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色文化創建中的三重邏輯作者：周煜來源：《黨政論壇》2020年第2期周煜［摘要］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追溯紅色文化創建中的具體實踐、時代價值、重大意義，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堅定文化自信的歷史依據。同時，深入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對于“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有著積極的傳承借鑒作用。［關鍵詞］紅色文化；歷史創建；實踐轉化紅色文化作為革命文化的形態表征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源泉，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領導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偉大斗爭中，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先進文化。自1921年以來，紅色文化的創建與中國共產黨的繁榮壯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新中國的建設發展并肩而立，同軌并行，而其之所以能在各個歷史關頭發出革命強音、凝聚民族精神、引領時代風氣，自有其運行的邏輯。深刻把握、準確理解這種歷史邏輯，對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更好弘揚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一、準確理解紅色文化創建中的群體意識邏輯縱觀黨的發展史，無論是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還是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如果除去這些代表性紅色文化創建過程的時代與環境差異，都共享一種底層邏輯，其核心在于一種獨特而先進的“群體意識”。謂之獨特，在于這種“群體意識”并非是某一群體將基于血緣（宗族）、地緣（村落）、業緣（行會）所形成的某種傳統社會群體作為“意識主體”；而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民群眾在超越傳統血緣與地緣關系的基礎上，出于對一種崇高政治理念及信仰的認同，自覺將一個先進政黨組織（中國共產黨）作為自己的“意識主體”。謂之先進，在于這種以先進政黨為意識主體的群體意識引領下，基層群眾逐步開始了由分散個體到團結群體，由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躍升。一方面，紅色文化的創建以黨的“初心”為根本，并在此基礎上不斷發揚光大。另一方面，紅色文化的創建主體范圍也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擴大。曾經革命先驅們的個體意識，經過幾十年的探索發展，已擴展轉化為了由人民集體承載的先進“群體意識”。從開天辟地、勇為人先的“紅船精神”，到堅定不移、艱苦奮斗的“井岡山精神”，再到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長征精神”，自強不息、無私奉獻的“沂蒙精神”，無一不是這種由個體意識向群體意識擴展、轉化、躍升的過程。縱觀世界近代史，任何一場社會變革都具有兩重性：既是由物質生產方式變革所驅動的現實運動，即“物”的現代化過程；同時也是因思想觀念變革所引發的價值轉換過程，即“人”的現代性進程。如果分析最先開啟現代化進程的西方國家不難發現，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現實世界，很大程度是由“人的現代性”所塑造的。沒有人的理性覺醒、人的精神啟蒙、人的主體性確認，人不僅無法認識和決定自身的命運，也無法設定社會變革發展的方向。近代中國同樣如此，在遭受西方列強的沖擊蹂躪后，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一方面造槍造炮，開展洋務實業運動；另一方面則主動向西學求“真理”，尤其是在甲午戰敗后，1897年嚴復翻譯了《天演論》，西方進化論關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深震撼了中國思想界。隨后，1898年戊戌變法，1911年辛亥革命，276年的大清王朝在十余年間頃刻覆滅。然大清雖倒，但民族振興依然任重道遠，于是以改造國民性為旨歸的新文化運動便隨之展開。盡管中國人已經開始認識到思想文化變革在歷史轉型中的現實作用和意義，但彼時中西方的態度卻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是以確認文化的主體性來開啟現代化轉型；而中國則相反，是從西學中尋求“答案”。但殊途同歸，中西方近代社會的轉型變革都繞不開“文化價值觀”的轉換問題。歷史證明，任何國家、社會的轉型都會面對觀念變革與文化創新問題。“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①文化思想是人們認識時代，改變社會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如不能轉變為物質力量，則根本無法承擔和發揮改變物質世界的作用。文化思想由精神轉化為物質的關鍵是人，但這里所指的人，不是一個個分散孤立的個人，而是特指具有共同文化認同感以及被組織起來的社會廣大人民群眾。