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子銀行的內涵、范疇、影響及其監管,金融學論文影子銀行被普遍以為是引起次貸危機的主要原因。次貸危機之后，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和相關國家紛紛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次貸危機期間，中國受影子銀行沖擊較小，但華而不實隱含著風險不容小覷。在2020年2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影子銀行總體規模不大，但最近增長較快，我們正慎重應對。文章從中國影子銀行入手，首先對影子銀行的內涵、范疇進行了介紹，然后對影子銀行的影響進行分析，進而對影子銀行的監管進行了梳理，最后對最近的研究進展進行評述。一、影子銀行的內涵當前，關于中國影子銀行的內涵尚未構成一致的看法。綜合分析文獻能夠發現，由于強調的側重點不同，當前的中國影子銀行大致能夠從功能視角、金融脆弱性與監管強度視角以及載體視角三個方面來進行界定。1.功能視角一些觀點從多功能或泛功能的角度來闡述，如周莉萍(2020)將影子銀行定義為一組復制商業銀行核心業務、發揮著商業銀行核心功能〔期限匹配、流動性服務、信譽轉換、杠桿〕的非銀行信譽中介；(2020)界定影子銀行為一些傳統銀行體系之外的信譽中介機構和業務；易憲容(2020)指出影子銀行是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并從事類似于傳統銀行業務的非銀行機構。另一些觀點從單一功能視角來分析，如鐘偉(2020)把影子銀行理解為除接受監管的存款機構以外的充當儲蓄轉投資中介的金融機構；李若愚(2020)以為中國式影子銀行是正規銀行體系以外，還具有類銀行特點，發揮債務融資功能的信譽中介機構與業務活動。2.金融脆弱性與監管強度視角多數觀點從監管強度來定義影子銀行。龔明華等(2018)以為影子銀行一般指行使商業銀行功能卻不受類似商業銀行那樣嚴格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周小川(2018)界定影子銀行是行使商業銀行功能但卻基本不受監管或受很少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宋國良，2020、王梅等，2020及王增武，2018等也表示出了類似的觀點〕；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把未受巴塞爾協議III或等同監管程度作為影子銀行的核心內涵之一。少數觀點在描繪敘述影子銀行內涵時強調了金融脆弱性。雷曜等(2020)在定義中指出影子銀行的信譽風險轉移機制往往存在一定缺陷，沒有銀行流動性支持的制度性布置，其溢出效應和傳染性容易誘發系統性風險。3.載體視角王勇等(2020)以為廣義角度的影子銀行體系是指游離于傳統銀行體系之外的信譽中介組織和信譽中介業務，不僅涵蓋那些與傳統銀行相競爭的機構，而且廣泛牽涉一切能夠發揮金融功能的市場、工具和方式方法。二、影子銀行的范疇與國外相比，中國金融發展階段、金融業務及工具等有著比擬大的差異不同，影子銀行范圍也有比擬大的差異。中國影子銀行的范疇，觀點不一。多數觀點以為影子銀行包括信托公司、融資租賃公司、財務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典當行以及民間金融等機構載體，涵蓋銀行理財產品、委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以及信托貸款等業務。另外一些觀點以為影子銀行還應包含更廣的范疇，如有觀點以為證券公司〔李若愚，2020〕、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李建軍，2020〕、保險經紀公司〔李建軍，2020〕、消費金融公司〔巴曙松，2020；周莉萍，2020；李若愚，2020；央行福州中心支行，2020〕、票據公司〔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寄售行〔李建軍，2020〕、專業理保公司〔雷薇，2020〕、投資公司〔IMF，2018；中信建投證券，2020；王勇等，2020〕、第三方理財機構〔，2020〕、信譽評級機構〔央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穩定處課題組，2018〕及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雷薇，2020；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屬于影子銀行。另一些觀點將當前熱議的互聯網金融也納入到影子銀行〔，2020；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雷曜等，2020；李揚，2020；周莉萍，2020；雷薇，2020；李建軍，2020〕。