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為Word版，下載可任意編輯——底層社會的權力邏輯讀后感

社會底層群體最為現實的訴求是概括的利益訴求。這種利益訴求抉擇了底層政治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場域，它一方面受國家政治和公民社會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具備自身的內在規律。

近十年來，筆者一向關注各種維權事情中的“小人物”，由于在我看來，只有通過對這些彌漫悖論與沖突的沖突性事情及其“底層人物”的意愿和行為的端詳，我們才可能明顯地看到暗藏在社會轉型這一宏大話語背后的種種微妙因素，才能洞察和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隱秘”。由此，我提出了當代工人“以理維權”和農人“以法抗爭”這兩個解釋性框架，并認為中國社會底層群體維權抗爭的根本目標不僅表現為對概括利益的抗爭，而且開頭從資源性權益抗爭向政治性權利抗爭方向進展。也就是說，我認為，無論是工人維權還是農人抗爭，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具有公共性，都與公共權力機關的施政行為相關，他們的集體行動表現出底層社會獨特的政治規律。

對于這一研究結論，主流的政治學家并不認同。由于，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中，政治是精英們的事情，它從來都是與權力、統治和管理這些公共領域的上層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出名政治學家加塔諾?莫斯卡在《統治階級》一書中就指出：在全體的社會中，都會展現兩個階級，一個是統治階級，一個是被統治階級。“前一個階級總是人數較少，行使全體社會職能，壟斷權力并且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而另一個階級，也就是人數更多的階級，被第一個階級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專斷和粗暴的方式所領導和操縱。被統治階級至少在外觀上要供給給第一個階級物質生活資料和維持政治組織必需的資金。”

這個由精英構成的統治階級被看成是政治的主體，因此是“政治階級”，而被統治的底層群眾只是政治的承受者，底層無政治――這種精英主義政治觀一向在影響著人們對當今世界政治領域的分析和判斷，也主宰著政治學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視角。事實上，在精英政治之外，社會底層的政治看法和行為不僅存在，而且對社會政治過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精英和群眾

假設說，精英政治是與國家政權相聯系的，并通過有組織氣力的國家政治而經常表現為制度或秩序，表現為強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們無論是否掌管了國家權力，都試圖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識形態化。那么，底層政治那么更多的是底層民眾的自發行為，其行為方式可能是隱性的、自發而零散的。這有如斯科特所說，“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和籌劃，它們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制止直接地、象征性地與官方或精英制定的模范相對抗。”同時，底層政治是回響性或應對性，它是對現實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滿探索解釋的方式和解決的路徑。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利益受到損害。當然，并不是全體的利益訴求都可以成為底層民眾舉行抗爭的誘因。它需要對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有明確的感知。在目前的中國，底層民眾舉行集體行動的主要理由有兩個：以意識形態和其它社群為參照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以法律規定為依據而產生的利益受損感。前者如工人對企業改制的不滿講的就是“理”，后者如農人因土地被非法征用依據的就是“法”。

我們還可以這樣認為，精英和群眾都在追求政治權力，但他們在爭取權力時的表現方式不一樣。政治精英往往視主導國家政治為其政治權力，學識精英那么視社會權利為其主要的政治訴求，而社會底層群體最為現實的訴求那么是概括的利益訴求。這種利益訴求抉擇了底層政治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場域，它一方面受國家政治和公民社會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具備自身的內在規律。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底層政治的直接目標既不是為了奪取統治精英所把持的國家政權，也不是試圖主導以學識精英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社會底層群體所舉行的政治抗爭表現為在國家政權主導下，利用公民社會的氣力，試圖謀求某些概括的利益。關注真實的民生是底層政治真正的意義。但我并不是說以民生為首意的底層政治不會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國家政治的層面。在確定條件下，這些是很可能發生的，正如我調查察覺的中國農人和工人的抗爭那樣，當概括的經濟利益得不到得志時，他們會從公民權利甚至政治權利的角度探索答案。

在政治過程方面，“統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一，履行全體重要的政治職能，主要是制定國家和社會的重大決策，并實施某些關鍵性的決策；其次，引導國家的政治生活，操縱意識形態，協調利益集團的沖突，并且充當象征性的行為者”。理應說，這樣的表述是正確的。但我要指出的是，精英政治對政治過程的這些影響，也要受畢竟層群體行動的制約。正如底層政治受到精英政治的制約一樣。底層政治所產生的制約可能是多方面的。一種可能是精英要在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通過鼓動和組織社會底層群體的氣力來達成奪取權力和掌管權力的目的。在這種意義上，如何鼓動和組織底層政治群體就成為精英的主要活動。對此，20世紀中國社會的政治進展史給我們供給了充分的說明。另一種處境那么是，在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時候，底層民眾的抵擋可能會制約精英政治的選擇空間。事實上，就我們親身體驗的事情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些社會問題上的政策的變更，包括一些大的農業政策和社會政策出臺，都與底層人民的抗爭相聯系。譬如，農業稅的取消，就與農人的抗稅相關；譬如，土地政策的調整就與農人的土地維權相關聯。

底層政治的存在空間

在這種意義上，底層政治實際上是公眾參與的一種重要形式。現代社會理應容許有底層政治的存在空間。由于任何制度安置都不成能有效解決群眾參與的問題。事實上，“精英與群眾之間政治參與的差異是民主的一個主要悖論。從理論、法律上說，政治是對民主政體中全體人開放的。但在實踐中，一些人的參與比另一些人更多。由于有著良好教導和經濟境況的人更多地參與政治，他們即處于更有利的位置來獲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大量理論家看來，這種政治參與上的不對等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其依據就是底層民眾由于低教導水平，對政治輕易產生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簡樸判斷，并具有極端主義傾向。事實上，就政治的內在特征來說，任何政治，無論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無論是精英政治還是底層政治，都是社會利益關系博弈的外在形式。政治精英們的活動，從來不是憑空舉行的，他們的政治行為有著基于利益而建構的規律。同樣，底層民眾也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辨識得失的群體。理性算計是精英和底層民眾舉行政治行動的共同依據。社會底層民眾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狀況，只是說明現在社會事情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足以讓他們采取理性行動。底層政治所具有的這些極端主義傾向，它的意義在于擴長了精英政治選擇的范圍，但它假設不被政治精英們利用，其自身產生的社會危害應是特別有限的。

總之，底層社會所具有的這些政治規律說明，政治精英之間的互動并不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全部。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學識階層對底層政治的無視到了理直氣壯的地步，真正來自底層的眼光是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對邊緣弱勢群體問題的呼吁，也在確定程度上出于這樣一種危機意識：底層生存狀況的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害警示的精英思維的回響。顯而易見，基于“危害”回響的對于底層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者說是上層利益階層的立場。底層所獲得的關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為治理對象和防范對象而存在的。要變更這種狀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進他們的生活，從底層群體的情況去理解他們的訴求和行為。電就是說，我們對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動的層面上，我們需要深入底層社會生活的內在布局中去探索事情發生的真正理由；我們對那些主導社會進展的精英們也不能停在道德評價的層面上，我們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