“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而今天我們熟知的紅船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的“群體意識邏輯”正是如此：人民群眾在黨的奮斗歷程中，理解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即“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不同革命時期、不同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逐漸培育起了強烈的文化認同感、組織歸屬感，并最終把這種崇高的“認同感”，轉化為了群體性的無私奉獻精神，為革命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比如，“一口飯做軍糧，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個兒子送戰場”。由此，越來越多的群眾能在高度認同黨的事業基礎上，確立起中國式的“文化主體性”，并表現出強烈的主觀能動性。這種將自身一切與共產黨事業融為一體的政治自覺，一方面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個體意識一旦被人民群眾所接受，終將轉化為人民群眾自覺的“群體意識”，釋放出不可估量的的物質力量。另一方面表明從精神層面的文化認同，到黨群、軍民根本利益關系上的“水乳交融”，不僅使人民群眾心中有了“主心骨”，而且也使黨的事業有了“生力軍”。可見，紅色文化創建中的群體意識揭示了黨在最艱苦的革命歲月，是如何從無到有，由小及大，由弱變強，最后匯聚成摧毀舊世界的澎湃力量的。二、深刻把握紅色文化創建中的基層動員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紅色文化無疑稱得上是紅色政黨的靈魂，中國共產黨引領創建的紅色文化發軔于革命的特殊時期，根植于中華文化的廣袤大地，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牢固的思想根基與群眾基礎。這些誕生于革命老區、形成于特殊時期的寶貴經歷啟示我們，黨在歷史的重要關頭是如何借助文化創建實現基層動員的。基層動員包括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歸根結底是要讓群眾“認同”黨的事業。“認同”是任何思想文化建設的根基，“文化認同”是一種肯定性的文化價值判斷，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深層基礎。“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對特定社會共同體基本價值的認同。“文化認同”既是凝聚社會共同體不可或缺的精神紐帶，更是延續社會共同體生命的文化根基。眾所周知，古代中國缺乏與外部世界的對等交流。在那樣的環境下，中國缺乏形成“認同問題”的客觀條件。1840年以降，西方文化挾著政治、經濟、軍事強勢侵入中國，“認同問題”也隨著文化多元以及虛無主義的漫延盛行逐漸產生。更需關注的是，中國近代的“認同問題”產生于被踐踏欺凌的現實環境，對其的理解不能脫離“文化自尊”向“文化自卑”的被動性“突變”背景。因此，中國近代的“文化認同問題”雖以抵制文化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方式呈現，但究其本質，卻從產生之時就遠遠超越了文化范疇，體現為與“現實政治”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文化認同與中國問題的解決有著直接的關聯性。從20世紀初，梁啟超、章太炎等近代知識分子就已經敏銳意識到中國陷入了“認同危機”。梁啟超提出了“國性問題”，試圖以此重建“立國之根本”；章太炎也以強調歷史的方式疾呼“史亡則國性滅”；1935年更有十位知名教授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等，希望通過重新倡導文化民族主義來拯救中國面臨的嚴重“認同危機”。結果這一切努力均消失在了硝煙彌漫的戰火中，絲毫未能觸動國人的心靈。究其原因，中國近代的文化“認同問題”并非一個單純的文化話題，而是一個決定民族命運的政治問題。沒有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能力，試圖以單一的文化動員和精神啟蒙化解中國已然陷入的“認同危機”，如同緣木求魚。而中國共產黨領導在解決“文化認同危機”時，則是采取了這樣邏輯：將文化創建作為人民革命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民族獨立、人民幸福為價值先導，將拯救中華近代社會危機為最終指向。中國共產黨引領創建紅色文化絕非就文化談文化，而是為了“喚起民眾千百萬”共同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事業奮斗，即把“認同問題”與中國現實矛盾的解決融合為一個整體推進。正如1942年的“劉少奇之問”。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2年，沂蒙根據地被敵人封鎖、蠶食、壓縮，劉少奇晝夜調研后曾問山東分局：為什么沒有取得對敵斗爭的優勢？為什么沒有樹立起基本群眾的優勢？為什么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時任山東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肖華同志記下了劉少奇的“按語”：黨是無產階級，是群眾的兒子……所以，我們的黨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是要與勞動群眾結合起來，依靠自己的群眾……我們脫離了母親一一群眾，就會同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一樣，隨時可被人勒死。這一問一答，始終圍繞著黨群關系的核心問題：人民群眾的利益問題而展開。實現基層動員，從形式看是一個理論宣傳問題，但實質上卻是與具體的群眾工作，即為人民群眾謀福利直接相關聯的。