還有一些觀點以為一些影子業務，如銀行同業業務〔巴曙松，2020；邵宇，2020；雷薇，2020〕、資產證券化〔，2020；李揚，2020；李建軍，2020〕、信托受益權〔中信建投證券，2020〕、非金融企業債券及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邵宇，2020〕、各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申銀萬國，2020；王增武，2018〕、信譽風險緩釋工具〔李建軍，2020；邵宇，2020〕、準房地產信托Q-REITS〔李建軍，2020〕。對于一些機構和業務能否屬于影子銀行存在著爭議。郭凱(2020)從影子銀行的六大特征來分析，以為銀行的表外業務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業務并非不受監管，同時也有的隱形支持，并不符合影子銀行的特征，只要民間金融符合影子銀行的全部特征。蔡鍔生(2020)以為中國的銀行表外業務、受三會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業務不是國外定義的一般意義上的影子銀行。三、影子銀行的影響影子銀行范疇界定的不一致，導致了各種觀點測算出的中國影子銀行規模不同，甚至存在著宏大的差異，并由此產生了關于中國影子銀行影響的爭議。總體而言，影子銀行的發展有其必然性，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其發展有利有弊。1.影子銀行的積極作用影子銀行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宏觀層面中國的影子銀行可能是反周期的，一定時期內具有穩定經濟的作用〔標準普爾，2020〕。它支持了實體經濟發展〔雷曜，2020〕，并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陳劍等，2020；李向前等，2020〕，有助于就業和社會穩定〔毛澤盛等，2020〕。在金融相對壓制的情況下，中國影子銀行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金融體系的完善與發展：一是影子銀行的活動提高了整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活潑踴躍性，有利于提升金融市場價格發現功能，提高投融資效率〔魏永芬，2020〕；二是影子銀行在相當程度上就是金融創新，其組成部分或構成其發展基礎的各類基金、貨幣交易、金融衍生品、貨幣經紀、場外市場、資產管理、支付機制、清算和結算便利等都屬于WTO制度框架內的金融服務〔李揚，2018〕。它有利于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機構與產品的各類創新，促使我們國家金融業從單一功能的傳統銀行向需求導向下，為客戶提供包括融資、金融理財、風險管理、價值提升、支付清算等在內全面服務的新型金融業轉型〔鐘磊，2020〕；三是促進了金融服務的多樣化〔周小川，2020〕、金融工具的多樣化以及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雷曜，2020〕，進而促進了中國的金融深化〔廖岷，2020〕；四是影子銀行繞開存款利率管制，其產品定價趨于市場化，更能反映實際的社會資金供求狀況，為我們國家完全的利率市場化提供了一定的經歷體驗和借鑒〔宋國良，2020〕，有利于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雷曜，2020〕，并且在金融市場化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陳四清，2020〕；五是影子銀行彌補了社會總體信貸供求缺口,尤其是知足了諸多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其規模的擴張對一定范圍內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具有積極作用〔宋國良，2020；毛澤盛等，2020〕；六是影子銀行是全球金融一體化的承載和推動力，在資本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發展和繁榮方面功不可沒〔何德旭等，2018〕。〔2〕微觀層面首先，影子銀行對傳統銀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是擴大了銀行的收入來源，使銀行收入多元化。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活動是除傳統的利息收入之外銀行重要的收入來源〔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二是幫助緩解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三是促進銀行業的金融創新，承載并擴展了傳統銀行的功能，弱化了傳統銀行中介價值，并使商業銀行盈利形式從存貸利差形式向傭金形式轉型,更高層次效的資本運用將提升銀行業ROE水平〔沈維，2020〕；四是有助于分散銀行體系風險〔雷曜等，2020〕；五是改變銀行業壟斷地位，加強競爭活力〔魏永芬，2020〕。