，也有著豪放的意緒。”李澤厚先生說：“是一種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熱情和想像”，“即使是享樂、頹喪、憂郁、悲傷，也仍然閃爍著青春、自由和歡樂”，“痛快淋漓，天才極至，”似乎沒有任何約束，似乎毫無規范可循，一切都是沖口而出，隨意創造，卻是這樣的美妙奇異、層出不窮和不可思議。”“盛唐氣象”的內核，應當是一種自尊自強、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覺與人格獨立，是一種青春、浪漫、飄逸、開朗、清麗、率真、雄闊、遠大、渾厚、沉郁、慷慨、豪邁的美學境界，是一種舍小我為大我、兼濟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種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是一種蔑視傳統、挑戰權威、不拘俗態、敢破敢立的創新精神和理想主義，是一種高昂的英雄主義(盛唐詩人特別任俠尚武、勇于犧牲，風行書劍從軍、建功邊關)，是一種充盈著強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傭儻之氣。它們不僅是“盛唐氣象”之魂，同時也是唐詩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種與時共進、放飛青春的時代精神，是盛唐詩歌、盛唐詩人對當時社會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驕傲的貢獻，也是留給后人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二立功邊塞，是盛唐知識份子取得功名的一條重要途徑。邊塞軍旅的豪情生活，邊塞雄奇壯偉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不世功業的盛唐知識份子的感情共鳴。不管是否能夠在邊塞中立功，是否能夠得遂初愿，他們始終熱烈地向往著、追求著并沉醉于一半為理想所浸透，—半為現實雄奇豪壯情調所籠罩的邊塞生活，這就極為自然地留下了那些氣勢豪雄、情感昂揚的歌吟。吟唱出“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的王昌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昌齡(約698—757)，字少伯，西安人，生活于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國力強盛的盛唐，“這是一個開擴的時代，一個外向的時代……這是一個富有獻身精神的時代，充滿英雄主義的時代”。正因身處這樣的時代，詩人雖然屢遭貶抑，但卻毫無悲觀幽怨之情。他來往于經濟發達的中原、東南地區，也曾去過當時的荒僻之地：嶺南、湘西。后來又滿懷豪情地遠赴西北邊地：蕭關、臨洮，寫下了不少富有特色、充滿“盛唐之音”的邊塞詩，尤以七絕邊塞詩最為著名。明王世貞譽其“與(李)太白爭勝毫厘，俱是神品”(《藝苑卮言》)。故而可以說，王昌齡的詩歌成為盛唐之音的先導，啟開了盛唐氣象的序幕。盛唐造就了王昌齡，更造就了王昌齡享有盛譽的七絕邊塞詩。王昌齡邊塞詩數量并不算太多，但幾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為《從軍行》、《出塞》兩組組詩。其邊塞詩多用易于入樂的七絕。盛唐之時，“寫邊塞，說戎旅成了一代之風”，體現了唐人“開放的心態，開闊的胸襟，遠大的目光，對異域文化之向往，汲取一切新鮮事物的膽量魄力”，“這開放性的文化氛圍，正是唐代邊塞詩那充滿異域風情的熱烈歌唱得以大量產生的情感、心理基礎”。王昌齡的邊塞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丹納說：“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通過王昌齡的邊塞詩我們可以看到“盛唐氣象”。反映到詩歌中，首先便是精神昂揚，高度自信，關心政治，熱衷功業，即便寫“愁”，也被奔放、奮發的氣氛沖淡了。其次，是雄厚渾成的藝術境界，嚴羽“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便為最妙的詮釋，即便寫“悲”也是“悲壯”。王昌齡在邊塞詩中燃起寧邊安民的理想之火，表達愿為國家安邊寧民、長治久安做出貢獻的雄心壯志，以及盛唐時代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進取精神。“三面黃金甲，單于破膽寒”(王昌齡《從軍行》)，“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王昌齡《少年行》)，“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取樓蘭”(王昌齡《從軍行》)等等，都從不同方面表達了王昌齡意欲投身報國的抱負和胸襟。這種高揚英雄主義氣魄與滿腔愛國主義的熱情洋溢于字里行間，一種盛世進取精神始終引人奮發向上。“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王昌齡《從軍行》其五)構筑了邊塞獨有的自然景物和氣象，在描摹邊塞的艱苦和殘酷的同時，以時代的責任抒發著達觀、自信和悲壯的感懷。《出塞》其二：“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里金刀血未干。”雖然用的是象征性筆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敵人不滅戰斗不止的精神卻是完全一樣的。這充滿熱情、自信的詩篇“無疑是唐代國力強盛與疆土意識強化的產物，是舉國上下，全民族關懷祖國統一和興旺的心理情感的反映”。即使抒寫“邊愁”，也是意境雄渾開擴，情調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王昌齡《從軍行》其一)“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王昌齡《從軍行》其二)激揚慷慨，毫無中晚唐邊塞詩的傷感衰颯氣。王昌齡的邊塞詩還體現了“盛唐氣象”的“雄厚渾成”。如《從軍行七首》其四：“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此詩一二句寫唐軍開赴前線時，從青海、祁連、長城直到玉門關漫長的國界線上已是狼煙四起，烏云彌漫，強敵壓境，大戰在即。后兩句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表達了邊防戰士誓死保家衛國、不敗敵兵、絕不罷休的決心。全詩意境開闊，感情悲壯，意蘊豐富，振奮人心。篇章結構上，承接自然，全無造作。整首詩作盡管寫出了戰爭的艱苦，但給人的實際感受是雄壯有力，決無低沉傷感。詩末兩句是在深深意識到戰爭艱苦的基礎上發出的更堅定更深沉的誓言。盛唐時代的恢宏闊大的絕世氣度，最終塑造了王昌齡邊塞詩“手揮利刃，以御外敵”的雄渾氣魄。王昌齡邊塞詩即自覺不自覺地染有濃重的時代特色。具體論述其特色者，廖立先生在《岑參邊塞詩的風格特色》中的一段文字最為中肯：“王昌齡邊塞詩不乏悲壯之作，但他的基本格調是壯麗的。王昌齡面對秦時的明月，漢時的關塞，謳歌著城頭的鐵鼓，匣里帶血的金刀，追憶起十年苦戰，邊侮塵雪，這是悲壯的格調。但王詩節調輕快，色彩繽紛，悲壯中又有絢麗，王詩或登高而臨海風，黃昏中聆羌笛而起鄉思；或戰罷日暮，掩埋戰骨，云沙飛揚，榆葉疏黃；或青海雪山，黃沙金甲，大漠日昏，紅旗半卷，這是一種清俊飄逸之美，風格壯麗，色調明麗。”而這壯而不凄，明而不澀正是“盛唐氣象”在王昌齡邊塞詩中的體現，也正是其詩能“感動激發人意”的根本原因。王昌齡詩中表達的樂觀豁達卻成為唐音中稀有的珍品，詩人以浪漫主義的濃墨重彩和烈火般熱烈的激情，使其邊塞詩成為“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的好詩。國威的浩蕩，文化的繁榮所生發的恢宏氣勢和闊大胸襟充斥在王昌齡的邊塞詩中，簡短有力的詩行中流動著一股難以遏止的濟世之心和報國宏愿。王昌齡邊塞詩洋溢的正是盛唐氣象，其精神實質與后來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