“推行減租減息，沒有讓群眾得到真正的實惠”，一語道出，宣傳工作即使吹得天花亂墜，但理論不聯系實際是于事無補的。所以，理論不能空談，“認同問題”也不能空置。希望群眾接受和認同一種思想觀念，根本前提必須是把先進理論與群眾利益的實現密切結合。如毛澤東所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正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革命運動，使貧苦的底層人民在共產黨領導的事業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和希望，于是“認同感”由此產生。在當時獨特斗爭環境中，紅色文化在創建中培育了“群體意識”，激發了“認同感”，打造了“命運共同體”。三、充分認識紅色文化創建中的實踐轉化邏輯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紅色文化的創建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艱苦歲月里的實踐機理邏輯與斗爭路徑：即依靠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以高度自覺的“文化認同”為根基，變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最終激發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斗爭熱情，與黨同心同德，共同奮斗，擔負起徹底改造舊中國的偉大使命。“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③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解放事業成功原因時曾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④的確，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手中唯一掌握的有力武器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先進思想。在中國被西方列強蹂躪踐踏，中華文化陷入全面被動甚至自卑的狀況下，中國共產黨人憑著對先進思想的堅定信念，在極其惡劣艱苦的環境中，開始了改造中國的偉大壯舉。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人”包括政治家、理論家、黨內的優秀成員、軍內的指戰員，更包括接受了黨的思想理論教育的廣大基本群眾。而“學會了”則更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讀懂了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而是指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后，又成功轉化為了人民群眾可接受能理解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法，從而實現了黨的先鋒隊意志向民族大眾意識的轉變；黨的政治理想目標向社會文化價值觀的轉變，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神力量向現實物質力量的徹底飛躍。從本質上看，紅色文化的創建是黨完成不同階段歷史任務、培育和建設各個根據地的過程。在與自然斗爭、與敵人對抗的過程中，“三要素”起著最鮮明的促進作用，即“人民立場、社會需要、革命實踐”。而在理解這種實踐機理邏輯的過程中，要對這三要素進行準確把握。首先，人民立場是紅色文化創建的價值取向。這一價值取向與黨的政治立場保持高度一致，也因這一文化立場決定了紅色文化會被怎樣的社會主體接受，決定了其文化性質與功能。因為價值取向是“文化特質”的根本前提。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⑤關鍵問題是誰的利益？對此，黨在創建之初就明確回答了，黨是為人民利益的實現服務的。因為，只有以“人民立場”為價值取向的文化才能在人民群眾中獲得最大的接受度、認同度。其次，社會需要是紅色文化產生的時代基礎。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⑥。理論與社會需求的相關度，實質是指與時代問題的解決程度關聯性。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問題，解決時代問題則需要思想理論的指導。思想以怎樣的方式回應時代問題，決定著滿足“社會需要”的實際程度，也決定了社會主體能否最大限度地接受這種思想。因此，思想文化的“社會需要”只要能與解決時代問題相關聯，與群眾意愿相契合，就能形成強大的思想感召力與社會動員力。最后，革命實踐是紅色文化發展的歷史動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紅色文化的革命實踐是指黨的思想理論在創造轉化為紅色文化之后，是如何通過人民的實踐，由精神力量變為物質力量，發揮出改天換地的無盡力量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⑦利益，尤其是實現、維護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是紅色文化創建、發展、傳承的基礎。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展現出的“革命實踐”，無不以人民利益為基礎，以實現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勢謂何？人民群眾對于美好世界的向往矣。馬克思指出：“群眾給歷史規定了它的‘任務’和它的‘活動’。”⑧“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⑨歷史的現實規定性既來自外部客觀因素的制約，又出自歷史