其次，影子銀行使金融脫媒化程度逐步加深，社會融資總量構造中間接融資〔本外幣貸款〕的比重不斷下降，直接融資〔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影子銀行形式〕占比擴大〔宋國良，2020〕。再次，影子銀行的發展有效彌補了銀行常規渠道信貸投放的缺乏，尤其在解決超短期資金急需方面，是商業銀行信貸的有益補充〔李揚，2020；王勇等，2020〕。最后，影子銀行擴展了多元化的投資渠道，豐富居民投資產品〔郭田勇，2020〕，并為私人部門提供了分散投資組合〔何德旭等，2018〕。2.影子銀行的風險影子銀行帶來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蘊含著風險。李向前等(2020)以為影子銀行的擴張趨勢會對我們國家金融體系穩定性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1〕金融脆弱性正如金融體系有其脆弱性一樣，影子銀行也同樣具有脆弱性，是金融體系與社會資金鏈上最為薄弱的一環〔李若愚，2020〕。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系統在下面幾個方面可能導致流動性風險。首先，期限錯配問題可能導致流動性風險〔李揚，2020；朱海斌，2020；江衍妙等，2020〕。影子銀行期限不匹配較為普遍〔陳四清，2020；鄭聯盛，2018〕。影子銀行系統內的放款人無法像在正規銀行系統內從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獲得短期流動性支持，但他們也傾向于使用較短和較復雜的金融工具為借款方的長期項目融資〔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造成了大量的期限錯配，一旦形勢發生逆轉，很容易引發流動性風險。其次，影子銀行的高杠桿運作會導致金融體系產生極大的脆弱性〔李揚，2020；何德旭等，2018〕。影子銀行體系推動了高杠桿業務發展，然而影子銀行未遭到同等的監管標準限制，且部分影子銀行經營無需考慮風險成本內部化問題，這可能為監管套利提供空間，降低銀行業監管效率，導致金融體系的杠桿和風險進一步累積〔王勇等，2020〕。再次，在太多依靠抵押品的融資形式下，抵押品價格的劇烈波動或變現可能導致流動性風險，如信托產品〔雷薇，2020〕。最后，影子銀行可能增加正規銀行部門的流動性風險。高收益吸引正規金融體系的一部份儲蓄資金轉投到影子銀行系統，這會對民間借貸較為發達的地區造成局部影響；另外，一旦信貸政策的忽然轉向，支持銀行系統重新吸引儲蓄，或將使影子銀行系統內的流動資金面臨短缺〔AliciaGarcia等，2020〕。信譽風險。一些觀點重點關注了地方債務問題，地方以旗下的投融資平臺通過影子銀行進行大規模的信譽擴張。易憲容(2020)以為中國影子銀行最大的問題在于以主導的經濟當事人，每一方都希望通過過度信譽擴張來到達其目的。龔明華等(2018)也以為地方融資沖動和信譽約束缺失是中國式影子銀行中風險最容易失控的部分，尤其地縣債務狀況令人擔憂。另一些觀點則關注傳統信貸渠道遭到嚴格約束的行業的信譽風險。一些實體項目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從傳統銀行難以獲得貸款，用高回報方式從影子銀行系統融資，將資金投向產能過剩或者低水平重復建設項目。陳四清(2020)、朱海斌(2020)、鐘磊等(2020)也表示出了類似的觀點。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以為影子銀行系統對房地產行業貸款的集中度較高，相關風險管理缺乏。鐘偉(2020)建議關注小企業、鋼貿、光伏、個人經營性貸款等重點領域的風險暴露，除此之外，他還建議關注有機構參與的地下錢莊活動、網上交易平臺等融資活動的違約風險。風險傳染。影子銀行體系作為銀行體系的影子，與原有傳統銀行體系在同一金融市場中存在和發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競爭與合作，甚至融為一體，帶來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李華等，2007；鄭聯盛，2018〕。事實上的混業經營〔李若愚，2020〕和隱藏的剛性兌付〔宋國良，2020；雷薇，2020〕等使影子銀行存在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同時，民間借貸風險通過間接渠道向銀行傳導。很多企業同時向銀行和民間借貸，還有企業將銀行貸款放到民間借貸市場中，套取利差，在出現違約風險后將通過間接渠道傳導到銀行體系。除此之外，券約定向資產管理作為一條出表的通道，成為風險的繼續傳遞者〔江衍妙等，2020〕。毛澤盛等(2020)通過模型檢驗得出結論，中國影子銀行規模與銀行體系穩定性之間呈現為一種U型關系，其閾值為6.07。也就是講，當影子銀行規模小于6.07萬億元時，影子銀行的發展壯大有助于銀行體系的穩定；當影子銀行規模到達6.07萬億時，影子銀行規模的增長將使銀行體系的穩定性逐步下降。除此之外，一些觀點從其他的視角詮釋了影子銀行的風險。央行福州中心支行(2020)從安全邊界減弱的角度出發，以為部分影子銀行機構和業務內在脆弱性凸顯，安全邊界變化導致不穩定性的產生。王勇等(2020)以為影子銀行體系推動了高杠桿業務發展，其杠桿累積效應能夠放大經濟順周期性。龔明華等(2018)以為道德風險導致銀行貸款審批標準降低，資產池信貸風險高于表內貸款風險。周莉萍(2020)指出資產證券化影子銀行加重了存款人和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影子銀行體系與最后貸款人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第三方支付影子銀行體系的發達從深度上挖掘了私人介入貨幣金融體系的能力，強化了金融摩擦因素，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影子銀行體系的金融摩擦。〔2〕缺乏流動性支持朱海斌(2020)以為出現危機的情況下，影子銀行可能無法獲得央行的流動性支持。因而，可能引發更大的風險。〔3〕法律風險法律風險主要是由于有些影子銀行業務無法可依、規定不明確或規定存在矛盾等。龔明華(2018)研究以為當前影子銀行中存在著下面幾個法律風險：一是衍生品市場中，中國2018年發布的中國銀行間市場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協議與破產法、公司法相關規定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二是民間私募基金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沒有納入監管范圍，甚至滋生非法集資。同時，由于缺乏法律規范，投資者與投資管理者之間容易產生資金糾紛，當事人利益難以得到保衛。三是互助組織如民間和會、標會、基金會等組織沒有相關法律法規制約，容易出現利益不清、財務混亂，投資人利益難以保障等狀況。除此之外，朱海斌(2020)以為投資者和銀行在非保本產品理財產品隱形擔保的預期方面存在分歧，一旦真正明晰責任，投資者需要承當損失，或者銀行應承當相應的責任。〔4〕社會風險影子銀行的風險敞口直接面向社會，具有較大的社會風險。因而，影子銀行風險的集中暴露會威脅到金融穩定與社會穩定〔李若愚，2020〕。十分是民間金融領域的高利貸等造成企業或個人財務負擔沉重，加劇了破產風險，甚至可能引發社會穩定風險〔龔明華等，2018〕。總的來講，固然中國的影子銀行蘊含著風險，但是中國式影子銀行構造相對簡單，總量也不算大，總體風險可控〔陳四清，2020；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在中國經濟下行經過中，影子銀行風險大于銀行業，但離引發系統性風險仍有距離，其風險暴露和經濟下行風險是一致的〔鐘偉，2020〕。3.影子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中國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對國家貨幣政策調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央行調查統計司與成都分行調查統計處聯合課題組(2020)研究發現影子銀行規模的急劇膨脹削弱了國家貨幣政策的效果。〔1〕影子銀行對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張健興等(2020)以為影子銀行的表外經營是對現有信貸管控的補充，這縮小了存款準備金的作用范圍和力度。同時，由于銀行獲取資金的自由度進一步加強，再貸款逐步被其他多個渠道所代替。除此之外，在影子銀行對法定存款準備金能夠產生顯著影響的條件下，實行規模小、頻度高的央票操作對商業銀行資金的調控效力必然遭到進一步的制約和影響。總而言之，王婕等(2020)以為中國式金融創新業務加劇了金融脫媒，會導致貨幣信譽規模控制等數量型貨幣工具的效力削弱。〔2〕影子銀行對貨幣政策中介目的構成挑戰。第一，影子銀行體系既有貨幣創造功能，又能進行以市場為基礎的信譽創造〔袁增霆，2018〕，導致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遭到沖擊〔周小川，2018；央行福州中心支行，2020；宋國良，2020；陳劍等，2020〕。第二，由于傳統利率調控方式僅僅能夠影響官方利率，但卻不能對影子銀行體系利率進行有效干涉。因而，控制官方利率顯然無法有效引導資金合理運轉〔李波等，2018；張健興等，2020〕。第三，影子銀行體系收益率高于銀行存款利率，增加了公眾的現金持有成本，商業銀行也會隨之減少庫存現金，由于能夠從影子銀行體系隨時得到補充。這使得原先銀行通過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管理商業銀行超額儲備金需求、影響貨幣創造的方式遭到沖擊〔張健興等，2020〕。第四，傳統的貨幣供給量似乎難以完全涵蓋流動性的真實水平，M2等貨幣數量指標意義下降〔彭文生，2020〕，影子銀行創造的流動性有必要納入廣義流動性的范疇。〔3〕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政策最終目的的影響。陳劍等(2020)應用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影子銀行對CPI影響力微弱。李波等(2018)從金融穩定視角出發，以為影子銀行造成的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發生時，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救助行為以及事后采取的數量寬松等措施很可能對中長期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造成影響。〔4〕影子銀行降低了貨幣政策傳導的可控性。一方面，張健興等(2020)指出商業銀行不受嚴格監管的表外業務使得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遭到了很大影響，影子銀行增加了貨幣政策傳導時滯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影子銀行系統內部金融資產是躲避監管以及追逐套利的產物，其實際利率情況可能對官方政策利率構成干擾，不利于貨幣政策意圖的傳導〔央行福州中心支行，2020；李波等，2018；王勇等，2020〕。最后，影子銀行創造的信譽主要構成了對金融資產的需求，與資產泡沫的構成密切相關。由于影子銀行受傳統貨幣政策調控的程度有限，其可能導致的資產泡沫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李波等，2018；王婕等，2020〕。四、影子銀行的監管當前造成系統風險的因素仍未被撼動，假如沒有必要的市場秩序來規范風險行為，影子銀行似乎仍會大量地、危險地增長〔大衛勒特雷爾等，2020〕。對于中國的影子銀行，王兆星(2020)以為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帶來風險的嚴重積累，一旦失控就可能構成系統性風險。肖鋼(2020)甚至指出中國金融將來五年最大的風險是中國式的影子銀行體系。因而，有必要高度關注影子銀行蘊含著風險，并及時采取相關的措施。1.監管理念由于金融發展的程度不同，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發展形式與歐美不同，還處于非常初級的復制銀行業務階段，針對華而不實潛在的風險，不應盲目附和和復制國際上對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舉措，應了解中國式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生成機理，制度扭曲背景〔周莉萍，2020〕。面對中華特點的影子銀行現象不應當一刀切，而是要在促進金融創新與規范市場秩序之間獲得平衡〔陳四清，2020；廖岷，2020〕。總的監管框架是從微觀審慎政策全面轉向宏觀審慎政策〔李揚，2020〕。總體思路是要分類處理，疏堵結合，在發展中進行規范〔陳四清，2020〕，根據影子銀行機構不同的影響程度和風險水平，實行動態比例進行監管〔龔明華等，2018〕，并在不斷疏浚中，謀求其長遠的發展〔鐘偉，2020〕。2.監管體制與形式對于影子銀行的監管，要理順和完善監管體制。首先，對于監管主體和監管方式不明確的，應盡快出臺法律法規予以明確，防止監管缺位。其次，健全監管協調機制。李揚(2020)以為應當改變當下分業管理的架構，推動一行三會及其他相關部門的政策協調；紀敏等(2020)提出短期內由央行牽頭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中長期設立統一的金融監管委員會；胡濱等(2020)以為應當建立一個實體性的政策協調組織或機構，如金融穩定協調辦公室；李建軍等(2018)建議組建專門的影子金融監管協作委員會。再次，明界分工，劃分監管職責。雷薇(2020)以為要盡快研究與地方的金融監管職責劃分，將應納入地方監管的準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活動，集中統一到地方監管部門〔如金融辦〕。同時，根據需要及時轉變監管形式。短期內，逐步由單一的機構監管形式向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并重形式過渡時期〔央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穩定處課題組，2018；鐘磊，2020〕；中長期而言，施行功能監管〔紀敏等，2020〕。3.監管措施〔1〕宏觀審慎監管第一，擴大監管覆蓋面，將非銀行金融機構等影子銀行包括在內〔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朱孟楠等(2020)利用模型研究表示清楚社會最優選擇是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范圍。第二，對影子銀行體系中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建立逆周期資本充足性監管要求〔央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穩定處課題組，2018；雷薇，2020〕。第三，合理控制影子銀行的融資渠道和比例，限制杠桿率〔陳四清，2020〕，并制定杠桿率的動態調整機制(央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穩定處課題組，2018〕。第四，銀行表內信貸額度控制應該保持一定彈性，以保證表外債務到期資產回表的空間。同時，允許存量債務滾動，設計適當債務存續方式，但債務總量嚴格控制〔劉煜輝，2020〕。第五，重點關注影子銀行體系的負債資金來源、資產負債的時間錯配等問題，加強風險監控，建立風險止損機制和自救機制〔朱孟楠等，2020〕。第六，建立有效的風險防火墻。一方面，控制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關聯業務的規模〔顏永嘉，2020〕，建立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防火墻〔龔明華等，2018〕，規范表內外理財產品，要與信貸業務分離，單獨建賬管理；對代銷業務，要清楚界定各方責任，并向客戶充分提示風險〔陳四清，2020〕。另一方面，催促征信機構建立內部防火墻制度，限制評級人員從事信譽咨詢或參謀業務及其他可能影響評級公正的業務〔龔明華等，2018〕。第七，國家提供最后貸款人角色。周莉萍(2020)提出國家對影子銀行體系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貨幣創造準備-抵押品進行管理，包括要求所有金融機構保持高質量的抵押品以及調節抵押品的數量，進而限制以抵押品為基礎的私人貨幣創造。第八，構建系統性風險預警與應急機制。從事前預警看，建立基于金融穩定、金融安全等多角度的宏觀審慎風險預警模型；從事后處置看，監管機構應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提出生前遺囑要求，提早制定倒閉處置預案〔胡濱等，2020〕。加強對重點領域融資風險的管控，關注小企業、鋼貿、光伏、個人經營性貸款、房地產、融資平臺等部位的風險暴露。同時，要破解剛性兌付，并防備道德風險〔彭文生，2020〕。〔2〕微觀審慎監管首先要加強信息披露〔彭文生，2020；王勇等，2020〕，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建立統一、及時、完好的信息搜集和處理系統〔李揚，2020；周莉萍，2020〕，探尋求索建立新的金融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如對理財業務建立登記公示制度〔陳四清，2020〕。其次要防備詳細影子銀行業務的風險。王浡力等(2020)以為標準的影子銀行應重點控制交易中的賬戶透支，理財賬戶中收益率與資金運用方向；銀行非保本理財產品要加強申報式監管；信托、租賃等主要控制資金行業投向以及融資成本。除此之外，一些觀點重點關注了地方債務問題。江衍妙等(2020)以為國家要加快出臺政策解決地方的財政緊張與發展形式的矛盾。劉煜輝(2020)提出中國一定要建立當代國家的硬預算約束機制，進行各種投資項目必需要有一個廣泛的公眾聽證制度予以制衡。鐘偉(2020)建議短期內要增加國家投資預算及國債發行，以控制及約束城投債發行；中長期需要啟動新的稅制改革。同時，加速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抑制國有企業占用太多的金融資源。除此之外，紀敏等(2020)提出加快建立可持續的城鎮化建設融資機制。再次要建立健全影子銀行法律法規，加強執法。首先，胡濱等(2020)提出在法理層面上，應通過其他基本法，明確介入主體的權利與義務，避免剛性兌付對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疊加。其次，在立法層面上，加強有關影子銀行的法律制定完善。龔明華等(2018)提出要盡快制定股權投資基金管理辦法、資產證券化條例及金融機構破產條例。雷薇(2020)以為要抓緊制定資產管理法和放貸人條款，修訂完善證券法、信托法及商業銀行法等基礎法律體系。再次，在執法層面，嚴格執法。嚴厲打擊高利貸行為和各類地下錢莊，杜絕各類非法集資、洗錢和暴力催債等違法行為〔龔明華等，2018〕。最后要加強牽涉影子銀行的金融消費者保衛〔雷曜等，2020；李揚，2020〕。雷薇(2020)建議整合現有分散于不同金融領域的消費者權益保衛職能，成立獨立的消費者權益保衛機構，出臺統一的金融消費者保衛條例。4.貨幣政策調控首先，貨幣政策調控要愈加注重運用利率等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李揚，2020；紀敏等，2020；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并在銀行統計的基礎上嘗試建立針對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理財產品等不同資產形式的差異不同準備金制度〔張健興等，2020〕。其次，適度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的，建立能夠準確衡量全社會融資總量的指標體系〔張健興等，2020〕，將影子銀行的活動納入統計口徑〔袁增霆，2018〕，包括完善現有的以金融機構負債為口徑的貨幣統計體系以及發展以金融機構資產為口徑的貨幣統計體系〔周莉萍，2020〕。李波等(2018)以為要嚴密監測廣義流動性的創造及其資產價格變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貨幣政策需要保持靈敏性，必要時央行通過加大流動性投放來控制系統性風險〔彭文生，2020〕。在當前階段，紀敏等(2020)建議貨幣政策應更為審慎，包括適當收緊貨幣總量增長和提高利率目的等以抵消影子銀行潛在的擴張性影響，并切斷銀行對影子銀行的流動性支持渠道。5.金融改革應對影子銀行風險，長期舉措是要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構建差異化、多層次的金融體系〔陳四清，2020〕。〔1〕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防備影子銀行風險，首要任務是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王勇等，2020〕，為傳統銀行營造較為寬松的金融信貸環境，以減少監管套利〔朱孟楠等，2020〕，如允許商業銀行發行大額存單等〔陳四清，2020〕。〔2〕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把存款保險〔放心保〕制度等作為取代當前信貸規模控制的市場化調控方式之一〔雷薇，2020〕。〔3〕放寬金融市場準入，降低金融領域的進入門檻。通過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監管制度來規范其發展，以有利于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體系，而非通過制定較高的行業準入標準將大量民間金融活動排擠在法律和監管范疇之外〔雷薇，2020〕。〔4〕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融資渠道。陳四清(2020)提出要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優化社會融資構造。AliciaGarciaHerrero等(2020)提出發展國內債券市場以知足大型企業的融資需要，讓銀行有更多的動力向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同時避免直接的借貸方式，而鼓勵諸如擔保計劃和補貼貸款利率等間接措施施行。胡濱等(2020)以為應進一步加快推動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以減輕資本壓力，是拓寬實體經濟融資渠道。〔5〕推進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鐘偉(2020)提出要推動跟影子銀行金融產品相關的交易市場體系的建設。龔明華等(2018)建議逐步建立涵蓋個人住房、汽車、企業資產等基礎資產的集中統一的抵押變更登記系統；探尋求索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引入對手方，完善相關配套機制；明確相關會計處理，規范市場運作。五、影子銀行評述通過分析最近幾年有關中國影子銀行的文獻研究，能夠得到下面幾點啟示：第一，影子銀行的內涵與范疇存在著一定的分歧。從國際視角來看，由于當前的中國金融體系與國外有比擬大的不同，導致了大部分觀點所理解的中國影子銀行，十分是影子銀行的范疇，與國外相比有比擬大的差異。這講明，研究中國的影子銀行不能生搬硬套國外的標準，中國當前階段的影子銀行更多地具體表現出出了我們國家金融體系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另外，從國內來看，對于中國影子銀行內涵與范疇的理解也存在著較大的分歧，這主要是各種觀點理解的立場和角度不同。至于哪種觀點是準確的，可能并不存在通行口徑。重要的是關注者要根據研究的目的〔或為金融統計、或為貨幣政策調控、或為風險評估與監管等〕來明確一個相對應的口徑，以此對影子銀行的內涵、范疇進行客觀且有針對性的界定。第二，影子銀行是一個中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